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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思考
第30章 思考
我 想分享这一路走来的经验，把它作为这个关于科学、数学、赌博、对冲基金、金融和投资方面的冒险故事的结尾。
教育让整个旅程在我眼中产生了巨变。数学教会我逻辑推理，理解数字、表格、图表，并让计算成为我的第二天性。物理、化学、天文学和生物学则揭示了世界的奇妙，告诉我如何建立模型和理论，对未知进行描述和预测。这些经历让我在赌博和投资中都获得了回报。
教育为大脑制作软件。你可以把刚出生的自己看成一个只拥有基本操作系统，而没有其他软件的计算机。学习就像给计算机添加大大小小的不同程序，从画一个人，到骑自行车，到掌握微积分。你将用这些程序在世上走出独特的道路。我学到的很多东西都来源于学校和老师。更可贵的是，我从小就懂得自学。这一点让我在后来得到了回报，因为没有课程能教你解决所有遇到的问题，例如击败21点，为轮盘赌设计电脑，或者推出一个市场中性的对冲基金。
我发现大多数人都不曾掌握赌博或其他日常生活中涉及的概率计算。如果我们还是一个生存于森林和丛林中的物种，那我们并不需要这种技能。当狮子对你怒吼时，你本能地爬到最近的树上，然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如今我们经常有时间思考、计算和提前计划，而数学就能帮助我们做出决定。例如，汽车安全带和气囊是“值得”配置的吗？假设我们以每辆车300美元的价格升级1亿辆汽车，总共花费300亿美元，每年减少5 000个交通事故死亡案例。如果这些附加了安全特性的车辆能使用10年，那就可以挽救5万条生命，代价是300亿美元，或者说是每人60万美元。尽管汽车行业中许多人持不同意见，我们还是在花钱挽救生命。
那每天抽一包烟的人呢？持续抽40年烟将使他的平均寿命缩短7年。每根香烟不仅使死亡逼近12分钟，还会导致余生的健康问题。此外，吸烟也对其他人产生了不良影响，比如人生最后几年中更高的医疗支出，工作期间生病天数的增加，以及二手烟损害。不过这些都说的是普遍情况。有些吸烟者不会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而有些人则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死了。这就像轮盘赌，总体来看，每下注1美元会损失5美分，但这是平均值。有些赌徒很快就被淘汰了，而其他人可能会待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现今公共政策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保持某些程序的成本和收益的平衡。有些选择是赤裸裸的，像是花50万美元挽救1个超级耐药结核病患者的生命，还是用同样的金钱向儿童提供5万剂流感疫苗（每人10美元）来拯救50个生命。统计的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在遇到类似问题时做出选择。
我建议教授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孩子简单的概率和统计，通过分析抛硬币、掷骰子、轮盘赌等机会游戏，我们能学到足够的方法来思考这类问题。了解赌场时常获胜的原因可能有助于我们远离赌博，并教会我们将损失限制在娱乐价值上。在今天，赌博就像是对无知的大规模税收，从那些无法承担损失的人身上赚钱。
我从赌博中学到的大部分知识也适用于投资。人们大多不明白何为风险、报酬以及不确定性。如果他们懂得这些，那投资结果会好很多。几年前，我们小区的业主委员会把他们储备的现金投资于30天期的美国国债，以保证绝对安全。然而他们的年花费大概只有其总量的1/5。我建议他们把总额的1/5投资于明年到期的美国国债，另外1/5投资于后年到期的国债，余下的3份总额的1/5以此类推。这个策略即著名的阶梯策略，效果一般不错，因为长期的美国国债在到期前会出现较多的价格波动，且收益率更高。在过去的83年中，5年期国债的年化收益率比30天期国债大概高1.8%。委员会的财务主管是一名专业的会计师，他虽然最初反对，但是后来还是赞同并采用了这个策略。
我希望中小学开展基础的金融知识教育。如果公民更了解如何有效利用支票簿，以及怎样编写并理解自己的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他们就可能在购房时做出更好的选择。合理安排投资将更好地为退休做准备，使人们在有生之年不再依赖社会。
研究投资、金融和经济学的最大乐趣之一就是洞悉人群和社会的特点。物理学有自己的定律，比如万有引力就适用于我们的世界。但是人类和他们的行为却没有被普适而固定的理论所涵盖，兴许永远都无法概括。相反地，我发现了一些有局限性的概念，它们能把事物联系在一起，并且可以作为理解事物的捷径。
概念之一是自由主义者和自由市场粉丝的最爱，也就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的论述。他认为在许多小型买家和卖家组成的经济体中，每个个体都试图增加自己的利润，而整体的利益将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最大化。这个概念的使用范围有限，因为大多数市场不像亚当·斯密所假设的那样。以电脑芯片为例。世界上99.8%的芯片是由美国的两家公司生产的，而其他较小的厂商正在为生存而奋斗。
与“看不见的手”相对的概念是加勒特·哈丁[1]在1968年所描述的“公地悲剧”。想象一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利用的自然资源，比如曾经的海洋捕捞。在18世纪，鳕鱼的鱼群非常庞大，本杰明·富兰克林曾惊讶于船舶通过它们要花费好几天。在经过两个世纪的过度捕捞后，这一数量已经坍塌式下降。个人利益如何将社会利益最大化？在全球范围里，我们可以将污染作为例子。个别人肆意地使用化石燃料，大大增加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导致20世纪全球气温持续上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微小颗粒还会导致肺部疾病甚至死亡。但每个污染者从中由此得到的收益都多于自身损失，因此他没有改变的动力。
而社会性的解决方案则体现了另一个整齐统一的概念——“外部效应”。在经济“教士们”所钟爱的神秘术语中，外部效应是指因个人经济活动而对社会产生的正面或负面效应。在空气污染的例子中，外部性就是负面的，对此问题的“公平”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估计损失并按其金额征税。外部效应也可以是正面的，例如对房屋进行防火处理能保护邻居[2]，并可能降低当地消防服务的成本，增加我投保的保险公司的利润。那么我不但不会被征税，保费还可能降低。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查理·芒格在他那本有趣的著作《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的智慧箴言录》（Poor Charlie’s Almanack: The Wit and Wisdom of Charles T. Munger）里罗列了类似的思维工具。涉及多学科的见解[3]中涵盖了我最喜欢的部分——理解交易及其关系，即“寻找诱因”。这与寻找“何人获利”密切相关。何人获利能迅速解释为何从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蒂华纳到科珀斯克里斯蒂的全美7 000多家枪支经销商，能够被允许向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接近军用级别的武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国会强制使用以玉米为原料制造乙醇这种愚蠢又浪费的方法：生产过程造成的污染差不多被其环保效应所抵消，却抬高了人们购买食品的价格。如果目的是使用乙醇，那为何到2011年年底还在对乙醇征收每加仑54美分的关税以限制从巴西进口呢？
更深层次的见解源于对所有投资者都至关重要的想法，即承认有政治力量的富人群体在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理解社会中发生的事件及其原因的关键。这一群体利用竞选、就业机会、投资利润等收买政客，坐拥财富而大权在握，他们掌控着国家，并且未来也将如此。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是如何利用政府来帮助他们摆脱2008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的。
恕我直言，我不反对有些人比其他人富有，甚至富有很多。但我反对通过政治关系而不是能力获得财富。如果某个篮球队以每年2 000万美元雇用我的邻居科比·布莱恩特，那我觉得没什么问题，他有这样的价值。但是，如果某对冲基金的经理贿赂政客们，使得法律中的某条款能够将他们大部分收入的税率[4]降到工人平均工资的一小部分，那我持反对意见。
简单来看，富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类通过政府获得更有利的竞争环境，另一类则不然。前者的纳税量远低于中产阶级，而后者的纳税量则明显较高。两者的总体纳税量则与上层中产阶级相当。但有政治关系的富人通常以无政治关系的富人的高税率为幌子，要求更多的税收优惠。在这个群体中，权力主要集中在持有财富最多的0.01%的人手里，其目前身价超过1.25亿美元。
处理公共政策问题的另一个主题是简化规则、规章和法律。要把政府从微观管理业务中剔除。例如，各州都有自己的所得税税法，虽然其与联邦税法相似，但二者差别很大，因此居民必须填写并提交一份详细程度和复杂程度与联邦政府退税相似的州退税申报表。我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由立法机关制定，将各州的个人税法计作联邦税法的一部分，调整税率使之与合并前相同即可。退税可以贴在明信片上，此举不仅能节约每位纳税人的时间，还能将政府雇用的数千名相关岗位的员工从这个非生产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使他们投入私营企业从事更有价值的工作。加州可以减少3 000多名相关岗位上的员工，若以每人每年10万美元的成本计算（涵盖工资、福利和开销），每年能够节省3亿美元，这还没有算上公民节省的时间和金钱。如此就是一个不影响收入又能让本州产生净收益的解决方案。
当我们将这种方法应用于联邦税法时，会带来更大的好处。目前的高税率是因为漏洞百出的法规允许某些人少缴纳甚至不缴纳税款。而这个税收总量中性的单一税可以使税法变得简单而公平，并且不会遗漏目前逃税的人群。所有的收入都将被同等征税，并可以设置征税起点，比如收入是贫困线的1.5倍。低于此限额的人将不需要纳税。这一群体只占国民收入的一小部分[5]，因此他们的豁免影响较小。考虑到目前未被征税的群体在新税法实施后将被征税，那么税收总量中性的税率应为20%左右。[6]这样，我们就可以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收益。成千上万的政府雇员、税务律师、会计师和报税人员将被解放出来，（很可能）参与到对社会有贡献的生产活动中。除此以外，增值税是另一个能够追回漏税，并将最高税率减半的方法。
有一个利于社会的想法只是第一步，最困难的往往是通过立法将之实施。这个步骤目前已变得更为困难，因为美国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非常极端。政治，曾经被称为可能性的艺术，现在正在转变为不可能的艺术。派系之间无法妥协的僵局正是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认为在历史上只有过两个超级大国：战胜迦太基的罗马帝国和苏联解体后的美国。对长期投资者来说，重要的是确认美国是会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主要强国，还是它已然到达了顶峰，正逐渐被昂贵的国外战争、不善的财政管理和国内冲突不断削弱自身实力。第一种情况可能使整个世纪的股票年回报率达7%（已扣除通货膨胀效应），而后一种情况的后果可能不那么令人愉快。我用悲观的方式安抚悲观主义者：我们仍然富有，仍在创新，而且罗马帝国也并非在一天内崩溃。那些曾经的世界霸主，如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现今仍然是最发达和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对于乐观主义者，我提到了显而易见的问题：无休止的赤字、战争中消耗的大量生命和财富、政治补贴（猪肉、救济、企业福利、给游手好闲者提供的补贴）以及三权分立中的恶性党派纷争。此外，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地缘政治和经济格局。
被低估的未来威胁之一是教育和技术。我所在的加州在这方面已经严重滞后。反税运动减少了州政府的收入，导致教育系统的经费严重缩水。拥有10个校区的加州大学系统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公立高等教育体系，但在2015年，它将学费提升到每年1.2万美元[7]。而1949年我在那里求学的时候，学费只有70美元，算上通货膨胀后仅相当于今天的700美元。优质的教育曾经对每位合格的学生开放。受到良好教育的毕业生又能继续引领技术革命。但是在2014年，州政府只能提供加州大学所有花销的10%。
如果加州大学系统将学费加倍，它可能会完全放弃州政府的支持而私有化！其他州和外国学生的学费是本州居民的3倍，因此学院院长和管理人员很可能通过多招非本州学生而筹集更多的资金。与此同时，许多有天赋的外国学生（其中不少来自中国[8]）会选择在美国获得高等学位后回国，而非为获得博士后经费和居民资格而奋斗。有才华的本地科学家和工程师也加入他们，移居海外。经济学家发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产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能解释国家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繁荣。缩减教育资源如同竭泽而渔，不顾长远。今天没有税收，明天就没有新技术。
[1] 参见：加勒特·哈丁，《公地悲剧》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科学》杂志，162卷，第3859期，1968年12月13日，1243—1248页。
[2] 接种疫苗是一种正面的外部效应，因为它能保护其他人免受接种者感染。
[3] 《穷查理宝典：查理·芒格智慧箴言录》由沃伦·巴菲特作序、彼得·卡夫曼主编。
[4] 可参阅维基百科和其他网站上关于附带利益课税的讨论。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受益者。
[5] 收入最高的1%的群体大约缴纳了总税收的1/3，接下来9%的群体缴纳了总税收的1/3，余下90%的人也提供了总税收的1/3。
[6] 可以这样简化理解：2015年政府收入为3.25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为18万亿美元。如果我们免除2万亿美元的最贫困公民税额，对余下的16万亿美元以单一税率课税，那结果就是3.25/16，即20%。
[7] 加州大学招生公室称，这一情况已经有所缓解，即超过1/2的本科生不付学费，超过2/3的学生平均获得1.63万美元的助学金和奖学金。
[8] 我的孙子爱德华高中时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修读高等数学课（偏微分方程）。36名学生中有31人来自中国。由于他们不知道爱德华汉语很流利，他偷听到了许多坦率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