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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林的悲剧
自由交换的问题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社区以自己的方式展现了经济的韧性。人们在这些地方白手起家，建立了一种创新的非正规经济，通常会发明一种非正规货币，重新开始创造市场，并进行互惠互利的交易。这种对经济的重塑能力，无论是由于灾难、战争还是监禁，似乎都是与生俱来的，它展示了一个非正规的或地下的市场如何分配稀缺资源，帮助人们定义角色和身份，并赋予他们生命的意义。
当然也有例外，像达里恩这样的地方表明，非正规经济并不总是良性的。如果没有规章与监管，就会出现破坏环境、降低人类生存价值并破坏其长期前景的市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在一个人人都知道环境正在迅速恶化的地区，达里恩人却无法用一种阻止这种悲剧发生的方式来管理经济？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一直在担心这个被称为“公地悲剧”的问题。达里恩的采掘丛林式经济就是这些担忧的一个鲜明例证，它还提醒人们，尽管经济学家倾向于能源市场要为创造价值做出牺牲，但不能这样去做。
1932年，这一事实是由威廉·福斯特·劳埃德在牛津大学的两次演讲中提出的，他说贸易可能是具有破坏性的。劳埃德被任命为英格兰圣公会的牧师，在转向政治经济学之前，他曾致力于研究数学问题，并特别关注人口快速增长的影响。他描述了一块公共土地，农民可以在这块公共土地上自由放牧，同时观察到草地由于过度放牧最终会变得光秃秃。对于劳埃德来说，为什么公共土地上的牛如此瘦小并且发育不良是一个谜题。
劳埃德解释说，问题的根源在于每个农民在决定是否允许牲畜进入牧场时所做的计算。如果农民拥有牧场，他就将考虑其行为的全部影响，他非常清楚每多一头牛就会有更多的草被吃掉，结果就是牛群中的其他成员的饲料会相应减少。在某种程度上，农民知道他的私人牧场已经饱和，在牧场上再增加一头牛会让其他小牛挨饿。由于这是农民直接承担的成本，他将为增加的牛寻找另一块地。
但在公共土地上，计算方式就会发生变化。在牧场里增加一头牛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针对农民自己养的牛，牧场的损失涉及牧场上的每一只牲畜。由于费用没有完全由农民承担，农民倾向于淡化这一点，并且会在公共牧场上增加一头牛，而不会在自己的私人牧场上增加一头牛。每一个有机会进入公共牧场的农民都会做同样的事情，公共牧场上到处都是牛，草场被过度放牧，结果就是牛出现了营养不良的问题。劳埃德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农民的假设，也是对今天达里恩的农民使用土地情况的一个完美诠释。
乡村乐观主义者
鉴于非正规的与不受管制的经济是地球上最困难、压力最大的经济体中人们所表现出的韧性的关键组成部分，关于自由贸易经常会弄巧成拙的预言是令人沮丧的。值得庆幸的是，最近，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乐观的观点。由于数学能力不够出色，奥斯特罗姆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课程拒之门外，转而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她利用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在对非洲、亚洲和欧洲农村生活进行实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独一无二的分析方法，并在2009年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首位女性得主。她注意到，在许多情况下，社区确实会在不消耗它们或者诉诸阻碍贸易的法律或限制性法规的情况下维护好公共资源。她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政府控制之外运作的非正规和不受监管的经济，在一些村庄运作得很好，但在另一些村庄却是灾难性的。奥斯特罗姆特别强调的一个例子，是瑞士阿尔卑斯山地区托贝尔的绿色牧场和茂密的森林，一个巧妙的传统确保了对于森林的保护。森林是村庄冬季燃料的来源，当地人组成一个团队来砍伐树木，搬运木材，把木材堆成一堆，每堆都有一个数字。然后他们通过抓阄儿的方式来决定谁得到哪堆木材。因为每个家庭都不知道他们会得到哪堆木材，所以都会努力劳动，以确保每一堆木材都足够用来度过寒冬。同样，每个家庭也知道，任何过度砍伐都会反过来惩罚他们，因为这意味着来年冬天木材将会减少。这个不成文的传统与激励机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村民既不拿多也不拿少，他们公平地分配并收获了木材。
在日本农村的部分地区，社区公共土地经常使用类似的规范来进行管理。奥斯特罗姆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是坐落在富士山下湖泊周围的平野村、长池村和山中村。这些社区共享山坡上的森林，森林提供作为燃料的木材、可食用的野味、用于种植蔬菜的肥料（来自森林地面上的腐烂植物），森林还控制着山坡上水的流动以防止洪水泛滥和水土流失。其面临的问题在于，日本从17世纪开始经历了由建筑需求驱动的伐木热潮（不断增长的人口需要房屋、寺庙和神社，以及军事防御工事，都要大量使用木材），全国各地的森林迅速变成了荒芜之地，出现了更多的土壤侵蚀，因而山体滑坡也变得更加频繁。因此，村民想出了一个与当地环境相适应的自我约束制度。当地的传统规定了砍伐不同类型树木的确切日期，还限制了采伐窗口期的长度和可以同时参与砍伐的伐木工数量。所以，森林得以恢复，地面变得更坚实，村庄也得救了。
居住在达里恩的村民面临的问题是，他们要么通过进行有利于自身的自由交换而生存下去，要么通过耗尽他们的自然资源而失败。在这里，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可以提供帮助，数十年的实地考察使她能够确定一系列支持自我管理的因素，并帮助阻止将森林和河流等公共资源置于危险境地的破坏性交易。划清环境资源的明确界限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准确地划分了什么是私人的，什么是共有的，在议事厅或集会上举行的定期会议要允许村民友好地开展辩论和解决任何矛盾。相对稳定的人口也有帮助，这意味着声誉变得非常重要，在一个人们倾向于待在原地的地方，任何违背当地传统的人都知道他们将面临巨大的代价——在接下来几年里要面对他们邻居的怒火。
总体而言，社区经常保护共同经济资源的事实使奥斯特罗姆对不受监管的市场持乐观态度。不过，她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她注意到，即使非正规的经济体系也很少完全没有规则，既需要“大棒”，也需要“胡萝卜”。例如，日本的村庄有非正式的森林巡逻员，他们在林地上巡逻，实施罚款（通常是以清酒支付），并可以在非砍伐时间没收砍伐树木的设备。奥斯特罗姆还发现，在其他情况下，猖獗的机会主义行为会限制一个缺乏监督和惩罚其成员权力的偏远社区的经济发展，而达里恩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其中之一。
村庄的流动
奥斯特罗姆的第一条规则——应该有明确的环境资源边界——对达里恩起到约束作用。虽然达里恩峡谷的大部分地区允许公众进入，但它并不是完全免费的。巴拿马政府为恩贝拉、乌南和库纳部落保留了被称为原住民居住区的大片土地。虽然外来者有权在这些地区旅行，但公路的不完善，在有公路的地方确实存在的通行费和检查站限制了对资源的过度使用，并且还禁止游客在离开时带走木材、肉类或其他自然资源。木材是部落的燃料来源，出售木材所得的资金被用来支持其他重要开支，比如购买独木舟的舷外马达，以及为新婚夫妇建造房屋时所需的混凝土块和瓦楞屋顶。
为了确保邻近的村庄不会耗尽这些公共区域的木材，专属区域受到许可证制度的保护——规定了每个村庄可以砍伐和出售的木材数量。此外，还有占地57.5万公顷的达里恩国家公园，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任何人在这里都不能砍伐最原始的雨林，周围有一个用来避免混乱的保护缓冲区。从理论上讲，这种安排似乎是两全其美的，允许村民自我管理，对自己的土地自由支配，并以贸易上限作为支撑。
虽然理论上官方界限在达里恩可能有很好的效果，但实际上却没有，奥斯特罗姆的许多条件在这里都失效了。当地活动人士赫梅尔·洛佩斯解释说，峡谷并不是一个稳定的地方，而是一个充满人口流动和非法移民的地方。达里恩是一块磁石，是巴拿马唯一有全国各民族代表的地方。洛佩斯说，在这里生活时间最长的是非洲裔达里恩人，他们是获得自由和脱逃的奴隶的后代，社会地位很高，通常拥有或经营企业。散布在达里恩各处的小超市和街角商店都是由华裔巴拿马人经营的，他们是19世纪50年代被运往这里从事铁路建设和20世纪初开凿巴拿马运河的劳工后代。甚至有两个原住民部落也是相对较新的移民，恩贝拉人和乌南人都是在18世纪末从哥伦比亚西部迁徙过来的。那些关系比较松散的人包括游牧的牧民和定居者，他们是从北方迁徙来的农场工人。最新到达的是大批哥伦比亚建筑工人，他们在这里修建公路。
共享这片土地的民族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非裔达里恩人拥有作为创始人自吹自擂的权利。他们和其他老牌当地人认为经营商店是低级工作，他们看不起从事这些行业的华裔巴拿马人。这种感觉似乎是相互的，在亚维萨的便利店，顾客把钱扔给店主，店主又把零钱扔回给顾客，在交易中没有微笑或寒暄。恩贝拉人和乌南人曾经属于同一个部落，但现在却分裂了，他们都声称对某些领土有使用权，这使他们成为竞争对手。每个人似乎都厌恶西班牙裔的农民和定居者。
奥斯特罗姆曾经观察到，在成功的不受监管的市场中，人们会进行合作。但是何塞·金塔纳说，在达里恩峡谷中从事农业或林业的人之间没有合作。他是当地人，拥有一辆四轮驱动的卡车，为亚维萨丛林深处的村庄提供租车服务。最近尼亚姆（一种类似土豆的淀粉状根类植物）的市场价格波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尼亚姆在2016年出现了短缺，农民每卖100磅可收入50美元。何塞解释说，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每个农民都种植了尼亚姆，这导致了巨大的剩余，从而将价格压低到了9美元。但是，100磅的尼亚姆需要农民花费2美元进行挖掘和准备上市，再花费2美元将其运输到内河港口埃尔雷亚尔，另外还要付2美元给船长作为将其带到亚维萨出售的费用，考虑到工具和农民自己的劳动付出，9美元的价格是不值得的，所以曾经是茂密丛林的田地里到处都是未收割的尼亚姆，被丢弃掉任其腐烂。
何塞解释说，问题不仅仅是缺乏社区精神，还在于达里恩各个群体都在积极破坏彼此的计划。当我们前往国家公园一个名叫皮吉巴沙尔的恩贝拉部落小村庄时，何塞自豪地朝自己种植了可可树的田地挥了挥手。这些树木再过15年就可以砍伐了，而卖木材的收益足以支付他的孩子们的教育费用。但他说，他必须在那之前看顾好这些树木，因为附近的任何人都可能砍掉它们。
何塞的担忧给我们上了一课——是什么导致了非正规市场的失败，而这直接来自奥斯特罗姆开创的经济学。即使是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也需要一个方向舵，一种社区精神，一种推动凝聚力的共同目标。如果缺乏这一点，就需要一些非正规的监管手段，比如日本的森林巡逻员。然而达里恩峡谷既缺乏凝聚力，又缺乏监督机制，当有人行为不端时，通过法律解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邻居也不太可能介入。由于人口流动性太大，当地人往往不知道谁是做坏事的人，并且该地区有很多贩毒团伙和大量枪支，所以更为安全的做法是不要提出任何指控。
树木与枝干
就在皮吉巴沙尔村外，我们终于到了原始热带雨林。它令人着迷，水珠不断地从树枝和藤蔓上滴落，炎热的空气中充满了雾气。此时是正午时分，但这里却显得很黑暗，小路被穿透林冠层的细小光线照射得影影绰绰。地面很光滑，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腐叶，很容易让你失去立足之地。虽然树根为我们落脚提供了些许稳定性，但我们很快就看到了第一条致命的长矛蛇，在那之后，几乎每个树根都变成了一条危险的“巨蟒”。经过两个小时的徒步，我们遇到了一个由塞缪尔·瓦尔德斯率领的专家小组，他们正在调查巴拿马一些稀有鸟类的栖息地。他说，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始于一个矛盾的问题——缺乏伐木设备。像巨型木棉这样的树种，其叶子高高地耸立在树冠之上，可以超过100英尺高。这些和其他硬木树种都重得令人难以置信，需要专业的工具才能砍伐，并且只有大型车辆才能将其拉走，但拥有伐木权的恩贝拉村民只有小小的独木舟。恩贝拉部落的村长并没有租用设备或者联合其他村落一起购买设备，而是将他们获得的许可证卖给了专业的伐木公司。有了这份书面文件，伐木公司就有了在保留领地上进行作业的合法权利，他们可以迅速地在丛林深处修建通往最有价值的树种生长地点的道路。一旦到了那里，他们就应该遵守配额，记录下每棵被砍伐的树，并在树桩上留下编号标签。
这就是达里恩的悲剧所在，它不仅提供了非正规市场失败的教训，而且还表明，善意的规则和监管最终可能会放大所造成的损害。当地专家说，一个问题是伐木配额没有得到应有的遵守。当我们走过丛林深处的伐木区时，似乎每十个树桩中就有两个被贴上了标签。洛佩斯解释说，即使配额得到遵守，这个制度也会导致大量的浪费。伐木公司在森林中砍伐木材有重量上的限制，其结果是，达里恩的合法伐木者只拿走最直的树干和最好的木材，这样每棵树只有一小部分被使用，被砍伐树木的剩余部分则被扔在一边。配额制度的目的是保护森林，但结果却恰恰相反，因为伐木公司把这些大树的树枝（它们本身就是巨大的木头）视为垃圾。洛佩斯沮丧地说：“走进森林，你就会看到这些树木的枝干躺在地上。”
随之而来的是木材贸易带来的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每一个都具有负面的影响。在丛林深处，我们发现了伐木公司修建的道路。它们不是我想象的那种狭窄的乡村小道，而是宽阔的加固型道路，便于大型卡车运载木材进出。每条伐木通道都像是一根扎在静脉上的针管，抽干了森林中的生命之血。随着茂密的丛林被摧毁，肆无忌惮的当地人很容易就能找到禁伐的珍贵木材，然后开着皮卡进出运木材。牧民们紧随其后，让他们的牛在以前是丛林的土地上吃草，并且不停地迁徙，这导致了这片森林的毁灭。
认识到森林砍伐的问题后，巴拿马政府从1992年开始实施造林补贴制度。种植树木的土地所有者将获得补贴信贷和减税，以提高木材种植园获取盈利的能力。新出台的《巴拿马第24号法令》将协调公共和私人利益，鼓励土地所有者种植更多的树木，以造福所有人。瓦尔德斯先生解释说，原始的经济手段起了作用，掀起了大规模的重新造林热潮。但该政策设计得很糟糕，只奖励了种植树木的土地所有者植树造林，而没有明确规定必须种植本地树种。他说：“种植园并不是森林，现在我们有一个可怕的问题，那就是柚木树。”
在开车前往达里恩的路上要穿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柚木树种植园，深绿色的树叶看起来很自然，郁郁葱葱，非常健康。但在热带雨林中睡了一觉，见到当地人，了解柚木树的特性之后，我发现这种植物是令人讨厌的。柚木树并不是本地树种，而是从东南亚引进的。这种树的叶子丰满，蜡质层很厚，大小相当于一个大盘子。这意味着柚木树要从地面吸收大量的水分。在原始热带雨林中，当地的上层树冠有很小的叶子，可以形成多层的次生树冠，藤蔓和灌木丛可以在下面找到足够的光线来生长。相比之下，柚木树巨大的叶子完全遮蔽了阳光，当它们掉落并开始腐烂时，会释放出一种能杀死昆虫的酸液。在柚木树种植园停下来，你会发现树冠下面什么也没有，一片死寂。缺水、缺光、被酸液烤焦，导致这里的土壤干涸。地面看起来好像浇上了汽油，任其燃烧。
巴拿马柚木树的故事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经济学教训，一个看似很小的柚木树政策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人造市场创造了一个非自然的森林，在《巴拿马第24号法令》补贴的刺激下形成的7.5万公顷重造林中，柚木树占了总面积的80%。通过鼓励投资者购买柚木树种植园，政府释放了巨大的外部效应，这是柚木树种植者未曾考虑的公共成本，而这种外部效应是巴拿马人现在和未来通过环境退化所要承受的，这里面的问题远远超出了达里恩的人造柚木树市场。现代经济的许多问题，从过度使用化石燃料到银行资产负债表上危险的债务水平，都不是自由市场形成的，而是人为结果（化石燃料的过度使用和危险的债务水平都像柚木树一样得到了政府补贴的刺激）。对自由市场放任自流会造成损害，而对其进行干预又会放大这种损害。
巴拿马政府偶尔也会带来一丝希望的曙光，其2015年成立了一个新的环境部以监管该国的自然资源。但活动家和达里恩当地人担心该部没有实权。“巴拿马”这个词的意思应该是“蝴蝶多”和“鱼多”，但这并没有让住在城市的居民对绿色政策产生好感。近年来，政客成功地推行了明确的反绿色政策，他们认为环境保护不应阻碍经济发展。最大的伐木公司由当权的政客拥有，巴拿马现在向任何愿意对柚木树种植园投资8万美元的人出售公民身份。对于生活在这个充满蝴蝶和鱼的国度里的许多人来说，环境并没有什么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