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势的力量

邵健曾是我在君安证券研究所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的同事，当年所内不少研究员如今都已成为著名投资大咖，而邵健就是当年诸多优秀研究员中的佼佼者。尽管他已经离开卖方分析师行业并成为一名基金经理多年，而且已是基金界长期业绩最佳的少数几位基金经理之一，但他一贯低调谦逊，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这次肯与我对话，想必也是看在老所长的面子上。

如果说在体育竞技项目中有大满贯，那么，基金行业的大满贯是什么呢？或许是10年期、5年期、3年期、1年期业绩的业绩最佳吧。而这些邵健都得过。资本市场变幻莫测，各类风险防不胜防，而他的投资业绩为什么一直那么稳定呢？贯穿对话的全过程，发现他的核心观点就是追寻高成长的伟大而卓越企业，构建高成长组合，因为企业的高成长才是抵御系统性风险最宽阔的“护城河”。

我是从宏观维度研究大类资产配置的，但基于宏观视野构建的资产组合，充其量只能跑赢全社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而邵健构建的组合目标似乎是冲着10年10倍的目标去的。从中国的名义GDP增速均值看，过去40年增长非常惊人，即便是最近10年也在10%以上。过去10年某些细分子行业的年均增速在20%~30%，乃至50%的不在少数，这也支持了邵健追寻高成长的逻辑。因此，从投资的“选择自由”角度看，我们的确有充足的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

如何选到伟大的企业

李迅雷：我经常看过往的基金经理的业绩，比如今年排名第一的可能到明年就不是第一或者连前十都不是了，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又有新人出现。它不像体育竞技比赛，如当年的国际飞人刘易斯，他在很长时间里是100米跑的冠军保持者。又如110米栏的世界冠军刘翔，也经常拿第一名，体育竞技比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总是只有几个人是常胜将军。而基金经理的业绩却是风水轮流转，市场风格也在不断切换，但是你能够拿到5年期和10年期金牛奖的第一，其中的秘诀在于什么？

邵健：谢谢李老师，这个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我觉得有几个层面的因素，首先，我在很久之前就把投资的标准定得比较高，您也知道我当年在君安研究所的时候，曾经发掘的公司在一两年的时间里面市值大概涨了有几十倍。其次，我对投资有一个认知，即最卓越的投资源于对伟大公司的发掘。因此，这个认知成为我之后投资的基础。

而中国恰恰是在过去的20年里，处在人类历史少有的高速增长期，在这样一个经济高增长期，有大量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速度远远高于经济增速。所以我们能在20年里见到有相当一批企业的盈利增长了20倍、30倍、50倍，甚至100倍以上。

所以我对投资最主要的想法是，要捕捉市场中最卓越的百分之零点几，1%的这些企业。如果我们的组合中有相当一批这样类型的企业，那么组合整体的绩效就会比较理想。所以投资的着力点是在证券市场中最卓越的那1%左右的公司，当然可能还有前3%优秀的公司。另外，中国证券市场为这些伟大的公司提供了一片沃土，也相当于时代给予了他们机会。

李迅雷：从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其实是在往下走了。到目前为止已经连续下行了10年。在经济下行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公司的业绩增速也都是在下滑的。你说中国产生了很多伟大的公司，那美国是不是产生的伟大公司比中国更多呢？但从宏观来讲，我看到更多的是一些系统性风险。比如经济在不断地下行，亏损公司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很多传统产业当时看似辉煌，到后来也都慢慢地衰落了。所以如何选择伟大的公司，难度是不是很大？

邵健：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但是可能因为我们长期从事这样一个方向的工作，而整个经济有很多方向，还是应该有很多方式可以把握的。

首先我觉得理念很重要，您刚才提到中国的整体经济增速在2010年之后是下行的，所以在这样一个下行的经济体里边，大家可能会觉得寻找伟大的公司会比较困难，有畏难情绪，我觉得畏难情绪本身可能就是第一个需要克服的挑战。实际上经济增速在下行，但本身增速还是很快的，而且体量还很大。

过去名义GDP实际上还是有10%的增速，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可以创造大量伟大的公司。因为这10%的GDP增速可能是由一批不太增长，或者只增长三五个点的传统产业，然后加上一批每年增长二三十个点，甚至三四十个点的新兴的产业一起创造的。所以在10%名义GDP增速的生长环境里，也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复合增速在30~50倍的细分行业。而30%的增速，10年下来就是十几倍的增长。如果是50%的增速，应该是接近60倍的增长。所以这种环境对于我们投资来说，还是足够理想的，是可以寻找到卓越和伟大企业的投资环境。

成长股选择的独特方法论

李迅雷：所以从你的角度看，投资有很多机会。但是从现实来讲，很多个人投资者都在抱怨上证综指10年涨幅为0。即便这个指数存在很多问题，但过去10年还是有表现相对较好的部分，如沪深300指数、上证50指数，不少基金经理的业绩与之相比也不是特别的出色。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基金经理的业绩波动这么大且不尽如人意呢？

你的业绩波动小，是因为你发现了很多伟大的公司，我也承认这一点。但为什么你发现了而别人没有发现？市场也在不断切换风格，很多基民对很多基金经理都不是很满意吧？而且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觉得今年业绩可能会比较好的基金，就非常热销，买都买不到，但买到该基金之后，它的业绩就又不怎么样了。我发现基民买卖基金也跟投资股票一样追涨杀跌，那么你觉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邵健：这实际上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个是“二八定律”，甚至是比“二八定律”还要残酷的“一九定律”，甚至是0.5:9.5的概率。在证券市场里真正卓越的公司可能只占1%左右，假定过去20年实现了50倍、100倍或者更多上涨的公司，可能只占1%左右，也就是几十家公司。另外，优秀的公司可能占3%~5%，也就是百十家公司。大部分投资者，包括专业投资者的投资组合里面还是有很多其他类型的公司。

第二个是有时候我们把握了这些好的公司，但是可能并没有真正看透产业，看透赛道。可能买过一些近年来表现很好的公司，类似贵州茅台、格力电器等，但是能够真正长期持有这些公司的投资人，包括专业投资人，可能都是相对偏少的。

从横向上看，本身能把握到这些好公司的投资人，在组合的构成比例分配上不一定有多高。另外有时候在把握了之后，又可能没有能够长期坚守，而使得组合的表现难以持续战胜市场的指数，并产生您刚才提到的那类波动。

李迅雷：所以就是要寻找高成长的行业及股票，寻找优秀的企业。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分析市场的时候会考虑很多因素，比如如何避免市场系统性风险；当宏观的数据如CPI、PMI等数据出来了，市场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波动等。我们每天都会被各种“噪声”所累，而且社会、经济、政治等各种各样的“噪声”特别多。

邵健：的确投资和证券市场的环境是比较复杂的。

李迅雷：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基金经理也不得不考虑多种因素。但我感觉你是选定了一种方向，就是只要成长，只要公司足够优秀。所以一些宏观数据对市场的波动，都可以被克服。你比较注重选股，很多人在投资时既要考虑选时，又要考虑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切换。当市场热点切换之后，他所擅长的赛道没有了，就要再想办法去弥补，所以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就是，基金经理的业绩风水轮流转。

还有不少基金经理会有路径依赖，比如对某类股票很熟，所以在这类股票上涨的时候他的业绩就好。你说过要寻找一倍市盈率的股票，也就是要找“护城河”特别宽的企业，但在大部分基金经理的眼里，“护城河”主要是指这类股票的市盈率是不是很低，或股息率是不是很高，比如股息率为5%，比市场的基准利率还要高很多，就代表获得了很宽的“护城河”。

“护城河”宽的第二层含义似乎是公司足够大，因为公司足够大业绩的确定性就很强。总之，讲稳定性的“护城河”，讲估值被低估了，大家都能接受。但我总在担心看似宽阔的“护城河”或带有太大的不确定性。你怎么从高成长的角度去寻找“护城河”？

邵健：李老师您刚才提的其实是几个问题，一是很多公募基金与业绩波动的问题，二是我们似乎没有去进行“择时”，三是关于如何选企业“护城河”的问题。

除了我们之外，很多基金经理也都很优秀，都形成了自己的投资方法论，且长期的业绩表现很不错。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中也试验过：每次宏观增速有变化、无风险利率有变化或风格有变化的时候，都去及时调整仓位。但后来发现，能把这几个体系兼容起来不太容易。就好像一个人，手里既拿着枪，又拿着刀，还拿着盾牌等，虽然你的武器更丰富了，但是协调的难度也更大了。

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复杂的技巧，只要把握好一件事情，几乎就可以应对所有的市场变化。如找到足够多优异、卓越的企业，从组合的角度来实现足够高的阿尔法，比如年度的30个点、40个点甚至50个点的阿尔法，就可以应付牛市、平衡市、熊市。

关于“护城河”，价值投资者通常很关注低估值品种（如低P/E、P/B）和高竞争力等，这些当然很重要。另外，还有高ROE、高现金流等，我们的估值体系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对于部分因素可能也会相对忽视，比如静态市盈率。

我们通常会考虑赛道的宽窄、企业竞争力强弱、团队文化、学习能力和商业模式不断优化的能力是不是很高，在行业里的竞争力是否在持续提升。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它的ROE、P/E和P/B这些因素，但我们看的ROE不是今天的ROE，我们看的可能是一两年，甚至三五年之后的动态ROE。这样可以把在传统的分析体系里很容易错失的企业给挖掘出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体系，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实际上在很好的投资期都会被错过。因为那时候没有ROE，没有盈利，也没有多少净资产，大量的科技公司会被错过。

大家都重视这些结合投资的相关指标，只不过重视的角度不一样，我们重视的是未来。

如何提高研究深度和保持独立性

邵健：李老师，看到您除了研究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包括向政府提出一些很重要的咨询建议，还参加了两次总理与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与此同时，您并没有像很多其他专业人士一样，在承担了这么多社会工作后，在学术上的产出就变少了。您的产出不但没有变少，反而越来越丰富，专业性和指导性都越来越强了。是什么因素驱动您能持续在研究上保持这种热情和深度？另外，感觉您的时间管理好像也很神奇，有时候白天在会场上还能遇见您，但是到了半夜一篇文章就已经写出来了，您对时间管理有什么秘诀，您是如何平衡这么多事项的？我想您的很多粉丝，包括我自己都很关心这件事。

李迅雷：确实有很多粉丝问我，这些文章是不是我自己写的，我微博上的这段话是不是我自己写的？其实确实都是我自己写的。对我来讲做投资充满了不确定性，驾驭投资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我还是喜欢做研究。研究宏观往往是自上而下的，一会儿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一会儿又发生地震了，这些情况都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影响，但究竟是怎样的影响，逻辑链很长，不确定性因素很多，所以我基本上就没怎么去研究资产价格如何波动，那剩下的时间就是研究具有相对确定性的东西了。

从时间安排来讲，我每天晚上在睡着之前，常常在思考各类社会和经济问题，往往是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在飞机上没人打扰，我基本也是在写报告。当然，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要维持一个比较好的体力，这就要经常运动。

邵健：听说您还是长跑高手，一次能跑10公里或者更多。

李迅雷：我的长跑习惯已经坚持10多年，这不失为健身的简便方式。人到了这个世界之后，我觉得有两大乐趣：一是思考，二是行动。思考有思考的乐趣，因为我们的活动范围和能力总是有限的，视野是有限的，体力和精力也是有限的。但无论是上天入地的问题，还是上下五千年的人类历史问题，你都可以思考，身边有很多有趣的现象也会引发你的思考。你思考得越多，可写的东西就越多。不会因为你已经写了那么多了，好像就没有东西可写了。在你写作的过程当中，或者在你思考过程当中，往往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新的问题又会衍生出一些新思考，十万个为什么变成千万个为什么，思考的乐趣就在于此。

此外，我与资本市场的分析师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在于，在过去10多年中，我交流接触的面还是比他们广，如作为地方人大代表、人大常委和人大财经委委员，作为民主党派人士和国家多个部委咨询专家，下至社区的基层百姓、上至决策层，我与他们都有过很多交流。过去12年中我还参与了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各方面的上百项立法工作。

所有这些社会活动让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加深了我对很多问题的思考。而且研究的层面和范围越来越广，对经济学的理解也就比较全面。因此，我过去的研究往往从点入手，到线再到面。先是各种各样的点，看似都是无关的，但你经过长时间研究后，自然知道各个点之间的关联性，然后，随着研究的线越来越多，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所以我长期从事研究，未来退休之后，还可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正是我的兴趣所在。

邵健：我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您的很多研究结论从当时的角度看好像是和我们大家的观点、直觉不太一致，但是事后看起来是很有前瞻性，很有道理的。

例如前些年您就写过一篇文章，是关于固定资产高投入的——《昨日推力是否会成为明日陷阱》，实际上这些观点您早在持续加杠杆推动经济的年代就已提出了。另外，关于社会债务杠杆的问题，我记得您很早也写过——《去杠杆、稳杠杆还是加杠杆》等文章，现在看来这些内容都是很有前瞻性的。

如在十四五年前，即股市最火爆的前后，您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探讨日、美在转型中如何脱虚向实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的独立思考的特性。很多时候国人都要融合在大集体里面，要保持一致，但感觉您的很多观点都与众不同，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李迅雷：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我觉得这就与你讲投资是一个道理。通常大家一起聚会时，讨论资本市场的变化趋势，事后发现大家的一致预期常常是错的，只有当你的观点跟别人非常不一样时，才有可能胜券在握。投资上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其实做研究也一样，因为大家的趋同性如羊群效应。同样，在股市里也有这种羊群效应，学术界有类似之处，大家在共同的环境、信息获得下，思维容易趋同。

当年在国泰君安研究所时，我多次提到，做管理要求同存异，让大家劲儿往一处使，做研究要“求异存同”。如果说研究方法和结论都跟别人是一样的，那研究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一定要找不一样的东西。当然找不一样的东西，并不说要刻意地去独树一帜，还是要以事实为依据。

比如在2009年，我觉得中国经济将步入负债式增长阶段，那时候国家出台了两年4万亿元的刺激政策，债务规模飞速扩大。然而，为什么2009年以后我们就认为举债是增长模式了呢？因为在过去那些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没有去补“缺口”。你擅长下围棋，我也是围棋爱好者，下围棋的时候，在攻击对方的同时，也要及时在自己的地盘上补一手。

邵健：对，您说的没错。

李迅雷：如果不补，这个缺陷就会被别人攻击，自身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我国在1980年以后经济长期保持高增长，目的是为了缩小与西方的差距，拼命高投入，但欠账却越来越多了。所以我把2009年之前的经济增长，认为是“欠账式增长”。“欠账式增长”之后会出现很多问题，就要补；要补就又要负债。所以现阶段仍属于一个“负债式增长”的时期，我们的债务会不断增加。

我发现很多人在分析问题时，往往只考虑一个维度，如认为中国城镇化率水平只有60%，未来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为什么不能思考一下我们的人口老龄化率也很高，在老龄化率很高的时候，城镇化率的提升空间就不会太大了。因为人老的时候流动性也变差了。而西方城市化率水平之所以那么高，是因为他们在没有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就已经实现了高度城市化。所以要从多个维度来思考问题，否则往往就会得出一个看似正确的结论，这也是我多年来研究的一些心得。

成长股组合的秘诀在哪里

李迅雷：我们在2002年提出要选未来大蓝筹，看看未来哪些公司可以成为行业的龙头。如果确实是龙头企业，那么就可以获得很高的投资回报率。所以我们当时就定了30个行业，每个行业选1只股票。

邵健：就是您组织编写的《未来蓝筹：中国行业龙头研究》那本书？

李迅雷：对，就是《未来蓝筹：中国行业龙头研究》。在15年后的2017年，我复盘了一下当年的30只股票到底怎么样了，结果发现大概有40%的企业确实成为行业龙头，但即便是选中的那40%的企业，后来的发展逻辑也与当初选择时的逻辑很不一样，此外还有60%没选中的。看到这个结果之后，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你买的只是你想象中的未来》。

你前面讲到的要选最优异的、最有成长性的企业，大概只有1%的企业符合这一条件；或者说优秀的企业占比也就5%左右，如此低的比例，万一选错了怎么办？会不会对你的业绩产生消极影响？

邵健：这也是我们做成长型，尤其是做这种超长期的、成长型投资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其实我们有几个处理的方法。首先，我们可能会尽量从基本面的角度和产业的角度出发，如借鉴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国际的产业发展的经验，以及动态的竞争优势的变化，了解企业家团队，以及企业的一些最基本的要素，如从研发、成本管理、市场营销等几个方面去鉴别谁可能是未来长期的胜者和王者。

其次，我们的组合几乎都不是只在一两个行业内的企业，而是放在15个左右的细分赛道上，包含大概60家公司进行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将来任何一个赛道由于政策、公司发展或者是新的技术挑战等原因出现了问题，或者其中任何一家，三五家，甚至十家八家公司出现了问题，都不会对我们的组合产生本质性的影响。

您刚才说到的《未来蓝筹：中国行业龙头研究》一书里面提到的60%的公司后来都没有成为龙头。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维度，我们可以再去统计一下，就是这批公司所构成的这个组合，它的整体收益和沪深300指数（对比）如何？我觉得如果里边有40%成了后来的龙头，那么这一组合的收益就已经非常可怕了，我不知道李老师有没有统计过那里边的组合收益？

李迅雷：统计过，跑赢大盘好几倍。

邵健：对，说白了真正寻找以未来的卓越和伟大的公司为目标的组合，实际上是不需要逐个兑现的，它只需要有相当的部分兑现就行了。就好像我们去采矿，可以采金矿或者采油矿。采油矿最明显，会在几百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出成千上万口井，每一个井口在打的时候都是上千万的成本，很多都是浪费钱的；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有30%的井打出油来，这已经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投资了，所以做成长型投资，寻找这些伟大的企业也是一样的道理。

李迅雷：我发现，即便选中了行业龙头，但持有它的回报率不一定就很高。比如，我们当年也认为钢铁行业是夕阳产业，但夕阳产业的行业集中度会提高；那么行业中的龙头企业应该值得投资，如当初我们在钢铁行业选的就是宝钢股份，后来宝钢股份确实成为行业龙头了，但回报率不见得比其他行业的非龙头企业高——当时在食品饮料行业中我们没有选贵州茅台而是选了五粮液，但五粮液的投资回报率也是非常惊人的，远超很多行业的龙头企业。

邵健：五粮液从2002年到现在应该有60多倍的增长了。

李迅雷：事后会发现，即便没有选中行业龙头，但选择一个相对龙头或者处在头部的企业也行。关键在于这些行业的成长性还是非常好的。事实证明，周期性行业与必需品、可选消费品行业相比，就大大逊色了。

邵健：是，当初有两个现象还是值得我们去总结的。一个现象是工业品和消费品之间的比例，工业在那时候占经济的比重还是很高的，消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后面两者的空间是不一样的。另一个现象是钢铁属于大宗商品，大宗商品的B2B（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交易活动的商业模式）壁垒低，带有这种特质的产业竞争性非常强，盈利性逐步被侵蚀，我们在投资时，对于这种大众的、偏周期性的包括可能偏工业品的行业，都会相对谨慎一点。

李迅雷：对，此外，经济发展各个阶段对公司业绩影响也非常大，这也有数据来证明。比如，2000-2007年这一阶段是重化工业化时代，这些行业表现得都非常好。

邵健：如当年的“五朵金花”。

李迅雷：对，所以那时大家认为未来周期性行业应该仍然表现很好。但实际上我发现到了2010年以后，周期性行业的普遍业绩开始往下走了，盈利增速也在往下走了。但消费类公司的成长就快了起来，当然你选择了更快的赛道，如科技类和互联网的。

邵健：我们在科技、消费、医药生物等方面都进行了选择，对传统领域的一些新的商业模式也很关注。它们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传统产业，但实际上是非常新颖的产业模式。

如何应对系统性风险：高成长是最宽的“护城河”

李迅雷：经常有人说：投资是反人性的游戏。你觉得该怎么去面对人性的弱点？你从2003年离开国泰君安研究所到现在，也有17年时间了。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资本市场波澜起伏，多次出现股灾，甚至熔断，怎么去应对这种变化？对你来说在系统性风险来临之后，到底是风险还是机会？在大家都拼命在卖出，落荒而逃的时候，你是怎么应对的？

邵健：有段时间我也挺迷茫的，一开始什么情绪都有。涨的时候很激动，跌的时候很恐慌。慢慢地掌握了方法体系之后，思维就清晰了起来。

首先，最重要的还是要对产业和企业的价值有明晰的判断。如果你明确知道这家公司值1 000亿的市值，它有可能会从100亿市值下跌到70亿，你不会太恐慌，你只会继续去研究和考证，跌到50亿时，你可能还是不会太紧张，跌到30亿时你可能会更加兴奋。

此外，方法体系体现在宏观层面，在出现很大的波动时需要掌握一些宏观的背景知识，如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当时的判断是，在纸币时代，危机的解决会比以前更容易，因为印钞或者量化宽松，很有可能是一个帕累托优化。帕累托优化就是使破产的机构得到救助，富裕的机构持有的证券、房产等资产会增值。因此，在纸币时代危机的应对比以前要容易得多。

其次，要改善我们的工具。当年我做公募基金时，有一个产品是有下限仓位的，基本上是硬抗，但现在我管理的是高端专户，它是带对冲的，既要保留表现非常优秀的股票，长期持有，不把它卖掉，同时又可以通过股指期货去对冲一部分风险，所以说这就是工具的应对。

再次，可以通过组合管理来应对。假设我们组合里有15个细分行业，里边既有四五十倍估值的股票，甚至更高估值的成长股，也有十几倍到二十几倍的成长股，甚至还有只有几倍市盈率的成长股，但我认为只要是成长性的公司，都可以通过一些工具去缓解所遇到的情况，所以说是一个综合性的方式。

最后，就是要有好心态了。当你真的碰到这种超级的经济波动和股灾的时候，所有工具都用上了，还是跌了。在市场跌了40%~60%时，你只跌了10%~20%，就不用捶胸顿足。所以有时候即使到了最后一刻，自己还是要有一个好心态，当然也要有好身体。

对稀缺资产的判别至关重要

邵健：记得2006年的时候大家都很困惑，考虑要不要买房，因为房价已经涨了很多，但手上的钱还不够。我记得您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

那时候很多人的理念就是不要借钱，借钱买东西很丢人，风险很大。那个时候您给的建议是借钱买房子。甚至原本要买公寓的，是不是可以贷款买栋别墅。您觉得最贵的和最买不起的东西也许是最好的。实际上我记得当时最贵的就是茅台酒，大家觉得价格最离谱的也是茅台酒。这些金玉良言，让我们这些证券行业的从业者，以及读过您文章的很多读者都买了房。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与传统经济学不是特别一致的理念，您似乎很早就开始把经济学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投资结合起来，这是怎样的原始动力？

李迅雷：我记得张五常写过一篇文章，说有一次他的导师领着学生们到一座无人的小岛，让每个学生捡起一块石头，测量它的体积究竟是多大？但他们没有任何测量工具，没有带尺子，什么都没有，怎么能计算出石头的体积？其实，世界上原本不存在任何计量单位，它们都是我们杜撰出来的。你的体重是多少？现在可以用公斤或磅来表示，其实你也可以人为设置很多计量单位。因此，我们需要学习理论，但不要去套用理论，因为有些理论是过时的，它在这个阶段适合，在下一个阶段就不太适合了。

当初写《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前，我就曾与上海的一位收藏家交流，他说宋朝的瓷器价格还得涨，因为2005年，韩国与宋朝相同年份出产的瓷器的价格是中国同年代瓷器价格的4倍左右。但在同样的生产年份下，宋瓷是全球最有名的。他说，中国富人会越来越多，富人买了别墅之后，里面得放点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对瓷器的需求肯定会大幅增加。我受此启发，认为2000年以后，中国进入高速成长阶段，有一大批人会富起来，肯定要配置资产。再查一下恩格尔系数，居然高达40%。即在2006年的时候，居民收入中的40%是用来吃的，但未来吃的方面所占的收入比例会越来越低，而用于投资方面的比重会不断上升。

2006年我国的M2余额是35万亿元，中国经济体量以后是要超过美国的，因为当时中国有13亿人口，美国只有3亿人口，所以M2将来肯定还有五六倍的增长空间，钱会越来越多，配什么呢？在当时，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还有人刚刚准备“下海”，大家那时都是同质化的，以后肯定会差异化。要超越别人，就要加杠杆了。买不起房子的人借钱买房子；买得起房子的人，借钱买别墅。现在还有在深圳的人跟我说，那篇文章让他获得了财务自由了，他当时就是咬咬牙买了一栋别墅。

邵健：我当年是咬咬牙，然后借钱买了一套公寓，也很感谢李老师。

李迅雷：所以，我们对未来还是要乐观的，为什么？政府的作用是什么？政府要维持经济运行，就要不断印钞。1971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解体之后，黄金与美元脱钩，全世界就拼命印钞，只有印钞才能活下去，才能够把经济运转起来。结果就是钱多资产少，尤其是好资产越来越少。但在2006年时还是好资产多，因为好多人都没有房子住，建一栋房子就是创造好资产，大家对消费品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但我当时想，中国肯定会到一个钱多资产少的时代。

于是2018年，我又写了一篇文章《买自己买不到的东西》，因为2018年就已经变成了好资产少而钱多。这个时候你的钱多了，就没有必要借钱了，但是好资产少了。我在2006年提到了茅台酒，在我2018年又提到了茅台酒，因为赤水河在中国就只有一条，独特的地理环境，别的地方没法复制。但是我们的钱可以无限量复制，过去10年有钱人多了多少？与此同时，某些产品的集中度也大幅提高了，更受市场追捧。在买不到的东西中，与你的观点比较呼应的，就是像“技术秘诀”之类的，那种资源稀缺性、行业独占性强的企业总是特别少的。

邵健：对，这也属于稀缺资源。

李迅雷：但是你不可能获得所有优秀公司的前期股权投资机会，往往PE也轮不到你投，专利也不可能转让给你，我们也不懂这些技术，但我们可以配置相应的权益资产。在好资产少钱多的时代就更应该选择好公司，当然这是需要眼光的。我的眼光一直不行，因为我总是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宏观思维，但你对于投资的选择往往是自下而上的。那么宏观分析在你的投资职业生涯当中到底起到多少帮助作用？

邵健：宏观分析，我觉得至少有两个维度。一个是总量的维度，另一个是结构的维度。我还是很重视宏观分析的，只不过我所重视的并不在总量层面。因为在总量层面，政府的调控手段太多。过去20年美国GDP增速就在2%左右，应该说是一个很慢的增速，缺乏亮点。

李迅雷：对，存量经济特征是很明显的。

邵健：但是就在这样一个2%增速的经济体中，大概产生了30多家涨幅100倍以上的公司，以及130家涨幅30倍以上的公司。所以我更关注的是宏观结构性的变化。有哪些领域在未来的占比会大幅度上升，有哪些可能是比较平稳的，哪些是下降的，哪些是刚刚显露出集中趋势的，哪些是集中的趋势已经结束的？我可能更多学习的是从宏观到中观层面的东西，这些对投资来说还是有相当帮助的。所以宏观是整个经济附着资本市场运行的一个母体，它肯定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变化，它就是一个慢变量，但结构的变化就很快。

李迅雷：对，所以从宏观结构看，仍是精彩纷呈的。就像在美国经济中，苹果公司崛起，然后出现了一条苹果产业链，有很多中国企业从中受益。后来特斯拉又崛起了，形成了一条特斯拉的产业链。

看好生命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

李迅雷：你认为未来有哪些行业的公司可能会大发展起来，比如我前面讲到有美国的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中国现在的华为产业链等。那么，哪个行业更有可能出现像腾讯、阿里巴巴这样大的公司？

邵健：腾讯、阿里巴巴大概率不是未来20年、30年或40年最大的公司。现在这些公司的市值只是几千亿美元，未来在生命科技领域非常有可能产生比腾讯、阿里巴巴更大的公司。

从生命技术的角度看，未来10~20年可能会有突破性进步，如生命的延长技术，不能说永生，但是生命的延长技术和很多传统绝症的治疗技术都会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果将来有公司在这方面率先突破并商业化，并能得到伦理上的认同，届时公司的市值会大得可怕。

对于很多富人群体来说，将来茅台酒不知道还是不是必需品。但是延长生命可能成为高消费领域。如果个人延长5年寿命需要100万美元，1万人的销售额就是100亿美元。10万人的销售额就是1 000亿美元。1 000亿美元，如果有40个点的净利率就是400亿美元，这种公司怎么着也得有四五十倍的市盈率，也就是1.6万亿美元的市值，而且这才只是有10万个客户的公司。我相信未来20年技术进步会非常快，还会有比苹果、甲骨文、特斯拉等更伟大的公司出现。所以我在投资领域还是乐观主义者。

配置稀缺性资产：楼市与股市皆如此

邵健：疫情之下全球流动性都开始泛滥了，对经济的刺激力度空前，包括地方政府房地产的政策又开始松动，您怎么看待房地产这种传统的投资手段？如果房地产行，我们可能接着配置，如果房地产不行，我们的资产应该怎么配置？

李迅雷：关于这个问题，我是从宏观层面自上而下思考的。首先，房子是“死”的，股票是“活”的。就是说，有些股票是越活越好的，有些是越活越差的。因此，买股票就会涉及公司治理、赛道等诸多问题。而对房地产而言，你买了就属于你，不用考虑这个房子的“治理”怎么样。所以房地产投资的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相对来讲，它比好股票可能要差一些，但肯定是比一般或者差股票要好。

我认为在货币泛滥的今天，房地产很难出现大幅下跌，配置房产主要涉及一个区域选择问题，就是要买什么地方的房子会更好一些。虽然说中国的人口流动性在放慢，但还是在流动的，而且我国的流动性比起美国还是要大很多。现在人口流入的主要区域还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其中浙江是长三角的主要流入地。2019年，浙江的人口净流入规模比广东都要大，杭州的人口净流入比深圳还要多。

2019年江苏的人口净流入只有2.5万人，浙江达到85万人，相差了数十倍。但就江苏来讲，南京人口还是在净流入。因此，投资房地产更多要考虑如何进行区域选择的问题。

另一个是稀缺性的选择，就像股票一样，你要选的是优异的。现在是全球“大放水”，货币泛滥，从而出现“资产荒”。但货币之水是往“高”处流的，很少流到平民百姓的口袋里面去，这就需要选择好相对稀缺的标的。

邵健：您说的稀缺的资产、买不到的资产，它会更加稀缺，资金会向那些方向流吗？

李迅雷：对，比如咱们前面的桌子是圆的，圆的面积等于πr²，即圆周率乘以半径的平方，“平方”特性表明，离圆心越近，面积越小，半径缩短一半，面积缩小至原来的1/4。所以说，核心地段的房地产肯定还是稀缺的。

此外，我们现在收入的结构还是在分化。李克强总理说，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的月收入才1 000元左右，剩下的那么多钱流到哪里去了？流向“高”处去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豪宅在涨价，核心地段的房价也在涨。这一趋势还是很难改变的，即便是美国也没法改变。看看最近美国房价都是什么地方涨幅比较大？亚特兰大，然后西海岸的那些城市，如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等，而东部那些金融发达城市的房价倒没怎么上涨，说明美国也是新兴产业很兴旺。

邵健：这就与美股的表现相类似，如纳斯达克指数创新高，尤其是那几家大型科技公司的涨幅最好。

李迅雷：是的。过去11年，就是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的2008-2019年，2 800多只纳斯达克股票的中位数只上涨了百分之三十几，而涨幅排名前10%的股票，即280多家上市公司11年的涨幅接近20倍，市值占到整个纳斯达克市值的一半。

这就是集聚和分化现象，所以现在就是一个分化时代，分化程度比过去10年更加严重，差异越来越大。在投资的具体选择上，需要有很多的草根调研，在研究方法上我基本是看流动性，我指的是广义流动性，就是人口的流动性、货币的流动性，还有物流，如交通运输物流，还有信息流，哪些地方信息流特别强劲，对应这些地方的投资规模也比较大。

因此，把思维发散一下，房地产投资和股票、产业投资其实有很大的一致性，只要是代表未来的新兴行业的股票以及流动性好的产业，可能发展都会比较好，就与你前面讲到企业现金流的充裕性一样。

时代变迁对投资产生哪些影响

邵健：所以无论是投资房地产还是股票，都要向未来可能成为核心，能够持续吸引更多投资者或者更多居住者的这样一个方向去选择。现在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忧，就是在过去的一两年，我们看到过去发展所依赖的很多因素可能都在发生一些悄然的变化，甚至是挑战。比如我们说驱动中国过去20年增长的因素有城镇化。而城镇化可能面临着速度放缓，这可能与老龄化有关系，包括工业化速度也在放缓。此外，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一些高技术的限制。

以前在全球化趋势下我们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现在似乎也存在一个逆全球化的因素，会不会成为我们未来投资的一大挑战？很想请教您一下。

李迅雷：我们都活在这个忧患之中。有人说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很多事情每走一步，既可能是机会，也可能是陷阱，这个风险是始终存在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逆全球化或者“去中国化”的时代，对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为什么美国要对中国进行限制，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了，中国还是处在一个上升势头当中的。

2020年中国的GDP增速乐观估计是2%~3%，美国可能是-4%以下，中美GDP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这样就好理解了，是因为中国发展得太快，让美国感受到了威胁，所以美国要限制中国，虽然它可以改变中国发展的斜率，但改变不了中国的发展势头。

从过去300年的历史来看，1700-1820年的120年，作为农业大国的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上升势头，在全球GDP的占比持续上升；之后的160年，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进入一个下行期，直到1980年；1980年至今这40年，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不断提高，又进入了一个上行期。因此，如果你只看细节可能会很悲观，会觉得我们遇到的瓶颈越来越多，改革难度越来越大。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还是可以乐观一点，我们的发展空间也很大。

你刚才谈到的选择逻辑，还是很有道理的。考虑的因素越多，越是无从下手。

未来确定性成长的行业有哪些

李迅雷：你觉得未来哪些行业、哪些赛道是比较好的？我记得你曾说过看好光伏产业，除此之外，还希望邵总能讲讲比如在大健康医疗医药行业、芯片或者其他的科技领域中有哪些是你觉得相对来说确定性、成长性比较好的？

邵健：关于成长性好的领域，我们一般要求它既要有较强的竞争力，同时还要有动态估值，而且必须是有吸引力的上市公司。否则的确有很多领域赛道很好，但是没有上市公司，容易对大家产生误导。我个人目前看得比较多的，第一类是食品饮料，如高端白酒，新型饮料和新型食品，新型食品和新型饮料的健康添加剂。

李迅雷：那就是要细分行业了。

邵健：对，线条太粗，就不可能有什么快速增长的领域，因为最粗的线条就回到GDP上了。一定要稍微细一点才能够找到与众不同之处。

第二类是在TMT的领域，也就是科技互联网领域。这个领域我们投的基本上都是云软件的提供商，因为云软件是对传统软件的大幅替代，并且能够通过这种低进入成本获得大批长尾客户，使得原来很多非本产业的用户变成产业用户，从长期来说它具有更高的黏性和针对客户的议价能力，所以这也是我们看好的领域。

另外，我们还投一些应用型的软件，中国不仅硬件要自强，要提高自主可控，未来对很多的软件我们也要自主可控，否则即便实现了芯片替代，但结果是“有心无魂”，就像一个人只有躯壳，但没有思想。

李迅雷：现在这种核心软件都是美国掌控的，荷兰阿斯麦尔公司则是光刻机的绝对巨头，中国在这方面怎么形成竞争力？

邵健：这没有关系，还可以投其他很多软件，如金融软件、地理软件、财务软件，各个行业都有它自己的相关软件，但我们更关注的，一类是这种“云”化比较成功的软件，另一类是正在对国外软件进行低成本、高效率替代的软件。

此外，还有一些和硬件相关的，如半导体领域的极少数公司。再有像医疗生物技术方面，我们投了很多新药的研发平台，很多投资人喜欢投新药品种。但我们投的更多是新药的研发平台，我可以承担这些平台中5种药、10种药，甚至50种药都研发失败的风险，因为只要有一部分成功就可以覆盖这些成本。我们对一些高端器械也很关注，对自身研发能力很强但不是平台型的企业，也比较关注。

我们同样不拒绝投资传统领域的细分行业，例如，钢铁行业看似很传统，但有一些类型的特种钢铁，到目前为止定价高得惊人，这类公司的利润率会让你觉得它不是在卖钢，而是在卖金子。

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以组合的方式进行投资的，这里有很多公司的估值是比较高的，但即便某些公司股价跌掉一半甚至80%，对于我们的组合来说影响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通常持有60只股票，只要成功选对40只甚至30只，我们的组合就会有非常高的复合收益。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往往不会选择太多的股票做组合，一旦有几只个股出现下跌，他的资产就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

市场深度广度都在大幅提升

邵健：2017年之后，中国的市场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变化。2014-2016年股票市场的开放力度不断加大，如陆港通开通，QFII、QDII规模扩大等。中国股市国际化、专业化、机构化程度迅速提升。

李迅雷：对，2017年大家都在说新的价值投资时代开始了，就是因为在过去那么长的时间里，大家都喜欢“炒概念”、炒小市值股票，后来，开放程度提高之后，那些境外的投资者进来了。

邵健：2017年之后市场的深度、广度，还有你博弈对手的能力急剧提高，这有点相当于你不是在游泳池、小江、小河里游泳，而是到大海里去游泳，你要时刻做好应对巨浪的准备。这个“浪”有可能不是由宏观的巨大波动，或市场的巨大波动造成的，它很可能就是局部的“浪”。

当你对某家公司研究得不够缜密，它在治理，或者竞争能力方面出现问题，这家公司的股价可能就会迅速下跌50%、70%甚至90%，这种情况在中国以前是很少发生的。以前跌就大家一起跌，只是跌多跌少不同而已，涨的时候就绝大部分公司一起涨，甚至差的公司还涨得多点。

2017年之后，市场的专业性、规范性更高了，一个很大原因就是市场更有效了，投资者更专业了。当你发掘到投资机会之后，后面的投资者会迅速跟进，也就是说在你发掘到机会后，股价上涨的速度比以前更快了。

这倒是对专业投资者相对有利的环境。但普通投资者会觉得这个过程比较辛苦。您刚才提到过中位数，中位数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也反映出这个阶段的挑战。我没有细看2018年、2019年之后的数据，2017年市场指数是上涨的，但那一年股票的中位数跌幅超过15个点。就是说指数涨，但大部分股票是下跌的，而且是显著下跌的。2018年指数跌了二十几个点吧，但中位数下跌了33个点。即大部分投资者在前一年指数不挣钱的情况下，第二年赔得又比指数多得多。所以资本市场的确迎来一个新的阶段、新的挑战。

存量经济时代：利率下行是大趋势

邵健：大家管对某个行业比较谙熟的人叫“老司机”，投资和研究也是这样。老司机开车都是往前看的，但是财务指标中的很多东西是往后看的，它是反映历史的数据，当然也很重要，也要看，开车也不能完全不看后视镜，但是我想往前看更重要。您刚才问到我有哪些比较看好的方向和细分领域，从您的角度也跟大家聊聊，您大概看好哪些方向？您有一个经济分析的六个维度体系，也能带给我们一点您的看法和启示吧。

李迅雷：我觉得做宏观研究要多维度、立体地看问题，不能平面地看问题，更不能线性地看问题，我看到好多人的逻辑演绎过程就是一条线，由此及彼，太简单了。我曾讲的六个维度看问题是指人口流动的维度、居民收入分化的维度、产业集中的维度、货物流动的维度、资金的流量和流向维度、信息流量的维度，也就是说，要多维度地把研究对象形成一个交集，在这个交集上寻找点的机会。此外，我更多是在考虑大类资产的配置问题，比如怎么应对全球纸币超发，我在这一阶段比较看好黄金，但与你的赛道比的话，黄金的涨幅可能要差很多。

邵健：黄金股表现很好，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李迅雷：从大类资产配置来看，某个阶段黄金投资的确获得了超额收益率。此外，这个品种对于一般投资者来讲也是能够拿得住的，因为全球货币泛滥，如从1929年至今，美元规模翻了330倍，而美国经济实际增长了16倍，黄金存量只增长了6.7倍。

第二类可配置的资产是债券，随着经济减速，整个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在下降，利率从长期看也是在下降，因此，利率债还是可以配置的。虽然最近这段时间市场一致预期是宽信用，大家对于央行降息不抱希望，觉得央行不会再“大放水”了，债券收益率上行，债券大跌，但看得更长远一点，利率下行是一个大趋势。

邵健：到了高杠杆的时代，尤其是高收益的资产边际的产出下降的时候，其实长期的收益率下行是个趋势，对吧？

李迅雷：对，这是个大的趋势。例如对于房地产，我觉得只存在结构性机会，因为现在处于一个分化时代，存量经济主导下的分化时代，可以去寻找并配置一些核心资产。如观察富人的消费行为就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2000年，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只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量的1%，到2010年，要占到全球的20%，2019年，居然占到全球的35%。高端消费火爆的背后，反映出收入差距扩大化，与消费者的收入结构变化有很大的关系。结构分化的趋势实际上还在延续。因此，无论投资权益资产也好，投资房地产也好，在配置上其实是可以从宏观线索自上而下地找到优质资产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转型以及结构分化会继续下去，从这方面入手，可以找到投资机会。

目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仍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虽然现在大家开始讲逆全球化，但大的趋势还是全球化，最终还是会回归理性选择的。经济全球化符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么一个资源更有效配置的要求，因此，我们要把握好的就是大的方向、大的趋势。

选择从事研究还是投资：先认识自己

邵健：您觉得这些从科班毕业的小朋友，怎样在现实环境下，比较好地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毕竟您在这领域负责了30多年。

李迅雷：大部分人会认为研究不是他们终极的职业生涯，估计不少卖方分析师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自己做到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之后，可以转而从事更有乘数效应的职业。因为做同样的事情，花同样的精力，都是希望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能力？还是要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评估，毕竟认识别人很容易，认识自己很难。自己到底适合做什么工作，到底适合不适合做投资，或者适合不适合做研究，其实都是需要有一个对自我的认识，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认知。

在我看来，恐怕大部分个人投资者都不适合做投资，为什么？因为人天性有些弱点，比如贪婪和恐惧，始终是存在的。因此，我经常会跟研究员说，我喜欢招那些围棋下得好的人来做分析师，但不是所有围棋下得好的人都适合做研究，或者所有围棋下得好的人都适合做投资，专业属性还是有区别的，擅长围棋不是研究或投资的必要条件，它可能是个充分条件。例如，围棋的布局非常重要，或可以比喻为基金中的投资组合，因为任何一只股票的业绩都带有不确定性，投资组合未来有多少回报率？不是每只股票都能成长，假设组合中有30%的股票业绩如你所愿，那已经是非常好了。

下围棋给我的第二个启示是，弃子很重要。当你发现选择错误之后，就要及时割舍。选择做研究员，就要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什么时候觉得自己不适合，就要思量是否要放弃研究职业。对做投资来讲，就要有这种敢于认错的勇气，这一点非常重要。

下围棋给我的第三启示，就是要通过对每一种可能性的演绎，预知未来。投资就是买未来，所以一定要往未来看，一定要一步一步地计算下去，围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比拼谁算的变化和步数多。我当初在上海财经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下围棋，我经常跟曹大元的弟弟下围棋，虽然我下得不好，但感受到了专业棋手的惊人计算能力。因此，“买股票就是买未来”这句话中的未来，是需要通过“计算”来预知的，而不是靠算命和拍脑袋。

如何度过煎熬时刻

邵健：您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遇到觉得非常有挑战的时刻？像我们也都遇到过这样的时刻，您遇到这种挑战时怎么去克服？因为我感觉现在各行各业的压力都很大，不单单是我们做投资或研究的。

李迅雷：1996年我到君安研究所从事固定收益研究工作，从进入君安研究所开始就很顺利，几乎每篇研究报告都得到了上级的认可，自己很快就被提为所长助理、副所长，后来又做了所长。那个时候没有《新财富》的评选，没有市场化薪酬定价，“官本位”时代，大家想做管理工作只有这么一个路径——用职位提升来证明自己职业生涯成功。

对我来讲，我大概是从2006年的时候开始产生困惑了。我觉得如果按照这样下去做管理的话，到后来我的专长可能会被废掉。因为做了管理后写研究报告的时间就很少了。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要做一头，就得放弃另一头。因此，2006年我就跟《新财富》杂志的总编辑说，想开一个专栏，然后我要逼自己每个月写一篇文章。

邵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见到了您的很多很有影响力的文章，《买自己买不起的东西》等佳作都是从那个阶段开始写的。

李迅雷：对，这让我重新回到研究工作，还要把文章写得有深度。首先，研究一定要贴近现实，我不能把某人的理论拿来再讲一遍，然后再做一个诠释。还是应该脚踏实地，寻找市场机会到底在哪里，用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证明这个可能的机会所在。

除此之外，我也写过很通俗的报告，比如《跟着温州人赚钱》，这也是一种观察和思考，梳理出温州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外出打工，作为人力资本出卖劳动力；到后来有了一点原始积累，便开厂设店，进入产业资本；再到后来，投资买房，形成金融资本，最终居然影响了中国的房地产走势。

邵健：包括还有一篇我很有印象的文章《太重视眼前就没有未来》。

李迅雷：不能太注重眼前，我现在还能够跟大家在一起交流，能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这跟假设我一直做管理工作后的职业路径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过去仅从事管理工作，我将来到了一定年龄就是退休，一眼就看到头了。因此，那时候我选择从事研究工作，逼自己写研究报告，我选择把研究当作我一生的职业，这个职业正是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所以我在2006年做了个决定，重新开始研究宏观经济，终于熬到2008年，我卸任所长，成为首席经济学家了，我在三家券商都做过首席经济学家，可能今后也还是一样专业做研究，把钱交给专业的投资人去打理，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也能够提升生活质量。

邵健：其实我也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之前偏重做成长股。2010-2011年开始把行业轮动和资产轮动等品种加到我的组合里面。大概探索了一两年，这个阶段真是好辛苦，学了非常多的东西。

李迅雷：你要有很大的宏观背景，学习大量的宏观经济理论，却未必有用。

邵健：学到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两年是我业绩最低谷的阶段，后面也是很煎熬的。觉得是不是自己的专业能力下降了，最后，痛定思痛，发现实际上这个方法是试图把枪、匕首、盾牌同时挥舞起来，反倒不如您“一样”精了。

大概在2014年之后，我就重新回到非常专注地去寻找卓越的公司上面，2014-2015年，我对企业的阿尔法要求比以前更高了，因为我知道我们会面临很大的市场挑战。只有做出巨大的阿尔法，才可以应对市场的巨大涨跌。我感觉这是我经历过的一个特别痛苦、特别迷茫的过程。

李迅雷：每个人都有其所长，有其所短，若能够发挥自己的长项，对于提升自身业绩也好，增强人生乐趣也好，都是有好处的。

邵健：我觉得的确如此，很多人在投资领域都有爱好，但是术业有专攻，我们可以把一些自己的这些经验、方法、流程、标准、思考跟大家分享，帮助大家提升认知水平。但坦率地说，投资的确充满挑战。我曾开玩笑说，做投资不难，就像你开车一样不难；但是你要做好投资业绩，就好像夜里在悬崖边上开赛车一样充满挑战，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去，因此，大部分投资者还是要依赖于专业人士的帮助进行理财。

[1]原文发表于2020年7月，本书对部分数据和内容做了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