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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和梦想
随处可见的种植园
莱普的目标不仅仅是比竞争对手提供更美味、更好吃的食物，他还希望能降低种植成本。最初的智能盆栽是专为家庭设计的，可以放在窗户或书架上。每个单位的售价为60美元，一年的胶囊供应（可以种植18株植物）成本是相同的。在下一阶段，他要提供大型工厂规模的单位——“智能农场”。从新系统的蓝图可以看出，植物将会生长在一系列架子上，这些架子将在一排排灯光下缓慢移动，就像一个多层传送带。预先装满种子的新土壤胶囊会被送入机器的一端，当传送至另一端时，架子上已经满是成熟的植物了，随时可以采摘。
莱普说，这个想法最初是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启发的，但是它们的土壤系统是用来在太空种植植物的，还需要改进，因此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对这一工艺流程进行修改和完善。他的系统是可调节的，当植物通过系统时会接受适合每种植物的压力。这就意味着用户可以同时大范围地种植可食用的植物，从绿色蔬菜和小番茄，到辣椒和草莓。这版智能盆栽不是为外太空使用而设计的，但它的内置灯光使住在北欧高层公寓里的人可以种植地中海的植物，比如含羞草、薄荷和牛至。
爱沙尼亚的技术专家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莱普也不例外。他说他是受到了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不良饮食习惯的启发，比如食物浪费和食物匮乏。他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售“神风种子”（kamikaze seeds）的大型农业公司持批评态度（这些公司培育的种子只能长一株植物，没有种子可供进一步种植，这样客户就必须从供应商那里购买更多的种子）。他还对植物品种的减少感到痛惜，他说：“在爱沙尼亚，我们过去知道并食用的野生植物有150种，但现在只剩下30种左右，而我们知道如何食用的只有15种。”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系统重新引入消失的物种，他说这意味着在任何气候条件下，任何人都可以种植自己的健康食品。他的长期目标是制造出更大的机器，有效降低系统的成本，最终制造出完全高效和完全自动化的机器，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回首往事
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有130万人口，接近毛里求斯或塞浦路斯等小岛国的人口数量，人口总数排在世界第155位。然而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爱沙尼亚在数字技术和创新方面却成为重量级的国家。爱沙尼亚的税收系统接近无纸化，94%的申报都是在网上完成的。爱沙尼亚人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投票。政治是无纸化的，自2000年以来，所有的内阁文件都是电子化的（英国议会每年用掉1 000吨纸）。法律文件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数字化签名。在爱沙尼亚，唯一不能在网上做的事情就是结婚、离婚和买房。在塔林，我见到了林纳尔·维克，他是一位政府顾问，也是爱沙尼亚数字国家的早期缔造者之一。他说要理解这个国家对技术的大胆采用，首先需要认识到驱动它产生的心理，以及它诞生的必要性这一事实。
爱沙尼亚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0年被苏联吞并，随后被纳粹德国占领，1944年又被苏联占领。就其土地面积而言，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仅占苏联的1/500，但这个小国很快就成为苏联经济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私人农场转变为集体所有。土地被国家征用，任何成功经营农场的农民都被贴上了富农的标签，这代表着吝啬或自私。1949年3月，在短短的4天内有超过2万名的爱沙尼亚富农被捕，并由专用列车驱逐到5 000多公里外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西伯利亚城市。
爱沙尼亚的工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工厂都建在了东北海岸。昆达是一家大型水泥厂和纸浆厂的所在地；科赫特拉-耶尔韦拥有丰富的油页岩矿，也是重要的能源地；锡拉迈埃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度假胜地，俄罗斯的文化精英，包括柴可夫斯基都曾来这里度假，现已重新用作铀浓缩中心，工作性质如此保密，以至于地图上已经删除了这个地方。
苏联的经济模式对于爱沙尼亚来说是灾难性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将小农舍合并为大庄园来减少农场的数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之相反的是，这却导致农业产量下降了一半。由此引发的粮食短缺从一开始就破坏了爱沙尼亚的共产主义模式。在此期间，人们只能通过（非法的）私人经营的农场生存，这种非正规的农业产出与官方的国家制度同时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开始瓦解，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北部的工厂和军事城市开始被废弃了。
爱沙尼亚人在评估自己的命运时，往往会把目光转向狭窄的波罗的海通道对岸的芬兰。苏联统治时期，这种对比是令人痛苦的，1939年，两国的生活水平相当，但到了1987年，芬兰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4万美元，而爱沙尼亚仅为2 000美元。爱莎尼亚在1991年独立时，面临的是效率低下的农场和倒闭的工厂，商店几乎空无一人，物价却在飙升，绝望的购物者抬高了基本商品的价格，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 000%。锡拉迈埃，这片曾深受圣彼得堡诗人、画家和作曲家喜爱的海滩，已经被秘密铀计划的核废料毒化了。
盲目的押注
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是勇敢与大胆的。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想要忘记过去，拥抱激进的新思想变得更为容易。许多四五十岁的爱沙尼亚人将1991年称为“彻底的决裂”，这是因为人们希望摆脱关于旧政权的任何记忆。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政治阶层是由莫斯科挑选的，都是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联的党内人士，为了发展，你必须和他们一起工作。塔林的一位投资者回忆说：“这意味着不信任，不仅是对当权者的不信任，也是对旧政权下取得成功的人们的不信任。”
勇气还来自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已经由年轻人掌权。爱沙尼亚的前总理马尔特·拉尔在他32岁时开始掌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20多岁时一直在演讲和写书。林纳尔·维克回忆起当时参与起草爱沙尼亚宪法的专家小组时说：“刚开始时，这里的政治就像一个动物园，各种各样的人参与其中，有作曲家、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化学家、核物理学家和诗人，很少有人研究过政治。”这听起来非常有趣。
尽管处于危机之中，但人们对该国的期望仍然很高。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在解释这一挑战时说：“爱沙尼亚人民期待一个很快就能完全成熟的国家。”在波罗的海，人民对国家有很多要求。在这一地区，国防曾经（现在依然）很重要，而且非常昂贵。选民将目光投向北欧国家，要求建立起健全的福利制度、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良好的医疗保障体系。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多年统治让爱沙尼亚人对一个过于庞大的国家保持一种警惕，这导致瑞典式的税收无法获得公众的支持。而爱沙尼亚周边的国家都在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都在1992年陷入经济衰退。到2000年，爱沙尼亚周边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GDP平均下降了30%，而乌克兰则下降了一半。
执掌爱沙尼亚的年轻团队需要快速想办法。他们的一些政策采纳了合理且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建议，新税制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税收制度之一，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来监督国家的支出。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项举措是，在全国范围内，在经济体的各个领域全面引入技术。维克回忆起早期政府的经济战略时说：“我们实际上是对技术进行盲目的押注。”到20世纪90年代末，爱沙尼亚将97%的学校都接入了互联网，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编程，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投资。爱沙尼亚是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中唯一在第一个十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GDP增长了14%。自此以后，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崛起。GDP从1987年的2 000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2.2万美元，爱沙尼亚人开始赶上了竞争对手芬兰。
在回顾爱沙尼亚对技术的选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时，该项目的早期设计师之一维克的话听起来非常谨慎：“技术只是一个加速器，如果你把它应用到以前的做事方式上，它只会放大低效率。”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经济的数字化既微妙又复杂。他继续说：“技术不好也不坏，但也绝对不是中立的。”
“驯服”老大哥
当要求爱沙尼亚人给你看他们的身份证时，他们往往会微笑着拿出来。这种浅蓝色的塑料卡片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它与英国或美国的驾照类似，但像借记卡一样带有嵌入式的芯片。这个身份证拥有非常巨大的能量，它提供了所有在线的政府服务，为爱沙尼亚人节省了很多时间，这也是他们常常微笑的原因。对老年人来说，这可以和苏联时期的情况进行对比。一位塔林的居民说：“我记得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你站了好几个小时，却发现政府官员们已经出去吃了很长时间的午餐，要行贿才能快点儿。”爱沙尼亚的年轻人说，当他们到国外旅行时才发现爱沙尼亚的好处，在其他国家卖车、开设银行账户或签订租赁协议都是让人痛苦的，速度很慢，而且都是纸质化的。相比之下，在家里使用笔记本电脑和身份证做这些事情则简单得多，也快得多。
塔林的发明家雷特·兰德说：“爱沙尼亚人缺乏耐心，很容易感到无聊。”雷特·兰德凭借一种新型的医疗设备赢得了2017年的《猎脑》节目的冠军，他指出身份证很好地契合了国民心理。这一系统的创建规则是允许政府索要公民的一些数据，例如，他们的出生日期、血型、地址或驾驶号码，但只能获取一次。如果一个爱沙尼亚人曾经在某个政府网站上输入这一资料，那么政府就绝不能再次索取这些信息，而必须从已有的记录中找回这些数据。这与美国和英国在国家数字化方面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原来在政府办公室排起的长队被冗长的在线表格取代。在爱沙尼亚，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定，政府的电脑会帮你出具表格。当科技以这种方式为人们节省时间时，它们往往会被欣然接受。
在爱沙尼亚，如何基于个人数据在技术上建立信任是近年来许多争议的核心。这一系统具有广泛性，因为与政府的每一次互动都是通过身份证实现的，但这似乎带有奥威尔式的风险。如果该系统失败了或者被滥用了怎么办？爱沙尼亚人对此并不太担心，97%的爱沙尼亚人都有身份证，大多数人都理解并能够了解该系统的保障措施。第一个抵御攻击的缓冲是没有中央数据存储库，因为系统是“分散的”。这意味着每个当局只保存它自己搜集到的数据，而没有一个中央枢纽能够将所有的数据集合起来。当某个机构需要你的数据时，必须向首先搜集该信息的政府部门索取。所需的数据当时就会通过一个名为X-Road的数据交换系统传送，然后会被删除。这意味着，如果交通部门想要给你开超速罚单，则必须要求邮政登记处通过X-Road提供你的地址，然后销毁这些数据。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也就是说没有黑客可以袭击的中心区。
第二个安全保障是任何使用该系统的人都会留下痕迹，每次搜索、使用或交换个人数据时，都会在个人数据日志中被记录下来，还可以在线核查。任何公民都可以查阅到所有关于他们的查询记录，包括谁询问了这些信息等。最后，每个储存爱沙尼亚人数据的机构都被要求与公民的身份证号相关联，在公民的个人数据日志中这些机构都将被显示出来。正如一位年轻的塔林居民告诉我的：“这是我控制政府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完全知道政府对我做了些什么。”
在这一过程中也有过长牙般的阵痛，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个系统变得流行起来。部长和官僚们都热衷于使用它，维克说：“到处都在进行数字化，有时甚至不知道原因，而且也会有一些错误。”比如，在21世纪初，爱沙尼亚边防警卫的计算机系统发生了故障，最令人担忧的是，这是一场阴谋。在2007年的地方选举中，一名候选人通过直接邮寄的方式对塔林郊区俄罗斯血统的养老金领取者进行了攻击。这些小册子只寄给了这类特定的家庭，这说明有人非法检索到了一份关于其地址和种族背景的清单。这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它也证明了系统的安全措施是如何运作的。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官员们就扫描了数据日志，并确认是谁查阅了这些信息，从而使警方迅速逮捕他们。维克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说：“在数字世界里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但并不是所有的爱沙尼亚人都对科技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高兴。当被问及经济状况时，有些人不屑一顾。一位店主回答说：“科技和旅游业，这就是全部。”尽管塔林的居民似乎喜欢他们的身份证，但他们也知道公共服务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减少。通过开发软件来取代职员，研发机器人来取代公交车司机，科技公司似乎成为一股破坏就业的力量。这是全球性的担忧，正如美国和英国对失业的鲜明预测显示的那样。塔林政府对技术的“盲目押注”，意味着爱沙尼亚成为牺牲的羔羊，率先被送进了技术的洪流，我们这些紧随其后的国家中的人，应该密切关注它的进展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