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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本质，鞭辟入里；分析腐败与体制的关键，剥茧抽丝 ★他是新华社工作35年的高级记者。 ★他的文章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 ★他的调查报告曾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批示 ★他也是一个最不“听话”的人，有三届中宣部部长批评过他 ★他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
下一个三十年：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主持人：马国川 资深媒体人 从“集权政治加计划经济”到“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 主持人：今年是建国60周年，回顾过去的60年，恐怕也将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其实，刚刚过去的一年许多人士都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但是在我们看来，前后两个30年，似乎有内在的冲突。 杨继绳：确实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简单地说，前30年，也就是改革以前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
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地担任农业银行行长。日前进京时显得疲倦而憔悴。我说：“财神兄，搞市场经济，你可大有作为啊！”他苦笑了：“我现在是在夹缝里过日子，两面受挤。作为专业银行，亏损了不好交账。可是，政府让我干的都是赔钱的买卖。”他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一笔账：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贷款、预购定金贷款等。这些政策性业务占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一样热热闹闹。谁也不会想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一位客户拿一张海外支票到明德银号提款，明德银号拿不出钱来兑现，消息马上传开，在这里存款的人无比恐慌。大批客户蜂拥到这家银号门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骂、哭喊、乱作一团。该银号无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难临头，只好请求政府出面干预。于是，政府下令关闭明德银号。明德事件引起了连锁
社会分配不公平，这是现今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之一。大家在谈论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收入过高这一方面，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超于均等化。 来自各个方面的调查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少数人的收入的确与大多数人的收入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调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单位实习研究
最近几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胡雪岩热”。《胡雪岩》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这当然与这本书脍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有关。但是我感到，胡雪岩这个人物与当代社会某些情况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岩热”的一个原因。 胡雪岩是晚清的一名富商。他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
在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社会化，不要私有化。那么是谁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动者，而是当代“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当今私有化的主体。他们是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险性。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河，那么能源、原材料就是河的“上游”。按常规，上游产业的生产能力理应稍大于下游产业的生产能力。但是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却向相反的方向迅猛发展，人们形象地比喻为“上游干涸，下游泛滥”。这种“经济病”在中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曾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原料！原料！ 原料！原料！到处都在紧急呼唤着原料。 1988年夏，21家电缆厂厂长联
有人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像一个跷跷板，压下了这一头，必然跷起另一头：想降低物价，就会影响就业；想提高就业率，物价就会上涨。这种比喻反映了一定的经济现象。 1988年，我国零售物价指数达18.5%，为了把价格压下来，从1988秋天开始，就压缩基建规模，收紧银根。结果是，物价压下来了，市场也疲软了。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下降，效益降低，大批企业开工不足，就业问题接
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大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搞起市场经济来了。这几乎成了一股国际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有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怎样看待二十世纪国际性的计划经济实践呢？社会主义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对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人们期待着明确的回答。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使得一些天才的头脑进行深沉的思索。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多年来曾有过多种不同的提法，几经争论，几经反复，现在统一了认识，即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呢？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今世界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
据统计，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共有干部三四千万人，其中党政官员有100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财政拿钱的“自费干部”。这么多官员是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也会造成对企业经营的不断干扰。所以，很多人认为，精简机构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事。 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精简机构的任务就包含在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之中。令人棘手的是，职能转换了
有些同志把市场经济和道德视同冰炭，认为二者不可相容。由此，有的人得出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结论；也有的人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道德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相伴而行的。没有精神文明，就没有物质文明。没有道德的制约，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道德不仅是社会的灵魂，更是市场的灵魂。如果说，市场法规，市场管理制度是作为外在的
苏哈托下台了。他留下了一个金权王国，留下了一个腐败不堪的王国，也留下了很多让世人深思的问题。 苏哈托执政32年，他和他的亲属利用权力大量聚敛财富。据海外报刊估计，苏哈托本人拥有资产160亿美元，其家族拥有资产400亿美元。如果他拿出个人财产，印尼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援助，就能渡过目前的金融危机。 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
现在中国有一个基本矛盾：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现代红顶商人”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出很多矛盾： 一是政治高度集中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国家过去的一个利益主体发展为中央财政、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再实行中央政府无
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是市场准入必须平等。进入市场的企业和个人，只要他们具备法定的条件，都应当有进入各个行业市场的机会，如果用行政办法或其他手段使某些企业可以进入、某些企业不能进入，就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和竞争。 其次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必须平等。企业经营必须有各种社会资源，如土地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经济考察团访问了美国、墨西哥、巴西三国。在途中，除了思考一些经济问题外，有两个字反复在我脑海里闪现：围墙，围墙，围墙。 我们在美国没有看到围墙。 美国总统办公和生活的白宫也只是用铁栏杆隔离。草坪上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夹着公文包的政府官员进进出出，从栏杆外面清晰可见。白宫是对外开放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到里面去参观。 美国的国会大厦
多年来，国家采取信贷额度分配的办法来控制信贷规模。银行的信贷资金像一块大蛋糕，切成一块一块地分下去，这“一块”的大小就是“额度”。各专业银行总想自己分得的蛋糕块儿大一点，年年月月叫喊信贷额度不够，千方百计地向中央银行要信贷额度。可是，近几个月来，我国金融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商业银行不仅不要信贷额度，反而把大笔已经分配给它的额度退给了中央银行，把分到了
坐在汽车上或骑在自行车上，我常常产生一些联想。发现在交通中简单得连儿童都能理解的事情，在经济工作中却是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交通中通行多年的老规则，却成为经济学家们攻关的新课题。我们在管理交通上很聪明，而在经济工作中有时却很愚蠢。交通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条马路上只能实行一种交通规则 在长安街上，汽车像一条河，向同一个方向流动，不同流向的汽车，被隔栏挡在另一
前几年，理论界围绕“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的问题进行过讨论。论者的分歧集中在“政府管事多好？还是管事少好？”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就今天政府的现状而言，仅用“大”和“小”还不足以说清。还应当论及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政府是强还是弱。我的主张是，政府要小，但要强。 政府要小，是指政府的机构很精干，冗员很少；政府不包揽一切，只把政府必须管的事管好。政府要强，是指
未来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车吗？要不要鼓励轿车进入家庭？面对这些十分现实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在人们当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兴高采烈地谈论“轿车进入家庭是历史的必然”、“轿车文明会给我们带来丰硕的成果”。他们举起双手，欢呼轿车文明的来临。另一部分人针锋相对，断然指出“中国不适宜大量发展私人轿车”。他们问道：“我们能不能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寻找一条比私
现在，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歌舞厅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酒楼如雨后春笋，越来越“贵族”。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是什么财源支持这种奢靡的繁华？我一直在寻求答案。 奢靡之风的财源是不是来自私营企业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工商联1993年下半年对1700户私营企业主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平均每户每月生活费开支为1400元。其
近年来报刊上有一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机制。市场机制，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干部选拔机制，等等。什么叫机制呢？《辞海》上解释说：“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我在清华大学攻读了六年的机械，从机械学里还没有听到这个词。但是我从生物学上却读到了这个词。机制是指生物机体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并由这种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形成一种自我生长、自我调节的功能。我们分析机制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会产生矛盾，就可能使社会不和谐。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
在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脱离农村，摆脱农民身份，上大学是一条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儿子要当干部，上大学也是一条重要渠道。人们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也必须有相应的学历。总之，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学是一条重要途径。 进行社会阶层分析的社会学家们虽然有很多争论，但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受教育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教育机会均等，就是最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比“文革”期间有了明显的好转。 “文革”中一时盛行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遭到唾弃。尊重事实的多了，弄虚作假的少了；主观武断的少了，客观报道的多了。 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鞭挞邪恶、揭露腐败、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涌现了一批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 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冒风险，甚至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些记者
民有经济，是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民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同。民有是指所有权，民营是指经营权。国有经济也可以交给民间经营，这样的民营经济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实际上，现在人们所说的民营经济，其中大部分是民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不敢堂而皇之地说出“民有”这个词儿。 其实，民有这个词儿并不犯什么忌讳。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党中央一直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就是“民有
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不少是家族式管理。在私有企业里，通常是丈夫当老板，妻子管财务，兄弟管生产，妻弟管销售。有些乡镇企业、小型国有企业被承包或被租赁给私人以后，高层管理人员也是经营者的亲属。 近两年来，理论界对家族式管理提出了种种批评。只有1999年第8 期《中国企业家》王军武的文章看法不同，他认为“家族企业不是落后的代名词”。王先生还列举了一些数字证明“在当前
童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要让孩子们听得懂、爱听，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有理想色彩，不能过于实际；二是情节简单一些，不能枝节过多。 在我们的经济宣传中，也是常传播一些带有童话色彩的东西。最著名的要算艾哈德童话。 路德维希•艾哈德，德国人。二战以后，他主持联邦德国的经济工作，在战争废墟上重建了繁荣的经济大厦。人们称之为“艾哈德奇迹”。显然，这中间有很多宝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说先有鸡，鸡又是蛋孵化出来的；说先有蛋，蛋又是鸡生下来的。 在改革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先搞政治改革还是先搞经济改革？说先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没有动，政治体制改革从何下手？说先搞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在政治方面创造条件，经济体制改革怎能进行？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不活，市场就不可能完善；市场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舞台，市场不完善，企
正视过去的历史才能够创造新历史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摆脱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开辟新的航道。但是，1977年2月，毛泽东的继承人却强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捆住了人们前进的手脚，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当时最为紧迫的历史课题。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有的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庇。高干
2010-3-6 10:25:03 本章字数:1147 什么是权力？麦克斯•韦伯说：“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很多学者指出了权力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必需，另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威胁。为了防止权力对社会的威胁，使权力为善而不作恶，对权力需要有制衡。 国家权力是上述权力的一个重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下，没有制衡的公共权力，是极为稀缺的垄断商品，它可以在市场上兑换成大量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郑州的一个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叫于向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生，改革开放以后当上了德州纺织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国营大厂。他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说：“1994年，我们需要30万吨棉花，计划调拨量不到需要的十分之一，而我们又不能到市场上公开采购。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只好到黑市上去买棉花。一次河北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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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出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本质，鞭辟入里；分析腐败与体制的关键，剥茧抽丝
★他是新华社工作35年的高级记者。
★他的文章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
★他的调查报告曾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批示
★他也是一个最不“听话”的人，有三届中宣部部长批评过他
★他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国内外影响深远。
★他拥有大批铁杆读者倍受尊敬，分布在国内外各行各业的知识阶层中间
这不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喜欢历史的人不可不读；
这不是一部经济著作，但热衷经济的人不可不看；
这不是一部政治著作，但关心政治的人不可不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