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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写给每个人的算牌法
第7章 写给每个人的算牌法
回 到麻省理工学院后，每当我在咖啡厅里取出从赌场里赢得的100美元现钞时，总会吸引不少目光。按照美元从1961年起的贬值速度，这相当于今天的1 000美元。
其间，我与麻省理工学院的2年期合约将在6月30日到期，距当时只剩下3个月了。系主任W. T.“泰德”·马丁鼓励我续约1年，并告诉我系里的香农教授对我评价很高，这意味着我很有可能获得永久的教职。是否要继续留在麻省理工学院是一个困难的决定。“二战”结束后，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成功地从完成联邦政府项目的技术学校转型为数一数二的研究型大学，它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数学中心之一[1]。哪怕只是经过大厅，我都能和当时的数学奇才们交谈，比如诺伯特·维纳（控制论的创始人）和未来阿贝尔奖的获得者艾沙道尔·辛格。当时学校里的C.L.E.摩尔讲师计划吸引了大批优秀的数学博士，像之后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未来的菲尔兹奖获得者保罗·J.科恩。虽然诺贝尔奖没有设立数学奖奖项，不过菲尔兹奖和阿贝尔奖就等同于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科恩在我来之前几天才离开，我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他的名字刚刚从办公室门上撤下。
我最终还是决定离开麻省理工学院[2]。从学术生涯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自己很适合与那些“大男孩”一起进行研究，但我确实需要学习更多的数学基础。同时我也没有和数学系的同行或前辈们有过任何合作研究。相反地，一方面，我把我大部分的时间花在了研究21点和与香农教授一起制造预测轮盘赌的计算机上，而在学术圈，合作往往才是晋升教职的关键。从另一方面来说，和香农教授一起进行的工作并不属于任何学术领域，它本身并不是什么数学研究，也没有人支持，甚至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它对我的教职生涯没有任何帮助。讽刺的是，30年后麻省理工学院将变成可穿戴式计算机研究的领导者，而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在互联网上发布的时间轴，我和香农制造的原型机是第一台可穿戴式计算机[3]。
新墨西哥州大学此时正在高薪聘请年轻有为的研究员，并且向优秀的博士生提供经济资助。他们刚从国家科学基金会领到一笔500万美元的优秀研究补助金，准备用它在4年内建立一个博士生项目，这笔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4 000万美元。比起麻省理工学院和华盛顿大学提供的每年6 600美元的工资，新墨西哥州大学打算把我的工资提高到每年9 000美元，并给我一个副教授的终身教职。我每周只需教6个小时的研究生课程，而且可以自由选择课程内容。这些条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得以同时扩展我的数学背景，边教边学，完成我自己的项目，指导博士论文并和我的学生合作研究。
新墨西哥的这个职位对我来说是最理想的，尽管我的同事们觉得这是一个糟糕的赌注，我所去的地方不过是一摊数学“死水”。然而，我做出这个选择的最重要的原因是新墨西哥州的气候更为宜人，搬到那里也能让薇薇安和我们的孩子瑞安离亲戚住得更近一些。
就在做出去新墨西哥州大学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答应写一本有关21点的书。我在和朋友分享了几次成功的赌场实验经历后有了这个念头。麻省理工学院的关系网帮我找到了耶鲁·奥尔特曼，他是布赖斯戴尔学术出版社（Blaisdell Publishing Company）的代理人之一（它随后成为兰登书屋的子公司），同意让我一试。我提供了草稿里前10章的标题，他欣然接受了这本书的出版。
我原定的书名是《财富的公式：一个21点的必胜策略》，在兰登书屋从布赖斯戴尔那里接手了这本书的出版计划后（布赖斯戴尔的经理对此表示强烈抗议），他们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大众读物，而非学术书籍，因此他们提议把标题改为《击败庄家》。这本书预定于1962年11月发售，以留给我充足的时间在出版前去内华达的赌场接着进行实验来拓展我的策略，对此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无论我何时出现在21点的赌桌旁，都将是一段难熬的时间。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我一边写书，一边和薇薇安为1961年夏天一家三口在洛杉矶的度假做准备。那段时间我们忙着写作、做科研、完成另一次内华达的21点之旅和搬往新墨西哥州的住所，同时我每周还要花20多个小时和克劳德·香农研究轮盘赌。而且，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卡伦也将在那年出生。回忆起那段时光，我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是如何从那么多事情中熬过来的。
8月，我应“小子”的邀请从洛杉矶前往拉斯维加斯。当时我正在写书，想知道赌场可能会采取哪些手段不让我未来的读者们取胜。“小子”（也叫“小家伙”）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认识的一个哈佛法学院学生的绰号。他几乎是在21岁生日那天就步入了赌博界，他喜欢用一种早期玩家[4]研究出来的终端赌策略。这种策略的核心就是在差不多只剩下几张牌的赌局里下注。一副没有洗过的牌在最后的几轮里有时会有很大概率出现A和10（还有J、Q、K），所以尽管这种不完美的玩法往往会得到最糟糕的结果，但那些精明的玩家会在合适的牌局里获得巨大的回报。当然，他们也需要庞大的赌本才能经得住这种资金波动。同时，赌场可能会从这些玩家手里赢很多钱，也可能会输很多钱，所以他们并不喜欢这些人。比方说，“小子”就曾遭遇许多赌场的禁赌、作弊或者是反复洗牌。有一次，“小子”找到一个好莱坞的化妆师把他化妆成中国人，他染黑了头发，用剃刀细细地修理了一遍发际线，穿上了一套笨重的装备然后套上唐装。结果当他在拉斯维加斯的21点赌桌旁边坐下的时候，一个赌场经理直接（识破了他的伪装）指着他哈哈大笑：“快看这是‘小子’，扮得像个中国人。”
这段时间里薇薇安帮我做了大量的培训工作：快速洗牌、对着我抽烟或者跟我进行复杂的对话，与此同时我需要关注牌局、按策略计算胜率并调整赌注。其中的关键在于循序渐进地练习：每当感觉自己适应了环境的时候再提升难度。长此以往，一开始看起来令人生畏的要求最后也会变得简单。
“小子”给我提供了2 500美元的赌资，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20 000美元。他在拉斯维加斯的旅行中跟着我一边关注着账户情况一边帮我提防赌场的作弊行为。当我在“沙丘”赌场玩牌的时候，赌场经理认出了“小子”并迅速转告别人他在城里出没。每当我在“小子”身边玩牌的时候，荷官就会上前重新洗牌并开始作弊。这段时间里我见识了太多肮脏的伎俩，开始担心未来如果没有专家在旁边提醒，我还能不能自己来玩21点。赢了些钱后，我回到洛杉矶，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我、薇薇安和瑞安搬到了新墨西哥州的拉斯克鲁塞斯，在1961年的9月我开始了在新墨西哥州的教职生活。
尽管我从“小子”那里知道了作弊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并且很可能让我的策略失败，但他并没有告诉我赌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以及我该如何去识破这些作弊手段。与此同时，我正在写的书会让成千上万的赌徒抱着必胜的决心簇拥到赌桌旁，如果不认真对待作弊，赌场会轻松消灭所有人——那将是场“屠杀”。我必须弄清楚赌场是如何作弊的，并向我的读者们解释清楚，这样他们才能有机会识别并避免被赌场欺骗。因此不久后我就开始准备再一次的内华达之旅。
认识拉塞尔·T. 巴恩哈特给了我一次这样的机会。拉塞尔是位资深魔术师，也是一个赌场老手。1961年1月在我进行了华盛顿特区的学术讲座后，他联系上了我，而在麻省理工学院时期我们迅速熟悉了彼此。他当时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旁的一所公寓里，我们经常在他家讨论赌博和魔术。有一次，拉塞尔邀请了当时还只有17岁的魔术奇才珀西·戴康尼斯。珀西摆弄扑克牌的精巧手法让我大开眼界。之后拉塞尔建议我和珀西谈谈他未来的职业生涯，比如我对当一名数学教授或者职业魔术师有什么想法，我会给他什么建议之类的。
我告诉珀西当一名“思想者”（数学教授）的生活是多么美好，可以不断思考那些让你觉得感兴趣的问题，了解相关领域，和那些有想法、极富挑战性的同事和学生们探讨，夏天还能有大把的自由时间去旅行和做研究。无论我们的这次对话是否影响了珀西，他最终成了哈佛大学的一名全职数学教授，并且获得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的“天才”奖金。他研究有关洗牌的理论，最后得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结论：7次洗牌[5]可以在实际上达到随机排列任何一副牌的效果。
在和“小子”旅行之后，我跟拉塞尔提及了关于赌场作弊的担忧，他建议我们可以来一次针对作弊技巧的突击之行。而他的好友，米奇·麦克道格，则是此行最完美的人选。米奇也是一名魔术师和知名的扑克侦探，在《危险牌局》（Danger in the Cards）一书中，他讲述了揭露扑克牌骗局过程中的种种历险[6]，他还在内华达娱乐管控协会（Nevada Gaming Control Board）担任了多年的特别顾问，并帮助协会传讯了数家有作弊行为的小型赌场。拉塞尔从匿名赞助人那里筹措了10 000美元的赌本，我们将和赞助人一起平分所有花销以外的利润。
1962年1月，在新墨西哥州的年末休假期间，我们一行人——包括35岁、神情高度紧张的单身汉拉塞尔，年过60、性格外向、四处找乐子的米奇——再次来到拉斯维加斯。
我们当时的计划是从小赌注开始参与，在米奇示意可以增加筹码后再玩1小时。之后米奇或者拉塞尔会提醒我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并换一个赌场。这样不断更换赌场可以防止被某个赌场的员工认出来。为了保险起见，我还会在赢或者输到一定数额前停下，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过于高调，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因未察觉的赌场作弊而受到的损失。从数学上来说，换赌场本身对我的策略没有影响，因为玩牌只和赌博的手数有关，把我一生中玩过的所有赌局拆分成几个单元或者更换赌博的时间地点，并不影响我的概率优势或是长远的数学期望值。这条原则不仅适用于赌博，也同样适用于投资。
每当拉塞尔或米奇示意发现作弊行为时，我就会停下并离开，之后他们会向我展示赌场是怎么做的。米奇一开始会用慢动作做一遍这个动作，然后加快到庄家的正常速度，直到我能够完全分辨这个动作（扑克牌玩家称之为“解密”）为止。之后我们会回到同一个庄家那里用小赌注再玩几局，好让我将赌桌上的作弊伎俩看得更清楚。
我在一家赌场就见识了其中一种高超的作弊手法（这家赌场后来成为我最喜欢去的一家）。整场旅行中我们赢了不少次，创下了我一生15胜0败的赌局纪录。就在我们开始第十六局的时候，赌场经理走过来问我们情况如何，米奇答道：“上上下下，像坐电梯一样。”20分钟后，一名神色匆忙的男人从酒店前门赶到我们的赌桌旁，换下了我们的发牌庄家。我很警觉地立刻把我的赌注降到了最低，输了几手后，米奇示意我离开。在我们的旅馆房间里，米奇向我展示了新发牌员使用的那种令人极难察觉的偷窥动作和双牌法。
这是拉斯维加斯的一种常见技巧，庄家在这一轮发牌的时候会顺势偷看一眼下一轮发的牌，这张牌通常被称为“首牌”。一方面，如果玩家的“首牌”对玩家有利，那么他在下一轮就会把“首牌”下面的那张牌发给玩家，从概率上来说，下面的这张牌会比“首牌”差得多。另一方面，在给自己发牌的时候，庄家也会偷看自己下一轮的牌，如果是好牌，他就会发给自己；如果是差牌，他就会拿走这张牌下面的那张牌。这种发牌方式大大提高了庄家的胜率。专业人员或者魔术师可以把这种技巧发挥到极致，哪怕在近距离观察时事先告诉你，你都无法察觉这个动作。同样，你也几乎无法证明庄家在使用这种手法作弊。在20世纪60年代，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作弊手段毫不留情，以至于我在研究作弊和计算算牌策略上几乎花了一样多的时间。我们每到一处，赢了一定数额之后，赌场就开始作弊、禁赌或者每局结束都进行洗牌。
此行的最后几天，我们飞往塔霍·里诺地区，在那里我们见到了米奇和内华达娱乐管控协会的联络人。我们花了冗长乏味的两个小时向他叙述了这趟旅途中我们见到的双牌、堆在一起的牌堆、丢牌和做记号这些赌场作弊手段。
我们指出了数家赌场和他们作弊的手法。当然，出于严谨考虑，我们在叙述的时候指出了哪些情况是“绝对事实”，而哪些情况是“可能是偶然，但有强力的证据表明”。尽管娱乐管控协会的官员一再“提议”我们可以“大胆”猜测或怀疑某些事情，我们依然在声明中明确区分哪些是事实而哪些是推测。我很不舒服地感觉那个官员是在鼓励我们说一些很粗心的话或者夸大事实，我怀疑这究竟是平时过于苛刻严谨的学术习惯在作祟，还是我们的控诉冒犯了协会，以致这位官员当时存心想降低我们的信用程度。
听完了我们针对拉斯维加斯泛滥的作弊现象的马拉松式指控，米奇的联络人说他想和米奇谈谈其他的咨询事项，并提议我在这段时间里可以再去玩一会儿21点。出于某些原因，拉塞尔当时不能跟我一起，就在我犹豫是不是要在没有保护人的情况下玩牌的时候，米奇的联系人指派了一个协会成员来充当我的“保镖”。米奇当时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他告诉我，赌场对协会成员了如指掌，所以每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赌场都会停止所有作弊行为直到他们离开。
我首先选择了里诺市中心的河滨旅馆赌场（我暗自庆幸几年后这家赌场就倒闭了）。我一开始很谨慎地在5美元到50美元这个范围内下注。赌场当时人不多，我独自坐在一张空赌桌中央。我的“保镖”假装不认识我，大概1分钟以后跟着我进入了赌场，坐在我旁边开始一起玩牌。我们的发牌员是一位穿着低胸短上衣、长着大量雀斑的女士。最开始的几手都是庄家获得全胜，下一手中，我的牌是一对“难啃”的10和6，庄家的明牌是一张9或是10。我又叫了一张牌，出乎意料的是，庄家偷牌的时候失手把本该发给我的那张牌弹出了牌堆，边缘恰好卡在“首牌”和剩下的牌之间。那名女士一下子僵住了，从脸颊一直红到脖子。在我左边的赌场经理人看到这一幕，直截了当地问我是想要第一张牌还是第二张牌！我可以看到第二张牌是一张画着人脸的牌，毫无疑问它会爆掉我的点数。为了让协会成员听得一清二楚，我故意一字一顿地大声说：“第二张牌会爆掉我的点数，因此我选择第一张牌。”结果那张牌是一张8，依然爆点了。我兑现了剩下的筹码然后离开了这家赌场。
就在我的“保镖”跟着我出来的时候，我回头问他：“你原来见过那样的第二张牌吗？”他回答：“第二张牌？什么样的第二张牌？”这个人刚刚就坐在离庄家三英尺不到的地方，他肯定目睹了一切却假装什么也没看到，我立刻意识到他在我身边并不是充当“保镖”，而是来帮着赌场指认我。我借口去厕所甩掉了他，然后去了另一家赌场。在那里，我玩得还不错，赌桌旁很快就聚集了一小群人，但最后我的那桌庄家（并且只有我的那张桌子）被换了下去，环顾四周，在人群里发现了那个不受欢迎的陪同后，我就离开了这家赌场。在接下来的两个半小时里，我一直在和他玩这种“捉迷藏”的游戏。
第二天清晨，我们三个人险些没能离开里诺市。大雪让当地的机场被迫关闭，但附近空军基地的跑道上恰好有架飞机准备起飞，我们乘着这架飞机离开了里诺。之后我们了解到当时我们赶上的是里诺市接下来11天内的最后一架航班。旅途结束后我才得知本次的两位赞助人是威廉·F. 里肯巴克[7]——著名王牌飞行员艾迪的两个养子之一（第一个开车时速超过每小时60英里的人，是最早的“极速艾迪”），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的部分成员。
这次的内华达之旅让我明白，即使算牌策略超群且有专家在旁提醒作弊，我也不能公开在赌场大量赢钱。在未来几次造访内华达的旅途中，我都必须变装、保持低调并尽量避免被关注。米奇·麦克道格告诉娱乐管控协会，他在这8天的旅行中见到的作弊行为比他之前做协会顾问的5年间见到的作弊数量总和还多。在米奇做完他“该死”的报告后，协会再也没有找他咨询过任何事情。拉塞尔·巴恩哈特则对赌博着了迷，此后又写了几本关于赌博的书。
我开始意识到拉斯维加斯有令人恐惧的另一面。这座城市本身在不断进化。1947年，毕斯·西格尔因其对火烈鸟赌场的管理为人所不满，在南加州被歹徒枪杀。自此，拉斯维加斯染上了浓重的黑帮色彩。1960年，艾尔兰乔多维加斯赌场强行驱逐了一个名气很大的黑帮成员，两个星期之后，那家赌场莫名其妙地毁于火灾。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百上千万的现金在赌场会计室里不经记账就被提走，这条地下资金链既能帮助避税，也资助了全国的黑帮活动。
就在我玩21点后不久，美国开始出现大量算牌者，这些人被以各种理由送进监狱，身上携带的钱财被抢劫一空，有些甚至被关进密室殴打。赌城大道上甚至有赌场员工在业余时间专门抢劫醉汉。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至少不像尼古拉斯·派勒吉的《赌城风云》（Casino）里描绘的那样糟糕，这部源于现实的小说之后被翻拍成同名电影］，但治安依然堪忧。
在那之后，内华达州从毕斯·西格尔梦想中的黑帮天堂摇身一变成为由企业运营的主流娱乐业胜地。拉斯维加斯甚至建造了一座对外开放的黑帮博物馆来帮助人们回忆早期的黑帮年代。如今，职业21点玩家基本达成共识，在像内华达和亚特兰大的这些早期赌城里，作弊已是相当罕见的行为，但玩家们依然要当心美国国内外那些规模比较小、管理不那么规范的移动赌场。
《击败庄家》在1962年11月一经出版就大受好评，销售额持续增长，当时仅做了少许宣传就把销量带上新高。读者们都对21点充满热情并非常兴奋。我相信如果当时能够加大宣传力度的话，这本书可能成为销售榜上的奇迹。
新墨西哥州大学数学系主任拉斐尔·克劳奇认识《生活》杂志的科学栏目编辑，他建议杂志报道此事。击败21点的数学策略系统不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公众角度来看都非常引人入胜，杂志编辑部很热情地同意了。不过这个报道时效性要求不高，所以没能得到及时安排。因此当时《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的编辑戴夫·舍尔曼能够在《生活》杂志前取得报道许可。
随着时间的流逝，21点玩家开始面临内华达赌场逐渐进步的反制手段。赌场经理们利用“天眼”——位于桌子正上方的单面镜系统来监视每一张赌桌，赌场会仔细将我们的面容和赌场黑名单上的照片进行比对，即使是诚实的算牌者也会受到和作弊玩家一样的待遇。每当赌场看到有黑名单上的人物出没，就会迅速和周围的赌场互通消息。
对于算牌，赌场的对策之一就是频繁洗牌，一副牌未玩过半，他们就会重新洗牌。但这不仅限制了算牌者获得有利赌注的机会，也使赌场因为降低了赌局速度而付出高昂的代价，毕竟减慢剥削玩家的速度对赌场来说就意味着利润下降。如果把赌场比作像处理牛羊那样“处理”玩家的屠宰场，那么在洗牌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就相当于降低了工厂的效率。
而另一方面，作弊不仅能让赌场赚取利润，还有利于从其他赌场流失的顾客身上赚取利润。我就曾经在赌场的休息室里目睹过这样一幕：那天晚上10点左右，我走进赌城大道上的一家拥挤的赌场，当时路易斯·普里马——当地有名的音乐家，和他的首席演唱者吉雅·曼妮，也是他的新任夫人，正在赌场内的舞台上演出，玩家们在21点的赌桌旁摩肩接踵地等待着。我本打算玩一会儿牌，不过在找空座位的时候，我注意到每张桌子上的玩家都在以惊人的速度输钱。所有庄家都戴着相同的橘黄色眼镜，通过这种眼镜，庄家们可以看到扑克牌背后的记号，如果这张牌对玩家有利，他们就会把第二张牌发给玩家。这样一来，赌桌上的玩家们会比其他地方更快地输光筹码，而离开后的空位又会迅速地被新人填满，所以很多在别的赌场不耐烦于等座位的玩家就把他们的钱也留在了这里。
通常情况下，疑似算牌玩家会被直接禁赌。显然，这在内华达州是合法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没有算牌的玩家会发现自己跟那些根本没能力算牌的玩家一起被赌场莫名其妙地赶了出去。为了避免被禁赌，我开始尝试各种化妆，包括使用隐形眼镜、戴墨镜、贴假胡子、穿着完全不同的服装和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这些最终都为我赢得了额外的玩牌时间。有一次我从拉斯维加斯回来，没有卸妆，孩子们都没认出我。5岁的瑞安和3岁的卡伦看到一个大胡子陌生人走进家里，吓得哇哇大哭（他们至今都还记得这件事）。但这显然对当时只有1岁的宝宝杰夫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我在里诺尝试了一次这样的变装实验。在朋友的安排下，我和一对夫妻见面，他们可以近距离观察我是如何玩牌的，作为回报，他们会在赌场里帮我注意作弊。我们之前从未见过面，这对夫妻也不知道我究竟长什么样子。所以在晚饭时，他们见到的是一个留着胡子、穿着颜色鲜亮的夏威夷衬衫和牛仔裤、戴着一副大墨镜的同伴。过后，我们前往一家大旅馆赌场，我在那里选择了二楼贵宾区的一张安静的桌子，坐在了从玩家角度看最左边的座位上，这个座位对算牌者最为有利，俗称“三垒”。
坐在这个位置上，我是最后一个下注的，这样我可以在处理我的赌注之前看到更多其他玩家的牌。在我掏钱买筹码的时候，一卷现金从我的发牌员眼前一闪而过，看到这些钱，这位年轻迷人的女士很快对我产生了兴趣。我接过赌场提供的饮料（不是为了放松我自己，而是为了安定赌场的人）开始和这位女士交谈，她跟我说她换班的时间是凌晨2点左右，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做点什么”。与此同时，我不断地赢钱引起了赌场经理的注意。大约凌晨1点，让我的发牌员女士震惊而失望的是，赌场最终忍无可忍，告诉我他们不再欢迎我继续玩牌。显然这家赌场也向其他赌场发出了警告，因为第二天我穿着相同的衣服被几家赌场接二连三地禁赌。
那天下午，我决定进行一次大换装。晚饭前我剃掉了胡子，把太阳眼镜换成了隐形眼镜，重新打理了一遍头发，穿上一件休闲夹克并打上领带——标准的鸡尾酒会打扮。与我同行的夫妇打开房门的时候根本没有认出我。“请问你是？”看到他们惊讶的表情，我暗自高兴。
晚饭后我回到前一天玩牌的同一家赌场的同一个位置，相同的发牌员抬头看到我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些筹码放在面前，这次她没看见大卷现金并且我还戴上了结婚戒指，看来我并不是她感兴趣的对象。为了不暴露自己的声音，我没有说话。当服务员递给我饮料的时候，我用嘶哑的声音小声说了一句“牛奶”。我接下来又赢了几局，看起来一切尚且顺利。
接着，赌场经理像原来一样走了过来，旁边跟着与前一晚相同的赌场保安。但他们的注意力很快被坐在我身边的那个更倒霉的作弊玩家吸引了。这个人每当拿到有利于自己的牌时就会偷偷增加筹码，在被发到不利的牌时会拿走一些筹码。他们反复吵了大约1个小时，在那人拒绝离开也不肯停止作弊的情况下，保安强行把他带离了赌场。与此同时，我不受打扰地又玩儿了一会儿，面前的筹码稳定增加。接下来的一天，我穿着同样的行头在之前禁止我入内的几家赌场也都畅行无阻。
想要赢得21点游戏显然远远不止掌握算牌策略和在资金上下波动的时候保持冷静这么简单。铺着绿色毛毡的赌桌同样也是一个舞台，而我则是舞台上的一名演员。想要继续在这个舞台上跳舞的算牌者必须花工夫演一出好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人畜无害的角色。像剧院里的角色一样，扮演好这个没有威胁的人有很多种方法。你可以扮成一个得克萨斯的醉酒牛仔；也可以是来自台湾的性格活泼外向的女孩儿，迫不及待地想要再下一注。你可以是卡斯帕·米尔奎斯特，那个已经在这条街上输了不少的、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紧张兮兮的会计；也可以是迷人的“惊奇小姐”，让人关注的是她自己而不是她的赌注和赌技。
戴夫·舍尔曼的报道《再见！21点》（It’s Bye! Bye! Blackjack）最终在1964年1月发表在《体育画报》上，同时《击败庄家》已经在各个地方被抢购一空。2个月以后，《生活》杂志刊登了一篇长达9页的故事，而《击败庄家》也荣登《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
这本书的发行带来了预期内的结果，也带来了许多意料之外的影响。对我来说，父亲为我能达到他部分的期望而自豪（尽管他从未亲口说出来），没什么是比这更让我高兴的了。此外，父亲得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妹妹的音讯，自从1904年祖父母离异后，他再也没见过自己的妹妹。她最终因为《生活》杂志上的这篇故事通过我联系上了父亲。虽然从6岁起就分开，他依然梦想着有一天能够再见到这个妹妹。父亲原计划前往艾奥瓦州拜访她们一家，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父亲在旅行前死于心脏病。
读了我的书后，成千上万的算牌家（和那些即将成为算牌者的玩家）动身前往拉斯维加斯。内华达度假酒店协会为此紧急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29年后，曾任赌场执行官的维克·威克瑞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
那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赌场经理们都在讨论一本有关21点赌博游戏的新书，这本书将对拉斯维加斯赌场和21点游戏造成迄今为止最深远的影响。沙漠旅馆的赌场老板塞西尔·西蒙斯在电话里向沙丘赌场的经理卡尔·科恩抱怨道：“见鬼！我怎么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猜他要么是有所谓的‘数学思维’，要么是有照片记忆或者是什么类似的鬼玩意儿。”
“我所知道的一切，”他接着咆哮道，“是他写了一本书，然后教会了每一个人怎样在每一次玩21点时取胜。我现在就告诉你，这个书呆子混蛋毁了一切……我们正在失去21点的业务。”……
索普的书在20世纪60年代不论何时何地都是所有赌场经理会议讨论的核心问题……
……最后我们决定召开一个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在沙漠旅馆……碰面。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些从东海岸来的家伙们觉得这事儿需要弄得这么隐蔽……我提醒他们这次会议并不是几年前在纽约州南部他们被联邦警察突袭的那次阿巴拉契亚会议。
……他们都穿得像刚从乔治·拉夫特[8]电影剧场里走出来的那样，根本不用化妆就可以在镜头前开机拍摄。他们都喜欢同时开始说话，然后每个人都喊出各自的解决方案。
“铁腕”哈利的解决方案倒是非常简单：“打断几条腿就可以了……”
“不，‘铁腕’，不！”我们的主席几乎是吼了出来，“我们现在做的是合法生意，必须像合法商人那样动脑子！”
……最终我们一致同意必须改变一些规则……来打败这些算牌者[9]。
于是1964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协会宣布了结果：21点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修改游戏规则——分牌和双注都会受到限制，而整副牌都会在几轮赌局之后重新洗牌。
作为精心安排的后续公关手段，《拉斯维加斯日报》的编辑在1964年4月3日发表了一篇报道向大众保证：“任何内华达州的常客都明白这里的赌场欢迎每一个使用赌博策略的玩家前来挑战”，“爱德华·O. 索普……显然不理解赌博的本质，从来没有一种赌博策略可以从事实上克服……庄家在每一场牌局里的优势”。为了保险起见，他们还安排娱乐管控协会的主席发表声明：“索普博士可能是一名合格的数学家，但他在赌博上却是个外行。”还有一些更隐晦的语言攻击，比如哈拉俱乐部的基纳·伊万斯解释说：“……俱乐部相信每次洗牌后玩家都会有更高的胜率，因为这样所有的A和10牌都会在赌局里以相同的概率出现。”
我告诉出版社这些规则变更会极大地损害公司利益，而那些熟练的算牌手依然能在21点里取胜。正如我所预言的，维克·威克瑞回忆说：“（当时）我们那些没有算牌的常规21点玩家……对新规则非常抵触，以至于我们的21点业务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改回对玩家更有利的原规则。”赌场老板们很清楚他们的道歉意味着什么。报纸和杂志一改几个礼拜前的嘲笑语气，纷纷把头条换成《拉斯维加斯赌场举手投降，改回原规则——玩家大获全胜》[10]或者《胜率魔法师教你如何打败拉斯维加斯赌局》。
从头脑中的一个数学想法开始，我打造了一套击败赌局的策略。然后赌场这只巨兽嘲弄我扬言要把我这样的傻瓜送进监狱。他们以为自己玩儿得很漂亮，而我只是把我的秘密武器——智慧带进了这个体育项目。在较量中我发现自己被拒之门外、遭遇作弊、被娱乐管控协会的代表背叛、在赌桌上被排挤。而最后当这只巨兽开始恐慌的时候，我感到无比喜悦。最重要的是，我更加确信，仅仅是坐在屋子里摆弄我的数学模型，就足以改变身边的世界。
在这只巨兽面前我没有退缩，而是用《击败庄家》建立了一支军队，在21点策略发明50余年之后，继续投身于这场玩家和庄家之间的世纪大战中。
[1] 西格尔、乔尔在《往事》（Recounting）中详细叙述了有关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发展的故事。
[2] 两代人以后，我的家族再次有人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我的三个孙子，也是三胞胎兄弟，最终也作为本科新生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参考报道：“三胞胎同时进入享誉世界的麻省理工学院”（Triplets Celebrate After ALL Are Accepted to Prestigious MIT...），伦敦每日邮报（London Daily Mail），2015年7月25日星期六。
[3] 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给出的时间线上错误地将我们的计算机制作时间标为1966年，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我是在1966年《击败庄家》再版时才一同公布了可穿戴式计算机的存在。然而，正确的时间应该是1961年，那时我们已经完成了计算机的制造并且在拉斯维加斯实测过它的功能，这点在我和香农教授的数篇子刊论文里都有提及，该时间可以一直追朔到1961年8月，现在这些刊物都收藏于麻省理工学院博物馆中，这台计算机本身也在博物馆中展示。
[4] 这些早期玩家包括：马利·坎摩尔（《击败庄家》中的X先生）、杰西·麦凯（《击败庄家》中“从南加州来的小个子黑发秃顶男人”）、拉塞尔·戈汀（“小子”）、本杰明·F. 史密斯和F先生［后来我被告知那是乔·伯恩斯坦，专栏作家赫布·卡恩的《别叫它旧金山》（Don’t Call it Frisco）中的“银狐”］。其中，麦凯似乎是唯一坚持使用这种策略的人。
[5] 当然，7也不是什么魔法数字。实际洗牌的次数随着情况不同而不断变化，这取决于一副牌和“完全随机”有多接近、洗牌的方式和如何测量“随机”的程度。
[6] 此时《危险牌局》已出版多年。
[7] 更多有关这次旅行的信息参考巴恩哈特和索普的来信，收录于《21点论坛》（Black Forum），Vol. XVII #1，1997年春，pp. 102–104，XX #1，2000年春，pp. 9–30，和XX #2，2000年夏，pp. 105–107。
[8] 美国电影演员，20世纪30—40年代以黑帮罪犯形象活跃于电影银幕上。——译者注
[9] 参见：维克·威克瑞，《21点算牌法》（Counting on Blackjack），《拉斯维加斯风情》杂志（Las Vegas Style），1993年5月，61、67页。
[10] 参见：卡森城（合众社），《美国纽约杂志》，1964年4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