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EPUB Text
扎塔里的出现
狐狸
因为他的眼睛比较特别，所以人们叫他“狐狸”。哈立德扫视着地平线，寻找着危险和机会，目光左右摇摆。他需要保持警惕。作为一个走私商人集团的头目，他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如果被抓，哈立德和他的团伙可能会被驱逐出约旦，并被送往北方去面对叙利亚内战。
但他的冒险生活也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每天结束时，哈立德都会带回家20第纳尔（约合28美元或者22英镑）。这大约是一名年轻的专业人士（比如一名30岁的工程师）在约旦首都安曼的预期收入的两倍。这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非法行为，他的团伙成员都是走私者，他们走私的违禁品包括食物、香烟、电子设备和医疗用品等。哈立德经过的边界是扎塔里——世界上发展最快的难民营。
哈立德只有15岁。走私对他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在2013年之前，哈立德一直住在叙利亚南部一个名为代尔的小镇上。他几乎每天都在学校度过，就像94%的叙利亚孩子在战争爆发之前一样。与干旱和尘土飞扬的约旦不同，叙利亚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有大量的水，代尔的农民以他们的橄榄和葡萄而闻名。代尔的人口在战前接近3万，面积大约相当于伊萨卡、塞文欧克斯或庞特普里斯，几乎算不上一个大都市。但在2011年3月，当地居民开始抗议巴沙尔·阿萨德，这使代尔在随后的战争中成为猛烈轰炸的目标。人们别无选择，只能逃到南部边境，试图重建自己的生活，就像2004年印度洋海啸后亚齐人所做的那样。
约旦北部的叙利亚难民和亚齐海啸幸存者都经历了毁灭性的个体损失，当地社会和经济都遭到了破坏。与亚齐村民一样，生活在扎塔里难民营的人们的故事是令人震惊和残酷的。然而，就像在亚齐一样，当你在扎塔里度过一段时间后，一种乐观的精神，一种对人类有能力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油然而生。对于扎塔里来说，这个神奇的“交易站”是另一个极端的地方，尽管困难重重，但它还是幸存了下来。这个地方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难民失去的东西来定义的，但也体现出充满活力和创新的经济迅速崛起了，这个充满了初创“企业”的商业中心很快就变得非常成功，以至于它还可以向周围的约旦城镇出口商品。
我期望难民的故事能给印度洋海啸幸存者提供相关而独特的教训。在亚齐，来自外部的援助从本质上看是建议性的，人们被告知不要回到海滨去生活，但他们很快就回到了他们很熟悉并控制了几个世纪的低洼地带。然而，对于叙利亚的难民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为了寻求安全而背井离乡，他们作为外国的难民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约旦当局和国际援助机构不是提供建议的人，而是统治者，他们做出的每个决定都对难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纯粹就死亡人数而言，叙利亚难民的损失可能要少一些，但在生活选择和自我决定方面，叙利亚难民的损失似乎要大得多。
非正规贸易在难民营中很常见，但扎塔里难民营的官方数据显示，在那里迅速崛起的“企业”数量惊人。所以在他们的经济生活（在哪里购物、吃什么以及穿什么）本应受到严格控制的时候，我前往难民营，希望了解这些难民是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贸易的。当我采访难民营里的这群聪明的“企业家”，询问他们在经济崩溃时重建家园的经验教训时，我听到了关于第二个难民营的故事——那个令人畏惧的地方被叙利亚人视为扎塔里难民营的邪恶孪生兄弟。两个难民营的简明经济表明，非正规贸易如何帮助满足难民的需求，包括简单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更深层次和更为明确的选择及代理价值。这对孪生难民营的例子还表明，当局外人误解经济中“人的价值”时，这些人（即使是那些充满善意的人）是如何让难民陷入悲惨境地的。
建设扎塔里
直到2012年夏天，任何从约旦北部小镇马弗拉克向东出发的人，在几百公里内都看不到任何东西。从15号公路离开小镇，穿过沙漠，最终到达伊拉克边境，继续向前就到巴格达了。如今的情况则有所不同。驱车10分钟后，右边就出现了一个城市，只不过很小。近距离观察就会发现，很明显这不是幻觉，白色的房子真的很小。一张杂乱无章的电缆网岌岌可危地悬在头顶。到处都是带刺的铁丝网，约旦警卫坐在那里照看着他们的枪。这就是扎塔里，一个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叙利亚人现在称之为家的新兴城镇。
扎塔里难民营建立于2012年7月，当时叙利亚南部的德拉地区成为叙利亚内战的早期中心。德拉曾经是10万人的家园，但当炮火落下的时候，人们不得不逃离昔日的家园。从德拉市中心到难民营所在地有50多公里，即使对一个健康的成年人来说，也需要步行12个小时之久。许多难民解释说，他们是从远离德拉的城镇和村庄出发的，所以行程要更长。当这些家庭彻夜行走时，年龄较大的孩子们要帮忙背着财物和他们的弟弟妹妹。随着战争愈演愈烈，每天都有数千人抵达这里。扎塔里的人口激增。到了2013年4月，这里的人口已经增长到20多万，扎塔里成为世界上最大、人口增长最快的难民营（见图2.1）。
紧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每天来到扎塔里的新难民人数达到4 000人，负责该难民营的联合国难民署也出现了人手不足的情况。如此之多的人来到这里，联合国难民署被迫进行合理化调整，只关注一些必需事项：健康、疫苗、食物、水以及安全。于是他们放弃了许多在其他营地严格执行的控制措施，比如房屋应该如何布局，以及允许的商店和商人的数量等。失去了严密管理的扎塔里成了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斗殴事件时有发生。与此同时，一种非正规的经济也在这里蓬勃发展，因为叙利亚人决心重建他们原来的经济生活，他们建立了迷你版的自己在国内经营的“企业”。
店主们起初在帐篷里经营。后来，当联合国难民署提供木质大篷车给难民居住时，他们剪掉了这些大篷车的侧面，建造了小售货亭。很快，到处都是商业网点：杂货店、烟草店、婚纱出租店、卖宠物鸟的商店和卖自行车的商店，甚至还有迎合青少年的台球厅。2014年，在难民营只建立了两年的时候，就已经有1 400多家“企业”。在扎塔里，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有商店，这里的商店比在英国这样的成熟经济体中更为常见。商店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出现，现在有3 000个。其他难民营里也有这类商店，肯尼亚的达伽哈莱难民营与扎塔里有着类似的规模，大约有1 000家这类商店。但是这个难民营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扎塔里的商业创造规模和速度使其独树一帜。
图2.1 2010—2016年，按难民人数峰值规模排名的十大难民营
资料来源：联合国难民署。
扎塔里作为一个经济体表现良好。让人惊讶的是，在动荡不安的年代，该难民营实现了65%的就业率，这比法国还要高。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到2015年初，叙利亚难民建立的未经批准的商店，每月产值达到1 000万第纳尔（约合1 400万美元）。这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偶然发生的，因为局外人几乎不提供任何帮助，反而经常采取行动阻挠难民营中的“企业家”。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扎塔里是一个值得解开的经济谜题。那些在夜深人静时来到这里的难民，除了背着孩子，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他们是如何创造出这一切的呢？关于经济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应该和不应该做些什么来帮助我们，扎塔里告诉了我们答案。
儿童走私者
需要花些时间才能意识到，哈立德和他的走私团伙对扎塔里来说是多么重要，首先要弄清楚的是他们的对手是谁。来到难民营的第一天意味着拜访约旦安全部队和叙利亚难民事务局。在叙利亚难民事务局大楼里，身材魁梧的官员们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并检查访客的通行证。他们还在营地边界巡逻，试图阻止违禁品进出。这些约旦人通常是退役军人，每天都和叙利亚的儿童走私者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扎塔里的地理位置使边界管制游戏对儿童走私者更有利，对巡逻官员来说，管制儿童走私者则是一项艰难的任务。难民营是一个巨大的椭圆形，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长约3公里。当沿着其中一排临时搭建的房屋走上足够长的时间时，你会发现这些房屋突然终止在一条平坦的单向道路上，这条道路环绕着扎塔里形成了一个圈，这是难民营边缘的标志。与正门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带刺的铁丝网，也没有警卫和检查站。环路之外是沙漠，除了几个照看自己的帐篷和山羊的贝都因人外，什么都看不到。如果你准备在尘土中跋涉，你可以很容易地进入扎塔里或者离开它。
漏洞百出的边界并不是有利于像哈立德这样的儿童走私者的唯一因素。因为扎塔里是一个举家逃亡的地方，到处都是孩子，所以儿童走私者很容易混在其中。难民营中男女人数相当，他们结婚很早，而且有很多孩子。在难民营的头四年里，有6 000多名婴儿在扎塔里出生，难民中有4.5万人年龄在18岁以下。环路平坦的柏油路面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也是打球的好地方。小孩子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到处乱跑，十几岁的孩子骑着自行车在路上随意加速减速。想要在这群孩子中找出儿童走私者几乎是不可能的。
哈立德和他的走私团伙的生活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让我们看到了非正规供应链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当一群潜在客户缺乏他们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时，非法的供应链就从无到有，有组织地涌现出来。走私者如此重要的原因是，他们满足了外界对进口货物的巨大需求。拉娜·何珊的家在难民营的边缘。她穿着黑色的裙子，戴着蓝色的头巾，一边准备塔布勒沙拉和碎羊肉面饼，一边解释道：“我们有牛肉罐头，但我们不想要，我们想要洗发水，孩子们可以帮我们进行交换。”走私者扮演着边境运货人的角色，这意味着扎塔里可以被认为像任何其他经济体一样拥有进出口贸易。和任何其他经济体一样，这个阵营必须有一个经济引擎来解释它的驱动力。在扎塔里，驱动的燃料来自难民营内一家名为塔兹威德的超市。
一个奇特的超市
塔兹威德是另一个维度的超市。如果是在正常的经济体中，你可以带着钱去商店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但在扎塔里的极端经济中，情况却恰恰相反。难民家庭没有任何现金就去了塔兹威德，然后，他们购买了自己不想要的东西，最终，他们又得到了现金。这是一连串奇怪的现象。理解了这一切，就会懂得难民营的奥秘。
这家超市是由私人所有和经营的，它交税并且租用土地。还有另一家叫作西夫韦的超市，它位于难民营另一端3公里外。这是联合国难民署精心的经济设计，其想法是开设两家超市以防止出现垄断而敲诈顾客。这对那些资助粮食供应的捐助者——主要是联合国的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救助儿童会这样的慈善机构——来说应该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对在那里购物的难民来说，这也应该意味着更好的待遇。
超市坐落在难民营的边界上，紧挨着外面的环形路。由于房子都集中在难民营的中心，这对任何想在超市购物的人来说，都意味着要走很长一段路。值得庆幸的是，住在沙漠地区附近的一些贝都因人拥有皮卡，并在难民营内用这些皮卡来提供非正规的出租车服务。当50多岁的贝都因人阿布·巴克尔停下来时，五个女人挤进了他的皮卡。车里面没有更多的空间了，所以我们坐在后斗，此时后斗已经装了工具、谷物和一个6岁的叙利亚女孩纳西姆。女孩的母亲会说一些英语，并解释说这个女孩的名字意味着“清新”或“微风”。
塔兹威德的建筑简单而朴素，但本质上是一个大型农舍：钢梁构成了骨架，有金属薄板墙和用螺栓固定的波纹铁皮屋顶。它里面很昏暗，过道里有条形灯泡照亮。室内没有货架，商品都堆放在一起，其中有一堵闪闪发光的金墙，是由从阿联酋进口的哈亚特蔬菜酥油罐头堆积而成的。在其他地方，一袋袋小麦、糖和盐堆放在一起，形成了巨大的隔墙。尽管外观粗犷、朴实无华，但挑剔的购物者还是有很多选择的。茶是叙利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塔兹威德提供印度托莱多茶，100袋售价1.29第纳尔（约合1.8美元），还有斯里兰卡的散装阿尔加扎林茶，每500克售价2.4第纳尔。店里至少有十种豆类可供选择，还有小吃，包括一桶桶哈尔瓦酥糖（类似芝麻酱，由碾碎的芝麻籽制成）。收银台附近有奢华的烹饪好的食品，包括一袋袋鸡汤和牛肉味的面条。这是零售商的标准把戏，在你付钱之前用额外的商品诱惑你，这一切看起来都很熟悉。
最大的不同是，塔兹威德的购物者没有现金，他们使用的是具有信用功能的电子卡。每位顾客的账单都在结账时从这些卡中扣除额度。阿特夫·阿勒哈迪是一位友善的50岁约旦退役军官，他经营着塔兹威德。他招手让我们跟着他穿过超市后面一个戒备森严的院落，又经过一个刻有公司名称的大喷泉，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向我们展示在面对不断变化的难民人口的情况下他是如何管理食物供应的。在电脑屏幕上，他展示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制订的本月计划，该机构的工作人员一直在跟踪难民人数。随着其他难民营的开放，扎塔里的人口压力得到了缓解，到2016年，扎塔里的人口下降到8万人。阿特夫的屏幕显示有7.3万名信贷受益者，本月这些卡将总共消费140万第纳尔。然后，世界粮食计划署根据每家商店的信用消费情况向塔兹威德和西夫韦进行还款。该系统的设计使资金直接从捐赠者流向超市老板，而不是通过难民之手。扎塔里的目标是成为一个无现金的经济体。
阿特夫解释说，卡里每个月都会按照家庭人数（包括孩子）给每个人充值20第纳尔，所以一对有三个孩子的夫妇每月将收到100第纳尔。当塔兹威德开张时，那里排起了长队，挤满了人，人们争论不休。他解释说，信用额度一旦发放，每个人都是在同一时间到达超市的。可以想象一下，当每个人都等了一个月才能拿到食物时是什么样子。因此，超市要求世界粮食计划署错开充值时间。阿特夫的电脑屏幕显示，在11月2日，拥有9个或更多成员的家庭将获得充值。几天后，那些有8个成员的家庭将获得新的充值，然后是那些有7个成员的家庭，以此类推。这意味着没有了拥挤，而是拥有稳定的客流量。阿特夫乐观地说：“这个制度有利于尊严和尊重，人们可以选择他们想买的东西。”
虽然难民可以选择在哪家超市购物，但他们的购物自由受到电子卡系统等其他方面的限制。每张卡上的额度都分别存储在五个单独的钱包中。这些就像小型银行账户，里面的资金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随着难民营为严酷的沙漠冬天做准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在其中一个钱包里放了20第纳尔，让难民们可以买到更暖和的衣服。知道了这一点，阿特夫会从他的供应商那里订购衣服，这样塔兹威德就可以储备外套、帽子和手套。需要特别提到的是，难民不能在钱包之间转移钱款，因此指定用于购买食品的援助款不能用于购买衣服，冬衣津贴也不能用于购买食品。
这种自上而下的经济工程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明智的制度。通过控制电子信用的流动，当局知道每个月要买多少食物。而明确规定哪些东西可以用信用购买则是一种引导捐赠资金的方式。这里的难民不喝酒，但有很多人经常抽烟。由于捐助者是不会提供资助给难民来购买香烟的，所以当局只提供捐赠者愿意资助的物品来让难民选择，同时提供一小部分可以用现金购买的物品。阿特夫说：“这里没有香烟，但我们有其他奢侈品，比如洗发水。”
扎塔里最具流动性的资产
在拉娜·何珊的扎塔里临时居所里，一家人坐在垫子上，一边喝着茶和苏打水，一边讨论难民营的生活和在叙利亚的家是什么样子。突然，一双胳膊从窗户外伸了进来，一个胖乎乎的、微笑着的婴儿扑通一声落在了拉娜的大腿上。一秒钟后，另一个穿着同样衣服的胖乎乎的婴儿头朝下从窗户里被抱了进来。每个人都欢呼着。萨马赫是这对虎头虎脑的双胞胎的母亲，也是拉娜一家的老朋友，刚从叙利亚来到这里。她迅速出现在了门口。
拉娜和萨马赫都是35岁左右而且受过教育的女性。在叙利亚，拉娜是一名教师，与拥有英语学位的萨马赫在同一所大学工作。她们解释了超市系统的问题。她们想要给孩子用的洗发水和牙膏，给婴儿用的湿巾和纸巾。但这些和其他必需品，例如理发服务，都在电子卡系统之外。而且这里提供的许多品牌，特别是食用油和豆类，都不如叙利亚的本土产品。但最令人讨厌的还是关于健康和安全的专横规定。酸奶在叙利亚的日常饮食中有着重要地位，孩子们早上把酸奶和蔬菜混在一起吃，晚上每个人都会把浓缩酸奶作为一道配菜。这些酸奶通常是自制的，由叙利亚妇女廉价出售给她的邻居。基于健康原因，这在扎塔里是被禁止的。取而代之的是，当局鼓励使用脱脂奶粉和酸奶粉，但叙利亚妇女们说，这些产品质量低劣，而且价格太高。
扎塔里的正规经济体制是人为的，完全由外部人控制，因此没有通过任何运转良好的市场的基本考验，无法使供需相匹配。超市里不仅缺少难民们迫切想要的重要商品，而且摆满了一排又一排无人问津的商品，比如“阳光”和“阳光海”这两个品牌的金枪鱼罐头，以及整个意大利产品（意大利面和各种番茄酱）部分，这些几乎都不是叙利亚人的主要饮食。援助机构为咖啡馆准备的巴西咖啡正在打折，但叙利亚人只喝阿拉伯咖啡，如果他们可以大手大脚花钱，那么他们想要的其实是土耳其咖啡，他们认为土耳其咖啡是最好的。这些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援助人员的电子表格，而不符合叙利亚难民的口味和需求。塔兹威德和西夫韦也确实出售难民认为有用的东西。超市里有大量的蚕豆和蚕豆炖菜罐头，它们的销量都非常好。一个屠夫正在为等待的顾客切新鲜的肉，但是难民们说价格并不合适。一个例子就是马尔福肉馅菜卷，这是用一种类似卷心菜的绿色植物做的，叙利亚人将它的叶子煮沸、卷起，里面填满碎肉和蔬菜制成肉馅菜卷。这种食物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主食：美味、便宜、符合传统。在塔兹威德，你可以花1第纳尔买到两个大的马尔福肉馅菜卷，而你在营地外面可以用1第纳尔买到10个马尔福肉馅菜卷。
一旦你留心观察，就会发现扎塔里难民营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异。难民营里出售的奶粉非常贵，一袋2.25千克的安佳牌奶粉（从新西兰进口的）售价为9第纳尔，几乎可以消耗成年人每月电子卡信用额度的一半。当超市中一小罐德尔蒙牌西红柿罐头的促销价为0.5第纳尔时，扎塔里外的农民正在以0.25第纳尔的价格出售一大袋新鲜的西红柿。超市的位置增加了这些高昂的成本。罐头装的油和酥油，袋装的小麦和盐都很重，难民往往是年迈的老人、受伤的人或随行的儿童，当这几类人在超市购物，可能意味着需要付钱给像阿布·巴克尔这样的贝都因人或是儿童走私者，让他们帮忙把东西拖回家。
因此扎塔里的难民不太喜欢超市，尽管像阿特夫这样好心的管理者做出了努力。由于下发每月食品补贴的电子卡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毫无价值，所以扎塔里的难民只能在塔兹威德和西夫韦购物。难民生活在一个人造的经济体系中，他们虽然有自由选择权，但也仅限于难民营的管理机构设定的范围内。
走近塔兹威德的收银台时，一些奇怪的现象变得清晰起来。扎塔里难民手推车里的东西很耐人寻味，有些人选择了一篮子可以理解的食物：罐头食品、茶和咖啡，以及新鲜的蔬菜和肉类。但有许多人只大量购买了一种商品，而不购买其他商品。每个人都反映漫天要价的奶粉却变得极其畅销。突然之间，对于扎塔里的谜题——从哈立德的丰厚利润回报到这里大量的弹出式售货亭，我豁然开朗。这不是一个受控制的经济体，而是一个以现金为基础的经济体，难民们已经找到了绕过电子卡的方法。
一旦你知道如何去做，把恼人的、高高在上的电子卡变成现金就很简单了。举一个例子，每家人用电子卡花了9第纳尔买了一大袋奶粉，转手以7第纳尔的现金卖给走私者。然后走私者溜出难民营，绕过叙利亚难民事务局警卫，以8第纳尔的价格转售给开车经过的约旦人，他们很乐意以这个价格购买。一旦交易完成后，难民营外的约旦人节省了1第纳尔的奶粉钱（在难民营外通常卖9第纳尔），走私者以7第纳尔的价格购买奶粉，又以8第纳尔的价格出售，从中赚取了1第纳尔。但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在受限的经济体系内，9第纳尔的电子信用变成了7第纳尔的真金白银。这笔钱可以随心所欲地花在难民营提供的任何东西上。多亏了当地居民的聪明才智。
扎塔里的商业学校
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初创率（初创公司数量除以现有公司数量）是衡量一个地方商业友好程度的重要指标。在美国，给定年份的初创率为20%~25%；在创业热点地区，这一比例最高可达40%。然而，2016年扎塔里的初创率为42%。叙利亚难民已经建立了如此多的“企业”，如果这个难民营是一个国家，它将被评为世界上对“企业”最为友好的地方之一。扎塔里的“企业家”热情好客，乐意分享他们的商业秘诀。
在难民营做生意的第一条规则是我们很熟悉的：位置至关重要。可以深入难民营的主要路段是一条被联合国难民署称为“市场街1号”的道路，但扎塔里的难民都称之为“香榭丽舍大道”（难民营的慈善机构基地就在附近，这个昵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双关语，因为这条路的起点靠近一家法国援助机构的医院）。从新到的难民到下班的援助人员，形形色色的客户不断地在街上往来搜罗，他们可以从各式商品和服务中进行选择：像样的咖啡、理发服务、婚纱租赁服务、沙拉三明治或鸡肉沙威玛（中东著名小吃）外卖。进入营地几百米后，大多数人左转离开“香榭丽舍大道”，前往东边的住宅区。这条熙熙攘攘的长街被称为“沙特商店”（这里的商店都使用由沙特阿拉伯捐赠的大篷车开展经营）。靠近主要路口的商店出售耐用消费品：衣服、电视、DIY（自己动手做）的材料和自行车。再往前走，“沙特商店”的活动开始减少，街道变成了扎塔里版的镇外零售公园，为那些想要扩建房屋的难民提供金属桩、工具和木材。
穆罕默德·詹迪拥有扎塔里主要街道上最大的商店，这是位于“沙特商店”的一家大型服装商场。他的第一个商业秘诀是，准确了解客户需求，而他处理客户需求的方式是专业的。他解释了在给他的商店进货之前如何调查他的朋友和邻居，以发现他们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在难民营的头几个月里，情况真的很糟糕，所有的难民都想要厚实保暖的衣服来度过严冬。但随着情况的改善，难民们开始想要表达个人的品位。因此，詹迪现在为男士们提供一系列色彩鲜艳的运动服、运动夹克和各种剪裁的牛仔裤。女士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披肩、手提包和高跟鞋中进行挑选。
沿着“沙特商店”再往前走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我听说过的扎塔里最好的自行车商店。这家商店的老板卡希姆·阿什解释说，他的成功也归因于对个性的渴望。难民不允许有属于自己的汽车或摩托车，但是难民营里挤满了自行车。其中包括荷兰捐赠的500辆坚固的自行车。捐赠的自行车很受欢迎，出售时可以卖到200美元。然而荷兰自行车唯一的问题是，它们看起来都一样，它们都是同样的设计，都是黑色或深蓝色的。因此，卡希姆帮助客户让他们的自行车更拉风，比如给它们喷上鲜艳的颜色，并添加了铃铛和细条纹的把手。卡希姆的座驾很漂亮，它的设计看起来像一辆摩托车，它是亮黄色的，上面有红色的条纹和反光镜，两侧粘着两根排气管，还有两个速度计。
当难民来到难民营时，他们必须适应这里的环境，而且他们经营的商店往往与他们在国内做的事情联系并不大。詹迪表示，他对服装业知之甚少，但他对零售业了如指掌，他曾在叙利亚经营一家小型超市。卡希姆·阿什是一名机械师，他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没有汽车的难民营。他先是当一名电工，为人们提供和修理家里的照明设备，后来才改行进入自行车行业。旁边的一位企业家塔里克·达拉解释了他是如何重新利用自己的技能的。在成为难民之前，塔里克主要从事房屋设计工作。在扎塔里，他成为一名木匠，经营着难民营里的主要木工坊之一。但塔里克现在开始后悔自己当初做木匠的决定了，他解释说这个行业正在苦苦挣扎，问题是他的产品太耐用了。难民的生活很艰难，钱也很紧张，所以他们会妥善保管物品，以便持久使用。一旦人们有了床、架子和橱柜，他们就不再需要塔里克的木工活了。他闷闷不乐地说：“你应该总是试着建立一家不断有回头客的企业。”詹迪对此也表示赞同，他必须不断改变服装的款式和颜色，以催生新的需求。
这种接地气的智慧正是MBA（工商管理硕士）向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家讲授的那种课程，他们研究劳斯莱斯等公司的成功，这些公司除了汽车制造业务外，还向航空公司出售飞机发动机，并为它们提供优质服务，从而获取利润。最近，商学院痴迷于音乐、服装和食物的订阅模式，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留住顾客，这与叙利亚企业家所做的不谋而合。当我和卡希姆交谈时，他正在焊接修理一位老客户自行车上的发电机。这就是自行车生意的美妙之处，他说：“一旦你卖给别人一辆自行车，你就知道你有一个未来的自行车维修客户。”
扎塔里的企业家密切关注着成本，并拥有一些难得的优势，商店所使用的电力供应往往来自主电网的非正规支线，这是一种被禁止的行为，但这也意味着可以免费用电，而且在难民营内不征收任何税收。以其特有的偶然方式，扎塔里类似于政府用来刺激经济活动的那种国家补贴的企业园区。虽然从长期来看不可持续，但它确实提供了一种经验：如何通过降低企业家的成本和进入壁垒来推动一个经济中心的发展。一旦获得进展，扎塔里的商界人士就开始寻求如何提升自身的效率，哈桑·阿尔西成为面包师的成功秘诀之一就是规模经济。他知道knafeh（一种里面有坚果的微型蜂巢糕点）是一种在当地非常畅销的糕点，所以他在自己的主面包房里大批量生产这种糕点和其他烘焙糖果。大批量制造可以降低成本，然后他的员工会把一盘盘烘焙食品运到分布在扎塔里四个出口的门店。叙利亚口味的糕点非常受欢迎，以至于他很快就开设了第五家门店。这种中心辐射式烹饪和销售食物的方式，正是优步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目前追求的所谓“黑暗厨房”模式。
其他企业家也利用了难民们对故土的怀旧之情。哈米德·哈里里的甜品店主要出售山寨产品，包括模仿吉百利版本的巧克力泡芙。但他最珍视的糖果——一种从叙利亚进口的叫作mlabbas的糖衣杏仁是货真价实的。哈米德解释说：“大马士革以这些糖果闻名，人们喜欢在斋月结束的开斋节期间把它们作为礼物送人。”店主们一致认为，尽管对叙利亚故土的渴望有助于他们的销售，但这也是一种风险。随着战争转移到德拉以北近500公里的阿勒颇，扎塔里的一些叙利亚人听说他们的村庄很安全，于是从2015年开始返回家乡。许多店主说，出于这个原因，难民营里的人数低于官方估计数。当朋友们出于这个原因离开扎塔里时，难民们都很高兴。当局担心过度拥挤的营地需要更多的资源，所以对扎塔里人员规模的萎缩也比较满意。但对叙利亚人来说，这种世事无常也带来了一种紧张。不断减少的人口意味着在这里的非正规经济将面临更少的消费需求和更大的就业压力，这是那些必须留下来的人的一大担忧。
难民们说人们离开难民营也有不那么愉快的原因。可以理解的是，约旦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从未对熙熙攘攘的“香榭丽舍大道”抱有任何好感。毕竟，“香榭丽舍大道”依靠的是将住房转为商业用地，以及通过走私将援助贷款转换成现金。为了应对扎塔里不受控制的增长，他们在2014年开设了一个新难民营。这个新难民营在很多方面都像是扎塔里的孪生兄弟，却在难民的心中扮演着一种代表黑暗力量的角色。他们很少提到新难民营，即使提到，也会压低声音。我采访的一些难民表示，他们宁愿面对叙利亚的战争，也不愿被送往那里。这可能是这个创业热点地区的违规者和走私者面临的最大担忧。如果你在扎塔里不守规矩，你可能会被送到阿兹拉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