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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回馈
第28章 回馈
2003年，我和薇薇安受到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间所做的慈善的启发，向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数学系提请设立一个基金。设立该基金的原则之一是这项“馈赠”能够领导变革，引发比金钱本身更大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希望能为那些不能继续进行的项目提供必要的资助。这些条件和要求都得到了满足。
20世纪90年代，数学系迎来了新的系主任，他平息了冲突纠纷，边缘化了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并且引进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教员。尽管学校里有不少类似的基金，但是数学系一个都没有。我们希望通过设立这个基金，为数学系吸引学界新星，进一步提升整体院系的高度。我们的目标描述如下：（1）支持有非凡天赋的数学家的个人研究；（2）通过不同于其他基金的投资方法和发放政策，利用复利增长来增加受惠人并最终使这个基金成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基金之一，从而使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吸引更多卓越的数学人才。
为实现这第一个目标，捐赠只能用于支持该基金获得者的研究行为。这项基金只是正常工资和大学资金上的补充，并不能代替它们。如果大学不准备录用此人，那么我们也不会资助。这一举措不会改变，即使该基金的资助额远远超过（如同我们所预期的）了大学给予的薪水。
综合用于院系、校区、学校的预算，或者是其他未能直接支持研究行为的基金资助部分，不得超过每年可支配资金的5%。我们把每年的分配率设置为2%，即0.1%的资金用于支持管理和正常运作，1.9%直接给到受惠人群。因为我们很清楚，将分配率限制于年收益的2%对长期复利增长至关重要。
我们捐赠了手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极具升值空间的A类普通股，这相当于我们放弃了这项投资的长期收益，因为如果日后卖掉它们，可以获取更多资金。股票只会在基金需要支持的时候出售。但是，一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A类普通股能够换取大量现金（在2016年达到了20万美元），远超捐赠基金每年的总支出。所以在需要资金的时候，我们会按照特定转换率将每份A类普通股转化成1 500份B类普通股。B类普通股在2016年中期的市价大约为每股140美元，在需要资金的时候，可以通过卖掉一部分来获取精确的金额。这是为了保证投资效率，让资金在股票投资中充分增长，直到下一个需要现金支持的时点出现。在我们过世后，剩余的股份会转换成无年费、低费用的股指基金[1]，比如先锋标普500股指基金或者先锋全美股指基金。
我们对于捐赠基金的回报增长预期如何？在过去的200年中，美国股票指数增幅超过通胀率，达到7%。没有人知道未来是否仍能维持这一优势，但是只要增速能领先通胀率达到5%，那么总的年购买力增长就会是3%。年收益平均每24年翻一倍，经过一个世纪后，基金和它的年收益换算成现在美元的购买力，会是当今价值的19倍。如果在接下来的200年间年收益都保持这一增速，那它最终会达到2003年初创时的370倍。假如美国继续繁荣、大学始终存在、投资和分配政策能够严格实施，那么复利会使我们这个数学系的捐赠基金超过世界上所有现存的捐赠基金的规模（按今天美元的购买力折算）。
对于那些质疑本计划能否实现的人，我们可以给出一个真实的案例。本杰明·富兰克林提出过一个类似的计划，用其传记作者H.W.布兰德[2]的话来说，富兰克林在遗赠中提到，“这些钱在当下看来可能仅仅是有用而已，但是随着时间的积累，它将最终成为普助众生的力量”。
在1790年富兰克林逝世前，他设置了两项每项均为1 000英镑的专项周转基金：一个在波士顿，另一个在费城。它们每年提取出5%用以资助“年轻的已婚技术人员”。富兰克林预计这两项基金会以每年5%的利率增长，100年后会超过13万英镑，这时提取出其中的10万英镑用来支持公共事业。在第二个100年里，富兰克林认为，如果余下的3万英镑依旧能够以每年5%的利率增长，那么这笔钱最终将超过400万英镑，然后，这些钱会被分到各个城市和州。实际上，波士顿基金1990年增长到了450万美元，而费城基金则增长到了200万美元。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怎么样呢？在前13年，尽管经历了2008—2009年的市场崩溃，在扣除开销之后，基金的本金还是翻了一倍还多。关于这所大学未来是否还会存在，前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说道：“自从1520年以来……只有约85个机构留存至今……其中70个都是大学……很少有事物能够比大学存在得更久、更有适应性。”[3]
政治、时尚和风尚来了又走。一些特殊利益集团曾企图通过享有特权，或者是阻碍其他团体的发展，来达成自己的目的。纵观整个数学发展的历史，大量不同的文化、信仰、社会系统都做出了相当的贡献。我们要指出本基金并没有对任何人在种族、宗教、国籍、性别或者信仰上有任何的偏好和歧视——对于数学的价值、未来的潜力，还有意志和使用数学的能力，是我们捐赠基金仅有的筛选条件。[4]
我们希望自己计划得够好，而我们的捐赠能够像本杰明·富兰克林的那样，积累起来造福许多代人。
另一个满足我们条件的慈善机会出现在2004年。乔治·布什政府严格限制了联邦基金赞助的干细胞研究，并且一些被政策禁止研究的实验室必须从联邦赞助的机构中分离出来。理论上，如果政府基金赞助的一支铅笔被用来做了禁止的研究，那么整个联邦机构都会被撤销。
国家面临着挽救生命的治疗方式的发展滞后，许多科学家选择移居海外来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大量人才流失，导致我们在干细胞研究上的领先地位正逐渐消失。此时加州的投票人介入了，他们通过了一项投资30亿美元债券创立CIRM（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加州再生医学研究所）的议案，目的是向那些被布什禁令影响的干细胞研究提供十年的资金支持。
CIRM计划在全州范围内赞助5~6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每一个最后都会得到几亿美元。资金会用来帮助建设完全独立于联邦基金的研究机构，并且也赞助教职员工开发新的干细胞治疗方法。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本身就有一群研究干细胞的专家，并且研究机构设立在生物技术发达的奥兰治县。但是，为了满足基金赞助的条件，学校需要在两年内建设完一个研究中心，那就只能从大学和私人赞助者那里筹措大量资金。谁在奥兰治县有足够的钱，并且愿意站出来成为第一个私人捐赠者呢？
故事的下一部分要追溯到1966年，那一年，一个杜克大学的大四学生经历了一场可怕的车祸。他失去了头皮和大部分血液。所幸，有位州警察找到了他的头皮，并且医院把它接了回去。他花了很长时间恢复，将大四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在医院养伤。其间，他阅读了《击败庄家》这本书。之后，他应征了海军，在毕业和随后的3年服役生涯之间的那个暑假，他不顾母亲的意愿，选择去拉斯维加斯成了最早的计牌玩家之一[5]。
参考了《击败庄家》后，他带了200美元本金，最后一路赚到1万美元，这只花了他4个月。他每天在赌桌前精疲力竭地奋斗16个小时。这是一种艰难的赚钱方式，但是其真正的价值，一如他的前辈和后辈们，是他在赌场中学到的东西。正如他所说：“我最初并不知道拉斯维加斯赌桌上的4个月给我未来在华尔街的成功打下了基础。但它教会了我几条重要的原则，使我在过去25年[6]的职业生涯中受益匪浅……”
1969年这个计牌玩家从越南参军归来，去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工商管理学硕士。他在《击败庄家》里读到过可转债，因此围绕这个主题完成了自己的硕士毕业论文。两年后，他在1971年毕业时发现，适合工商管理硕士的工作很少。但当他去应聘太平洋共同基金的基础信用分析师时，公司对于这个人和他的论文主题都非常感兴趣。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他合伙投资创立了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这家公司现在管理着将近2万亿美元。这位杜克大学的毕业生就是如今世界闻名的债券大王——威廉·格罗斯。当时，比尔（威廉的昵称）和他的妻子，苏，已经向医疗研究机构捐赠了几千万美元，所以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一个研究组[7]安排了一顿午餐会见比尔，想问问他和苏是否愿意捐赠1 000万美元并且成为这个新成立的CIRM下属干细胞研究中心的首席捐赠人。
在谈话期间，我提到这1 000万美元的捐赠会在未来增长到6亿美元，是捐赠资金的60倍。我看到比尔眼中闪过一道光，我当时想：比尔和苏一定希望这次捐赠的未来价值能够远远超过这个捐赠的数额，这和我与薇薇安所希望的一样。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们答应了下来。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是CIRM的要求之一，是捐赠必须来源于若干私人捐赠者，不能只有一个，这也是整个社区都支持该项目的证明。与其他人一起，我和薇薇安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CIRM在2008年拿到了3 000万美元，并且在两年内完成了价值7 000万美元的设施的全部建设，这不仅在预算之内，也远早于时间安排。[8]
加州大学同时也满足了我和薇薇安在考虑捐赠时的另一个测试。我们希望至少有90%的资金能直接用于捐赠目标，而不是用作资金筹集和管理。你可以通过每年的财务报表来分析任何非营利组织在目标和整体上的开销比例。
薇薇安和我同受惠于加州大学系统，它给予了我们当时负担不起的优质教育资源。这里也是我们遇见彼此的地方。我们很高兴自己能够对加州大学说一声感谢。
筹措成立“苏和比尔·格罗斯干细胞研究中心”（Sue and Bill Gross Stem Cell Research Center）的时机也恰到好处。因为之后的经济环境变得非常差。
[1] 为什么不继续持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原因之一是我无法预见谁会在将来管理捐赠基金，我相信把资金锁定在已经发展完全的指数增长机制中是最好的选择。这也避免了主动投资所产生的资金浪费。
[2] 参见：H. W. 布兰德，《财富》（Fortune），2003年8月11日。
[3] 引用自史蒂文·桑普、沃伦·贝米斯，《洛杉矶时报》书评，2003年7月13日，R9版。
[4] 在此，我要感谢罗纳德·斯特恩教授在鼓励并成立基金会中所做的贡献，大学基金会的保罗·马克斯在法律方面提供的支持和许多极具远见的会谈，以及我的妻子薇薇安为成立基金提供的良好的环境，这最终使得我们的捐赠得以实现。
[5] 参见：蒂莫西·米德尔顿，《债券之王》，威利出版社，新泽西，2004年；威廉·H.格罗斯，《每件你听说的关于投资的事都是错的》（Everything You’ve Heard About Investing Is Wrong），兰登书屋，纽约，1997；以及威廉·H.格罗斯，《比尔·格罗斯谈投资》（Bill Gross on Investing）的修订版，兰登书屋，纽约，1997、1998。
[6] 参见：格罗斯，1997年，op. cit.，第90页。
[7] 会见比尔·格罗斯的主意源自斯特恩教授，后来的物理科学学院的院长，以及格雷格·吉森丹纳尔，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大学进步处在学院的工作人员之一。我的朋友保罗·马克斯认识比尔并筹措了午餐会面。
[8] 苏和比尔·格罗斯之后又捐赠了400万美元用以建造4楼的实验室和会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