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财团

里根时代的华尔街自觉地在重走20年代的老路。时事评论员注意到了这两个年代之间神秘的相似之处——繁荣的股市、共和党削减税率、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货币的波动不定、公司兼并浪潮、贸易大战、农业和能源工业的不景气。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保罗・沃尔克促使通货紧缩变成了通货膨胀，正像20年代的本・斯特朗所起的作用。整个世界好像突然变得现金充裕。报纸把库利奇和胡佛时代的证券市场的曲线表覆盖到里根时代的曲线表上，既安慰了牛市，又安慰了熊市。就像在20年代，智者说，老的价值标准已经过时了，而又开始担心普通股的短缺。

华尔街上的投机泡沫再度被认为是经济出现活力的迹象。

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是贸易顺差不断增大，实力正在上升的强国。美国公司利用优越的科技，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但是，80年代繁荣的华尔街掩盖了美国经济地位相对于日本和欧洲已经开始衰弱的局面。由于里根政府的税率削减和预算赤字，美国变成了世界上的净债务国。股市的狂热既没有增加美国的竞争力，也没有削减贸易赤字。这些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连年不绝。晨报的大标题写着令人震惊的一笔笔10亿美元的交易，这些交易似乎可以促进经济，但实际上它们好像从未加强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

随着华尔街的重新得宠，美国年轻人趋之若鹜，拥向这个大赌场。到1986年，耶鲁大学的每10个毕业生中就有一个去第一波士顿求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毕业生中30%进入摩根士丹利、高盛、美林或第一波士顿。他们所进入的这个世界与二战刚结束时安静、严肃的绅士派华尔街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即使是“华尔街”这个名字现在看来也好像是名不副实。爱德华-戈登公司的马丁・图尔钦说：“除了布朗兄弟哈理曼公司，我几乎想不出哪一个主要的投资金融公司的总部设在华尔街。”(1)所有主要的金融公司都尾随它们的客户到了非商业区。

在里根时代，关系银行业寿终正寝。随之消亡的是华尔街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气质。华尔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冷酷、吝啬、精明、强硬。在“415规则”颁布以后，悠闲的辛迪加世界也慢慢消失了，绅士银行家准则被彻底废弃。随着对客户蓄谋控股投资和贸然打电话等禁忌的解除，投资银行家之间互相冲突起来。大家都认可的礼节不复存在，无以控制金融中随时存在的贪婪欲望的冲动。现在管理华尔街的是一批年轻聪明的经理。他们追求自己狭隘的利益，令人难以理解地缺少博大的政治或社会观念。

1985年，摩根士丹利提名埃里克・格利切尔接替乔・福格作兼并和收购部门的负责人。在雷曼兄弟-库恩-洛布公司时，格利切尔曾是阿德里安・安东纽的老板。埃里克・格利切尔是一个身材矮小、穿戴整洁的前海军陆战队步枪排枪队的指挥官。他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信仰一种同心协力的兼并风格，用军队的纪律来管理他的部门。在谈判桌上，他被称为“铜墙铁壁”。他有着过人的精力，业余时间经常滑雪，打高尔夫球，跑马拉松。通过格利切尔，摩根士丹利的业务范围从代表蓝筹公司经营接管扩充到了更直接地参与公司的蓄谋控股投资。例如，格利切尔招聘了摩根士丹利的客户、爱抽雪茄的罗纳德・佩雷尔曼。佩雷尔曼经过1985年的激烈的竞争收购了里夫伦股份有限公司。

格利切尔的“兼并工厂”拥有10个聪明的年轻人。他们什么都不做，只是为公司造出交易再卖给客户。1978年，鲍勃・格林希尔曾经说过，摩根士丹利只是履行客户的交易，而不是创造交易。(2)现在这种消极状态已经被一扫而空，对晨报中所宣布的每一笔交易都要从盈利的角度进行研究。每天早晨，这10个高薪聘请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梦想家们”都在格利切尔的办公室前排队，等着似连珠炮似的推销他们的主意。当一个下级职员带来一个3英寸厚的、写满有关可能成交的一笔交易的数字的笔记本，格利切尔把它扔进了废纸篓。他说：“等你明白你自己在说些什么时再回来。”(3)

华尔街似乎不再对他们的客户公司唯命是从，或只是实施它们的愿望。它自己采取了一种不安的生活态度。《财富》杂志宣称，格利切尔非但不从客户那里接受暗示，而且笃信“做生意的人永远不应该听从‘不’的答复”。(4)杂志中叙述了格利切尔是如何缠着休斯敦库珀工业公司的罗伯特・齐泽克，直到他收购了麦格劳・爱迪生公司。格利切尔贸然打电话说：“让我坐飞机去和你谈。还是我麻烦一次吧。”(5)第二天他富有说服力的表现终于使库珀工业公司做了价值10亿美元的收购。摩根士丹利从中获纯利400万美元。格利切尔还说服潘特里・普赖德收购了里夫伦，在罗纳德・佩雷尔曼通过发行大批垃圾债券融资的蓄谋控股投资中挣了3000万美元酬金。10年前，朴实的银行家连开口要100万美元的酬金都直哆嗦。

美国正在经历兼并的那部分公司现在达到惊人的数额。1982年，摩根士丹利经营的兼并交易为85亿美元。两年内，这一数字直线上升到破纪录的520亿美元。福格领导下的摩根士丹利发生滑坡之后，1985年，摩根士丹利以微弱的优势击败了第一波士顿公司的布鲁斯・沃塞斯顿和乔・佩雷拉组成的团体，夺回了兼并业务第一位的宝座，获得了令人吃惊的8200万美元的收费，使摩根士丹利达到华尔街上最高的资产回报。在直到1987年股市崩溃之前的四年中，摩根士丹利参与了价值2380亿美元的兼并和收购交易。就像乔・弗洛姆在1989年说的那样：“我们在15年中经历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企业改组。”(6)这个数字大得让人难以置信，以至于公众对此都目眩神迷，动心骇目。

很多交易确实是因需要变革所促成的。在一个技术进步的时期，成熟的企业需要把钱从正在没落的行业转向兴旺的行业。来自国外的竞争和放松管制刺激了迄今为止受保护行业中的剧烈变化。这些行业包括航空、电信、能源、大众传媒和金融业自身。投资银行是全球市场一体化的代理，就像在皮尔庞特・摩根时代他们曾帮助国内市场融合在一起那样。

但是，太多的交易看起来都只是投资银行和公司蓄谋控股者为了自己发财而策划出来的。20世纪80年代公司蓄谋控股者的典型——布恩・皮肯斯、卡尔・英卡和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伪善地说他们是把一些公司从其顽固不化的管理部门的控制下“净化”或“解放”出来。他们宣称被兼并的公司是残酷的进化论的必然牺牲品，暗示这些公司总是管理蹩脚的公司。然而在1978年，在这一说法还未成为参与兼并的公司的路线时，鲍勃・格林希尔曾经说过：“收购公司不只是寻找便宜货和陷入困境的公司。典型的是，他们对那些管理良好的公司最感兴趣。”(7)事实经常是这样的。

除了城镇和工人们遭受折腾、流离失所的痛苦之外，兼并的一个结果就是这场收购风惩罚了资产负债表良好、现金充裕、几乎没有债务的公司。要想继续保持独立，它们只能增加债务从而受到掣肘。老摩根士丹利喜欢正统保守的金融，保护客户资信评级。新的摩根士丹利迫使公司卷入承担债务的风潮，不管这些公司是想发起兼并还是想阻止兼并。

摩根士丹利兼并和收购部门的人员根本不承认存在任何问题。1986年，当全国性的收购浪潮达到每年2000亿美元时，埃里克・格利切尔说：“当你看着世界的债务、国家的债务和私人部门的债务时，你难道能绷着脸对我说有几个投机兼并交易会打破平衡，制造灾难？”(8)请注意，格利切尔不是在赞许债务，这句话更像是一种自我辩护式的论据——“每个人都在这么做”。现在已经不只这几个投机兼并交易了。1970年，只有10笔收购交易的交易额超过百万美元的水平。到1986年，在席卷经济领域的合并浪潮中，超过百万美元的交易数已上升到346个。

乔・福格也用类似的方法否认有任何问题。当问及大批债款是否耗尽了生产领域的资金时，他说这问题是“很愚蠢，也很肤浅的……事实上，收购交易只反映了资产所有权的变化，钱本身并没有消失。这些钱被用于其他投资了”。(9)这对收购交易中资金发生转手来说当然是正确的，但是首先额外的收购资金又是怎么样的呢？一般来说，都利用银行贷款或发行垃圾债券来解决，而这些资金的利息就从生产性投资中转移出来。这种倾向于举债的做法和老摩根士丹利的观点有明显的冲突。近在1980年，老摩根士丹利的公司文化还被鲍勃・鲍德温形容为“躲避风险”。

华尔街的兼并狂热给80年代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怪事：在里根时期持续的繁荣中，公司财务状况反而变弱了。到1987年股市崩溃时，非金融公司的债务达到了1.8万亿美元。公司盈利的一半都付给了债权人——这比前些年的百分比要高多了。很难看到美国公司界能够经受一场严重的衰退而不遭到难以形容的毁灭。就像在爵士乐时代那样，大部分的金融魔术都是建立在一种默示的假设上的：永久持续的繁荣、周期性经济动荡的终结、对联邦储备委员会避免灾难的能力的盲目信任。

毫不奇怪，摩根士丹利被20世纪80年代最赚钱的风尚吸引住了。这一风尚就是利用贷款买下某一公司的全部产权，简称为杠杆收购股权。作为一种危险的投机形式，杠杆收购能与20年代金字塔形的控股公司相匹敌。在最基本的杠杆收购中，一家公司的经营者们和一群外部的投资者借钱来收购另一家公司，并使其作为不公开招股的公司；这家公司自己的资产被用做贷款的附属担保品，而贷款则通过将来的获利或资产销售来偿还（非常重要的是利率支付是可以享受税收减免的），在70年代，这被称为“自力融资”，而且很少超过10万美元。拉扎尔兄弟公司的安德烈・迈耶多年来一直进行股权投资，但直到1979年，华尔街才加以注意。那一年，第一波士顿为一家名为“康戈洛姆”的联合大企业经营了一次杠杆收购。当60年代的联合大企业解体，经理们接管了企业的各个部分后，杠杆收购开始大受欢迎。杠杆收购作为接管的副产品大肆盛行起来。经营者们借助这种方法来挡开蓄谋控股投资者，甚至把他们赶跑。这样，杠杆收购就成为兼并浪潮的自然延续。

摩根士丹利凭着它对有利可图的活动的准确直觉，注意到了杠杆收购带给第一波士顿和美林的利益。1985年，摩根与信诺保险公司联合建立杠杆收购基金。摩根士丹利做成了惊人的交易。和这些交易比起来，兼并的利润看上去只是一些小零钱。1986年，摩根士丹利与一家爱尔兰纸板企业杰斐逊-斯默尔菲特合作，从美孚那里用12亿美元买下了美国纸箱有限公司。杰斐逊和摩根士丹利每家只出了1000万美元，剩下的都是借来的。摩根士丹利轻轻松松地获利3240万美元：1100万美元是安排杠杆收购的收费，2040万美元是因为包销了7亿美元的垃圾债券，以及100万美元的咨询费。这些费用使人想起投资银行本世纪初时靠发行信托公司证券大获其利的情形。在杠杆收购中，目标公司承受了痛苦，承担着风险，因为它们需要卖掉资产和减少成本来偿还债务。同时，作为有限的合伙制，摩根士丹利的收购基金最多也就损失1000万美元的小本初始投资。这种风险与巨大的潜在利益比较起来是很有限的。仅仅三年之后，摩根士丹利的1000万美元的“赌金”就价值1.4亿美元了。

不久之后，摩根士丹利帮助杠杆收购公司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KKR）用42亿美元收购了欧文斯-伊利诺斯公司。摩根士丹利又获得了上述3笔收费——这次达到5400万美元。虽然摩根士丹利只有15亿美元的资本，但它发放了6亿美元的短期桥梁式贷款来做成这项交易（哪家银行能放出这么多钱而不受制裁？但投资银行通过控股公司发放桥梁式贷款[57]，绕过证监委的监督）。老摩根士丹利力图缩小资本风险，保持金融中介的性质，而新摩根士丹利则在迈向“商人银行业”的新的进军中，用更多的资本赌博。尽管华尔街喜欢“商人银行业”这个术语所包含的历史联系，但它与乔治・皮博迪和朱尼厄斯・摩根所致力于的重商主义的融资几乎没有相似之处。这一术语只是指管理收购，在兼并中进行股权投资或为兼并的融资提供短期桥梁式贷款。

1986年，摩根士丹利为了给它的新业务筹集资金，也为了加强在世界资本市场的地位，向公众出售20%的股份。这是个很大的讽刺：摩根士丹利公开招股是为了把别的公司变成不公开招股的公司。为了使这些股份能分布到全球，其中的三分之一是在北美以外的地区销售的。摩根士丹利内部股票的销售价为每股15.33美元。每个人所分配到的股份是通过一个复杂的公式来决定的，部分依据雇员在公司原有投资的多少而定。一开始，摩根士丹利的股票就从每股56.5美元跳到了71.25美元。这使摩根士丹利商行净获利2.5亿美元，而且使70年代改造本公司的那些“大不敬”的年轻人直接发财致富。到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帕克・吉尔伯特拥有的772133股已经值5730万美元了（对一个妥协的董事长来说，这是一笔很丰厚的回报）；迪克・费希尔拥有729574股（5410万美元）；鲍勃・格林希尔拥有710275股（5270万美元）；刘易斯・伯纳德拥有673521股（5000万美元）。随着股票的公开出售，摩根士丹利失去了与过去的最后一点联系。摩根士丹利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公开上市的公司，有114个执行董事（包括第一位女性执行董事），148位有限合伙人和世界范围内的4000名雇员。公司还雇用了多得令人吃惊的大富豪。只有高盛还是华尔街旧式的合伙制。即使这样，高盛也向日本的住友出售了股份。

摩根士丹利通过公开招股，加强了实力，大力推进商人银行业的发展。第二年，摩根士丹利又发行了第二期杠力股份基金。汤姆・桑德斯最后聚集了22亿美元的“备战基金”。这是投资银行所聚集过的最多的资金，仅位于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之后，列第二。摩根士丹利在其新的双重角色中，既管理这份基金，又将它自己2.25亿美元资本投资于其中。正如敌意收购和发行垃圾债券那样，摩根士丹利采取了一种值得怀疑的盈利活动，并使它在上层社会中能被接受。摩根士丹利为该基金征募了60个机构的钱。这些机构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养老基金、日本的信托基金公司、中东政府机构、沃尔沃汽车公司、巴克莱银行和几家美国商业银行。摩根士丹利不仅将从基金的资本收益中获得三分之一，而且还将收取2%的酬金。这仅仅是开始，杠杆收购伯林顿工业公司就显示了这一点。

1987年4月初，报告透露阿舍・埃德尔曼在大量积聚伯林顿工业公司的股票。伯林顿是美国最大的纺织公司，基地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堡。伯林顿的总经理弗兰克・格林伯格到处寻找“白衣骑士”来阻止埃德尔曼及其合伙人加拿大的多米尼欧纺织品公司来对其进行收购。本杰明・斯特恩在1987年8月的《巴伦》杂志上发表文章，详细地把有关事件串连起来，记述了后来发生的一切。4月15日，摩根士丹利32岁的艾伦・戈尔德贝格打电话给格林伯格，说摩根士丹利对收购伯林顿很感兴趣，并会保留目前的管理部门。在随后4月21日的信中，鲍勃・格林希尔赤裸裸地强调了此事对格林伯格自身的利益。他说：“除非是在你们管理部门同意的基础上，否则我们对此事没有兴趣。”(10)摩根士丹利在4月29日与格林伯格的会谈中摆出了一个计划：在收购中让原管理部门保留10%的股份，如果达到一定标准再加上10%。

弗兰克・格林伯格面临着明确的抉择，究竟是选择敌意控股投资者，还是摩根士丹利的杠杆收购基金？前者威胁到他的生存，后者以丰厚的利益在吸引他。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作出对他的股票持有者公平的不偏不倚的判断呢？正像本杰明・斯特恩所指出的，摩根士丹利惯常向管理部门许诺，收购之后他们的工资将提高50%到125%。格林伯格在这样具有诱惑力的情况下对摩根做出了特别的让步。他同意如果收购伯林顿失败，就给摩根士丹利2400万美元的“中止费”。摩根士丹利证明自己得到如此丰厚的费用也是正当的，因为它在谈判期间要锁定资本，从而放弃利息收入。然而，正像斯特恩所指出的，摩根士丹利的资金在收购完成之前是没有风险的，而且仅有1.25亿美元是它自己的。然而，“中止费”会抵消两个星期中70亿美元应付的利息。斯特恩下结论说：“万一这笔交易不成功，这笔‘中止费’只能算是伯林顿董事会的合伙人对摩根士丹利把他们包括进这一交易的一种补偿。否则就说不通了。”(11)直到5月中格林伯格才公开了他与摩根士丹利的秘密会谈。这个会谈是公司的秘密，阿舍・埃德尔曼和多米尼欧都不知道。这里看不出两个投标者得到的是平等待遇。

6月末，摩根士丹利出价每股78美元，也就是总共将近24亿美元，击败了埃德尔曼的蓄谋控股。摩根士丹利用仅仅1.25亿美元就得到了全美最大纺织品公司的将近三分之一的股权。即使这1.25亿美元也大部分来自银行家信托公司和公平人寿保险公司。摩根士丹利同时还挣到8000万美元酬金，包括为这项交易筹措资金而认购近20亿美元的垃圾债券所得到的利润。伯林顿在这场金融炼金术中赚到了与摩根士丹利同样的利益了吗？收购之前，伯林顿收支平衡，债务不到普通股持有人总资产的一半。杠杆收购后，公司突然要应付超过30亿美元的债务。债务是总资产的30倍。结果是它必然要解雇上百名中级管理者，卖掉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粗斜纹棉布的工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家工厂卖给了多米尼欧），关闭研究与发展中心，把5年内的资金预算压减到5000万美元。所有这些不仅搅乱了伯林顿雇员的生活，而且急剧削弱了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

到1987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伯林顿工业公司开始亏损，尽管公司经营的收入有了增加。这是为什么？因为它要付这一季度6600万美元的利息。支持杠杆收购的人称赞高额债务可以刺激管理者更努力地工作。这个论点使人想起约翰逊博士的观察——绞刑特别容易让人集中思想。难道公司必须要面对绞架才能做得更好吗？杠杆收购后所做的削减成本和出售资产的行动大部分都不是为了促进公司的经营。这些行动只是为杠杆收购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没有杠杆收购，也就往往是不必要的。很多杠杆收购行动只是对公司破产后价值的一次赌注，而不是真的试图对收购的公司进行长年管理。

杠杆收购的支持者称，公司的拥有者比经营者更有魄力。他们不需要被股票价格牵着鼻子走。每次证券交易获利的时候，这句话就会被机械地重复一遍。摩根士丹利的汤姆・桑德斯说：“这个国家管理的时间大部分都花在管理股票市场价格上了。”然而，几年来鲍勃・格林希尔、乔・福格和埃里克・格利切尔都在警告公司应提高股票价格——否则的话就会如此如此。有一种偏见认为，每个季度从股票价格中赚到的钱正在拯救公司。是谁创造了这种偏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很多杠杆收购专家都在从兼并工作中调过来，在这里他们突然需要采取长远的观点。这种辩护听起来很怪，因为这个公司在80年代曾管理过几家公司最初的股票上市。最后，它忽视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使公司不公开招股的目的是为了今后的股票上市，并很快获得巨大的收益。公司到那时可能会大肆吹嘘公开发行股票的益处。

在杠杆收购的潮流中，还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当银行家们拿自己的资本进行冒险时，参与杠杆收购的人都为这种趋势回到了“美好的过去”而欢呼。他们没有仔细看看那段“美好的过去”的历史以及银行家与他们出资支持的公司之间相互勾结的关系所引起的利益上的冲突。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为了实现路易斯・布兰代斯所主张的投资银行与公司保持适当距离，我们经历了几十年的焦虑与改革。这是梅迪纳诉讼案和规定对铁路及公用事业进行竞争性招标的各种政府措施的目的，也是没完没了调查的目的——普约、佩科拉和惠勒的目的。正当1982年的“415规则”似乎在结束银行与公司勾结所产生的问题时，投资银行通过商人银行业务又重新造成了这种问题。摩根士丹利在“415规则”公布之后进入商人银行业务并不是巧合，因为通过杠杆收购，它可以恢复它在交易时代所失去的排他性关系。还有什么比得到一个公司的大部分股份能更好地控制它呢？伯林顿公司董事会5人中的3人突然成了摩根的执行董事。

工业与金融的兼并在领主时代里是有些意义的，这给美国经济带来了一些稳定因素。公司在那个时代还比较弱，在开发资本市场特别是国外资本市场时还有困难，只有银行家的信誉才能使胆小的债权人放心。在赌场时代里，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因为公司的声誉往往胜过银行家。伯林顿工业公司对投资者来说就不需要任何介绍。新的商人银行业不同于50年代老式的关系银行业。当时华尔街的公司只起咨询的作用，而且能够提供客观的建议。如果老摩根士丹利能紧紧抓住它的客户，那么，它也没有内在的诱惑去误导或欺骗客户。

杠杆收购的潮流诱使投资银行陷入了另一场潜在的利益上的冲突。他们现在是顾问呢，还是投资者？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吗？杠杆收购使投资银行处于和接受他们承销服务的客户进行竞争的位置。摩根士丹利在收购了美国纸箱公司后，又收购了福特・霍华德纸业公司。摩根的造纸业客户都被这事吓坏了。詹姆斯・里弗的首席财务官戴维・麦基特立克曾用摩根士丹利去经营许多股票上市业务。他说：“我们非常关注摩根士丹利在造纸业中不断上升的股东位置。”(12)对于收购的客户来说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如果摩根士丹利兼并业务的职员发现了一家估价过低的公司，他们应该把这家公司给客户呢，还是由本公司占了？如果他们向一家公司推荐杠杆收购，又站在一边等着通过顾问费及垃圾债券承销而发一笔横财时，他们能说自己是客观的吗？据一项报告说，信诺保险公司没有接受摩根的第二期杠杆收购基金，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摩根在追求像“大象”那样大笔的交易。这种交易可以带给他们巨额酬金。

摩根士丹利的职员意识到了这一潜在的问题，但很快就对此不屑一顾。迪克・费希尔说：“我们的生意充满了矛盾，在像我们这样一体化的一种实业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避免冲突。”(13)他注意到，如果摩根士丹利为一家客户寻找到一个可收购的公司，一般是这家客户先做一次尝试。但是如果摩根士丹利是主动地去寻找机会呢？它首先是对它的客户忠诚还是首先对其股东忠诚？鲍勃・格林希尔回答说：“最先做出尝试的是客户。我们曾和好几家公司谈过伯林顿，但是没有人感兴趣。关键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我们退避三舍，以迁就我们的老顾客。”(14)所以摩根士丹利就该为自己留下废料，只能拣别人不要的买卖吗？华尔街现在已经深深地陷在道德的灌木丛里，纠缠不清了。它再也无法挣脱了。

1987年10月19日，当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下跌了508点后，与20年代的相似之处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账面价值大约5000亿美元——相当于法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化为乌有，尽管在“街角”还没有出现不幸的情景，破产的投资者没有成为暴徒，也没有证券经纪人像做“燕式跳水”那样从高处跳下来。现在70%的证券交易都由机构来进行，像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之类。这些基金不喜欢发生戏剧效果，它们只通过电脑屏幕来跟踪市场。据后来的报道，心情压抑、周期性偏头疼甚至阳痿都出现在投资者身上，但没有1929年那种从空中飞下来的“艺术表演”。除了在纽约证券交易市场里参观者的队伍长了些以外，在这个黑色的星期一，“街角”并没有显示出大灾难的迹象。

摩根财团在1987年股市崩溃中所受到的影响实际上比1929年大。现在，所有的银行和证券经纪所都在进行交易业务。摩根士丹利是从事股票指数套利的主要商行之一。股票指数套利是由电脑控制的，利用纽约股票价格与芝加哥股票指数化期货间的差价来赚钱。人们指责这种交易造成了市场疯狂的波动，甚至不公平地谴责这种交易是造成股市崩溃的原因。在一个秘密的、限制进入的电脑房里，50名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员和分析家注视着电脑上的信息，寻找套汇的机会。这个电脑房因其先进的软件被称为黑匣子，其中一些软件甚至需要交易员戴上三维眼镜去使用。这些交易员及分析员所采取的冒险可能会折磨哈罗德・斯坦利的灵魂。1986年9月11日，在市场经历了严重的衰退后，摩根士丹利把赌注押在经济回升上，买了10亿美元的股票期货，结果损失惨重。这种与期货有关的交易把利用贷款投资重新引入了市场。而政府认为他们已经在30年代用更加严厉的保证金规定取消了用贷款投资的做法。

从1984年到1987年，股票价格持续上涨，没有一次回落超过10%。这使买空的投机商欢呼雀跃，使卖空的投机商缄默不动，使人们对警报的信号无动于衷。与1929年的形式完全一样，债券市场的行情在1987年春天暴跌。联邦储备银行在9月份提高了贴现率。10月初，摩根士丹利害怕客户会在牛市中失去更多，激励客户把钱全部投资在普通股上。后来，当摩根士丹利给金融评论员亚当・史密斯提出了一个过于乐观的收购建议时，史密斯想了想说：“10月份你让我投资，我丢了一半的钱，现在我还怎么买呢？”(15)

1929年是美国国内发生的大崩溃，而1987年则是个全球性的大恐慌。在世界范围内股票上升、下跌，然后又全面反弹。把市场交织在一起的同样的金融管制放松导致了东京、香港、纽约、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股票同时下跌。摩根士丹利的巴顿・比格斯说：“几天来，人们只是看着时钟等待熊市过去。”世界股票市场的新的联系看起来好像夸大了两个方向的行动，增加了世界金融体制的不稳定性，而不是消除了波动。

从摩根历史的观点看，黑色星期一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援救中没有任何明显的角色。这与1929年有很大的历史差别——缺少银行家的援救。里根总统急于去效仿胡佛。他说：“经济的基本面一直保持良好。”(16)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费伦所起的作用和理查德・惠特尼的作用相同。他和顾问们争辩是否应关闭交易所。股票市场又出现了购回股票及提早关闭交易所以处理票据的情形。但是没有一个银行家迈上华尔街23号的台阶。费伦大部分是与美林的威廉・施赖尔及所罗门兄弟的约翰・古特福罗因德商讨，而不是与摩根士丹利商量。这显示了交易与零售公司的新的重要性，这类公司在1929年是登不上这种大雅之堂的。

联邦储备银行采取的行动敏捷迅速，其决心之大没有人会怀疑。10月20日，艾伦・格林斯潘发表了一篇言简意赅很有作用的声明，肯定地说：“联邦储备银行准备作为一种清偿力来源来帮助经济和金融体制。”(17)联邦储备银行购买了美元，策划了利率的大幅度下降。联邦储备银行纽约分行的行长杰拉尔德・科里根亲自恳求银行继续借钱给健全的证券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一些专家在试图阻止股票市场的下跌时，通过大量购进股票，增加存货，结束了黑色的星期一。他们的主要贷款人也向他们抛售了股票。这些贷款人包括摩根担保公司、制造商汉诺威银行以及纽约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的行动是令人钦佩的。华尔街不再需要摩根财团了。摩根在这么重大的危机面前不可能处理得这么好。就像大陆伊利诺斯事件所说明的，在巨大的没有枷锁的全球市场里，私人公司的拯救已经是过去式，不起作用了。像皮尔庞特・摩根或汤姆・拉蒙特一样显得那么重要的金融家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场崩溃显示了在牛市中被人们所遗忘的一种包销股票的风险。1987年11月，当英国政府出售英国石油公司32%的股份时，投资者在经历了黑色星期一后已没有能力这么快就吸收巨额的1320亿美元股票了。美国的四个承销商——摩根士丹利、高盛、所罗门兄弟以及希尔逊-雷曼——眼睁睁地看着3.5亿美元的账面损失。英格兰银行同意以70便士每股的价格购回股票。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石油价格的上涨和科威特购买了20%的英国石油公司的股份，又救了英格兰银行。

股市崩溃过后，美国务实派大众又一次祈求华尔街能够吸取教训，好好地看一看这次不幸。一位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人说：“对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人来说这是绝妙的一个星期。”股票经纪人收回了他们戴了几年的光环。一个经纪人悲叹道：“股市崩溃前，每个人都想让你去娶他们的女儿。现在我们成了土地上的渣滓。”(18)但持续繁荣的怪物——用户第一主义、贪心和投机——不会这么快就被杀死。《新闻周刊》的封面上写着：“聚会结束了吗？”摩根士丹利的一些固执的年轻职员用这光滑的封面当作狂欢会的邀请信，上面挑衅似地潦草地写着：“他妈的，没门儿。”(19)埃里克・格利切尔的“兼并作坊”曾经进行过200个交易。他问：“为什么不能再干下去了？”(20)值得骄傲的是，摩根士丹利在崩溃中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它甚至还要对一家遭到打击的商业银行扩大信贷。但是摩根士丹利自己的职员对公司新发行的证券20点的跌幅吓得心绪不宁。

因为崩溃并没有造成衰退，所以公众也就没有受到很大的刺激，从而要求立刻采取改革措施。然而，1929年崩溃后的金融改革就比崩溃滞后了三四年——在长期的萧条暴露了20年代的投机生意所带来的全面的经济后果之后才进行了改革。与1929年后反对联营和卖空的最相似的一点是现在对电脑程序交易的争论。一种把崩溃归咎为市场内部机制的趋势又出现了。1988年1月，美林、希尔逊-雷曼-赫顿和高盛对自己的账户暂停了利用指数套利的交易。但摩根士丹利不需要担心那些生气的小投资者，它显示了新的背叛的姿态，尽管帕克・吉尔伯特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理事。在众议员爱德华・马基所领导的电信和金融分委员会给摩根士丹利施加压力后，它才停止了其“业主”账户电脑程序交易活动。一家纽约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的总经理莫里斯・格林伯格也通知它，他的公司将停止与那些仍然为自己的账户做股票指数套利的公司做生意。

1988年5月10日，通过引人注目的共同努力，摩根士丹利、所罗门兄弟-贝尔斯特恩-佩因韦伯和基特-皮博迪宣称他们将停止套利活动。摩根士丹利显然是把自己的计划通告给了其他公司，提醒他们注意，从而组织起这一行动。在美国电脑程序交易被制止了，摩根士丹利在同年12月转向日本，在日本推行这种做法，引起轰动，刺激东京的股票交易达到破纪录的程度。1989年，仅仅间隔了9个月，摩根士丹利又泰然自若地在主要商行中领先恢复了计算机程序交易活动。程序交易是否增加了波动，这个问题很复杂，没有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摩根士丹利显然对舆论不屑一顾，而且就是要对金融管理当局表示公然藐视。这种行为显然与摩根担保公司的强烈的“公司公民”意识完全不同。

如果美国务实派大众希望黑色星期一能够使华尔街心存戒惧，谨慎行事，那就彻底错了。这只促使华尔街的行为更加武断，更加鲁莽。证券公司已经失去了很多保险可靠的生意。1975年5月1日后，经纪佣金费有所下降，承销业的赚头在1982年“415规则”后也缩小了。现在交易利润随着股市崩溃而大幅度下降，引起华尔街及纽约的工作机会大大减少。兼并已经占了华尔街所得利润的一半。随着另外一些机会的减少，从事这种业务的吸引力变得无法抗拒。而且股市崩溃和疲软的美元为兼并带来了非常便宜的价格。如果蓄谋控股投资者没有出现，华尔街就准备通过新的商人银行部门及垃圾债券辛迪加亲自进行蓄谋控股投资。

现在已经有太多的公司被兼并作坊加工过了，要找下一个合适的目标已经越来越困难了。每个人通常都用相同的方法仔细检查同一个名单。一个解决办法是寻找一些实业为目标。这些实业从法律或习惯角度来看向来是可以避免敌意兼并的。埃里克・格利切尔以及摩根士丹利的所有人推翻了一个神圣的金融上的禁忌：你决不能向银行发起敌意蓄谋控股。因为通常认为这种做法会动摇储户的信任或损害拿着银行股票的众所周知的孤儿、寡妇的股息。所以在过去，银行兼并者或是友善性的，或是管理当局对处于困境的银行强行兼并。

在股市崩溃发生前不久，纽约银行对欧文信托公司发动10亿美元的蓄谋控股投资，从而把这种礼仪打得粉碎。这是两家历史悠久的机构之间的冲突。纽约银行是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及他的合伙人在1784年创建的。没有别的银行能够经营这么长久而始终不易其名。欧文是根据华盛顿・欧文的名字命名的，建立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纽约银行由摩根士丹利的埃里克・格利切尔、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公司的罗钦・科恩作顾问，而欧文信托公司是由高盛和摩根担保公司来作顾问的。

长达一年的战斗只是表明华尔街已变得多么恶毒和残忍。这些曾是斯文的老牌银行，这种银行对富裕的老客户关怀备至。欧文是这么的昏昏欲睡，以至于它一直没有参加到外汇交易的大潮中去。而其他商业银行却从中大获其利。欧文很少开除人，而且在圣诞节时给每个人相当于工资15%的丰厚奖金。

纽约银行的董事长卡特・巴科发动对欧文的蓄谋控股投资，因为他害怕纽约银行会被另一家银行兼并。欧文的经理们坐在华尔街1号（欧文信托公司）艺术装饰豪华的总部里，开始时对此嗤之以鼻，相信联储不会纵容敌意接管银行，格利切尔和科恩准确地预言联储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将会打破前例。纽约银行通过诉讼案、争夺代表权以及刺耳的新闻稿交战步步逼近了欧文。在纽约银行胜利之后，格利切尔的话很快就使经济界充满了恐惧。他告诉新闻界，敌意收购是“将要来临的事件的预兆”。(21)纽约银行已经答应通过正常减员来弥补接管的费用。到1989年初，纽约银行已经解雇100名海外员工了。一位欧文的经理说：“大屠杀已经开始了。”(22)再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金融掠夺对摩根来说是出格的了。

随着黑色星期一而来的一种新精神也吹过了华尔街23号。当它从一个纯粹的商业银行进化成带有许多投资银行活动的新奇的混合体时，它的特征也变了。在股市崩溃后的一次盛大的圣诞聚会上，刘易・普雷斯顿说他看到这么多对夫妇同来非常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丈夫或妻子在下一年中每天将工作到很晚。在第二天晚上的另一次招待会上，他说他要确保每个人都听到了他说的话。因为前一天晚上“一些人没有听到我说的话，他们回家的时候非常高兴”。(23)好像是为了强调银行所面临的新的危险，穆迪投资服务公司把摩根担保公司的母公司J.P.摩根公司AAA的评级降了下来,标准普尔公司仍然为J.P.摩根公司这一控股公司保留了AAA级。而且这两家评级公司都认为摩根担保公司是唯一可得AAA级的美国大银行。穆迪的行动是摩根闪光的盔甲上微小却显眼的凹痕。

J.P.摩根公司逐渐变成了15000人的集团公司。它试图保留旧的合伙人制的风格。新的管理人员接受严格的为期六个月的训练，旨在使他们适应银行文化。华尔街23号几乎不从外面招人。它每年花费上百万美元供应免费午餐来增进同事间的友谊。华尔街23号还保留着不侵占别人的荣誉或不排挤同事的道德标准。摩根前行长罗德・林赛说：“摩根合作共事的感情是我们所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普雷斯顿定期发一些备忘录，告诫雇员们他们是在为客户和银行工作，而不是为他们自己。用林赛的话来说：“我们不想要那种总是独自高高在上的人。”(24)

摩根担保公司比摩根士丹利或摩根建富更尊重传统，无疑是古老的贵族式的摩根财团的继承者。但是它独特的礼仪受到了威胁。它忙着进行彩排，等待着有朝一日重返舞台，再次成为全功能银行，就像老摩根财团。在国内，它把商业贷款及资本市场的活动熔成一个公司融资部门，这是投资银行的雏形。用普雷斯顿的话说，它专门“对付非常复杂的交易，这些交易不可能由商业票据市场去处理”。(25)它从每一个合法的证券交易中尽量获得利润。它经营国库券，承销市政债券，为市政府提供咨询，提供证券调查及经纪业服务，做条金、条银及外汇买卖。它仍然经营最高档的私人银行业务，通过广告追求富裕的客户，答应为他们解除拥有5000万美元的“忧虑”。

在国外，摩根财团增加了资本市场的活动，专门做利率掉期、货币掉期，以及其他深奥莫测的金融交易。它在日本、香港、比利时和德国都设有商人银行。在伦敦——它的全球资本市场经营的总部，它花费了5亿美元把临近泰晤士河的两座古老的建筑装修成巨大的交易场所。这两座建筑以前是空着的吉尔德霍尔音乐和戏剧学校以及伦敦市女子学校。装修后，1500名雇员将工作在染色玻璃，木制天花板下，周围是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半身像。普雷斯顿悲叹道：“我们可能成为世界性的证券公司，却不能在本国的市场承销债券。这种状况真有讽刺性。”(26)

为了标志从商业银行业务中解脱出来，摩根财团在广告中更多地用J.P.摩根来代替摩根担保公司。摩根担保公司是古老的、正在缩小的银行核心。伦敦的摩根担保有限公司重新更名为J.P.摩根证券公司。摩根财团需要把商业银行家重新改变为交易员和推销员。摩根花在训练雇员上的时间可能比任何其他银行都多。公司融资部门经理罗伯特・恩格尔说：“我们几乎是在这儿开办了一个小型大学。”(27)摩根希望通过聪明和创新的精神来保持银行绅士派的文化。然而，是否能以老办法兜售新产品还不太清楚。一个发放贷款的官员可以成为一名绅士或淑女，但当货币交易员可以吗？可以成为一名“兼并艺术家”吗？

兼并工作是新摩根财团的试金石。一直到60年代末期，摩根免费提供这种咨询，作为一揽子交易的一部分。这种非正式的服务（只是买主和卖主的一个档案）提供给客户，作为交换的是百万美元的存款。早在1973年，摩根就试图使这种经营制度化，甚至安排了英-美烟草公司收购金伯尔兄弟公司，获得了60万美元的酬金。但这一经营从来没有真正开始。就像摩根士丹利那样，银行被长长的客户名单所牵制——很难代表一家客户的利益而不伤害到另一家。作为一家商业银行，它希望皆大欢喜。

这一问题在1979年很明显地暴露了。当时，美国运通正试图收购麦格劳-希尔出版帝国。美国运通的董事长詹姆斯・罗宾逊三世请摩根为兼并提供资金。罗宾逊曾在摩根工作过，60年代汤姆・盖茨作董事长时，罗宾逊曾是他的助理。一开始，罗宾逊认为他可以安排一次友善的兼并。但是，他却激起了小哈罗德・麦格劳的愤怒的反应。小麦格劳请来摩根士丹利的耶格・约翰斯通以及辩护律师马丁・利普顿发起了一场凶狠的反击。

麦格劳利用一切现成的理由口诛笔伐。他起诉美国运通犯有诽谤罪。他说美国运通与阿拉伯联合起来抵制以色列。他要求联邦通讯委员会及联邦贸易委员会研究一下反垄断的问题，指责美国运通是对第一修正案的威胁，同时他还提出了几十桩其他问题，有捏造的，也有真实的。麦格劳在最后一击中指责美国运通没有支付发行旅行支票的利息。

美国运通曾经打算从摩根担保公司为首的银行借款7亿美元来做这次兼并。这激怒了麦格劳，因为麦格劳自认为是摩根的忠实客户。1977年，摩根的董事长帕特・帕特森为麦格劳举办了一次午宴，庆祝出版公司与摩根银行的合作50周年。麦格劳仍然在抽屉里保存着午宴时发的纯银雪茄盒。

现在，麦格劳很想知道罗宾逊是否故意选择摩根来夺取他的银行，是否摩根曾泄露了一些机密信息给罗宾逊。他谴责美国运通运用它的“金融力量来促使一家银行打破与它客户的关系”。(28)结果发现摩根信托部在信用账户上拥有180万股麦格劳-希尔的股票。不管是投票还是不投票，这些股份肯定会使摩根纠缠在关于利益冲突的问题上。建议中的兼并退化成了这么一个嘈杂的、不体面的争吵。美国运通决定放弃，而摩根士丹利收取了150万美元的酬金。很难想象，无所不在的摩根担保公司能够进行敌意收购而不会立即捅了马蜂窝，引起诉讼和客户的冲突。同时，银行与公司客户的紧密关系造成了设立一个令人生畏的兼并部门的可能性。

1985年，摩根银行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兼并和收购部门，由古巴出生、耶鲁毕业的罗伯托・门多萨领导。罗伯托身材高大，喜欢沉思，微微有着威迫的目光。这使他看起来比摩根内的一般银行家更冷酷和坚定。他让人更多地联想起摩根士丹利的交易人员而不是旧时代的严肃的摩根担保公司的银行家。作为肾上腺发达的一类人，他喜欢午夜打网球这类激烈的运动，并推动他所管理的年轻人去设计非正统的交易。门多萨认为投资银行在榨取客户的钱，他希望通过价格与它们展开竞争——这可能仍然是华尔街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忌。门多萨还认为高额收酬金有时会歪曲对投资银行家的判断。摩根担保公司为它的收购部门做广告，这刺激了华尔街。这则广告说：“在兼并和收购部门，需要完全客观的和不受利益冲突的客户……能够信任一家商行——J.P.摩根。”(29)一个广告画了一个空白的“募资碑铭”，并且尖锐指出：“我们推进兼并和收购的交易不是只为了赚钱。”(30)它很快会为“比你更神圣”的广告付出代价。

摩根银行知道在刀耕火种般的收购竞争中，自己绅士风度的形象会受到损害。就像鲍勃・恩格尔说的：“当一位董事长半夜被人打电话吵醒，对他说‘我们要买你的公司’时，他会想起摩根士丹利而不是摩根担保公司。这是一项销售工作，毫无疑问。”(31)除了形象问题，摩根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即公司不愿与大的借款机构分享秘密。这些机构可能难以保守秘密，也可能会用这些信息来拒绝提供以后的贷款。

到80年代末期，普雷斯顿和门多萨公开宣布，摩根不仅会支持非友善控股投资，而且会在一项兼并业务中为双方融资，形成两军对峙。一旦J.P.摩根公司以其权威的姿态肯定了敌意蓄谋控股投资，华尔街就彻底脱胎换骨了。这情况与1929年相同，当时摩根银行也顺应时尚，和阿利甘尼联合公司组成了控股公司。

在股市崩溃之前，门多萨的部门只取得几次小小的胜利，而没有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交易。1988年1月，摩根成了第一家在10亿美元敌意蓄谋控股投资的交易中出谋划策的商业银行，为霍夫曼-拉罗奇出价42亿美元收购斯特灵药业公司的交易提供咨询。瑞士的霍夫曼-拉罗奇药业公司一年营业额有60亿美元。1985年，这家公司的安眠药安定的专利权到期了，它需要新产品来补充商品供应线。斯特灵制造拜尔阿斯匹林、菲利普镁乳和许多其他产品。制药业原来有着卡特尔式的特殊关系，向来按君子协定管理，没有经历过血腥的收购战争。这是第一次一家大制药公司向一个公平竞争者发起敌意的进攻。使人更为震惊的是，J.P.摩根公司曾是支持了斯特灵公司50多年的银行。

霍夫曼-拉罗奇接受了门多萨的建议，采取了一种疯狂的蓄谋控股投资战略。这种战略被称为“拥抱熊”。它先出价每股72美元收购斯特灵，而且还未等对方正式拒绝又很快连续两次提高价格。斯特灵的董事长约翰・皮埃特拉斯基曾经把公司从以前的懒散状态中震醒，使其盈利达到相当大的两位数的水平。于是他被霍夫曼-拉罗奇的提议激怒了。他请来了摩根士丹利的乔・福格及斯凯敦-阿普斯的乔・弗洛姆作为顾问。

皮埃特拉斯基学哈罗德・麦格劳的样子，刮起了一阵旋风。这阵风使摩根担保公司难以忘怀。在一封公开信中，他说他“非常震惊和沮丧”。他认为摩根银行资助并唆使对其长期客户突然进行蓄谋控股是不道德的。他说：“摩根银行知道我们最机密的金融信息。”(32)他摆出了最近这些年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借款，摩根是斯特灵负责股票登记转让的信托公司，以及摩根对斯特灵欧洲市场证券的经营。这是一种聪明的谴责，因为皮埃特拉斯基重复着老华尔街的语言，好像在用回忆羞辱摩根银行：“你和你的客户必须有多少信任关系和信心，你才不会采取有损于他最大利益的行动？”(33)

在一次不寻常的公开答辩中，刘易・普雷斯顿暗示那封信是由一位公关人员制造出来的伪善的空话。他后来说：“有意思的是我们仍然是他们的股票转让信托公司。”这场大战过去后，普雷斯顿解释说：“那不是斯特灵的董事长写来的信，那是投资银行家写的信，目的是要使本公司难堪。”(34)他不同意摩根背叛一位非常忠实的客户的说法。他觉得斯特灵的主要银行是欧文信托公司。华尔街23号只起“机械的作用”。对普雷斯顿来说，提出背叛这个问题并不很让人吃惊——显然在计划收购时已考虑到这一点。令人吃惊的是华尔街联合起来指责摩根进行这次交易。

实际上，投资银行家觉得霍夫曼的第一次出价太低了，结果吸引了更多的大鲨鱼。摩根士丹利带来了柯达作为友好的竞争者。柯达以每股89.5美元夺取了斯特灵。尽管华尔街对摩根担保公司搞坏了这次交易幸灾乐祸——这种高兴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摩根银行则暗示柯达多付了钱。这个价格是很高的，是斯特灵1988年预计盈利的22倍。当然，投资银行对贬低摩根担保公司的经营实绩有既得利益，因为摩根担保公司侵入了他们的领地去赚钱。当门多萨要求为失去的努力付出微不足道的100万美元酬金时，这些投资银行非常愤怒，他们认为这种行为当然是最不能原谅的罪过。

很明显，摩根认为霍夫曼-拉罗奇是比斯特灵药业更密切而且更有利可图的客户。但这就是新的选择目标的标准吗？银行应该用弱小客户去喂饱强壮的客户吗？应该牺牲那些看起来不太重要的客户吗？那么以后谁还会相信银行呢？随着大银行开始进行蓄谋控股投资，这种争议也突出说明存在着利益冲突的多种可能性。比如说，作为斯特灵药业股票转让的信托公司，摩根担保公司保存着机密的股票持有者名单——对任何蓄谋控股投资者来说这是无价之宝（那年下半年，摩根银行把其股票持有者服务经营权卖给了第一芝加哥，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公司信托业务。普雷斯顿否认与斯特灵的联系，尽管这种股票持有者服务显然是和兼并活动不相容的）。尽管摩根银行实行内部控制，保护机密信息，但是它鼓励贷款官员以“一家银行”的合作精神向门多萨领导的小组传递信息。

好像唯恐麦格劳-希尔或斯特灵成为独特的怪事，摩根银行在1988年4月又陷入了麻烦。科宁玻璃器皿公司的董事长詹姆斯・霍顿宣布了以每股26美元价格收购国际医学实验室有限公司的协定。霍顿坚决反对敌意蓄谋控股投资，他以为这次交易已经做成了，委托摩根担保公司作为他的保管人和借款人。接着，史密斯克兰・贝克曼抛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标价，很快使价格上升到37美元一股，从而获胜。被打败的霍顿十分吃惊，因为史密斯克兰的顾问也是他自己的坚定的银行——摩根担保公司。更让人震惊的是霍顿是摩根的董事会成员！在摩根年会的前一天晚上，霍顿威胁说要辞职。在与刘易・普雷斯顿谈了一番话之后才平息下来。摩根为史密斯克兰咨询比为科宁做保管人赚得多。但这种短期的赚钱是新的经营标准吗？摩根银行是否打算把自己也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摩根银行正向双层结构发展，在这种结构中它牺牲小客户来悉心照料大客户。在这一过程中，它开始——仅仅是开始——效仿华尔街的其他公司，这些公司这么干已经有好些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