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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济金融互动与人民币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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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中国要积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同时，要以战略眼光来考虑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形势。中美关系方面，应努力建设为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战略性关系。中美两国在经济发展所处阶段、资源、劳动力、资本、科学技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中美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这对中国发展是长期有利的。中国也应该借助美国的经验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
讨论中美关系或者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有必要先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全球化和几个大的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全球化有几个重要问题要想清楚，包括中美问题怎样、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怎样、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怎样。
有关全球化过程的几点个人观察：所谓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我想是由三个结构性原因造成的。第一，全世界的总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为什么？设想一下，美国的工厂生产同样的东西，电冰箱也好，汽车也好，为了节省一个工人的工资成本，假设这个工人的工资成本是5万美元，那么以50万美元的设备投资，节省5万美元的工资成本是划得来的，获得10%的资本回报率。如果美国把这个生产转移到中国，美国的跨国公司还会投资50万美元节省一个中国劳工工资吗？不可能。假设中国的工资是5 000美元，那么，以50万美元投资节省5 000美元工资成本，其资本回报率是1%。所以在转移的过程中，虽然生产同样的东西，但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发生了变化。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过程，解决了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但减少了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在美国生产同样产能的电冰箱，可能是5 000万美元的投资加上50个工人，到中国可能只需要1 000万美元的投资加上200个工人。这个过程中，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了4 000万美元。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实际就给全球创造了流动性。
第二个原因，跨国公司赚钱了。因为在转移的过程中，整个生产成本下降了，在全球化中得利。赚到的钱又投资到资本市场，这是流动性增加的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发展中国家解决了一定的就业问题，增加了出口，出口创汇回来又不能投资，怎么办呢？把它变成外汇储备，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又变相增加了全球流动性。在全球流动性这么充裕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必然面临一个升值的过程。发达国家的货币相对而言可能是一个贬值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有汇率摩擦是自然的，毫不奇怪。
汇率机制是中美对话中重要的议题。美国在中美经济关系对话中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知识产权保护。
汇率问题包括汇率机制和货币升值。汇率机制选择对经济增长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但不是唯一的变量。我赞同杰斐·弗兰克的话，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同时对所有国家都适用，没有一个汇率机制对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段都适用。一个不变的汇率机制不可能永远是最优的。中国的汇率机制要与时俱进，要进一步大力增加汇率的灵活性。
适度的汇率升值对中国是有益的。中国要发展自己的金融市场，需要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处理通胀和汇率两者之间的平衡需要有一个合适的政策框架。中国如果希望保持汇率稳定，但选择面临大幅通胀，即先通胀、再升值，将不会有发展中国金融市场的良好环境。在有大量通胀的情况下，金融市场难以发展，金融稳定难以保持。发展金融市场恰恰需要稳定的通胀水平。通胀危害金融稳定，经济增长硬着陆，之后贬值将不幸随之而来。先通胀、再升值的政策将对中国危害极大，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不少人觉得20世纪90年代日元升值是对日本经济不好的事，但考察日本的问题应该把日本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三个时代放在一起考虑。70年代通胀，汇率没有改革，十年里通胀增加300%，当时日本能发展得起金融市场吗？80年代日元升值，日本金融资产大幅升值。90年代通缩，10年经济没有增长。把30年放在一起来看，汇率机制没有及时改革好是后来一系列问题的重要原因。如果70年代改革汇率，80年代汇率继续调整，日本的金融市场到时就可能做好了，不会输出那么多资本，也不会面临90年代那么大的损失。或许这样看日本经济才更全面。
美国盯着汇率问题，但人民币升值是不是就有利于美国？我觉得未必，我在多个场合都讲过，人民币的适度升值对美国的损害可能大于美国从中得到的利益。中美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这是假定双方都按照常理出牌的情况下。如果双方不按照常理出牌就不一定。中国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要增加货币市场灵活性，使金融市场发展起来，这是很重要的。
考察国际金融史，美国有比较清晰的金融战略，虽然美国的财长不停地换。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外汇储备分布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后来石油美元上涨，这些石油美元又流到了美国。现在的美国国债持有者大概是三个1/3，1/3是亚洲的央行，另外一个1/3是石油美元拥有者，还有一个1/3就是国际机构投资者。这三个1/3对美国是最好的。
中美双方讨论汇率问题，中国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做。中国有1.2万亿美元的储备。过去三周国际金融市场发生的最大变化是美元固定收益的利息大幅上扬，三周里十年期美元固定收益的利息从4.7%上升到5.3%。这是了不得的事情，在国际金融市场形成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金融市场认为中国可能会大量减持美元，也有人认为中国4月已经开始减持美元。当然还有市场对美国经济形势判断的改变。金融市场这样大幅动荡对美国是不好的。对话对双方都有好处，不一定要一方站到道义上的制高点。
关于知识产权对话的问题。在现有的框架下，中国显得毫无招架之力。但问题应该扩展来看。全球关于知识产权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制药业，而现有的知识产权框架是有很大问题的。全世界的制药业，主要是美国主导的，但是新药的知识产权和定价相当不合理。全世界多少有病的人，包括艾滋病和其他的病，由于疫苗和费用太高得不到治疗。中国应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但一定要重新思考知识产权的国际框架，这个框架一定对全世界是有益的。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祉，中国可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要求改革知识产权的国际框架，并以制药业为出发点，相信会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认可。在这方面中国有很多可为之处。
关于金融发展战略，我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7—8期）上。我的观点是，第一，中国要积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第二，中国应该以战略眼光考虑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金融形势。中国应该继续跟美国维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在双方都感觉到维持双方关系有利的前提下，中美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互补性大于竞争性，这对中国发展是长期有利的。中国也应该借助美国的一些经验发展自己的资本市场，这都非常重要。
中国向美国经济学什么，一个是金融市场，另外一个是技术，包括在制造业方面。有一副对联有助于把美国经济的精髓概括清楚：“花旗微软，波音高盛。”花旗和高盛，一个是金融零售市场霸主，一个是高端投资市场翘首；微软和波音是有关高技术，一个是软件技术龙头，一个是高端制造业楚雄。中国应该在高技术上大力投资，也应该支持投资。
我觉得中国的宏观经济快要出现两个拐点，一个拐点是中国的流动性，流动性过剩很快会变成昨天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继续一味地大量吸纳流动性，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第二个拐点是投资，中国继续以压制投资的宏观调控方式难以为继。当然，投资应该不以增加短期产能为目标。为了提高社会福利，要增加教育投资、医疗、卫生、修地铁等方面的结构性投资，我称之为“种树经济”。
20年之后——我自己悲观的估计是50年，乐观估计是20年——全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可能有三，除了美元之外还有欧元，另外一个货币在亚洲，希望人民币有所作为。
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金融市场上的刀光剑影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要努力利用一些有效机制，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
[1] 原文发表于2007年7—8月《国际经济评论》，原标题为《关于中美经济、金融互动关系的几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