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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沙尼亚的第二世界
滞留在欧洲边境的无国籍群体
距离塔林以东200公里处的纳尔瓦市，是爱沙尼亚“第二世界”的首都。这里是欧盟最东边的地方，居住人口不到6万人，相比塔林来说离圣彼得堡更近，也是受俄罗斯影响很大的边境城市。道路两旁停满了等待穿越边境的货运卡车，即使那些挂着爱沙尼亚车牌的卡车上也有俄罗斯司机，因为车前窗上展示的名片上写着“米哈伊尔”“谢尔盖”“阿列克谢”。广告牌上的广告是用俄语写的，商店橱窗里的海报上有俄罗斯广播电台（Eli 95.6 FM）的广告。镇上的美术馆里大多是彼得大帝和俄罗斯商人谢尔盖·拉弗雷佐夫的藏品，这些画描绘了伊凡·艾瓦佐夫斯基、亚历山大·马可夫斯基和伊万·希什金路过的海景与山峦，而他们都是俄罗斯籍艺术家。在1993年的一次公民投票中，97%的投票者支持纳尔瓦从爱沙尼亚独立出来（塔林的政府否决了这一结果）。如今，这里90%以上的居民是俄罗斯人。
如果有好的臂力，你可以将石头从纳尔瓦扔到俄罗斯。这座古城建在湍急的纳尔瓦河的河畔，纳尔瓦河是欧盟非官方的外部边界标记（关于爱沙尼亚到哪里结束和俄罗斯从哪里开始的确切地点的协议从未达成）。此处有两座巨大的城堡：爱沙尼亚一侧的赫尔曼城堡，俄罗斯一侧的伊万哥罗德堡垒。在爱沙尼亚的河岸上，渔民们用厚重的渔线将鱼饵抛入深水中。在河的对岸，三名俄罗斯渔民站在齐胸深的水里抛着渔线，在他们的身后高耸着伊万哥罗德（俄罗斯最大的堡垒）陡直的城墙。在其最东端的塔楼上，一群年长的游客俯瞰着欧洲，他们的白发在风中飘动。一切都很平静。
但是，在爱沙尼亚“融合基金会”进行研究的玛丽安娜·马卡洛娃说，爱沙尼亚有着深深的伤痕。许多问题都源于苏联体制下人员按照国家法令进行流动的方式。她说：“你无法选择去哪里。”在圣彼得堡完成学位的俄罗斯年轻工程师将被派往纳尔瓦和爱沙尼亚最东边的伊达-维鲁县的工厂或油页岩工厂工作。这并不是个肥差，因为莫斯科的生活水平远高于爱沙尼亚，但对于一个没有家庭牵绊的能源工人来说，可以因此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在北极圈以北的卡拉干达和沃尔库塔的煤矿工作，情况要糟糕得多）。由于苏联的制度决定了人们的居住地，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种族构成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少有21万人来自苏联体制下的其他国家（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俄罗斯，还有一些来自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本地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45年的94%下降到1953年的72%。
今天，33万有俄罗斯血统的人占到爱沙尼亚人口总量的25%。他们是纳尔瓦和伊达-维鲁县的主要群体，而这一群体在塔林有15.5万（占该市人口的40%）。他们居住在首都的两个主要地区。拉斯纳麦埃位于老城区东部，这是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排排的高楼大厦挤满了双车道的两旁。但在维克-伊斯梅，建筑风格是偏向苏联式的，每个大厦都有轻微的弯曲，当你走在街道上时会发现这些大厦排列得都很规整，下面三层是灰色的，而最高一层则是五颜六色的，精确的几何结构将附近的道路变成了一系列巨大而完美的同心圆。
移民到像维克-伊斯梅这样地方的人过得很好，所以当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解体时，他们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选择。只有5%的人回到了俄罗斯，但留下来的人表示，他们也不觉得自己是爱沙尼亚人。我采访的许多人都说自己陷入了困境。一位俄罗斯裔的爱沙尼亚人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适合哪里，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自己。”另一位当地人说，在当地有一个复杂的表述，可翻译为“我太冷了，不像俄罗斯人；我太热了，也不像爱沙尼亚人”。并提到了国民心中的刻板印象，热情冲动的俄罗斯人与冷静理性的爱沙尼亚人。
对大约8万名俄罗斯人来说，无国籍不仅仅是一种感觉，还是一个法律问题。获得正式的爱沙尼亚公民身份需要申请并进行语言测试，而这个测试许多人都没能通过。因此，这群人持有的不是淡紫色的爱沙尼亚欧盟护照，而是浅灰色的护照，封面上用金色浮雕字体写着爱沙尼亚语“VÄLISMAALASE PASS”，下面是翻译——“外国人护照”。持有这样护照的人，既不是爱沙尼亚公民，也不是俄罗斯公民。他们可以享受爱沙尼亚的公共服务，但必须在这里纳税，而且没有资格在全国选举中进行投票，拉脱维亚也存在着这种奇怪的情况。滞留在欧盟的俄罗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群体之一。
俄罗斯人在爱沙尼亚的生活过得很差，而且更有可能失业。即使那些有工作的人，所签订的合同也不那么可靠，在经济低迷时更容易被解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爱沙尼亚人的失业率上升至17%，俄罗斯人的失业率达到27%，而持有“外国人护照”的人失业率则超过了30%。偷走工作的技术所带来的威胁也在不断逼近，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这一群体也可能会错失国家高科技经济战略所带来的机会。俄罗斯人在很多方面都被甩在了后面，他们更容易酗酒，寿命也比爱沙尼亚人短，尤其是男性。在远离河岸边旅游景点的纳尔瓦，后街两旁是苏联时代破旧不堪的公寓楼。在塔林的老城区，那些从事非技术性或低薪工作的人都是俄罗斯人，比如出租车司机、酒店客房服务员和清洁工，以及货架堆放工。玛丽安娜·马卡洛娃指出，真正的悲剧是，在工资最低的工人中，有五六十岁的在俄罗斯读过大学的高学历女性被派到这里来管理苏联的能源设施。
不出所料，许多俄罗斯人似乎已经放弃了。一位友善的当地人带我来到维克-伊斯梅圆形社区中心的一个巨大池子，那里每天都聚集着一群五六十岁的男人。我的朋友说他们是“渔民”，他用手指做了个引号，还眨了眨眼睛，偷偷地指着藏在岩石下的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大量的烈性啤酒。现在是工作日上午10点，但是许多罐子已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