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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透支与欧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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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治理凸显了当下全球经济和金融方面最大的矛盾。现在资金全球化充分，但人口全球化不足。面对全球危机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很难独善其身。目前市场非常关注的欧洲问题有三种可能的前景。第一，问题在解决之前变得非常大，不少国家出现大的社会动荡，有少数国家的极右翼政府上台。第二，少数国家、边缘区的国家被甩出欧元区，但操作起来很难。第三，大家抱成一团，但“老大”出力不足，危机反复，但欧元区难破——这是最可能的前景。
欧洲目前的状况，指望“老大”出面解决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德国的经济利益从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现在欧洲的波动。
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大调整的前沿。过去两三周（9月），欧洲的问题很值得关注。一是全球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二是全球治理，这两方面凸显了当下全球经济和金融方面最大的矛盾。
第一，全球经济危机。从2008年美国发生危机以来，美国问题至今尚未完结，欧洲问题又风起云涌，非常值得关注。做一个初步的概括：欧洲9月开始的大跌目前尚不见底；相比之下，美国的问题还足以让人抱有一些信心。有人担心美国会很快成为下一个日本，但我个人认为，欧洲可能在美国之前“日本化”，而欧洲的“日本化”可能会使美国免于“日本化”。
1990年之前，不管哪个党选出的德国总理都是支持欧元和欧洲进一步整合的。1990年以后到现在，德国和欧洲的事情就变得很难。对此，不少人认为是默克尔的问题。默克尔虽有自己的问题，但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要分析德国在欧洲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地位，1990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二战中，纳粹德国蹂躏了很多欧洲国家，德国战后要向邻居赔礼道歉，所以要积极推进和援助欧洲进一步整合，这是其一。道义和情感上的道歉不会支持德国在欧洲进一步整合之道路上走得很远，除非欧洲整合符合它们的核心利益。1990年之前德国的核心利益是实现民族统一，不管哪个党出任德国总理，都把德国的统一作为政策要务。这个要务有助于团结德国民族，支持和援助欧洲的进一步整合，包括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援助和补贴，因为实现家庭团圆需要邻居支持。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合并之后，德国再也没必要因此反复向邻居赔礼道歉，对其他欧洲国家进行大量援助和补贴的动力也因此逐步消失。
其二，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合并之后，德国经历了十几年的痛苦改革。2007年、2008年之前的十几年里，德国工资房价基本没涨，德国是唯一没有资产泡沫问题的大国。德国的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只有美国的70%，所以德国的实体经济很有竞争力。另外，危机之后发生了欧元兑美元贬值，德国躲在欧元后面，没有受到汇率方面的指责。德国经济在目前的欧元状态下有两方面的优势：第一，德国经济有实际竞争力，得益于过去十几年中没有涨工资和房价；第二，如果马克今天还在的话，2008年之后马克兑美元可能升值50%。这样的话，德国2010年的贸易盈余不可能那么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欧洲出现目前的状况，指望“老大”出面解决问题是不容易的，因为德国的经济利益从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现在欧洲的波动。如果德国花钱把问题解决了，德国经济花费太大，同时欧元会升值，德国出口会因此受损。但如果德国什么都不做，最终导致欧元区破裂，一来德国政治成本太大，会背负“老大”不负责的骂名；二来马克升值，会引发欧洲其他国家对德国的不满，德国出口也将蒙受损失。另一种选择，也是德国现在的态度，德国可以出力，但不积极做“老大”，于是欧洲其他国家再怎么折腾，在经济层面上难以找到应对目前欧洲危机的实质解。由此分析得出，欧洲危机可能反复，但欧元区难破，欧洲可能变成“日本”。
假设欧洲变成下一个“日本”，欧洲银行面临危机，那么欧洲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可能会去买美国的国债。美国银行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最好有人接盘让银行得以扩大贷款业务。如果欧洲愿意接盘，就等于帮了美国。从而我们得到了如果欧洲先“日本化”，美国经济的恢复速度会比预期快一点儿，会免于“日本化”的结论。
欧洲问题有三种可能的解。第一种可能是问题在解决之前变得非常大，不少国家出现大的社会动荡，甚至有少数国家的极右翼政府上台，欧洲开始担心希特勒思潮是否回来了，迫使政客和普通民众联手起来解决问题。第二种可能，少数国家、边缘区的国家被甩出欧元区，但操作起来很难。第三种可能是大家抱成一团，但“老大”出力不足，危机反复，但欧元区难破——这是最可能的前景。如果是这样的话，未来五年欧洲难翻身。全球经济70年发生一次大调整，我们现在可能只是刚刚看到了一些调整开始的表面迹象。
谈到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国际市场上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包括秦晓先生讲的社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的话，中国发展将难以持续。同时，面对全球危机对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中国很难独善其身。
秦晓先生还提到了全球化透支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全球化如果以现在的模式进行下去，是难以为继的。这一轮全球化和上一轮全球化有本质的区别。上一轮全球化是从18世纪开始，以欧洲人——主要是英国人主导的全球化，在这个过程中，人和资本一起走，移民是重要的手段。英国人和欧洲大陆人到了北美、南美、澳洲，人跟着资金和技术走，资金和商品交易量却不是很大。
到这一轮全球化，全球治理问题变得更为艰难，也更具挑战。上一轮全球化是最强大的国家——英国主导的全球化。此轮全球化，中国、印度这些国家从中获益非常大，但中国人、印度人无法移民到美国和欧洲去。我们今天讲的许多问题，根本问题是人口全球化的不足。如果中国移民到美国和欧洲5亿人口，印度也移民出去5亿人口，那全世界的不平衡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归根结底，现在的状况是资金全球化发达，人口全球化不足。美国经历这么大的危机，美国的企业盈利却非常好，其中来自海外的过半。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很大的一块盈利是来自亚洲和欧洲，而非美国本土。
如前所述，此轮全球化中人口基本不能大量流动，因此只能通过外包和相对应的资金和商品进行流动。而像这样，由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参与的，通过大量资金和商品流动主导的全球化，是以前没有发生过的。这两个发展中国家虽然在全球化中得益，但不是“老大”，没有权力修改规则以保护自身利益，从而违背了由“老大”主导全球化的常规。
至于解决之道，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一国一票”和“一元一票”中找到平衡。如果在2020年前后中国能达到和美国一样的GDP，IMF能给中国18%的份额吗？这个问题很难解。诚然，最近中国在IMF的地位有所提升，比如朱民成为首位中国籍副总裁。我以前也在IMF工作过一段时间，有中国人进入IMF的管理层，这在当时是很难想象的。可见形势发展得比我当时想象的好，未来发展的形势也可能比我现在想象的好。
[1] 原文发表于2011年10月19日《财经》杂志，原标题为《求解全球化透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