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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种极端情况：生存、失败与未来
生活中的极端事件可以提供重要的教训——这个观点已经被科学家广泛采用。在医学领域，这个观点的创始人是17世纪伦敦的解剖学家威廉·哈维医生。哈维看到了研究稀奇古怪病例的价值，休·蒙哥马利非凡的人生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休还是一个小孩时，他在骑马时受了伤，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左半边身体摔得很厉害，以至于胸腔都脱落了，部分心和肺都露出来了。但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医生用一块金属板代替了他的肋骨，从而保护了他的重要器官。哈维小心翼翼地取下金属板，这样他就能够对休的身体进行检查，他记录了休的心跳和手腕的脉搏是如何同时出现的。这为哈维打开了一扇了解人体解剖学的独特窗口，也为他试图证明的一个有争议的观点——血液在人体中是不断循环的——提供了证据。
哈维当时遭到了同僚的嘲笑，但几个世纪过去了，他最著名的发现——血液循环的重要性越发清晰，他的研究方法所具有的价值也受到了尊重。其他医学工作者表示，身体受伤后幸存下来的人可以提供有价值的发现。1822年，年轻的加拿大人亚历克西斯·圣马丁在一次意外枪击中幸存下来，他的腹部有一个洞，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洞直接观察他的消化系统如何工作，这成为胃肠生理学的重要基础。1848年，美国佛蒙特州的铁路工人菲尼亚斯·盖奇在一次爆炸中奇迹般地幸免于难，但爆炸时一根金属棒刺穿了他的头骨。事故发生后，研究人员对于他的能力和情绪是如何变化的进行了记录，这些记录成为对大脑如何工作的开创性研究。这些遭遇极端情况的患者虽然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伤害，但都幸存了下来，他们神奇的恢复能力为我们思考更为正常、健康的人体是如何运作的，提供了可以应用的经验。
工程领域也有相关的传统，这起始于19世纪中期一系列悲惨的工业和运输事故。在英国，当时的工业革命把材料的使用推向了极限，发生了工厂倒塌和锅炉爆炸事故；法国也被一场铁路悲剧所震撼，一列火车因车轴折断而脱轨，夺走了52人的生命。这些灾难成为公众丑闻以及主导政治的因素，随着工程师们开始深入研究为什么事情会变得如此糟糕，一个新的科学研究分支被催生了。苏格兰人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出色，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戴维·柯卡尔迪。作为一名工程师，柯卡尔迪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为什么材料会在压力下发生变形。他认为对事故的审视具有巨大价值，于是他设计了一台巨大的液压机来对金属样品施加压力，直到它们被折断或断裂，他还筹办了一个小型博物馆来展示这些碎片。当英国遭遇19世纪最严重的灾难——1879年泰桥（Tay Bridge）倒塌时，柯卡尔迪被叫去调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戴维·柯卡尔迪的观点——我们可以从极端的案例中吸取教训，在今天依然适用。任何穿过伦敦的哈默史密斯大桥或密西西比河上的伊兹桥的人，都依赖于他的测试机器，这台机器被用来检查这两座大桥的部件。现代科学家对尖端新材料的评估也是如此，将样本放入类似柯卡尔迪的测试机器的装置中进行破坏测试，然后挑选碎片。材料的核心属性被称为“潜能”，它可以是承受负荷或承受压力的能力，也可以是弯曲和拉伸的能力，还可以是传导热量或隔热的能力。当材料失效时，这些潜在的特性就会丧失——橡胶失去弹性，金属失去强度——“潜能”也就消失了。柯卡尔迪的伟大想法是，为了充分了解这种“潜能”，即它的极限在哪里、它是如何消失的、它该如何被保护，我们需要收集和检查失败的碎片。
研究极端情况的最终动机来自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28年提出的一个观点。考虑到当时社会陷入了一轮对经济的悲观情绪，凯恩斯提出了一个大体乐观的长期愿景。他的部分论点是，如果我们知道看向哪里，我们今天就能瞥见未来。其诀窍是找出一种持续的趋势，以及大多数人都在遵循的道路，并观察那些经历过这种极端趋势的人的生活。当时，凯恩斯认为持续的趋势将是物质财富的增加和工作需求的减少。他说，为了把时间往前推，我们需要找到那些正在过着这种生活的人，那些最富有的人，以及那些享受大量闲暇时光的人。凯恩斯把那些生活在塑造经济趋势的极端情况中的人称为“我们的先头部队”。这是思考未来经济的有用方式，因为他们正在为其余的人窥探应许之地，并在那里安营扎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