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组织

这个更包容的新发展阶段推动了第一波著作的问世，它们均认为“一个伟大的新范式与重要的意识转变”诞生了。这些书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面世，有几部我已经在前面提到了，通常它们都有一个很明显的模式，那就是将历史截然分成两段。一段是所谓的“旧范式”：“分析—分裂的”、“牛顿—笛卡儿式的”、“抽象—智性的”、“碎片化的”和“阳性的”，这些造成了从核战争到龋齿的所有人类问题。另外一段是“新范式”：“有机的”、“整体的”、“系统的”、“包容的”和“阴性的”，而这些将带来几乎一切人类病症的根本救赎和天堂般的自由。进一步来说，两者之间的选择——旧范式与新范式——是人类面临的唯一的基本抉择，而更早的历史阶段（比如部落时代）只是新范式的早期简化版，只是被激进的现代版本所抑制和摧毁了。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书多由婴儿潮世代③ 的作者写就，记录了他们参与的转变：即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下来的魔幻、神话和理性范式中加入了新涌现的后理性与后现代范式，而且婴儿潮世代是第一代接触该理念的人群（在现今西方文化中，属于多元化—后现代阶段的人群大约占总人口的20% ，现代—理性主义有30%~40% ，40%~50%归于神话型阶段，而剩余的10%处在魔幻期）。

这些早期的著作都有些共同点。由于将人类的选择只是简单地分为旧范式和新范式两大类，他们把所有的人类问题都怪罪于现代性以及启蒙运动引发的新范式，这严重地扭曲了事实，因为当前人类面临的真正糟糕的文化问题主要是由神话文本结构所造成的，包括种族中心的“神之选民”、压迫女性、奴隶制、战争和环境破坏。在有些方面，现代技术与那些神话式动机的结合让事情变得更加致命（比如奥斯维辛集中营，它并不是现代的世界中心式伦理的产物，因为后者鼓吹无论种族、肤色、性别和信仰，人人平等；它反而是神话式种族中心主义所造成的，宣扬内圈“神之选民”与外围异教徒的差别，以及那些缺乏灵魂的异教徒可以被谋害或杀死，并且不管采取传教式的皈依还是大张旗鼓的十字军东征，圣战才是最重要的事等）。在许多方面，现代化的过程消除了神话式种族中心所造成的欺辱（比如奴隶制），以及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先前罕见的现代心态——“宽容”，但是后现代性全盘否定了现代性（以及理性的启蒙运动价值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让事态变得相当糟糕。

不过，在其他方面，由于自身更高层次的视角，后现代不仅给科学带来了进步，而且给予了几乎所有其他的学科同等的重视（有时甚至于走得太远，宣称根本没有真理，只存在不同的诠释，因此必须囊括所有的学科）。在它推动公民权利、环保主义、同性恋与残障者权益时，更高的道德伦理至少有可能与一个更高的人类发展阶段携手登上前台。这些就是所有的“新范式”书籍欢呼雀跃的进步。谁能责怪他们的一厢情愿呢？谁又能设想到整个世界已进入人类历史上第四或第五次主要转变阶段的多元化时期，并且它并不像“新范式”所说的能完全取代以前的阶段，只是与之并存呢？该时期和之前的阶段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有可能马斯洛会称之为受“匮乏式需求”的驱动，而克莱尔·格列夫（Clare Graves）④ 的追随者或许会指出这仍处于“第一层级”。

然而，现代发展心理学家开始注意到一些最初令人困惑继而震动人心的趋势：在那股奔向后现代—多元化阶段的潮流中，很小的一部分（2%~3%）开始展现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质。格列夫将这个新涌现的层次称为“意义层面里程碑式的飞跃”，而马斯洛则指出那就是“存在性价值”。所有先前阶段（魔幻、神话、理性和多元化）的运行都源于一种稀缺与匮乏，而这种被不同的研究者称为“综合的”、“整合的”、“自发的”、“第二层级”、“包容的”和“系统的”新层次运作于一种彻底的丰盛感之上，似乎其四周充溢着真善美，就像有人在其心理账户里存入了10亿美金，简直太富裕了，心里想的就是不断去分享。

另外，所有第一层级的阶段都觉得它们自己的真理和价值观是世上存在的唯一真相，除此之外均是错误的、幼稚的，甚至愚蠢的。而这种新的整合阶段凭直觉认为先前所有的价值结构从它们自身的角度来看都是真实重要的，它们都有所贡献，都是“部分的真实”。因此，无论后现代—多元化阶段是多么想把自己看作“包容一切”的，但它本质上依然痛恨理性与神话型价值观；而实际上整合阶段倒是的确包含了它们，或者说拥抱了它们，在自己的整体世界观里给它们留出了空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涌现出来的真正具有包容性和非排斥性的人类意识阶段，甚至可以说，它将会改变一切。

慢慢地（速度也越来越快），第二代“新范式”书籍开始问世，作者包括早期的先锋詹姆斯·马克·鲍德温（James Mark Baldwin）和让·盖博瑟，接着是后来的一批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亚伯拉罕·马斯洛、比德·格里菲斯（Bede Griffiths）、韦恩·蒂斯代尔（Wayne Teasdale）和艾伦·库姆斯（Allan Combs），我本人也写了一些。与第一波“新范式”书籍不同，第二波拥有更为精熟的心理学成分，囊括了至少四到五个发展阶段，有的甚至达到九或十个阶段（肯定超过第一波的新旧范式两个阶段）；除此之外，一系列的发展路线或多元智能也会在那些发展阶段交相呈现（比如认知智能、情绪智能、伦理智能、运动智能和灵性智能等）。他们也给科学与灵性的整合找到了空间，而不再是相互简化（既不是将所有的精神现象解释为量子力学或脑神经可塑性，也不是把所有的科学还原到一个神秘兮兮的基础，而是科学与灵性都被当作不可化约的重要领域）。同时他们都将第一波“新范式”书籍视为对后现代—多元化阶段的描述，而非针对真正的整合—系统阶段。

弗雷德里克·莱卢的著作显然属于第二波的群体，但它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过去的一二十年，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书籍聚焦于商业与某种“新范式”的结合（绝大多数还是第一波的作品，逐渐有一些属于第二波）。然而，莱卢的著作超越了我所注意到的其他任何作品，它涵盖了所有的四个象限（下面会解释）、至少五个层级的意识和文化、若干条发展路线与多元智能以及不同类型的组织架构，并且次第演绎了从魔幻期到神话期、理性期、多元时期和整合期等不同阶段的特点。当然，该书着墨最多的还是新近涌现出来的整合阶段，它纯熟而详尽地描述了似乎是围绕着整合阶段的特点（个人世界观、文化价值、个人与集体行为以及社会结构、流程和实践）建立起来的商业组织。这是一部真正具有开创性的作品！

接下来也许需要简要介绍一下“象限、层级和路线”。正如莱卢所说，这些形式元素来自于我的整合理论，该理论是一系列跨文化探索的成果，透过数百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文化以及不同的人类意识与文化图谱，试图呈现出人类构成的“完整地图”。具体的做法是将所有已知的地图都搜集起来，然后用每一张图去填补另外一些图的缺失和空白，这样就产生了一张完整的地图，诚实地包容了体现所有人类主要潜能的基本维度、层级和路线。该框架囊括了五大基本维度——象限、发展层级、发展路线、意识状态和类型。

象限指的是可以用来观察任何现象的四个主要视角：个人和集体的内在与外在。这些可以用若干代词来指称并介绍：个人的内在是一个“我”空间（包括反观自我时注意到的所有主观想法、感受、情绪、主意、意象和经验）；集体的内在是一个“我们”空间（指主体间共享的价值观、语义、规范、伦理以及理解，往往构成了一个群体的“文化”或“亚文化”）；个人的外在是一个“它”空间（涵盖所有关于个人生命体的“客观的”或“科学的”事实和数据——一个大脑边缘系统、两片肺叶、两个肾脏、一颗心脏、这么些多巴胺、那么多血清素和葡萄糖等，当然除了这些“客观的”组成部分，个人行为也包括在内）；还有集体的外在是一个“它们”空间（包含所有客体间的系统、流程、语法、规则、外在关系、技术—经济模式、生态系统和社会习俗等）。

不单单是所有人类，其实所有人类的活动、学科以及组织都可以通过这个四象限镜头来观察，结果同样是富有启发性的。根据整合理论，任何事物的全面解释均需要透过这些视角来观察——第一人称（“我”）、第二人称（“你”或“我们”）以及第三人称（“它”和“它们”）。绝大多数人类学科只是承认这些象限中的一个或两个，而忽视或否定其他象限的真实存在。例如，在意识研究领域，差不多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研究者群体，一种认为意识只是右上象限或多种客观的“它”流程的产物（即人类大脑与其活动）；另一半人则相信意识本身（左上象限或主观的“我”空间）是首要的，而所有客体对象（比如大脑）的呈现发生在意识领域之中。整合理论则保留了两类观点的正确性，两个象限（以及另外两个象限）同时一起发生，并且作为整体中的关联方相互影响。试图将所有的象限缩减为单个象限的做法属于“象限绝对主义”，是简化主义的一种可鄙形式，它混淆的东西比自己澄清的还要多；然而，若能看到所有的象限交互形成并且“四相进化”就更有可能弄清楚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从身心问题到科学与灵性的关系到进化机制本身）。

莱卢很小心地整合了所有的四个象限，并且在不同组织类型中详细地描述了每个象限，当然最终还是聚焦于领先的整合阶段。正如他写道，“四象限模型显示了心智模式（左上象限或‘我’）、文化（左下象限或‘我们’）、行为（右上象限或‘它’）和系统（右下象限或‘它们’）之间是如何深度地错综缠绕、相互影响的。任何维度发生的一个改变都会波及其余”。他继续指出神话期与现代组织理论聚焦在“硬的”外在事实（右半边的两个象限），而后现代的相应理论则重在介绍内在的心智模式和文化（左半边的两个象限），但是往往有些过于投入（就像后现代主义者通常之所为），宣称只有文化才是重要的。只有深思熟虑的整合型组织才有意识地融合了全部的四个象限（莱卢在本书的研究中也非常难得地包涵了所有的四个象限）。虽然完全觉察到了全部的象限，许多整合论作者还是将重点放在左半边象限的意识层级和世界观，忽略了右半边象限的行为、流程和实践，而恰恰这些是协助整合的左半边维度自然涌现的必要因素。莱卢指出了整合组织的文化塑造（左下象限“我们”）与组织中那些精神权威的整合式的楷模效应尤其相关，同时右下象限或“它们”空间中的支持性组织架构、流程和实践也不可或缺。

对于层级和路线，莱卢写道，“许多研究者在他们的探索中发现人类的进化经历了不同的阶段。目前我们关于人类发展阶段的知识变得尤为坚实，特别是肯·威尔伯（Ken Wilber）和珍妮·韦德（Jenny Wade）两位思想家在对照与比较过所有主要的发展阶段模型后，已经发现了其中很强的集中度……在描述发展阶段时，我主要借用了韦德和威尔伯的元分析法，也简略地触及了每个阶段的不同面向——世界观、需求、认知发展以及伦理发展”。

莱卢适时地邀请我们要特别小心所谓“一个阶段”的涵义。正如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指出：在不同的阶段或层级，不单只有一条发展路线，而是有多条路线或多元智能，每条路线都相当不同，有着不同的特点和阶段结构。这个理念逐渐流行，实际上也获得了每一个发展心理学家的认同。但有趣的是，尽管各种路线是不同的，它们却都透过同样的基本意识阶段来发展。暂且让我们给这些阶段简单地编个号，或者，就像整合理论通常的做法那样，你可以赋予它们一个颜色名称（比如红色、橙色或绿色）。比方说，在这个例子中，有着七个主要发展阶段，同时还有十来条不同的发展路线交织其间（认知、情感、伦理、价值观、需求和灵性……）。每一条路线（如认知、伦理和情感）的进化都贯穿于每个发展阶段，因此我们就有红色认知、红色伦理和红色价值观（红色是第三个发展阶段），但橙色（第五阶段）认知的人也可以处于红色（第三阶段）传统伦理的发展阶段。

人类所有的多元智能通过“实现层级”来发展。比如认知的发展是从感觉运动智能开始的，经过图像、符号、基模、规则、元规则，直至系统性网络。这一点很值得强调，因为莱卢的书中提到运作在整合或者青色阶段的组织已不再使用“支配者层级”，而在今天的组织中这种老板—下属式的关系依然是普遍存在的。然而支配者层级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一切层级的缺位。例如，在格列夫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整合或者进化型组织（即青色组织）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嵌套层级的回归，哪怕在绿色后现代多元主义中该层级也几乎被完全清除了。（后现代主义者完全没有能够区分开支配者层级和实现层级，前者的确可恶，而后者却是世界上自然成长、发展和进化的基本形式，正如从原子到分子、细胞再到有机体一样。后现代主义者把所有的层级都当成全然的罪恶给扔掉了，这是平等主义多元化阶段的一个特征，也是它的弱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