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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合伙
第13章 合伙
1969年成立的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在当时绝对是革命般的创新。我们专职从事可转换证券的对冲交易，涉及权证、期权、可转债、优先股和其他流通的衍生证券。对冲风险并非新鲜事，而我们把对冲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极致[1]。我们先设计针对每一家公司的对冲组合，每个对冲组合只包括单一公司的上市股票和可转换证券，如此可以将因股票价格波动而导致的亏损风险最小化。然后，我们发明的对冲技术又能进一步保护投资组合免受利率变化、整体市场波动和罕见的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损失。我们运用数学公式、经济模型和计算机处理上述问题，这几乎完全依赖定量方法的做法在当时独一无二。我们成了第一代量化投资者，量化投资在日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华尔街的格局。
我一开始就预见到了我们的财富会如何增长。尽管我在赌博中运用了出色的数学技巧，但当我告诉朋友和同事们这项工作的时候，薇薇安是唯一理解它们的人。虽然她不是科学家或数学家，但她有两种最珍贵的品质——提出正确的问题和掌握要点。她常常花几个小时帮我拍摄轮盘赌小白球的运动情况，以便我制造出预测数字的设备；她也常常会模拟21点发牌上千次，好让我练习计牌；她还帮我编辑关于赌博、股票市场的书稿并帮我进行合同谈判。
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成立前5年的名字是可转对冲联合公司，我最初的投资策略是找到高度相关、价格变化趋势相反的证券，并以此构建投资组合并降低风险。为寻找可能的对冲组合，我们会在买入估值相对较低的证券的同时卖空估值相对较高的证券，以消除其价格的反向变化。因为这两种证券的价格变动是偶联的，我希望在以此获得额外回报的同时降低风险。通过自己想出的数学方法，我会比较同一公司发行的股票和权证、期权或可转债券的定价情况来鉴别这些情况。
将研究过的对冲基金策略应用于实际就像在21点里的有利情况下下注。在21点里，我可以估计预期回报和风险，并以此择机下注。不同的是，21点里我的本金是1万美元，现在则是140万美元；拉斯维加斯的赌注上限是500美元，而华尔街这座赌场不设上限。最初，我们在每个对冲组合上下注5万到10万美元。
为寻找契机，每天下午纽约收市后，我雇用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生都会去两家与我合作的经纪公司。他们会统计数以百计的权证、可转债、可转换优先股及其普通股的价格情况。优先股通常支付定额股息，而普通股则不一定，而且派息金额也不固定。另外，相比于普通股，优先股股息将被优先支付。通常情况下，股息固定的优先股类似于债券，但风险更大。因为清算后将优先支付债券的本息，优先股次之。所谓的可转换优先股是一种可以交换一定数量的普通股的股票。所以可转换优先股更像可转债券，但不如它安全，因为只有在债券持有人已经收到兑息且公司资金仍然充裕时才能支付优先股股息。那时他们给了我们无数的投资可能性。
我从1969年开始在家里经营这家公司。住房的变化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所处环境的变化。8年前，我刚到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时，租的是900平方英尺[2]的单层房屋，只有4个小卧室，并且它们很快就全用上了。在入住了几个月后，我的第二个女儿凯伦出生，一年后儿子杰夫也出生了。此后不久，赌博的奖金和书籍版权费不仅覆盖了我在股票市场的学费，还让我买下了第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几年后我们搬到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在新港沙滩找到了一栋更大更漂亮的两层楼的房子，并在那里开展了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西海岸业务。
我和薇薇安雇了一个承包商，在住房外加装了分为上下两层的房间和配套楼梯，以作商用。我会在新房间里把数据绘制在自己发明的数学图表上。这些图表能快速而明确地显示市场情况，以便我快速发现合适的交易机会。每天的可转换证券及其正股收盘价都以不同颜色标注在特定的图表上。每张图上都有我用计算机求解的公允价格曲线，其优点是能够直观地看到是否有套利机会。如果数据点位于公允价格曲线的上方，那就表示可转换证券的价格被高估了，可以做空可转换证券、做多正股套利。如果数据点接近或者落于公允价格曲线上，则表示两者的估值合理，不存在套利空间。如果数据点位于公允价格曲线的下方，则应当买入可转换证券，卖出正股。数据点和公允价格曲线的距离直观地表明了套利空间。如果我们认为利润可观，则会在次日进行交易。公允价格曲线上最接近数据点的切线斜率就是对冲比率，即普通股与可转债、优先股、权证和期权等可转换证券的比值。
在家办公使得人们蜂拥而至，薇薇安在忍受了几个月的打扰后，让我再租一间办公室。于是我们搬到一幢小办公楼的二楼，购买了电脑，并雇用了更多员工。我针对每个对冲策略都开发了印刷表格。这些表格上有股价及套利所需的可转换证券数量。除了要补充新的对冲交易外，这些表格会告诉我们，当股价变化导致对冲比例变化时，应如何调整投资标的比例，或者告诉我们套利目标何时达成从而结算对冲交易。
因为电脑耗电量大，办公室里总是很热，我们只能保持窗户敞开并用风扇散热，即使在加州冬天最寒冷的时节，我们也不得不以此降温。房东不另计水电费，它们已经涵盖在房租中。在注意到办公室常年处于高温中后，我计算了我们所使用的电费，竟然比房租都高。所以实际上，房东是在付给我们钱让我们租用办公室。
每天收盘后，我会打电话给身处纽约的杰伊·里根布置明天的交易。他会反馈今天早些时候交易的结果，以便我及时更新图表上的数据记录。次日他会执行我的交易指令，然后反馈成交结果，每天都是如此。
为了知会有限合作伙伴和潜在的新伙伴，我们会定期更新我们的秘密私募备忘录（Confidential Private Placement Memorandum），其中解释了合伙制的运作模式和业务目标、收费结构及潜在风险等。同时也用简化的投资示意图描述了若干实际交易情况，当然上面不会出现我们的数学公式、图表或是计算过程。
其中一些案例可以在《击败市场》里找到。在1970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出售了3 100万股普通股，每股12.5美元。因此公司在当时募集了约38 750万美元。虽然在当时这一定价尚且合理，但是根据权证价格的历史走势看，在权证1975年到期前很可能产生价差。当出现价差时，我们用合伙公司的一大部分净资产对此下了注。
和数以千计的其他投资者一样，我们以1900年法国数学家路易·巴舍利耶在博士毕业论文里提及的公式为参考。巴舍利耶利用数学方法开发出了巴黎证券交易所内证券的行权定价理论。他的导师，全球著名的数学家亨利·庞加莱，则并不认可他的工作，而庞加莱在省级教授这一职位上度过了一生。同时，26岁的瑞士专利局职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已经快要进入他的著作奇迹年了，他在1905年出版的那一系列论文将很快改变世界[3]。其中一篇论文奠定了“相对论”这一颠覆经典引力理论并引领核时代的论文。第二篇论文阐述了光的粒子性，帮助建立了“量子论”。不过，是除此二者以外的另一篇爱因斯坦的论文与我的故事有关。
在那篇论文中[4]，爱因斯坦解释了1827年由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发现的令人费解的现象。布朗用显微镜观察悬浮于水中的花粉粒。在显微镜下，花粉持续地不规则随机运动。爱因斯坦意识到这是构成周围液体的分子不断轰击花粉粒所致。他给出了能够正确预测这些粒子的随机运动统计规律的方程。那时，因为没有人见过单个的分子或原子（分子由不同类型的原子通过电磁力结合在一起），它们存在与否存在争议。这个方程是原子和分子真实存在的明确证据。这篇文章也因此成为物理学领域被最广泛引用的文献之一。
爱因斯坦并不知道，他描述花粉粒布朗运动的方程与5年前巴舍利耶描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股票价格持续、不规则波动的方程基本一致。巴舍利耶运用该方程推算标的股票期权的“公允”价格。不同的是，直到后来的诺贝尔奖（1970年）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在巴黎的某个图书馆里看到这一方程并将其翻译成英语，巴舍利耶的工作才为世人所知。巴舍利耶的论文最后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4年出版、保罗·库特纳编的《股票市场价格的随机特点》（The Random Character of Stock Market Prices）中。作为我早期的金融自学材料，这些运用科学统计来分析金融的方法对我和其他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巴舍利耶假设股票价格的变化遵循钟形曲线，即正态分布（或称高斯分布）。不过这与实际价格情况匹配不佳，特别是当时间跨度达几个交易日时。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采用了更精确的描述方法来改进巴舍利耶的成果[5]。即便如此，这些新的期权、权证的公允价格公式对实际交易也帮助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包含两个不能从已有数据中合理估计的变量。其一是股票价格在“现在”和权证到期日的增长率。其二是折现系数，即用来估计权证在到期日的不确定性收益所对应的现值。
折现系数，也称补偿系数，是投资者对于不确定的回报的度量。例如你抛一枚两面等重的硬币（两面着地的概率相等），如果正面朝上，投资者获得2美元；反面朝上时，投资者不赚不亏，那么此时的平均回报是1美元，但是对每一局而言，回报是不确定的。这个数值是由每种收益（本例中为2）乘以其出现次数（本例中为1），再除以所有可能性的总和（本例中为2）得到的。大部分投资者的收益应该为1美元。对于具有相同预期回报率的两种投资，风险较低的更好。由于我出生于大萧条时代，又加上受到自己早期投资经验的影响，我将降低风险作为投资的核心原则之一。
在1967年，我对权证定价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直觉上我觉得公式中的那两个变量——折现系数和增长率，可以由所谓的无风险利率[6]，即美国财政部在权证失效日到期的票据利率[7]代替。这可以将原本有几个未知数的不可用的公式转换成简单而实用的交易辅助工具。我在1967年就将之应用到了我自己和投资人的账户[8]。这个方法的实测效果非常好。我当时并不知道，在1969年，费舍尔·布莱克和迈伦·舒尔兹受到《击败市场》的启发[9]，对这个公式进行了严密的证明[10]，最后在1972年和1973年发表了论文。这引领了金融市场里衍生证券的快速发展和传播。由于他们的贡献，迈伦·舒尔兹和罗伯特·默顿获得了199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还对费舍尔·布莱克（1938—1995）的贡献致谢，并且表示如果他没有因咽喉癌早早去世，就能和他们共享这一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受益于此公式的巨大威力，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迅速繁荣。在成立最初的两个月里（1969年的11月和12月），我们在标普500下跌4.8%的情况下仍使委托人获利3.2%，即领先市场8%。在1970年，我们的回报率是13%，同期的标普500则是3.7%。1971年，两者分别是26.7%和13.9%，我们大约超额了13%。不过1972年标普的18.5%终于优于我们组合表现的12%。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策略有误？并非如此。这反而表明我们始终坚持自己的投资理念，即无论市场怎样变化始终保持稳定的高收益。对冲策略让我们避免损失，但也会在牛市中损失潜在的部分收益。投资回报率的变化主要受制于对冲策略数量和质量的波动，而非市场的变化。我们初期的几个试验正巧遇上1973年到1974年的熊市。那次熊市主要是阿拉伯石油禁运造成的。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当时的石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点位直到2008年油价大幅飙升到140美元时才被打破。
1973年，标普下跌15.2%，而我们的投资回报达到了6.5%，超额高达20%。股民在1974年亏损更多，标普全年暴跌27.1%，而我们则取得了9%的正收益，即取得36%的超额业绩。这两年周期中，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有限合伙人的每1 000美元都增长为1 160美元，而标普500中每1 000美元则亏损至618美元。此外，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在最初的6年间每月均有盈利（除了1974年的某一个月有小于1%的回撤）。从1973年1月11日股市顶部到1974年10月3日的底部，整个股市疯狂下跌48.2%，这也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情况。甚至连沃伦·巴菲特都说那时候应该关闭公司[11]。
现有的合伙人不断注资，潜在的合伙人也因听闻我们良好的口碑而不断加入。我们的本金已经从140万美元增长到了740万美元。普通合伙人的回报也按比例增加。由于《投资公司法》（Investment Company Act）规定我们的合伙人不得超过99名，因此平均每位合伙人需要投资超过100万美元才能使我们的资金池超过1亿美元。所以我们需要高净值投资人以及机构投资者，以注入对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而言十分可观但只占他们金融资产一小部分的资金量。我们也希望那些高净值投资人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甚至雇有私人投资顾问，以便更准确地判断我们投资的风险。为了能从较少的投资者那里募集较多的资金，我们逐渐将投资准入金额从5万美元提升至10万美元、25万美元、100万美元，直至1 000万美元。我们也只接受详细调查过背景的投资人。这其实很简单，我们可以从公开信息中获取他们的从业情况，或者他们本来就是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将业绩报酬设定为利润的20%，按年支付，其中包括“高水位线”条款，即如果我们某年的投资收益为负，我们将转结损失并在未来盈利报酬中扣除相应部分。这一点保障了双方的经济利益。事实上，我们从未有过全年亏损的情况，甚至从未有过单一季度亏损，这一条款从未实行。
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在曼哈顿和新港沙滩的办事处随着我们雇用更多的员工而扩张。我当时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数学系教授，并在学校里找到了不少天才。于是，如何选择和管理雇员就成了我当时最重要的挑战。我自己摸索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后来这一模式被称为走动式管理，即以和每位员工的直接谈话来取代我在学术界就痛恨的无穷无尽的正式会谈，我让他们也这么做。
我向员工解释了总体计划和方向，告诉每位员工我希望他能达成的目标，再根据他们的反馈进行调整和修改。在公司，我需要可以独立执行事务而用手把手教的员工，毕竟管理时间有限。大部分的工作是随着我们的发展而产生的，而投资方法又是创新的，因此我需要传授给他们独特的技能。我主要选择刚毕业的聪明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受到之前工作的影响。所谓白纸易画，就像从头教年轻运动员要比让有经验的运动员回炉重造方便很多一样，毕竟不需要对他们错误的习惯进行矫正。
大家能共同努力工作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小机构中。因为面试的时候无法判断新员工是否能顺利融入整个团体，我告诉每位新员工前6个月是彼此的试用磨合期。在那段时间里，如果我们双方都认为合适，他就会成为正式员工。
我也根据经验来修正管理策略。我的秘书每隔一个星期五请一次病假，我就私下询问了办公室里她的某位朋友，得知那是她固定的做头发的时间，她也会利用这段时间处理一些积累下来的私人事务。她请病假的原因是如果这些带薪假期不用，就会过期失效。在这种思想下，请病假的员工能获得更多的带薪假期并且比不请假的员工收入更多。为去除这种被经济学家称为非正当激励的现象，我根据每位员工的工作时间来安排其带薪假期，他们可以在不影响基本工作的情况下，将之随意转化为带薪度假、休假、事假和病假。
为了吸引并留住优秀员工，我开出了远高于市场水平的工资和奖金。这么做实际上更节省资金，因为员工们的工作效率比市场均值高得多。高薪酬减少了员工的跳槽率，也减少了我再次教授独创的投资方法的时间和金钱。从更高层面上讲，它也避免了员工辞职创业。
投资机会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1973年4月由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创建并管理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Chicago Board Options Exchange，CBOE）开始进行期权交易之后。在这之前，期权只能在场外交易，这意味着潜在的买卖双方不得不聘用经纪人来寻找交易对手。这样的交易方式效率低下，而且需要付出高昂的经纪费用[12]。而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则提供标准化的合约条款，并能在交易大厅买卖，向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广泛的选择，这就如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内买卖股票一样。如此一来，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急剧下降，交易量猛涨。
为此，我在惠普9830A（Hewlett–Packard）计算机上编写了一个程序，这个程序使用了1967年的公式来计算期权的理论公允价格。这台计算机设计精巧，尺寸接近于大字典，使用的是其著名的墨水笔绘图机，能够画出彩色的图表。对于每个期权而言，其理论公允价值为一条曲线，曲线上的每一点都代表了其可能的股价和对应的合理期权价格。我们在图上用其他颜色标注市场的实际情况，并比较这两者的相对关系。如果它在公允价值曲线的上方，那么期权价格就是虚高的，因此它会被我们列为卖出期权买入正股的对冲候选。而两者之间的距离则体现了市场价格和理论价格的差异。同样地，如果市场价格点在理论公允价值曲线的下方，则表明市场低估了期权价格，即可以成为买入期权卖出正股的对冲候选。理论公允价值曲线的斜率则表示不同价位上期权和正股数量的最佳比值。
期权的理论公允价值曲线是计算机从那个公式中计算得出的[13]。其中运用到股价波动（近期股价日波动百分比）、美国国债利率和期权有效期内的正股派息情况。
在芝加哥期权交易所开市的几个月前，我已经准备好使用期权定价公式来进行交易，并且我觉得当时没有其他人会知道这个公式。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准备趁此机会大捞一笔。不过随后我就收到了预出版的一篇文献，作者是名不见经传的费舍尔·布莱克。他说他是我的粉丝，并且他和迈伦·舒尔兹从《击败市场》中受到启发，进一步拓展出期权定价公式。我浏览了全文后发现那个公式和我正在使用的完全一致。所以好消息是这个由我的直觉引出的公式被他们严格地证明了，坏消息则是这个公式现在成了公开的知识，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还好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这个公式在交易所的应用效果就像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时代的跨越。
为比交易对手更快地在价格偏离消失前套利，我们向交易所申请让交易员使用编程过的掌上计算器，不过这一提议被否决了——新入场的交易员不能比资深交易员更有优势。当我们退而求其次地申请通过步话机与交易员保持联系时，提议同样被否决了。这让我想起当年在拉斯维加斯21点算牌的往事。所以我们只能给交易员大量打印好的期权价格表单以捕捉市场动态。这些表格是高速打印机彻夜打出来的，并通过快速邮递寄到普林斯顿和芝加哥的办公室里。这个办法的效率几乎接近使用便携计算机。
因为异地的两个办公处和分散在交易大厅里的交易员都要使用这些表单，我们每张表单都复印5份。整整一夜，普印力公司（Printronix Corporation）的绘图机都在Z形折叠纸和复写纸上印刷这些表单。对冲指令和目标价格表常常多达数百页，每份都针对未来数日可能出现的情况。每张表单都是手掌大小，大概是11英寸宽、17英寸长，厚度为数英寸。详细的情况可以参见1974年《华尔街日报》的封面文章[14]。后来，当资深交易员认为他们能力足够时，期权定价的掌上计算器才被允许使用，最后成了行业的基础工具。
在我沉浸于学术和商业的同时，薇薇安负起了养大3个孩子的重任。她还抽空协助了一位正派的地方议员复出。她在科罗娜·德尔·马尔（Corona del Mar）成立了选举办公室，突破了党棍的阻挠。在竞选过程中，她筹集到了资金，找到了志愿者，发动了大规模的电话竞选。在那个议员再度当选时，两名党棍把她的成就窃为自己的政治资本。薇薇安最终也进入了这个党派，但是并没有获得任何奖励。在我和她五十五年半的婚姻历程中，她从未自吹自擂。我很欣赏她对衣着的搭配和如同设计师般的家庭布置，她会看着我的眼睛，有理有据地解释她的选择，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我对色彩有一双慧眼”。
她还悄悄组织和运营了一家大型电话银行，帮助选举出了加利福尼亚州办公室的第一个黑人。她也影响了一个又一个人。曾经，她遇到过一位抱怨“那些犹太人”的女士。薇薇安已经在“二战”的纳粹战俘营中失去了好几个亲戚。当她告诉我们她遇到了那位女士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她会立即把对方痛骂一番。不过事实正好相反，薇薇安解释道如果那样做不仅会让她充满敌意，而且那位女士也不能了解真相。薇薇安耐心地教育这位本质善良的女士，还与她成了朋友。
薇薇安还凭借自己的洞察力帮助我鉴别投资界的各路伙伴，他们中的一些道德实在堪忧。薇薇安展现了巨大的魅力，她还常常根据对方的只言片语，推断出对方是否说谎。我妻子经常能讲出投资伙伴的准确性格、动机，并预测他们未来的行为。我每次都因她在与商界专业人士初次见面时就能如此而惊叹不已。
她就是能轻松地通过少量证据（少到我都不敢相信）来做到这点，而且每次她都像预言家一般正确。
有一次，会见结束后，她说：“这个人贪婪、虚伪，你不能信任他。”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她说：“你能从他开车的方式中看出他的贪婪。而且他每次微笑的时候都很假，他的眼神并没有在微笑，其实他在嘲讽你。并且他妻子的眼神里也充满了悲伤，他在家的嘴脸和展示给世人看的并不一样。”
几年后，我们投资了这个所谓的“朋友”格伦经营的对冲基金。该基金在其中一项投资中因遭欺诈而亏损200万美元。当律师最后追回100万美元的损失时，格伦把钱分配给了他的现任合伙人，其中绝大部分都不是之前遭受损失的投资人。他大概是因为觉得可以从现在而非过去的合伙人那里获取经济利益就这么做了。在我质问他的时候，他解释说未能找到当时的20多位合伙人。而当我告诉他，除了3位合伙人需要通过朋友联系外，我有其他所有合伙人的联系方式时，他仍然拒绝补偿，并以合约中合伙人需要单独仲裁的条款推脱。而且，每人的补偿大概只有5万美元，他知道我们不会花时间、精力和律师费来追索。我要求他同意通过集体仲裁来解决这一纠纷，他拒绝了，并且非常狡诈地表示，或许我们应该单独提请几个仲裁，要是都赢了，他倒是可能改变主意。在我质问他的法律助理为何做出如此不道德的行为时，他回答道：“法学院不教授伦理。”
随着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繁荣发展，我也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说来有趣，我遇到保罗·纽曼不是因为我们公司的投资表现，而是因为税法中的条款瑕疵。税法在上市期权方面的条款已无法满足需要，因为一些交易可能极大地减少缴纳给联邦及各州的税款，这些条款直到多年后才被修订。为此我还受邀与保罗和他的税法律师在电影《火烧摩天楼》（The Towering Inferno）的片场共进午餐。
电影工作室比邻比弗利山高中（Beverly Hills High School），它是南加州校园里唯一有油井的高中。我见到保罗时，他穿着蓝色牛仔裤，搭配衬衫和夹克衫，领先衣着潮流很多年。这让我想起我在20世纪40年代因为节俭而经常穿的那条干净而褪色的李维斯牛仔裤，想不到50年后，人们竟然愿意以更高的价格购买被故意破坏过的牛仔裤（而且远比我高中的那条裤子破损严重）。
我被纽曼那非凡的蓝眼睛所吸引，它们比电影里的更有魅力。这是他第一次遇见我，当时他很矜持，甚至有些害羞。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你想喝杯啤酒吗？”我说：“当然。”他随即就变得很放松，认为我是个普通人。午饭时，我吃了一个他推荐的特制三明治。他还问如果采用我的21点策略，全职赌博能赚多少。我说在我能完美伪装并独自作战的情况下，估计每年有30万美元。“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他问道。我回答说我的对冲基金能赚得更多[15]。那年他有600万美元的待征税收入（这也是我们共进午餐的原因），他很欣赏这个答案。不过对于其他的事，我们倒是没怎么讨论。保罗的律师相信我提出的减少税收的建议是个新想法，但是这也容易受到挑战。鉴于保罗是一个高调的进步民主党人，律师建议他还是不要冒被卷入倾向共和党的美国国税局的危险。
我们和好莱坞还有其他联系，比如早年的两位有限合伙人罗伯特·伊万斯和他的兄弟查尔斯。鲍勃曾是默默无闻的演员和制片人，直到1966年海湾西方公司（Gulf and Western）收购了派拉蒙影业（Paramount），他聘请伊万斯作为制作总监。在随后的8年内，伊万斯让派拉蒙影业大获成功，其作品包括：《妙人妙事》《罗斯玛丽的婴儿》《爱情故事》《唐人街》《教父》。在1997年的电影《摇尾狗》里，达斯汀·霍夫曼就以伊万斯的外表、习惯和风格为原型进行了表演。
1971年或1972年的某一天，我在罗伯特比弗利山庄的别墅里尝试向他解释目前的交易类型。他和查尔斯戴着帽子和墨镜，在后院泳池里游泳，我坐在边上解释可转债对冲的基本原理。那时罗伯特娶了他的第三任妻子（一共7任），女演员艾莉·麦格劳。当然，我希望她会出现在我面前问问市场行情，可惜当时她在旅行。艾莉因为在《爱情故事》中的表演而获得1970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甚至在20年后，《人物》杂志（People）将52岁的她列为全球最美的50名女子之一。
编剧查尔斯·A.考夫曼（1904—1991）在1963年因剧本《弗洛伊德》获奥斯卡提名，他也成了我们的有限合伙人之一，并且定期向我们介绍潜在的合伙人。考夫曼有位在洛杉矶工作的会计师，这位会计师同时也为拉斯维加斯的几个大赌场提供做账服务。考夫曼一家有次宴请了我和薇薇安，以及会计师夫妇，晚饭时，我们讨论了合伙经营策略和会计实务。当我们聊到21点时，我提及了我知道赌场作弊、逃税和做假账的情况。这名会计师（表现得）相当震惊，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他的妻子，美丽而直言不讳的前歌舞女郎，却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表情。会计师知道的应该比他透露的要多，因为在这顿晚餐后不久，我收到了与他有联系的拉斯维加斯人物，比如“莫尔”·达利兹（1899—1989）和布兰登·卡特曼（1914—1988）有关投资的咨询。杰伊·里根很快同意了我拒绝他们加入的意见。
其中有个故事特别能反映会计师的隐瞒[16]。1962年夏天，美国财政部的一位特工联系了我，表示财政部正在调查内华达州赌场可能发生的偷税漏税行为，他们认为其中某些赌场正在大量转移现金以在报税表上漏报。这位秘密便衣队员“约翰”与演员迈克·柯纳思长得极为相似（迈克·柯纳思在当时主演了电视剧《曼尼克斯》和《拉紧的绳索》，以及好几部电影）。我们经常在毗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西木区的汉堡头盔吃午饭。约翰已经准备好糊弄赌场，他戴着宽边牛仔帽，穿着牛仔服，身份是名为C.凯许·安德森[17]——财政部的小幽默）的得克萨斯州富商。他开着崭新的红色凯迪拉克敞篷车，白色的车篷是收起来的。
在拉斯维加斯，他在21点上赌得很大，这也让他得以顺利地进入赌场的记账后台，各个赌场都在那里统计21点赌桌上获得的成箱现金。他报告说看到了两套账本和对应的计数器，一套记录了真实的现金流，另一套则用来向政府瞒报。约翰代表政府向我请教如何改进高赌注的21点策略，既能表现得像不老练的赌徒，又能同时降低财政部在伪装方面的开支。
我和薇薇安在合伙企业不断发展的同时也不断走向辉煌。在1969年，我预测了我和里根的财富将如何增长。在黄色的拍纸本上，我通过对公司回报率、净值增长率和税收情况的合理假设，预测出我们将在1975年成为百万富翁。我也把这个推算结果寄给了里根。
果然，在1975年，我们都成了百万富翁。金钱改变了我们的家庭生活。薇薇安和我对家里进行了大改造。我那1964年从拉斯克鲁塞斯的学生手里买来的红色大众，也在1975年换成了崭新的红色保时捷911s。薇薇安廉价而实用的行头也变成了设计协调的服装，以及时尚的手袋和鞋子。过去，我们假期里的学术会议旅行都花不了多少钱，现在则被高消费的游轮出行和高端海外酒店住宿所替代。
我们那时的生活水平超出了大多数教职员工。这在不经意间令我们远离了那些我们本应该与之相处得最融洽的聪明、有趣、受过优质教育的群体。另一方面，我们也还没有在富裕的奥兰治区（Orange County）商业界中交到新朋友，毕竟大部分合伙人都四散在美国各地。正如薇薇安所说，“我们现在非驴非马，不上不下”。
学术兴趣的转变也让我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数学系里的同事产生了学术上的隔阂。一般情况下，大学的研究重点是纯粹的数学，因此不严格地说，这也是抽象数学和理论发展本身的规律。
我的博士论文属于纯数学研究，并且这在此后的15年都是我的研究重点。但随着对赌博进行数学分析，我也对应用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运用数学理论解决现实问题）。在金融界里、在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有无穷无尽的有趣又能获利的谜题需要解决。我再一次成了应用数学家，所以在研究纯数学的数学系里，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同时，数学系本身也遇到了巨大的麻烦。加州政府对研究的补助和基金都被削减了。这直接导致系里不同的派系对谁去谁留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了稍做调停，学校只能聘请外人担任系主任一职，而这名系主任也在经历了3年的内斗后离职了。学校行政为再寻求一位多方都能接受的系主任，努力说服我担任了临时系主任一职，虽然我觉得这并不是个好主意。
这个任命给我带来的挑战比想象中严峻得多。我发现有位助理教授把原本应该上课的时间花费在去看他在400英里外的旧金山的女朋友上，以及里诺和塔霍湖的赌场里。作为计牌玩家，他甚至打电话来询问我21点的问题。还有的助理教授每个月能打2 000美元的电话（另外25位教授一共才200美元）。我询问缘由时，他解释是为做数学研究。看过账单后我发现，他基本上打给两个纽约市的电话。我只能打过去确认，发现其中一个是他母亲的电话，另一个是卖音乐磁带的店铺。他在谎言被揭穿时毫无悔意，甚至对我十分不满。
与此同时，某位全职教授窃取了系里另一位全职教授的机密工作记录。而当我发现并责令他归还时，他拒绝了。后来我发现这些文件里包含一份他写给对手的非常下流的信件。他担心作为系主任的我，如果知道他的所作所为，就会揭发他。当我请求校办启用纪律处分来对抗这些恶习时，他们竟然也拒绝了。我既震惊，又有心无力。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里，大多数人都会摒弃原则而选择不得罪人。我问系里好友（我帮他在系里找到了职位）是否愿意担任副主任来为我分忧。虽然他是拿到终身教职的全职教授，但还是婉拒了我的好意。他说：“我需要在这些混蛋中生存下去。”我明白他的意思，不过还好，我并未困在这潭泥沼中，我有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我试着问自己，既然没有人愿意支持我，我又何必如此呢？我在数学系的工作是出于自愿，而非必要。所以我觉得是时候放下过去，继续前行了。
之后，我转到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管理学院，我在那里能够愉快地教授数学金融学课程。但不久后我就发现，管理学院的派系斗争和数学系的一样根深蒂固。无休止的会议，为了蝇头小利的琐碎的争吵……大家都不尽心竭力工作，也没有人被开除。这里的格言是——发表（论文）或灭亡。我认为是时候离开学术界了。即便如此，这也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选择，不止一个人说，他们最大的人生理想就是成为加州大学的终身教授，这也曾是我的梦想。这些年来，我雇用过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学生和前任工作人员，其中只有一名是教员，而且没拿到终身教职，愿意冒险加入我的公司。其他人都认为这会得不偿失。当然，有些人后来后悔了。
我逐渐减少了全职的教学任务，最终在1982年辞职了。热爱教学和研究的我，放弃了这份曾希望能享受一生的职位，还是难免失落，不过这也是我最好的选择。我摒弃了那些被迫承担的任务，和朋友们继续合作研究。儿时的梦想终于实现了，我能够做任何我想做的，可以继续在学术会议上展示我的工作，或者将之发表在数学杂志、金融期刊和赌博的著述上。
我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与华尔街的那些从学界蜂拥而来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金融经济学家相竞争的浪潮中。
[1] 套利管理公司（Arbitrage Management Company）利用《击败市场》中的对冲概念获利。其成员包括哈里·马科维茨——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1990年）和约翰·谢尔顿——著名金融学教授和权证理论家。虽然该公司确实有所盈利，但3年后，其利润并不足以继续维持运营。
[2] 1平方英尺≈0.093平方米。——编者注
[3] 详见振奋人心的《奇迹迭出的一年：1905，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Annus Mirabilis: 1905, Albert Einstein and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约翰和玛丽·格里宾著，企鹅出版社，纽约，2005年。
[4] 指的是爱因斯坦在1905年发表的《关于静止液体中微小粒子运动的分子热力学原理》（On the Movement of Small Particles Suspended in A Stationary Liquid Demanded by the Molecular–Kinetic Theory of Heat）。在该论文中爱因斯坦指出了每一自由度下的粒子的平均动能，并给出了分子的扩散公式。前者为物理热力统计学中的爱因斯坦模型，后者为分子动力学中的爱因斯坦公式（多用于材料学等领域），二者迄今依然是物理学、材料学等方面的经典模型。
[5] 参见：《股票市场价格的随机特点》，克斯·M.斯普林格著，保罗·库特纳编辑，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剑桥，马萨诸塞州，1964年。
[6] 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始终认为，在布莱克–舒尔兹公式中，美国国债及其短期版本——票据，都是无风险的。争论点在于，政府是否可以随时印制所需的款项用以支付利息及赎回。国会则要讨论是否提高债务上限，例如2013年的争论就暴露了这种谬论。美国可以选择偿还债务，也可以选择违约——当然，默认是选择前者。由于投资者普遍要求支付更高的利率购买风险债务，所以债务上限的争议导致美国的借贷成本上升。因此，反对增加债务上限的人反而使债务本身更高。
[7] 以我操作的账户为例，请参见我在《维尔莫特》杂志的刊文（2002年9月、2002年12月、2003年1月），相关内容也可在我的主页（www.edwardothorp.com）上找到。对合情推理的介绍可参考乔治·波利亚所著的《数学与合情推理》（Mathematics and Plausible Reasoning）的卷I、卷II，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4年。或者可以参考他更基础的著作《何如解决》 （How to Solve It），双日出版社，第二版，1957年。
[8] 背景讨论可参见埃斯彭·戈德尔·豪格所著的《金融衍生品：模型的模型》（Derivatives: Models on Models），威利出版社，纽约，2007年，第27—44页。
[9] 他们在其著名的论文中对此致谢。见布莱克和舒尔兹所著的《期权和公司责任》（The Pricing of Options and Corporate Liabilities），《政治经济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第81卷，1973年5—6月，第637—654页上对此致谢。
[10] 事实上，他们的公式与我使用的公式完全相同，证明了我似是而非的推理得出了正确的结果。
[11] 参见：罗杰·洛温斯坦所著的《巴菲特：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Buffet: The Making of an American Capitalist），兰登书屋，纽约，1995年，第156页。
[12] 在大量交易的情况下，数百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合约如今在场外交易（OTC）。同样地，银行和经纪人喜欢收取高昂的中间费用，并抵制标准化合同。场外交易合同被抵押很容易导致金融崩溃，就像我们在2008年到2009年间所看到的那样。交易所交易的标准化合同可以消除这种威胁。
[13] 多年后，我听说有一个交易者已经咨询了布莱克，并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开市时用那个定价公式指导交易。
[14] 参见：乔纳森·R.拉英，《计算机公式是一个人在市场中成功的秘诀》（Computer Formulas Are One Man’s Secret to Success in Market），华尔街日报，1974年9月23日，第1版。
[15] 《财富公式》（Fortune’s Formula）错误地报道说我赚的和保罗·纽曼一样多。
[16] 参见：《击败庄家》，1966年版，第167页。
[17] 英文为“C. Cash Anderson”，“Cash”为现金。——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