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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新内涵和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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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为了抓住并积极利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中的新机遇，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升级换代，中国需要全新的改革开放战略。对内改革开放的新内涵，主要是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开放服务业和其他过度监管或带有垄断性市场，发展国内大市场，提高全民福祉；对外改革开放的新内涵，主要是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理顺汇率价格，支持企业（包括金融业）在海外发展。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对外的贸易、汇率、货币和国际金融战略，对内的财政、税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市化、环保、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技术升级等。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得益于中国政府和人民适时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顺应时势，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改革。
如以1978年为改革开放元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实际影响力在1998年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为世界瞩目，尽管当时不少人并未认清这一重要里程碑。今天，中国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
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美国正在积极转型，其第三产业（尤其是金融业）在收缩，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快速发展。同时，全球经济正在向多极化迈进。全球资本流量和贸易量（占全球GDP的百分比）将可能下降，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抬头。这将对中国过去30年的开放和发展模式带来新挑战。中国未来20年的外部经济环境将与过去20年大为不同，难以继续寄希望于过去粗放式、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和开放模式。
多极世界的显现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2008年年中以来，全球石油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这一巨大的环境变化为中国经济实现结构转型和增长软着陆带来了新机会。为了抓住并积极利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中的新机遇，中国需要全新的改革开放战略、新的政策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果断的执行力，以实现经济结构转型，提高全民福利水平。简言之，改革开放需要有新内涵和新策略，我把它概括为大力保增长、调结构、改价格、促开放。
每一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一次“洗牌”。有些国家变得更强，有些金融机构变得更强。只有经过这样的危机，才能看到哪些国家、哪些机构能够经受住考验，哪些只是“裸泳者”。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不能抓住机会积极推进改革，尤其是那些平时难以推动的改革，变危为机，则可能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难免最终成为“裸泳者”。只有坚持改革，才能变危为机。
1978年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形势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当时经济中的主要矛盾之一是生产问题，表现为供给的严重不足和工作积极性的制度性缺失。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审时度势，及时启动改革和开放，打破了人民公社制度下积弊已久的“大锅饭”制度，以农村包围城市，开拓了工业品市场，刺激了衣、食、住、行的供给。民营经济初步兴起，民间投资活跃，全国经济走向了繁荣。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和周边国家经济造成空前冲击。除了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保增长之外，中国政府及时启动了住房改革，将住房推向了市场，释放了巨大的住房需求。可以说，住房改革对拉动需求的作用超过了财政刺激。同时，中国借加入WTO之际，积极推动金融和国有企业改革，改进公司治理，创造银行和其他国有企业的上市条件。巨大的海外市场需求、充满活力的现代企业和更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成为中国经济过去10年高速增长的保证。
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这场由美国引发的危机开始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众所周知，次贷危机之前，以美国为一极，其他一组国家为另一极的商品和资金流入流出，构成了一幅相对稳定的平衡图景。美国在经常账户上有巨大逆差，但在资本项目上却有几乎相同规模的顺差，使美国的国际收支总体状况接近平衡。美国的快速转型——经济的实心化和制造业的复兴——正在打破上述平衡。当前，更紧迫的问题是：美国不进口这么多的商品和服务，这些贸易盈余国家，尤其是中国，如何填补这么大的出口市场需求？
虽然贸易盈余国家可以开发新市场，在多极世界这是可能的。但在多极世界，全球贸易量（占全球GDP的百分比）可能下降，贸易摩擦可能加剧。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未能成功并非偶然。
次贷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不平衡的特征明显。过去粗放式、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发展和开放模式导致外部不平衡，明显不能适应正在形成的全球经济新格局；而以消费不足为特征的内部不平衡更具有基础性、恒久性影响，带来的不良后果也更为严重。内外两种不平衡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甚至相互推波助澜，相互不断强化，形成一个愈演愈烈的格局。
当前的中国经济面临不少困难，包括增长速度下滑、出口疲软、需求不足。改革30年之后，主要矛盾之一从生产不足问题变成了消费不足问题。为了增加需求、保增长，政府及时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最近数月，新增贷款呈爆发性增长，11—12月分别达到4 769亿元和7 718亿元；2009年1月的前20天已达9 000亿元。市场预期这些刺激措施，通过得益于过去十几年改革的金融和企业传导，将可能引发中国经济增长反弹。但如果不及时配套相应的进一步改革措施，则保增长或许只是暂时的效果，信贷换增长难以持续，甚至会变成一场以优良资产换不良资产的空欢喜（这就是斯蒂格利茨担心的“用现金换垃圾”）。
一个人均GDP不到3 000美元、正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家，为何有需求不足的问题？如何刺激需求？关键在于进一步改革，理顺价格，尤其是汇率机制。另一关键在于对内开放，发展消费市场。中国的潜在需求巨大，尤其是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但受制于体制束缚。人民币的低估可能是内需市场不足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新内容的改革开放将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升级换代。
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需要一种匹配关系。在这方面，美国的问题不是最严重的，虽然美国金融业占GDP的比重将有所收缩。一些小的经济开放体例如冰岛，金融业发展很快，但实体经济可能已经无法支持金融经济，在危机中受到的损害比较严重。中国则需要进一步发展金融服务业，以达到实体经济与金融经济之间的匹配。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小国办大金融之路风险非常大，大金融机构只应该在大经济体里存在。这对中国是一个利好消息，随着小国所办的较大金融机构慢慢收缩，只要我们政策应对得当，就可以进占小国腾出的空间。
简言之，为了抓住并积极利用全球经济格局转变中的新机遇，实现经济增长软着陆、经济结构转型、技术升级换代，中国需要全新的改革开放战略。我们需要认真研究一系列重要问题，包括对外的贸易、汇率、货币和国际金融战略，对内的财政、税收、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市化、环保、农业、产业结构转型、技术升级等。
[1] 原文发表于2009年《比较》第40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