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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因素
以上说的都是技术层面，但要证明一个专家真正值得信任，仅仅依靠技术层面来判断是不够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道德水准。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试图阐明一个道理，即每个人出于自利动机而选择的行为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最高的福利。米尔顿·弗里德曼夫妇在其著名的《自由选择》一书中用更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翔实的事实和简单直白的推理再一次强调了亚当·斯密理论对这个人类社会如何才能利益最大化的洞见。
1978年之后的中国，仅仅是由于允许人们不必总是把自我的需要放在主义的需要之后，以及交还了一小部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就发生了如此天翻地覆的经济变化。这个事实也再次证明了亚当·斯密思想的生命力。这也暗示了假如60年前我们能理性地把亚当的头像放在比卡尔的头像更高的地方的话，那么在今天，当中央电视台雇佣的男男女女在大街上问路人是否幸福的时候，得到的回答会正面得多，至少是会有更多的实话。
亚当·斯密的理论听上去有点像数学上的负负得正——每个人的利己选择最终导致利他。
甚至有人走得更远（比如曼德维尔），把自由选择和市场力量总结成：善就是恶上加恶。
这样的理解正确吗？当然是错的。
道理很简单，因为利己并不等于作恶。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在这里说个小故事。成为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有一天夜晚与朋友同乘一辆马车回家，那一天下着大雨，道路满是泥泞。途中，林肯看见路边有一头猪不慎跌入一个泥坑之中，为了摆脱困境正在痛苦地挣扎，并发出阵阵哀鸣。
见此情景，林肯叫马车停下，冒雨下车在泥泞中救出这头可怜的猪，而后狼狈地回到马车内。他的同伴打量了他一番后说：“我一直以为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出于自己的私利。”林肯回答道：“这话没错，如果我不去帮它，我会很不快活。”
不可否认，人与人对于什么是私利的标准是不完全相同的；不可否认，人与人相比追求的差异有时是巨大的。
“你是什么，你只能看到什么”。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清晰地反映出他自己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当有人把利己等同于作恶的时候，这种想法并没有准确地描述人类本性，而是如同照镜子般照出了此类人的观点和本质。
虽然人与人之间相同的部分要多于他们不同的部分，但是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相同。这种差别并不是基于一种标签（国别或是种族），更主要的是人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世界的认知。
对事物看法的不同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行为。如果能够正确地看待别人的财富，我们就不会去偷窃；如果能够正确地看待女性，我们就不会去玩弄别人的女儿，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肉体上。
这种差别来自哪里呢？来自我们的大脑。
从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家虽然一直把“理性人”作为经济模型中对人的基本假设，但是就连亚当·斯密自己也发现了这么一个问题：即理性人的假设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比如友谊、爱情、责任心以及自我奉献等种种没有以个体的物质满足为核心的行为。
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亚当·斯密努力解释这种看似与理性人行为相悖的现象，并试图建立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就是“道德人”的假设，即人类的行为不仅仅出于自私的考虑，另一种力量也在起作用，这就是道德的力量。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篇写道：
人，不管被认为是多么的自私，在他人性中显然还有一些原理，促使他关心他人的命运，使他人的幸福成为他的幸福必备的条件，尽管除了看到他人幸福他自己也觉得快乐之外，他从他人的幸福中得不到任何其他好处。
促使一个人关心他人的命运，这就是道德。然而这种力量是从何而来的呢？亚当·斯密继续写道：
属于这一类的原理，是怜悯和同情，是当我们看到他人不幸时，我们所感到的那种情绪。我们时常因为看到他人的悲伤而自己也觉得悲伤，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本不需要举出任何事例予以证明。因为这种同情的感觉，就像人性中所有其他原始的情感那样，绝非仅限于仁慈的人才感觉得到，虽然他们的这种感觉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强烈。即使是最残忍的恶棍，最麻木不仁的匪徒，也不至于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道德的基础是同情心。
那同情心又来自哪里呢？当今的大脑科学给出了进一步的答案：同情心来自我们的大脑。其根源与我们大脑中的学习机制颇为相似。人人都知道，我们是通过模仿来学习的，给予我们模仿能力的是大脑中的镜像神经元。
镜像神经元是指动物在执行某个行为以及观察其他个体执行同一行为时都发放冲动的神经元。因而可以说这一神经元“镜像”了其他个体的行为，就如同自己在进行这一行为一样。许多著名神经科学家（比如维莱亚努尔·拉马钱德兰）认为镜像神经元在模仿及语言习得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镜像神经元与理解他人感觉有关，使得我们的大脑能够感受别人的快乐和痛苦，所以它在人类道德文明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镜像神经元的存在，人类能够把别人的感受转移到自己的身上，又由于我们不愿意感受痛苦和悲哀，更愿意感受快乐和愉快，导致我们也会“关心其他人的命运”，由此构成了道德的基础。
同情心就是关心他人的命运和他人的利益如同关心我们自己的命运和利益。没有同情心就不具有道德的基础；没有道德就不容易有责任感。
很显然，当我们把资金委托给那些把我们的利益看得与他自己的利益相同或是接近的资本管理者的时候，我们远比把资金交给那些把自我利益看得重于他人利益的资本管理者更加放心，事实上也更为安全。因为他们会急我们之所急，想我们之所想，他们更具有责任心、更加值得信赖、更加持之以恒、更有信誉。
道德水准最终会影响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价值观。 资产管理者的人格和价值观不仅仅会带给委托人不同的安全感，而且会直接影响管理者的工作业绩。当代的组织行为学也用大量的事实证据证明了这一点。
斯蒂芬·P．罗宾斯和蒂莫西·A．贾奇合著的《组织行为学》中介绍了一个五维度人格模型。五维度人格模型说的是，人格个性的不同可以通过5个基本维度来解释，这5个维度分别是：
外倾性：这一维度描述的是个体对关系的舒适感程度。外倾者善于社交，喜欢群居，而内倾者则封闭内向，胆小害羞。
随和性：这一维度描述的是个体服从别人的倾向。高随和性者是合作的、热情的、信赖他人的；低随和性者是冷淡的、敌对的、不受欢迎的。
责任心：这一维度是对信誉的测量。
情绪稳定性：这一维度刻画的是个体承受压力的能力。自信、平和、安全，或是紧张、焦虑和缺乏安全感。
经验的开放性：最后这一维度针对个体在新奇方面的兴趣和热衷程度，是富有创造性还是保守。
已经有大量探讨这五类人格与工作绩效是否相关的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各行各业的人员来说，责任感 这一维度都可以预测其工作绩效。作者写道：
“占绝对优势的证据表明，那些可以信赖的、细致周到的、做事有条不紊的、勤奋刻苦的、持之以恒的个体，即使不能在所有的职业中，至少也可以在绝大多数职业中，取得更高的工作业绩。”另外，在责任意识上得分较高的个体，也会在工作相关知识方面水平更高，这可能是由于高责任感会在工作中付出更多的努力。而较高的工作知识水平，又会带来较高的工作业绩水平。
对本节的内容作一个小结：每个人利己的行为会带来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利己并不等同于作恶（功利主义不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利己并不总是建立在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之上。不同的人对什么是利己行为的定义是不同的，这个差别来自每个人同情心的不同，那些更能够“关心其他人的命运”的人具备更高的道德水准。道德水准会影响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价值观，较高的道德水准使得一个人更有责任感，最终产生更高的工作业绩。
也许，在我们判断什么人适合成为资金管理者的时候，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并不一定是对方刻意表现出的地位、业绩或能力，而是细心观察他在一举一动之间流露出的同情心、责任心。建议投资者应挑选那些具备高道德水准和高责任心的投资顾问，这样投资业绩才真正有所保障。
善是会有回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