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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钱与老钱
未知
新钱与老钱
西方社会里有一种对社会财富的分类法：根据获得财富的时间长短，来判断是所谓的新钱（new money）还是老钱（old money）。如果获得的财富已经有较长的历史，这种钱就是所谓的老钱。如果获得的财富历史时间不长，甚至是刚刚获得财富，这种钱就被称为新钱。当人们到美国东部的纽约和波士顿等地区探访时，不难发现那里的建筑风格各异，各具美感，某种程度上这是老钱的标志——因为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不同的美学品味都渗透到那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建筑中。这些年在中国大地上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整体风格都很相近，说明中国财富积累的时段比较统一和即期。当然与很多从殖民时代就开始积累财富的欧洲国家相比，整体上美国的财富也代表着一种新钱。新钱和老钱的区分来自普通社会成员的常识性看法，折射出财富的社会性后果，正如后文作者想要讨论的，财富的社会性会渗透到家族企业持续发展的每个部分，直接影响家族企业的未来方向。
新钱和老钱的张力
新钱和老钱之间的张力和紧张首先体现在新钱的拥有者很容易被污名化，新财富的拥有者或许要面对一个极端严苛的舆论环境。他们不得不更为谨慎小心地呈现自我（Goffman，1978），因为任何的姿态都有可能被戏仿式地解读和消费。人们很容易去质疑他们话语背后是否有一颗真诚的内心，比如流行的“不知妻美刘强东，普通家庭马化腾，悔创阿里杰克马，一无所有王健林”，就是鲜活而典型的例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快速增长的财富让拥有者迅速脱离了原有的社会控制，人们质疑他们离经叛道行为的道德合法性。就像20世纪20年代好莱坞电影工业刚刚兴起时，快速获得财富的第一代电影明星被大量淳朴的普通人视为奇怪的、魔幻的，乃至可怖的（Fine，1997）。其次，因为这种财富本身就会打破原有的平等状态，引起他人的不适和不满，所以社会观众会把注意力放在新钱的不当行为上，人为地放大某些消极面。事实上，这种在财富积累速度上的差异不仅会引发财富拥有者和普罗大众之间的矛盾，同样会引发以不同产业和方式进而以不同速度获得财富的主体之间的矛盾。以高科技和新技术为基础的“新钱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发了“老钱们”的不满。新财富代表的权力和社会地位诉求又会对“老钱们”产生某种威胁，从而引发后者系统性的批评。最后，从文化和观念来看，新财富的拥有者或许触动了社会成员深层次的焦虑和不安。中国社会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急剧的变化，很多人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历史中最具戏剧性的几个片段之一。这种时代塑造了社会成员的观念，用科幻作家刘慈欣的话说，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感受到明显的“未来感”：“我们喜欢读科幻文学，我们也身处科幻文学中。”不知不觉中，急速变化的社会把焦虑感放置在人们的心里，当激情澎湃的当代传奇故事被建构和被分享时，人们在投来羡慕眼光的同时，也产生了对自己人生的不安感受。以几何级数增长的新财富，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新钱和老钱之间的张力还体现在双方因为创业经验和产业特点的不同而产生的观念对抗上。从经济特征上考虑，“老钱们”所处产业相对比较古老：制造业中的石油、钢铁、代工、地产，服务业中的餐饮、交通、零售、金融。这些行业通常是能够带来持续利润，特别是持续大额现金流的古老生意，它们中的很多企业虽然正在融合新的技术和管理要素，但是核心的资源仍然是公司的资产、融资能力、成本管控的技能、与重要利益相关者的良好关系等，是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的产业。“新钱们”所处的行业则日新月异：制造业中的信息技术、生物科技、新材料、新能源，服务业中的互联网、现代物流、新媒体、新娱乐。它们被视为未来拥有无限潜力的新生意，虽然在最初未必能快速带来利润，但一旦度过了产业的导入期，利润就会如雪花一般飞来。而即使利润还未降临，它们也能成为华尔街的宠儿，拿到源源不断的投资。它们代表了新的技术和管理要素本身，主要的核心资源通常都是无形的：某种算法或数据系统、科研和专利开发能力、技术团队的创新能力、基于新科技讲故事和制造内容的能力，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经济形态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两者价值观的不同。“老钱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价值观念保守，他们追求的成功通常是财富、地位、权力的联合体，是马克斯·韦伯一个世纪之前就揭示的基本特点。“新钱们”虽然同样愿意追求这些要素，但这往往不是他们的重点，他们更追求对人类的影响和对社会的改造。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他们都更为激进。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规律是，两种人群虽然都是财富拥有者，但财富创造的方式和目的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他们在现实中普遍存在难以融合的矛盾和对立。
之所以谈新老钱之间的两重张力，是因为这能够给我们一个更长久更广阔的视角，可以从其他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路径来思考中国家族企业未来的走向。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家族企业到底算什么钱？答案是，这有点复杂。从时间上看，是新钱，因为大部分财富的获得和持有时间不过一两代人；但从产业属性上看，则大部分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老钱，而且越是接近两代传承的家族企业，老钱的意味就越重。
作为新钱的中国家族企业
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钱，中国家族企业代表着新富的人群、产业和特点，难免在国际范围内不被理解和接受。这不仅体现在国际关系层面，更具体地体现在每一个要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国家族企业的遭遇上。当伊斯曼·柯达公司破产，好莱坞高地上的柯达剧院变成TCL剧院之时，很多美国人都感受到中国资本正在步入他们最为骄傲的产业，他们可能忘记了曾经的几大电影公司都是散落在全球的犹太人到美国建立的，他们也忘记了20世纪80年代索尼等日本资本大举进军好莱坞时给他们造成的不安和烦恼，以及后来怎么发展到适应以至舒适和尊重的。如果我们了解新老钱之间在社会评价上的矛盾，我们就知道今天中国企业的遭遇多么正常，而且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矛盾最终会被弥合，而弥合的速度可能远比人们的预期来得更加快速。
怎样弥合这种矛盾？首先，要选择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主动适应国际商业竞争的规则，学会利用在这种规则下的一整套话语体系。就像最近去世的伟大思想家詹姆斯·马奇告诫过我们的那样，虽然很多矛盾冲突的背后是利益的争夺，但人们决不应该忽视冲突时采用的规则和话语。2002年，福耀玻璃面对的反倾销诉讼并非当时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孤例。但是曹氏家族很早就做好了准备，掌握了那个环境下的最适合的应对方式，用当地的资源和办法，打败了当地的竞争对手。很多家族企业在中国市场上表现得无比灵活，能够适应一个曾经高度不成熟的市场环境。改换竞争场景之后，能否依然像过去一样机变灵敏，是对它们的新考验。其次，要提高组织的创新和战略能力，用好的产品，打开新市场的大门。本书写作之际，正值中美贸易摩擦之时，作为近年来最为成功的中国企业，华为成为双方对抗的一个矛盾焦点。在此背景下之所以得以全身而退，其根源是华为在过去很长时间的技术和创新积累达到了自给自足的程度，摩擦和对抗并不能击倒这家公司。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仍然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时代，华为不断推出的产品能够帮助它吸引源源不断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经过适应，最终会把信赖华为视若平常。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保持充分的耐心。从表面上看，耐心似乎从来都不是中国家族企业的优点。中国企业擅长创造和利用市场，抓住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向前推进自己的事业。如果没有这样的态度，中国经济奇迹恐怕无从谈起。但当企业要进入新的、成熟度高的商业竞技场时，最好放下一蹴而就的心态，冷静地应对那些始料不及的挑战。换一个角度，用最通俗的话说，总会有更新的新钱出现。在世界范围内，当新富的国家和企业出现时，中国的家族企业最终也会变成老钱，从而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和更大的舆论空间。
作为老钱的中国家族企业
当我们把眼光放到国内市场，从产业属性上分析时，中国的绝大部分家族企业则又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老钱。而且越是面对传承难题的家族企业，老钱的特点越明显。这个现状给家族企业带来一个需要进行持续思考的根本性问题：如何避免让老钱主导的观念体系阻碍家族企业的持续发展。作者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更多侧重在为具体的问题提供具体的方法论上，这里的讨论将从更抽象的层次概括这两个问题。
老钱所代表的观念通常是保守的，但保守并不意味着不合意。从经验层面上看，保守经常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看待人类社会的方式，而且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拥抱这种保守观念。从抽象层面上看，在这个商业社会滚滚向前的时刻，人们很容易失去可以依靠的内在价值。保守的观念通常能够很好地保护家族成员，让他们找到价值的依归，从而更容易获得人生的幸福。就像伟大电影《教父》中，老教父维托教导其子麦克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彻底侵蚀了他们这个意大利移民家族的一切传统之前，尽可能多花时间陪伴家人，家庭是他们能够守卫的最后港湾。
保守的观念有其存在的意义与合理性，盲目否定和彻底抛却保守观念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但是家族的战略家们要对过度的保守观念保持警惕，因为它真正的风险在于约束了家族对于未来的想象，从而在更长的历史时期促成企业的衰落。
第一重衰落的可能性来自对于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式缺乏有创造力的想象。企业今天的运作方式已经证明了当前企业发展模式存在的合理性——取得的绩效如此之好，商业模式如此深入人心，会让决策者认为任何显著的偏离都是高度非理性的。这种情形的存在并不是因为管理者变得骄傲自大、故步自封，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管理者认真严肃、充满理性，才会足够敏锐地发现任何偏离原有成功战略方向的证据。成功可能导致成功，但成功也可以导致失败。在克服对现有发展方式的过度承诺上，家族企业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类企业展现了非常高的灵活性，因为家族控制的治理结构使得组织不受短时的资本市场影响，即使短时间内因经历变革而使绩效受损，它们仍然能够坚持下去，以更快的速度进行反思和革新，不停地刷新对于世界的理解和想象；另一类家族企业则更热情地享受既有的财富成功，完全承诺在当前的模式上，不想也不愿想象出另外一个世界并为之改变。如何避免成为后一类组织，管理理论已经提供了大量的方案。但归根究底，这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法论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世界观问题，依赖的是家族企业里的战略家们采用怎样的视角去理解他们的组织和他们自己的身份。
第二重衰落的可能性来自对于家族和企业关系的可能性缺乏有创造力的想象。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企业组织形式，家族企业已经用几乎和现代工业社会一样长的历史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创业型的企业也很容易走上家族企业这条道路。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这种家族和组织交织的经济组织方式是不是本身存在危机。家庭的观念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谁可以组成家庭？组成家庭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最初的目的不能达成，家庭是否还要继续下去？在人类步入后现代阶段之后，这些问题正在越来越多地困扰着每一个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尽管很多极为成功的家族企业依然竭尽全力要求其子弟坚守传统的价值观念，但这种努力正在变得越来越辛苦，我们不确定未来会走向哪里。伴随着家庭的变化，家族和组织之间又要如何以新的方式衔接起来，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在探索家族委员会、信托基金、慈善捐赠等比较新型的延续手段，它们在以自己的方式寻找这种新的关系。如果“老钱们”过分执着于自己认定的方式，家族企业关系在未来的变化可能会让他们感到始料未及。
第三重衰落的可能性来自对家族企业追求的终极价值缺乏有创造力的想象。在今天的社会观念体系下，名利地位和财富固然是值得追求的，发展家族企业也固然是获得这些东西的一种有效路径。但是如果家族企业只停留在获得世俗成功的目标上，可能最终无法继续获得这些东西。除了宗教之外，人类历史上最为长寿的组织是现代大学。那些来自欧洲的古老大学很多都已经经历了近千年的历史。它们都拥有复合型的身份：教育的非营利性目的和生存下去的营利性目的。但如果它们没有那些更高层次的非营利性追求，一千年间人类社会的风风雨雨，恐怕早已将它们打垮。如果家族企业的缔造者们想要让自己的企业持续生存下去，想要让自己的后代能够持续从家族获益，他们应该创造一些世俗成功之外的目标。在西方社会，那些生生不息的老钱：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美第奇家族，都是通过他们超凡脱俗的社会理想得以存续至今的。更多的老钱几经易手，恐怕都已经不再属于最初创造他们的家族。
上述三点，是抽象层面上老钱所代表的保守观念必须面对的核心挑战。虽然因为其抽象性，并不常被人讨论，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事实上，这三个问题渗透到家族企业今天面临的几乎所有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就发生在当下热门的家族企业传承问题当中。作为老钱和其观念代表的第一代家族企业缔造者，试图把企业交给越来越被新钱和其观念吸引的第二代继承者。他们相互磨合的过程完全可以看成两种差异性观念的融合过程。对于娃哈哈，这个问题是宗庆后代表的传统消费品企业扩张模式和宗馥莉向往的以新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消费品企业扩张模式的碰撞；对于茅氏家族，这个问题是茅理翔年轻时缔造的出口加工型企业和茅忠群推动的侧重服务和品质的新型企业之间的融合；对于新希望，这个问题是刘永好擅长的传统大规模农业产业化的思路和刘畅擅长的新型精细化服务的多元化企业的共同发展。虽然结果各不相同，但是传统思维都在以各种方式与新思维进行交锋，有时紧张，有时顺滑，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终结这种张力，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进行观察。
在当代的中国家族企业里，新钱和老钱的矛盾就这样交织在一起。一方面，走向国家化的中国家族企业被看成新钱，要承担被污名化的代价；另一方面，过去这一时期又是以一种老钱的方式崛起的，这种方式不仅是经济的，还是文化观念性的。面对今天的环境，家族企业又需要寻找一种新的可能性，把新老财富创造的方式和思维进行全新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