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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恢复与重建
咖啡大王
52岁的萨努西说：“当水从这里流过时，有8米深。”他指着附近一栋两层建筑的屋顶强调了这一点。他的萨努西咖啡馆位于班达亚齐郊区兰帕西的中心，距离西海岸骑摩托车约有15分钟的车程。他衣着时髦，留着令人印象深刻的浓密的小胡子。他的咖啡馆生意很红火，在咖啡馆里，川流不息的上班族来来往往地买外卖浓咖啡；在室外，游客们在遮阳篷下啜饮着冰绿茶，从一盘盘小吃中挑选食物，试图从酷热的阳光中解脱出来。萨努西解释说，他没有逃过海啸，这里的道路变得太拥挤以至于无法骑摩托车逃脱，但他靠摇晃着爬上一棵椰子树幸存了下来。当他从树上滑下去的时候，他的店铺已经被冲走了，也带走了装有他毕生积蓄的保险箱。萨努西回到家，发现他的房子已经被夷为平地，他的妻子和大儿子都在这场灾难中死去了。他回忆说，自己痛苦地坐了一天左右，什么也不想做。
几天之后，他就决定重建他的咖啡馆。他说：“这就是我要做的，我要为幸存的孩子和客户着想。”然而，在失去了家园、大部分家庭成员和所有积蓄之后，如何才能使重建成为可能呢？
海啸没有摧毁萨努西对咖啡生意的了解。他从十几岁时就开始为一家批发商工作，学到了贸易定价，以及从哪里能买到最好的咖啡豆。萨努西吩咐一名年轻的助手为我们拿一袋生的绿色咖啡豆来做示范，他从中挑选了一些饱满的咖啡豆，这些咖啡豆将被送到他的烘焙设备中，而剩下的干瘪的咖啡豆将被丢弃。他的供应商位于亚齐的加幼（Gayo）山脉地区，没有受到灾难的影响，因此维持咖啡豆供应不是问题。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继续小心翼翼地抓着那袋咖啡豆，把饱满的和干瘪的咖啡豆分开。亚齐人不喝酒，而是喜欢狂饮咖啡，萨努西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个行业。在下定决心重建家园后，他急需现金。
在任何正常的情况下，萨努西都是获得银行贷款的理想人选——对自己的供应链了如指掌，有能力将咖啡豆转化为利润的企业家。但现在，当地银行已经被海啸摧毁，抵达的国际援助机构仅专注于住房和卫生设施建设，而不是商业贷款。他的积蓄花光了，也找不到新的资金。
最后是一位经常访问亚齐的雅加达学者拯救了他，借给他500万印尼卢比（当时约为500美元或300英镑）。萨努西用这笔钱支付工人工资和订购新设备，萨努西咖啡馆在灾难发生后的短短五个月内就重新开业了。他说：“重建这个地方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事，你看那里。”他自豪地指着向他的顾客出售零食（最受欢迎的是用香蕉叶包裹的糯米团）的街头小贩。接下来，他指着另一个摆在外面的摊位，那里出售米饭和各种咖喱，可以用棕榈叶包裹起来带回家，是亚齐人的外卖——bonkus。他的例子说明，在知识、技能和努力的结合下，即使最小的援助也能大有帮助。萨努西的咖啡馆再一次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这是一个自主蓬勃发展的迷你经济体，一家企业支撑着另一家企业。当本地的咖啡大王结束他的叙述时，他靠在椅背上苦笑了一下。在他面前有两堆整整齐齐的咖啡豆：好的在左边，坏的在右边。
拯救生命的传统
班达亚齐的老市场巴萨尔亚齐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摊位上堆满了热带水果，包括鳞片状的紫色蛇果、毛茸茸的红毛丹和尖尖的绿色榴梿。榴梿就像一个膨胀的绿色橄榄球，是亚齐人喜爱的水果（据说是水果之王，闻起来有点儿臭，当地的酒店贴了告示，要求客人不要把它带进酒店）。现在是斋月的结婚旺季，服装店里挤满了妇女，她们在比较衣服的材料和挑选她们的第一套窗帘，沿着小小的街道可以看到一大群裁缝，他们的缝纫机在工作时嗡嗡作响。一位店主表示，带有大量蕾丝的新娘礼服是当前的潮流，并解释说新婚夫妇喜欢购买深红色的面料。买卖珠宝和黄金的商店在巴萨尔亚齐是经济的关键。
当地的黄金交易商协会会长哈伦·库奇克·莱米采克坐在自己店铺后面的一个私人房间里。这个地方凉爽、安静，充满令人愉快的香味，角落的水槽里堆满了红色和蓝色的百利发乳瓶子，架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古龙水。70多岁的哈伦既整洁又香气十足，他下身穿着裁剪得像裙摆的黑色真丝长裤，脚上是一双黑色蛇皮皮鞋，上身穿着带有火红图案的短袖蜡染衬衫。他的右手无名指上戴着亚齐人常见的蓝色宝石戒指，左手上也戴着一枚巨大的钻石戒指，但那并不是真的钻石。房间的墙壁上展示着他在黄金方面的专长以及他之前在新闻行业取得的成就。他调了一下纯金的劳力士手表，向我解释一个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是当地家庭能够如此迅速地从悲剧中恢复过来的原因之一。
哈伦说：“不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在市场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看金价。”在亚齐，黄金为王，亚齐人对金锭有自己的命名原则和度量衡系统［基本单位是玛雅姆（mayam），一个基本单位约为3.3克］。当亚齐人向珠宝商询问黄金价格时，就如同西方购物者查看自己的银行账户一样。在亚齐，银行并没有被广泛使用，哈伦解释道，人们在这里更相信黄金。由于储蓄通常以金锭或贵重珠宝的形式持有，市场价格会告诉他们生意有多好，以及今天是节俭还是挥霍的一天。
36岁的索菲是当地市场上最繁忙的金店的继承人，她解释说，黄金也可以作为一种非正规的保险机制。当准备结婚的时候，男人需要确保他在那天之前积攒了一批黄金。这种支付方式在当地被称为“结婚的代价”，它是给妻子的，由她持有，而不是由她的父亲持有，这与嫁妆不同。在班达亚齐，现价是20玛雅姆（约合4 000万印尼卢比，或2 800美元，或2 200英镑），几乎足够换一个在索菲或哈伦的陈列柜里发光的实心手镯。在一个受农业和渔业起伏不定冲击的经济体中，人们习惯于在丰收或捕鱼季后买入黄金，而在不景气的时候卖出黄金。这种文化意味着女人持有的黄金既是个人财富，又扮演着家庭经济缓冲剂的角色。这里一个工人的年薪大约是3 000万印尼卢比，戴上金手镯就好像手上有足够的现金，能够雇一个建筑工人工作一年。
以黄金为基础的储蓄和保险制度是古老的、非正规的和不受监管的。在海啸发生后的几个月里，它迅速而有效地发挥了作用。黄金交易商是巴萨尔亚齐第一批重新开业的商店，哈伦和索菲在三个月内都启动并运营了他们的商铺。他们没有卖出黄金，而是成为金锭和珠宝的大宗买家，帮助客户为重建筹集资金。虽然有些人在灾难中失去了黄金，但我遇到了许多幸存者，他们能够通过一个公平的价格卖掉佩戴的珠宝。尽管在许多市场上，大量买家会压低当地黄金的价格，但黄金是一种全球商品，哈伦和索菲能够以国际价格交易黄金，并确信他们能够将黄金运送到雅加达的联系人那里。这种传统的融资方式意味着亚齐与外界隔离，并为当地企业家提供了快速获取资金的渠道。
这一传统体系在我访问过的所有极端经济体中都出现过。当正规经济受损时，非正规的和传统的贸易、交易和保险体系往往最先涌现，并成为经济恢复力的源泉。一个关键的经验是，我们需要更多地理解和重视它们。亚齐的金融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被西方专家认为过时和低效的体系却迅速而高效地发挥了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西方金融体系中，银行自身的借款（它们的“杠杆”）往往会放大而不是抑制动荡，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回到海滩
当班达亚齐附近的人们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餐馆老板苏尔扬迪所在的村庄兰普克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他在一家国际慈善机构从事了几个月清理瓦砾和木材以疏通道路的工作之后，去了镇上的一家餐馆工作。很快兰普克搭起了帐篷，在村庄原址形成了当地人所说的“难民营”。苏尔扬迪感觉还是想念曾经的村庄，所以又搬了回来，他能做的唯一的工作就是打鱼。他说：“我晕船又觉得无聊。”在印度洋上漂荡了三个月后，他决定重建餐厅。
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获得许可。在海啸发生的那天，当地渔业首领曾大声疾呼是神的惩罚，这个想法已经流行起来，特别是在兰普克村庄的长者中间，他们一致认为，海啸是对海滩上道德松懈的惩罚。
苏尔扬迪说：“问题从来不是在西方游客身上。”令人担忧的是，当地的年轻人花了太多的时间在沙滩上打情骂俏，而工作、学习和祈祷的时间太少，长者们下令海滩必须无限期关闭。为了使新规定放宽，以海滩为业的企业家们提出了一个经济性的理由：村里的就业机会太少，重新开放海滩将创造就业机会。会议持续了三个月，直到村里的长者们同意，但附加了一个条件。在海啸发生后的混乱的日子里，一些被冲到内陆的当地人的尸体被埋葬在远离家乡的地方，这违背了关于什么是好的葬礼的传统。为了纠正这种情况，企业家们必须挖出这些尸体，并将其送回兰普克。在这个可怕的任务完成后，海滩又重新开放了，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些村民迷信，一些村民受到创伤，而另一些村民感到害怕。海滩曾经是乡村生活的中心，现在却是一片荒凉。
苏尔扬迪回到兰普克后，由于缺少富有的赞助人，他只能用被冲上海岸的废木重建自己的小屋。然而，为援助机构工作的外国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拯救了他。他回忆说：“我的餐厅没有援助资金，是那些援助人员救了我，他们不怕大海，成了我的第一批顾客。”当地人一听说外国人经常光顾这条海岸线，也就逐渐地冒险回去了。苏尔扬迪一直在他的小木屋里经营，直到他攒够了1 500万印尼卢比，足够建造一座像样的建筑来开餐厅。今天，他的阿坤餐厅坐落在海湾的尽头，旁边就是安全的游泳池。隔壁一家新的用具公司出租游泳圈和救生衣。他说，现在海滩又受欢迎了，经济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像他的餐厅这样的一栋建筑现在至少要花1亿印尼卢比才能买到。
破坏和增长
当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你就会开始明白，快速重建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一天晚上，我在一家咖啡馆遇到了61岁的理发师优素福，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吃着用蔬菜和香料调味的亚齐梅牌泡面。海啸发生时优素福没有逃掉，被海浪吞没了，12月26日下午他在离家8公里的地方醒来，身旁都是尸体，他躺在一排遇难者中。当时他的右腿有多处骨折，但他还是设法站了起来。他笑着说：“当我站起来时，当地村民都以为我是僵尸。”在死里逃生之后，他的理发店不到一年就开张了。
重建的速度之快，以及非正规贸易和传统金融网络在外部援助到来之前就已经涌现的事实，确实令人震惊。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经济不仅反弹，而且有所改善。阿赫亚尔·易卜拉欣是一位连续创业的人，经营一所私立学校和一家商业培训机构，拥有并管理着许多片稻田。这位61岁的工程师训练有素，他带我参观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设计和建造的房子。这是一种非正统的设计，以许多中心柱为基础，经受住了海啸的考验。他一边喝着绿茶、吃着饼干，一边反复思考这场灾难是如何改变当地的。他说：“在经济方面，现在的情况好多了。”阿赫亚尔在灾难中失去了他五个儿子中的二儿子，但他继续说：“生活方式也更好了，海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也带来了好处。”
认为海啸给该地区带来好处的想法可能让人难以置信。这里的一切，从失去朋友和亲人的心理创伤，到在当地博物馆展出的该地区遭到破坏的证据，都指向一个被摧毁、无法修复的地方。然而，在海啸过后，亚齐的许多方面确实有所改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更为强劲的经济。经济学家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对这里的短期繁荣感到惊讶，全世界都能看到一个令人费解的事实，那就是自然灾害可以让经济增长得更快。了解为什么会这样，有助于揭开亚齐奇迹般复苏的神秘面纱，并阐明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摇摇欲坠的基础
系统地衡量一个经济体的规模和实力是由威廉·配第在17世纪50年代首次提出的。配第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是牛津大学的外科医生和解剖学教授，是一位绅士般的农民，是一位农业和海事发明家（他设计了一台自动谷物播种机和一艘早期的双体船，并提出了在船只上安装发动机的建议），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公务员。他应该知道亚齐，因为在他活着的时候，英国和荷兰为了争夺包括马六甲海峡在内的海洋控制权发生了多次重大战争。1652—1674年的三次英荷战争代价高昂，为战争提供资金的税收落在了包括配第在内的土地所有者身上。他认为这不公平，于是着手更准确地衡量英国经济，找出谁应该承受税收负担。他的核心论点是，虽然土地和建筑等资产是一个国家财富的一部分，但与劳动世界相关的年度资金流——工资、企业收入以及利润，才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原始来源，企业家和工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款，但这些被忽视了。配第的论点是，政策制定者需要一种准确的经济实力衡量标准，这种衡量标准要考虑到经济的每一个收入来源和每个部门，但这种方法从未真正运用起来。两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只是研究单一部门，追踪工业生产量、煤炭开采吨位或制造业出口额。经济分析和政策是零敲碎打的，没有包罗万象的措施。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遭受了巨大的衰退，最后演变成大萧条，波及全球。大萧条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决定性事件，并导致了对经济增长来源的详细调查，有必要对所有经济活动制定一个总体衡量标准。剑桥大学的一个小组提出了解决方案，他们在1941年为英国制作了一套经济账户，这标志着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现代聚焦开始了。
GDP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货币价值的指标，被看作通过三个可选镜头来捕捉经济的照相机：第一个镜头捕捉生产，第二个镜头捕捉收入，第三个镜头捕捉支出。当生产某种产品时，GDP就上升；当收入以工人工资或公司利润的形式增加时，GDP就上升；当个人、公司或政府进行支出时，GDP就上升。也许GDP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三个镜头捕捉的是实际发生的经济活动，而不是过去的成就——去年建造或销售的工厂、商店、房屋在今年的GDP中为零。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实物资产，但它们不属于今年的生产、收入和支出，而是代表了过去的活动。GDP的目标是反映一个国家的居民现在在做什么，而不是过去做了什么。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摧毁了大量的有形资产。在洛格纳和兰普克这两个孪生村庄，所有的房屋都被摧毁了，整个亚齐有13.9万人在灾难中丧生。大型工厂倒塌，约10.5万家小企业及其建筑物被夷为平地。在班达亚齐，渔船被撞成浮木，该地区1.4万名渔民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用来清洗和出售捕获物的河边棚屋被冲走。在海滨，每一家咖啡馆都化为乌有，人们再也看不见遮阳伞和冲浪板了。所有这些都很重要，因为这都是多年工作的成果。但这些都是过去生产和购买的，没有一项被计入GDP所反映的“当前活动”。在海啸造成破坏的那个可怕的早晨，以GDP衡量的亚齐经济规模并没有缩小。
当然，经济潜力已经丧失，例如，被摧毁的工厂和餐馆带走了工厂工人和服务员的工作。但是，重建一个村庄或城镇意味着大量新的经济活动，这抵消了生产能力和创收能力的损失。以住房为例，在灾难发生后的四年里，亚齐新建了14万套住房。每一项都意味着建筑商需要在砖头、木材和电线等材料上花钱，而且他们必须向建造房屋的工人支付工资。所有这一切都为建筑商、混凝土供应商、运输商以及砖瓦工、木工和电工等创造了收入。一旦这项工作完成，一座新房子就建成了。这意味着对GDP有贡献的三类活动——生产、收入和支出的涌现。正如苏尔扬迪和萨努西的描述所显示的那样，亚齐人的决心意味着对重建家园、学校、商店和道路的迫切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以GDP衡量的经济在自然灾害之后往往会增长，即使在亚齐遭受这种极端自然灾害后也是如此。
援助热潮
虽然传统的储蓄形式有助于向一些企业家提供即时资金，但也需要外部援助来支付大规模重建的费用。骑着摩托车在村子里转上几天，你就能确切地看到钱是从哪里来的。从南部到洛格纳，需要穿过一座钢桁架桥，桥上印有美国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标志。当你进入村子时，你会发现所有的房子都是建在小块土地上的独立平房，在它们的墙上都有类似的标志，棕榈树下一个墨绿色的圈里有两把交叉的剑，这是沙特阿拉伯的标志，它是住房资金的主要援助者。往北半英里到兰普克，有一条路转入内陆，这条路就是苏尔扬迪在海啸当天逃出来时走的路。在这条路上，排列着门廊上方带有土耳其星月图案的房屋。当地人说，这些由土耳其援助的房子是最好的，因为它们配有设备齐全的厨房。
灾难发生后的四年里，亚齐总共花费了67亿美元用于重建。这些资金也带来了一些混乱。援助机构给自己的工人提供了工资不错的就业机会；它们雇用了许多当地人，并为重建订购了大量的砖块、混凝土和木材。这种需求激增推高了价格：当地的通货膨胀率从2004年的5%左右升至2005年的20%，并在次年超过35%。企业家怨声载道，因为这侵蚀了他们的利润率：糖、大米和咖啡等必需品的成本也在飙升，但很难提高向客户收取的价格。但总的来说，这几年被认为是经济的好年景。援助机构的资金支持了当地的就业和工资，并流向了当地企业。现在的亚齐是一个援助型经济体，当地经济是繁荣的。
如今，外国人在他们援助的物品上绘制的已逐渐褪色的徽标、旗帜和标志，是他们工作的主要标志。经过四年紧张的工作活动，援助机构于2008年撤出。亚齐的外国工人人数从8 000人下降到几百人，当地人的就业机会也骤然减少。2009年，负责监督援助工作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当地的机构，在履行完职责后也关闭了。随着援助资金如潮水般退去，亚齐的通货膨胀率回到了全国平均水平。从一个经济体中抽走所有支出、工资和建设项目是GDP大幅下降的关键因素。因为这个经济衡量标准是以当前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家担心，虽然重建创造了短期活力，但按GDP口径衡量，经济将出现萎缩，陷入衰退。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个谜了，尽管所有援助机构的支出都没有了，所有工作岗位都被裁减了，但亚齐的经济增长仍在持续，在四年的援助热潮期间，经济增长了19%，而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经济增长了23%。所有新的生产、收入和支出从何而来？
重建得更好：道路、机器还是想法？
如果你想在洛格纳寻找一份热饭，那么黛安的餐厅是你必去的地方，她总是开门营业，出售美味的腌鱼和咖喱，而且分量很大。在一个宁静的夜晚，她坐在一张桌子旁，把亚齐经济的改善归因于一种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东西——污水处理。她说，如今有些事情更糟糕，传统的房子在风格上比新的更可取（以前的房子是木制的，上面有阳台，而新房子是混凝土平房），但最大的变化是拥有了自己的厕所。在灾难发生之前，这个村庄缺乏基本的排水系统，全靠附近的河流提供清洁的水，并带走肮脏的水。新住宅的浴室都装上了水管，不用再去河边了。
随着重建的继续，“重建得更好”的理念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口号，指的是使用现代设计和材料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的政策。美国国际开发署修建的这条新的海岸公路比旧的更宽，横跨洛格纳的钢桁架桥比以前的石柱桥更高更长，石柱的残余部分像破碎的牙齿一样从河中伸了出来。在洛格纳和班达亚齐之间，一家曾经将椰子加工成椰子酱和食用油的家族工厂，现在被改造成了一家水泥厂，外面停着一排闪闪发光的搅拌卡车。原材料来自距离海岸几分钟车程的一家大型水泥厂。该工厂为法国拉法基（Lafarge）公司所有，2004年被毁，2010年又重新开工，产能增加了30%。虽然在房屋的精确设计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是援助资金给亚齐留下了比失去的那些更好的道路、桥梁和工厂，所有这些都提高了贸易和旅游业的潜力。
援助带来的好处远远不只纯粹的资金，还有很多都是非正式的或者无意识的。以技术的使用为例，据幸存者说，技术的使用在海啸后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苏尔扬迪来说，使用手机的外来者的到来改善了企业家的处境。海滨餐厅的老板们投资购买了一次性手机，如果海滩上有很多顾客，或者厨房需要新鲜的食材供应，就可以用一次性手机来打电话求助。尤苏尼达尔说，摩托车的普及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在海啸发生之前，只有富裕的家庭才有摩托车，但在援助热潮期间赚到了钱，意味着每个家庭至少买得起一辆摩托车，更加富裕的家庭甚至拥有一辆小汽车。这些变化意味着亚齐变得现代化，更容易为工作做好准备，知道你需要去哪里，就能迅速到达那里。
这场灾难导致了更为微妙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和更广泛的社会，43岁的村长祖希尔解释说，他的工作很艰难，因为大多数村里的长者都死于海啸。在灾难发生之前，长者们制定了规则，然后由村长执行。然而关于产权和习俗的重要信息都是口口相传的，所以今天没法用来解决纠纷。祖希尔说：“重要的信息随着长者们一起消失了。”与亚齐的小城市里的许多人一样，他为失去村子特有的传统而感到悲哀，这些传统曾由长者们保持着，但现在已经永远失去了。尽管失去了这一点，但新的观念和习俗的到来让情况变得更好，祖希尔说：“今天的亚齐人变得更加开放了。”这是我在整个地区听到的一种观点。以亚齐人对荷兰的观念为例，在海啸发生前，当地人对荷兰的反应从赤裸裸的仇恨转变为一种不友好的嘲弄。一些骗子或狡猾的人在这里可能会被指责为“荷兰人”，这种诽谤指的是荷兰人倾向于派遣间谍到该地区与亚齐人生活在一起。
大多数人现在欢迎历史上的敌人，部分原因是他们参与了援助工作，人们感觉过去的敌对状态已经随着海啸消失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微观层面，当地的村庄之间经常会发生竞争和争斗。在灾难发生之前，除非你出生在这个村庄，否则你很难在这里做生意，现在这种情况不常见了。亚齐的这种演变解释了，为什么在援助资金的短期提振作用消失后，该地区仍能看到经济增长。随着卫生设施、交通和通信的改善，当地工人的工作效率也逐渐提高了。他们沿着更好的道路奔向拥有更安全的机器和更高的产能的工厂工作，这意味着他们的生产力更高，生活更加富裕。援助的影响还不仅仅如此。亚齐最初的经济恢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正规的，持续的力量依赖于短暂居住在该地区的援助人员的技术和观念。当地负责人表示，转变的另一个例子是教育。教育市场已经兴起，在班达亚齐与主街平行的一整条街道上，充满了在亚洲其他地区常见的补习班。由政府经费支持的公立学校的上课时间是从上午8点到下午1点。在公立学校上完课后，下午孩子们再去这些补习班。尼娜是洛格纳的一名女商人，她说她想把孩子送到这些补习班。她解释说，一方面是因为援助机构的工作清楚地表明了学位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更强劲，所以人们如今可以负担得起学费。但这也是由于人们的优先次序发生了变化，当看到物质世界在一个早上被摧毁后，当地人更看重对自己的投资。她说：“我们现在把人放在第一位。”
战争与和平
在一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独立而斗争的地区，海啸的剧变必然会产生影响。紧接着，战斗似乎会变得更加频繁。在海啸过后的头几个小时里，一群自由亚齐运动战士从他们在森林的藏身之处争先恐后地爬到兰普克。当时23岁的独立组织前成员阿尔米亚也在其中，他说：“村子被水淹没的时间不超过45分钟，我们上午11点就在海滩上寻找幸存者了。”三天之后，大批印度尼西亚军队赶来提供援助。官方仍处于战争状态，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满目疮痍的独立组织。苏尔扬迪描述了他被困在一个地势较低的村庄里可怕的几天，那里的海水没有立即排干。他把自己遇到的尸体绑在仅存的几棵树上，以防尸体漂走，而他周围的武装团伙都在互相射击。他说，至少有三名旁观者在枪战中不幸丧生。
事情很快就向另一个方向发展。2005年8月15日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实质上是一项全面和平协议，它带来了自19世纪70年代荷兰第一次入侵以来最为稳定的局面。在世界目光短暂聚焦于亚齐的情况下，人道主义援助界的重量级人物开启了和谈，在其他人失败的地方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自由亚齐运动解散了3 000名战士，交出了840件武器，而且把他们的制服和徽章都扯了下来。作为交换，印度尼西亚军队从亚齐全部撤出，并释放了政治犯。谅解备忘录还规定了一系列新的权利。亚齐将有自己的立法机构、法院系统。它将使用印尼官方货币，但官方利率可能与该国其他地区不同。当地政府被赋予在当地增税的权力，并保留包括石油在内的自然资源的销售收入。这项解决方案创造了国中之国。虽然亚齐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土地上，但它有自己特殊的主权。
和平改善了亚齐人的生活，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尤苏尼达尔说：“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当地父母想把孩子留在家里。”她回忆起自己多么担心儿子。其他人也认为年轻人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当时和解对自由亚齐运动战士和印度尼西亚军队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任何被抓到的人都可能被征召或审问。兰普克和洛格纳的男孩被禁止通过基德比恩地区，这是一个武装冲突热点地区。由于前往附近班达亚齐大学的道路被堵塞了，当地人的受教育程度也受到了影响。
苏尔扬迪说，战争的不确定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拖累，自1990年以来，亚齐一直是一个军事化地区，军警随时都可能关闭餐馆，并实施宵禁，这就破坏了晚餐生意。尤苏尼达尔同意这一观点，她说，冲浪者由于害怕军事行动而远离了这里，她的民宿生意几年来逐渐枯竭。当地人说以前这对外国人来说从来都不是真正的问题，但一次事件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一名被怀疑是自由亚齐运动战士的冲浪者被绑架，并被蒙上眼睛带到山上接受印度尼西亚军队的审问。这名男子实际上是一名日本游客，在当天就被释放了，但是这个故事传遍了国际冲浪界，而游客到洛格纳旅行是这个村庄的重要收入来源。
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更好的家园和道路，以及来自国外的新理念和持久的和平，你就会开始理解，为什么为海啸造成人员损失哀悼的人还是喜欢生活在这里。当地大亨阿赫亚尔和他的妻子带着我们参观了他设计的抵御海啸的房屋，并指出厨房墙上的一个标记显示了灾难发生当天的水位（约1.7米）。这位骄傲的父亲展示了全家福，告诉我他的儿子们在哪里上学，并指了一下那个在灾难中失踪的儿子。他反思说，那是可怕的一天，但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里建立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外向的社会，结束了多年的战争，以及倡导和平进程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推崇，如同扩大的经济体一样，它提供了比灾难前更多的工作、收入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