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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潮落……
第16章 潮落……
1987年12月17日，星期四中午，大约有50名全副武装的警员突然出现在我们新泽西普林斯顿的3楼办公室，他们分别来自国税局（IRS）、联邦调查局（FBI）和邮政部门。他们搜查了每位员工的随身物品，然后要求这些雇员离开大楼。与此同时，警员们扣押了上百箱书、记录，甚至包括通讯录名片盒。他们从垃圾桶一路检查到吊顶。大搜查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
这场搜查由时任纽约州南部检察官的鲁道夫·朱利安尼发起，意图打击华尔街金融犯罪。一名检察官后来才告诉我们的辩护律师，国税局突袭我们在普林斯顿的办事处的真实目的在于搜集关于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亦称德雷克斯投资分析公司）的迈克尔·米尔肯和高盛集团的罗伯特·M.弗里曼的信息，以便之后调查、起诉。我的合伙人杰伊·里根恰好与他们往来甚密。弗里曼曾是里根在达特茅斯的室友。朱利安尼相信能通过里根把他们一网打尽，但里根拒绝合作。
政府利用搜查中找到的证据，以及某心怀不满的前员工的证词来提出诉讼。讽刺的是，普林斯顿办公室的人力在考虑录用此人为交易员时，曾飞来新港询问我们的意见。我们当时明确地表示，这个人非常不可靠。不过由于两间办公室拥有处理各自业务的自主权，他们最终还是雇用了这个人。普林斯顿办事处的5位负责人都遭到了起诉，罪名为操纵股票、股票暂存（stock parking）[1]、税务欺诈、邮件诈骗以及电信诈骗等共计64项。杰伊·里根本人、首席交易员、首席可转债券交易员、首席财务官及其助手和一位德崇证券的可转债券交易员，一共6人都被告上了法庭。
无论是我、其他40位合伙人，还是新港沙滩办公室的员工都不知道普林斯顿办公室有其被指控的行为。我们也从未被牵连、指控，或是做错任何事情。相距2 000多英里的两间办公室做着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职能及公司文化。
诉讼的关键证据，是政府在我们的3个旧交易室里找到的一些早年被遗忘的录音带。对交易室里的业务电话进行录音是普林斯顿办公室的例行工作制度，也是华尔街其他公司的老规矩。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快速解决和交易对手的关于合约及其执行上的矛盾。我们每年的交易量高达180亿股，失误在所难免。比方说，我们当时参与的一部分大宗日本权证对冲交易，是通过一家第三方企业执行的（我管它叫“恩科”）。恩科公司负责告诉我们权证条款，而我们则基于他们的信息做出交易决策。交易员说恩科公司曾反复保证他们提供的信息准确无误，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我们的证据就是这些录音磁带。
依靠错误信息的直接后果就是在对冲中，我们持有的证券款项（position，亦称“头寸”）有误，损失了200万美元。通常，录音带会记录过去4天内的所有电话对话，记满后会覆写掉老的通话记录。为了解决这些错误信息导致的问题，交易员保存了所有相关录音带。之后，恩科方面拒绝承认错误，交易员准备通过另外两盘录音来申请仲裁或诉讼，在录音里，恩科曾数次向我们的交易员保证他们提供的原始信息非常准确。这意味着，加上这两盘磁带，我们一共有8天的录音作为证据。然后我们向恩科的管理层反映了事件的细节：他们的员工提供的信息如何与事实相去甚远，并要求恩科赔偿。通常来说，犯错的市商会补偿另外一方，但是恩科态度强硬地拒绝了，还威胁说如果遭到起诉，他们就断绝和我们的业务往来。当时日本一共有4家经纪公司掌控着全日本的权证和可转债券市场，我们明白如果真的和它断绝往来，那么其他3家公司也都会跟进。由于日本的业务是我们主要的收益来源之一，我们最终被迫自担了这200万美元的损失。尽管当时这3盘磁带理应继续被用于常规录音，但是它们在一张办公桌里被遗忘了十几年，直到1987年政府把它们和其他上百个装满文件和各种材料的盒子一起，当作搜查证据取走。
很快，政府援引《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 RICO）针对普林斯顿办公室提起诉讼。这一案件在法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这部法律原本是被用来起诉黑帮的，这是它首次被用于起诉证券行业的被告人。最终，被告被判处总额达2 000万美元的现金债券赔偿。
为了进一步对普林斯顿的负责人们施压，美国检察官开始联系我们的有限合伙人，传唤他们到纽约在大陪审团前作证（这些检察官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传唤这些有限合伙人去证实什么）。由于有限合伙人并不直接参与运作，这对朱利安尼针对里根和其他人提起的诉讼毫无意义，这只不过是为了扰乱被告的心神，不过这一举动可能足以让不少合伙人退出公司。
我们的一个投资人在接到传唤时，刚刚购物完毕回到位于北加州的家中。据她描述，那是个阳光明媚的8月下午，干燥的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芳香，感觉像是盛夏的塔霍湖。当她准备往回搬购物袋时，她注意到街边停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掉漆老轿车，这明显不是当地住户的车。两个邋里邋遢的男子下车迎面走来，出示了检察官的传票后命令她前往纽约，在大陪审团前为普林斯顿办公室的诉讼案件做证。
高挑、镇定而优雅，这位艺术家出身的合伙人是湾区社会领袖（social establishment）的一员。她首先要求两位男士帮她搬运买回的生活用品。在交谈中，她说自己对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诉讼案件真的一无所知，但她乐于提供帮助。她一直很期待能去一趟纽约。当然，他们会安排她最喜欢的旅店，提供剧院的演出票和餐厅预约，不是吗？她也想要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古根海姆博物馆（the Guggenheim）以及惠特妮博物馆（the Whitney）的展览信息，哦，能顺便再帮忙找一下卡内基大厅的演出时刻表吗？
这两位可笑的传唤负责人夹着尾巴匆匆逃走了，此后，朱利安尼先生再也没有联系过她。
并非我们的每位投资人都能如此冷静地面对类似情况，但是，这90多位有限合伙人都寸步不让。没人想要退出。朱利安尼的手段不过就是虚张声势，实际上没有一个有限合伙人被要求作证。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也预料到，如果里根坚持拒绝帮助朱利安尼扳倒米尔肯和弗里曼，他可能会想方设法摧毁公司业务。
有限合伙人受到警告——《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可能会涉及他们委托的资产，同时，因为调查，投资人们开始质疑普林斯顿办公室的领导能力。此外，普林斯顿方面也没把涉讼信息完全提供给我，这也令我相当不安。比如，政府拷贝了交易室的录音带，然后提供给了被告，我要求查看这些录音带副本，但普林斯顿那边迟迟不肯给出答复。与此同时，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律师也得到了一份附件，公司的律师团队和被告的辩护律师是相互独立的。于是在我的要求下，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律师给了我一份完整的录音。被告人的一位顾问听说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并要解雇公司的律师。在阅读了好几英尺厚的文件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普林斯顿方面拒绝我的要求了。那些对话录音带中的一些内容，不论对错，对于参与的双方而言都极度尴尬。
辩护律师费大约介于1 000万到2 000万美元之间。也没人知道这场官司会持续多久，最后会如何收场。如果这些人被判有罪，他们将支付自己的律师费，反之，如果他们被判无罪，那么合伙公司就要承担全部费用。为避免如此高昂的律师费，我协商为负责人们提前支付250万美元的辩护费，以免除公司在律师费上的全部责任。除此以外，公司本身也因为高额的诉讼费而不堪重负。
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收益在这令人痛苦的一年里只有区区4%。一方面，这是因为公司要支付高达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另一方面，普林斯顿办公室需要花费精力来为自己辩护，没法全身心投入业务。在1988年年末，我觉得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前途渺茫，最终退出了公司。有限合伙人们也相继离开，于是公司彻底倒闭了。
鲁道夫·朱利安尼在1989年年初辞去了检察官一职，同年竞选纽约市市长，不过，由于他当年起诉黑帮和华尔街时恶名昭彰，最后竞选失败。4年后，他再次参与了纽约市长的竞选，并获得了成功，连任两届。
其后，被告方于1989年8月被判定多项罪名成立，被判处3个月监禁及罚款。通过《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定罪是米尔肯和弗里曼放弃抵抗的关键。他们马上做出了认罪协商（plea–bargain），不过他们可能行动得太快了。在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被定罪（包括由《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判定的诈骗罪）两个月后，美国司法部“由于引发了大量争议”，第二次采取措施“遏制由前曼哈顿检察官鲁道夫·朱利安尼发起的，经诈骗罪来处理华尔街腐败的案件”。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被告们合力上诉，在二审中成功地摆脱了诈骗和税务欺诈的罪名。但是法院依然对6名被告的共谋罪和其中2名被告的证券欺诈罪维持原判。1992年1月，检察官们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真正目标——成功地给米尔肯和弗里曼定罪，于是他们撤销了对5位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合伙人中4位的诉讼，以及对徳崇交易员的相关处罚。普林斯顿办公室的首席交易员和徳崇证券的其他被告仍然面临3个月的监禁和罚款。在1992年9月，联邦法官最终也撤销了对他们的判决。
从表面上来看，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案件起因只是政府起诉证券违规者。但要追根溯源，你必须回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大公司们能轻松从华尔街和银行融资，而规模稍小的公司就只能自己在市场中挣扎。年轻的金融创新先锋迈克尔·米尔肯从这里面发现了商机，他通过一家老旧平庸的华尔街券商——德崇证券，为这些小企业打造了一台筹资机器。米尔肯所在的小组负责研究的是那些低评级高收益的债券——即所谓的“垃圾债券”，其中一些是可转债券或股票购买证书。由于这些债券的违约风险很高，它们往往以更高的收益作为对投资者的额外补偿。这一商业领域的长期空白让小公司对融资如饥似渴，而米尔肯的团队填补了这个空缺，他们很快成了华尔街历史上最伟大的金融引擎。
一开始，美国传统企业就像夜晚车灯前的鹿一样，对这一切目瞪口呆，但是在德崇证券几乎无尽的资金支持下，当一群新兴创业者掀起一轮轮不友好的收购浪潮时，那些墨守成规的美国传统企业被米尔肯的创新彻底激怒了。很多老企业对收购毫无招架之力，它们的员工和领导层没能投资好股东权益。由于资本回报率欠佳，它们的股票都非常便宜。收购团队将企业重组、提高收益率、提升这些公司的价值。由于类似的公司具有极大的潜力，看多[2]的新投资人会以高于当前的市价出资。
大型美国企业的主管和董事们都习惯了一成不变的生活。他们享受着狩猎场和私人飞机，为给自己贴金做一些慈善捐赠，并且给予自己充足的薪水、退休保障、奖金、股票、期权，还有优厚的离职补偿费。所有的这些优待都是高层为自己准备的，而其费用都由公司承担，并照例由少数股东团体批准。经济学家把这种管理层（或代理人）与股东（实际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称为代理问题。这个问题如今依旧存在，2000年，全美管理层给自己发放的股票期权价值已经上升到全美公司价值的14%。而在2008年，无能又贪婪的美国公司管理层又成为史上最大金融危机的帮凶，而这一切的后果是联邦政府（实际上是大量纳税人）不得不救市，以防美国经济被彻底摧毁。
这些德崇证券资助的新人正在把不堪一击的管理层从马上拉下泥潭。必须要有人出手做点儿什么了。政府需要有一些“同情心”——因为这些老旧的公司掌握着国家绝大部分的资产以及政治影响力。对华尔街而言这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失，但意料之中的是（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德崇证券的陨落是个巨大的蜂蜜罐，每个人都能尝到甜头，从中获利。
无疑，这些传统公司的金融家们是幸运的，因为检察官们会发现米尔肯的团队及其客户、盟友和伙伴们[3]确实违犯了证券法。然而，比起整个金融界发生的一切，我们很难评判米尔肯的作为有多恶劣，商圈和金融业里的违法行为本来就持续不断又屡禁不止，每次只有少部分违法者会被抓到，而在起诉他们的时候，也只能针对其罪行的一小部分提出诉讼。这种情况与徳崇证券案恰恰相反，政府在德崇证券案里一直试图找到尽可能多的违法者。这有点儿像是，某个司机一年内被抓到3次酒驾，但是他的邻居也酒驾，却从未被发现。那么谁犯罪更严重呢？如果现在我告诉你，事实是，被抓的司机只酒驾过3次，只不过每次都被抓到，相较之下，他的邻居酒驾了100多次，却从没被抓到过呢？怎么会这样呢？如果说这两位是商业上的竞争对手，而交通警察局长从没被抓到酒驾的司机那里获得了巨额的竞选捐款，那谁才是真正的罪犯呢？
当时的情况对于新任检察官鲁道夫·朱利安尼而言无异于美梦成真。朱利安尼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他从早年检察官托马斯·杜威的经历中获得启发，杜威在20世纪30年代起诉了一批违法人员，并把这些作为政治资本成功竞选纽约州州长，甚至在1948年离总统宝座仅一步之遥。起诉证券业违法人员和曝光内幕交易简直是完美的晋升阶梯。
如果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还在，2015年，它会有多少市值呢？我怎么会知道？不过有意思的是，城堡投资集团（Citadel Investment Group）这个市场中性的对冲基金公司恰巧和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模型如出一辙。在1990年，前对冲基金经理弗兰克·梅耶发现了年轻的量化投资奇才肯·格里芬[4]（当时他还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交易权证和可转债券），随即二人在芝加哥成立了这家对冲基金。我见到弗兰克和肯时，向他们列举了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工作和盈利核心，同时也找出了那些详述历史上优秀权证和可转债条款的文件资料。因为没有任何副本，这些资料是无价之宝。
城堡投资集团在1990年（当时我是他们的第一位有限合伙人[5]）成立之初有些寒酸，只有区区几百万美元的资本和1位员工：肯·格里芬本人。而25年后，它总共管理着200亿美元的资产，拥有超过1 000名雇员，有限合伙人的复合年化净收益率达到20%。肯的总资产在2015年也达到了56亿美元左右[6]。
在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倒闭后我暗自反思，明白了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如何分配时间。J.保罗·盖蒂成为世界首富之后并没有感到满足，他感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是16岁时，他在加州的马里布沙滩上冲浪的时光。2000年，《洛杉矶时代杂志》（Los Angeles Times Magazine）在提到新晋亿万富翁——来自博通公司（Broadcom Corporation）[7]的亨利·尼古拉斯三世时写道[8]：“现在是凌晨1:30。他在灯光昏暗的办公桌前度过了自己的40岁生日。他已经有好几天没有见到妻子和孩子了。‘这就是我活着的原因’，‘上一次我们谈话的时候，斯泰西告诉我她很怀念过去的日子，当时我还在汤姆森·拉莫·伍尔德里奇（Thompson Ramo Wooldrige Inc., TRW，美国汽车零件公司），一家人住在公寓里。她告诉我，她想回到那样的时光’，但是他们回不去了，因为他无法停下手头的工作。”（两人之后离婚了）
我最初认为自己也许会继续创建类似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的企业。但是如果那样做，除了享受工作中有趣的部分，我还需要负责自己讨厌的事务。我最终改变了这一想法，逐渐淡出了新港的办公室，开始为我们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寻找优秀的证券机构职位，比如巨型对冲基金德劭集团（D. E. Shaw）[9]、巴拉量化投资公司（Barra），以及拥有几十亿美元资本（养老金和职工分红计划）的惠好公司（Weyerhaeuser）。之后我找到了如今就职于高盛集团的费舍尔·布莱克，他表示希望建立一套对于权证和可转债券交易的计算分析系统[10]。我们手头恰好有一套被证实可靠，并且先进的系统可对外销售，因此他乘飞机来找史蒂夫和我，花了两天学习系统的运作并做了详细的笔记，但最后他遗憾地告诉我们，把这套系统转码到公司的计算机上的代价实在过于高昂。
[1] 把股票暂时转移到他人账户，谎报真实资产以避税。——译者注
[2] 对公司的预期很高。——译者注
[3] 詹姆斯·斯图尔特所著的《贼巢》（Den of Thieves），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纽约，1991年。
[4] 参见：斯科特·帕特森所著的《宽客》（The Quants），科恩出版社，纽约，2010年。
[5] 参考我和城堡投资集团的斯科特·拉弗蒂的谈话。
[6] 《福布斯》500上的排名可能不全，这些名次是估算所得，且资产总值一直在波动，因此具体排名并不准确。比如沃伦·巴菲特在该排名产生的1982年就足以上榜，但是该榜单直到1985年才把他的名字加上去！另举一例，2014年5月8日，扎卡里·米德尔在《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上刊登的文章《130亿美元的神秘天使投资人》（The $13 Billion Mystery Angels）揭示，前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员工在1989年创办新公司后，借助我们的量化方法和计算机算法，历经25年，赚取了至少130亿美元。
[7] 区别于现在的博通有限公司，是如今博通有限公司的前身。是全球最大的WLAN晶片厂商。2016年被安华高科技有限公司收购后合并为博通有限公司。最近，其最著名的动向是，2017年11月企图斥资1 000亿美元收购高通，不过在2018年3月，被美国总统特朗普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发布行政令阻止并购。——译者注
[8] 洛杉矶时代杂志，2000年1月23日，pp. 10 ff，第35页。
[9] 当德劭集团雇用了我们的某位重要员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他汇报所有与普林斯顿–新港合伙公司相关的情况——足足讲了6个小时。
[10] 该程序结合了质量恶化和信用违约风险的度量，我认为这种想法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