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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会产生矛盾，就可能使社会不和谐。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的因素。建设和谐社会不是在忽视矛盾或绕开矛盾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要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其中，关键是正确处理好阶层间的矛盾。
社会公正
社会各阶层之间，不仅存在矛盾，也存在可协调性。有效地协调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是保证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而协调的原则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最高的社会原则，是社会和谐的基石。不公正的社会不可能和谐。
所谓社会公正，就是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社会公正要求社会成员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权利和义务均衡，社会各阶层各分享多少利益，各应承担什么义务，应当是均衡的，每一个阶层的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加突出。
改革期间社会不公正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从逻辑上讲，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小的社会阶层，应获得较少的改革收益；对改革成本和风险承担大的阶层，应获得较多的改革收益。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扭曲的：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
社会不公正必然引起不和谐，不和谐的突出表现是阶层间利益摩擦和利益冲突。这种摩擦和冲突有时是很激烈的，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是主要的表现形式。
这些不公正的现象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但是，中国的市场是用行政力量制造的，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随着经济迅速市场化，而行政权力几乎没有大的触动。在市场形成过程中，原有的权力体系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更加强化。从此形成了“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是最不公正的市场经济。将“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改变为“民主政治加市场经济”，是保证社会公正、促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证。这就需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
社会流动
社会阶层是社会报酬(财富、权力、声望)分配不平等的标志，是社会地位排列顺序的构造。但是，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不是终身不变的，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是世世代代不变的。社会阶层像公共汽车，它永远是运行的，但其乘客是不断更新的。这就是社会流动的形象比喻。
社会流动使处于下等阶层的人们有进入上等阶层的机会。这是化解阶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然而，不同社会状况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在封建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差。在这样的社会里，上等阶层的人们为了保住既得利益，千方百计阻止制度演进，使得处于下层的人们很难向上层流动。下层的人们看不到上升的希望，不满情绪就会增加，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中国改革以前的那种身份社会流动性很差，改革开放以后大有改善，但还是有很多阻碍社会流动的因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僵死的人事体制，使一些优秀人才得不到上升机会。职务升迁是社会流动的一个方面，这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干部人事制度。现今的干部人事体制是任命制。从名义上讲，这种任命制也有一个考察、选拔的过程，也有集体讨论。但在实际上，很多单位的一把手的意见占主导地位。一把手“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1979年2月，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在一封写给一位美国人的信中曾说，“除非我们改变目前的干部委派制度和教育制度”，否则“我敢肯定，我们为现代化所作的努力将告失败”。
教育不公平使低阶层的后代失去了向上流动的可能。在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脱离农村，上大学是一条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儿子要当干部，上大学也是一条重要渠道。既然受教育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因素，教育机会均等，是最重要的机会均等。改革以来，我们的教育机会均等情况是比较差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在校大学生中，城镇居民子弟约占70%，农民子弟约占30%；而在全国总人口中，这一比例恰好相反，农民子弟占70%，城镇居民子女占30%。农民子弟即使大学毕业，但由于权势阶层的种种形式的阻拦，他们也很难进入职业声望较高的工作岗位。《南方周末》2009年3月19日报道，石家庄女大学生刘伟，因毕业找不到工作，自杀身亡。刘伟父亲是农民，举债为她上学。她在日记中写道：“因为我上大学，家里只好让弟弟辍学。我欠弟弟很多，以后再偿还给他。”为此，她一上大学，就为找工作担忧。她参加了一次又一次应聘，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她最后一篇日记只有6个字：“为什么这么难。”迫使刘伟自杀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这个社会存在着阻止低阶层向高阶层流动的强大力量。这种阻力来自缺乏制度和法律制约的权势阶层。
政府作为
改革以前，各种权力高度集中于各级政府，政府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现在，原来集中于政府的许多权力，正在向各种利益集团、自治团体以及独立承担风险的个体身上转移。因此，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也开始分散，政府不再是支撑社会稳定的唯一力量，各种利益集团、社会中间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也对社会稳定起着重要作用。
在政府是社会稳定的唯一支撑力量的时候，保持社会稳定主要靠两手：一手是权力强制和武装镇压；另一手是统一认识，压制不同思想。这就是传统社会安邦定国的“文武之道”：笔杆子和枪杆子。也就是说，那时的稳定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对各种社会势力和各种不同意见的控制力强，社会就能稳定，控制力削弱，就可能不稳定。30年的改革，整个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看不到这一变化，还是靠控制舆论和迷信警力来维持稳定，不仅适得其反，还是很危险的事。
社会稳定的支撑力量多元化以后，政府的主要作用不在控制，而在协调和规范。政府要把不同阶层的利益协调起来，要创造各种条件使各阶层沟通、协商和妥协；政府要规范市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在市场无能和市场失效的环节发挥政府的作用。
当前政府要做的是：一要建立沟通渠道，让各阶层的意见得到表达；二要培育社会中间组织，建立风险和冲突的缓冲带；三要强化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改革三十年来，国家重视经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当前，社会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这就需要国家的社会政策来弥补市场的缺陷。社会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防止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加强权力制衡和法制建设，阻止上等阶层侵害下等阶层的利益；通过再分配，从上层取得收入，用于扶助下层，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