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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资本
整合、监管与风险
与经历过格拉斯哥衰落的人的讨论使我确信，格拉斯哥之谜的解决方案在于这座城市鼎盛时期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由一位贫穷的法国学者埃米尔·迪尔凯姆所著，经济学家对此书却不屑一顾。在一位挚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迪尔凯姆下定决心了解法国的高自杀率。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战争后，这个国家在19世纪末蓬勃发展，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快速增长，实现了和平。但是，伴随着“美好时代”而来的是另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统计数据——自杀人数激增。所以迪尔凯姆着手找出原因，并在1897年出版了专著《自杀论》。这是社会学的一本基础性著作，也是一种被忽视的思维方式的根源，这种思维方式有助于解释格拉斯哥的问题所在。迪尔凯姆所发现的模式过于强大，以至于自杀不能完全归咎于集中于个人环境的典型解释——抑郁或债务。数据显示，自杀率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抑郁或负债的个人的总和，还是一种源于更深层次问题的社会现象，他称之为社会的“疾病”或“感染”。这种现象的原因通常是缺乏“社会融合”，在人们设定个人目标的地方自杀率会更高——如果他们的计划出了问题，他们会感到冷漠和绝望。相比之下，他观察到人们通过团队精神团结在一起的社会更强大，因为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当这些地方出了问题时，就会有一种对每个人都有利的相互精神支持。正如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所说的有益的经济力量可以无处不在，对于迪尔凯姆来说，这种保护性的安全网是城市中每个公民所共享的东西。
卡拉布里亚效应
为了弄清这与格拉斯哥的消亡有何联系，我们需要在迪尔凯姆的基础上进行一项开创性的现代研究，我们在意大利做一个短暂的迂回。意大利在1970年从罗马下放权力，成立了20个新的地区政府议会，使之能够控制从卫生、教育到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的一切事务。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跟踪的有趣实验，于是他开始在意大利全国各地进行自驾游，沿途采访了数百名官员和公民。
新一届地方政府的表现千差万别，代表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政客和公务员做了每个人都希望做的事情，开创了促进贸易和保护环境的创新性法律。市民对他们的政治家感到满意，经济也实现了蓬勃发展，意大利南部的“脚趾”卡拉布里亚则是另一个极端。在这里，政府官员除了拿薪水之外几乎什么都不做（官员们很懈怠，帕特南常常找不到人接受采访）。在经济方面，卡拉布里亚是欧盟地区发展水平最低的地方，当地一些村庄里的卡拉布里亚人仍然住在石屋里。1990年，意大利内部分化严重，最强大的地区与德国竞争，最弱的地区则陷入了贫困。
为了深入了解意大利的两极分化，帕特南遵循了迪尔凯姆的理论，搜集大量数据来补充他在全国各地旅行时所听到的个人情况和故事。他发现了社会交往水平的巨大差异，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及其北部邻近地区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有数以千计的足球、徒步旅行和狩猎俱乐部，人们一起组团观鸟或读书，当地还有合唱团和乐队。除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人们也积极参与公民活动，参加公民投票，阅读当地报纸以对政治家进行问责，并建立信用合作社，向那些需要资金的人提供贷款。在意大利北部，人们说他们感觉自己与一个更大的群体联系在一起，在迪尔凯姆的“整合”雷达上，该地区应该会得分很高。
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坎帕尼亚和西西里是一个让人联想到浪漫画面的地方：崎岖的海岸线，和蔼可亲的渔民与农民在橄榄林里畅聊。事实上，帕特南发现的却是一团糟的村庄和城镇。几乎没有公民活动，也没有社交俱乐部或运动队，大多数人并不关注当地新闻，也不参与投票。他们做出的决定是短视的、自私的，而且常常是腐败的。卡拉布里亚人使用的令人沮丧的谚语让帕特南感到震惊，其中包括“行为诚实的人会得到悲惨的结局”。不出所料，像北方信用社这样的非正规经济支持机制在南方那些信任度很低的村庄里是闻所未闻的。
帕特南据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社区的福祉，包括它的民主和经济，取决于“社会资本”。北方的俱乐部、团体与社团反映并产生了信任、奉献和接受恩惠的文化规范以及参与公民生活的传统。总而言之，这些传统、非正规机构和文化规范，也就是北方的社会资本，推动了贸易和政治的繁荣，并使一些特别的支持方案成为可能，比如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紧急贷款。相比之下，南方几乎没有社会资本，而是依靠一种被称为“非道德家庭主义”的破坏性文化规范来运作的，这是一种行为准则，它要求你尽可能地为你的家人攫取一切，并欺骗你的邻居。
迪尔凯姆和帕特南提到的问题——因为没有参与更广泛的团体或项目而感到无方向、缺乏整合性、无助和孤独，正是许多格拉斯哥人在被问及他们的城市的衰落时所谈论的问题。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不是在讨论工业衰落时出现的，而是在拆除他们的传统公寓时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