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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忘却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郑州的一个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叫于向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生，改革开放以后当上了德州纺织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国营大厂。他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说：“1994年，我们需要30万吨棉花，计划调拨量不到需要的十分之一，而我们又不能到市场上公开采购。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只好到黑市上去买棉花。一次河北沧州有40多吨棉花要出手，价值90万元。对方不要汇票，只要现金。夜里12点，我们一位副厂长带两个人扛两袋钞票乘吉普车到山东河北交界的一个大堤上交换。由于带这么多钱，又是深夜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所以特地带了两条枪以防不测。到了约好的交易地点一看，对方4辆满载棉花带拖挂车的大卡车一字儿排开。再一看，把我们吓了一跳：好家伙！他们来了10个人带了10条枪，在四辆卡车前一字儿排开。那场景就像电影里帮会交手一样，但确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在1994年的中国大地上。 ”
他后来把这个故事写成了文章，发表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1997年第一期上。如果我说得不对，读者可以查这期杂志。为了便于今天读者理解，我需要交代一下他这个故事的背景。
自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政府为了防止“谷贱伤农”，总是用“保护价”收购主要农产品。当农业减产时，则提高收购价格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经过多次这样的循环，中国的粮棉价格超过了国际市场的水平。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际市场上美国的棉纱比中国的棉花还要便宜。这使中国的棉花生产者和纺织工业十分困难，中国的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的份额大幅度下降。出于保护纺织工业的良好愿望，1994年，国家对棉花实行“经营不放开，价格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的“三不放开”政策。这种作法的意图，是想依靠行政力量把棉花统起来，用以保证国有企业。当时的国务院负责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说，这样做是为了五千万纺织工人的生存。结果怎么样呢？由于不让农民在市场上卖棉花，棉花都落到黑市上去了。国家不可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收上足够的棉花，也就不能保证供应国有企业。由于有了“三不放开”国有企业也找不到买棉花的市场，只好进入黑市。
于向阳的经历生动地证明，在改革开放多年以后，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是行不通的。良好的愿望造成的结果是，既损害了棉农的利益，也损害了纺织工人的利益。
在棉花政策失败以后，又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解决粮食问题。于是又发生了粮食的故事。1998年6月国务院出台了《粮食收购条例》。这个条例的出发点是：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国家每年能收购500万吨粮食；保证国家粮食系统500万职工的利益；防止农民卖粮的钱不被代扣各种税费，在收购农民的粮食时，要“户缴户结”。为此，《条例》明确规定，粮食收购只能通过国家的粮食系统，私人不得向农民收购粮食。粮食由中央定价，要求粮食部门“放开收购”，然后按市场价格“顺价销售”。国家财政给粮食部门以补贴，财政补贴的资金要“封闭运行”，不能挪作他用。概括起来就是“放开收购，户缴户结，顺价销售，封闭运行”。实际上，按国家定价收购的粮食，是很难按市场价“顺价销售”的。这中间的亏损，除了中央财政补贴以外，地方财政要承担很大的份额。所以，地方政府就不愿意收购了。不少地方还拿财政补贴收粮的钱盖了楼堂馆所，买了汽车。但是，地方政府又不愿意让中央知道他们不执行中央政策。明明粮库里没有装满收购的粮食，却向上报粮库全装满了。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到安徽某县看粮库，当地不得不抽调200多人和多辆卡车，连夜从几个仓库调运1031吨粮食供领导人参观。这种剥夺了农民卖粮自由的《粮食收购条例》自然行不通，新一届政府上任以后，不得不放弃这种做法，重新放开粮食市场，还农民以卖粮自由。然而，这一收一放，就损失了几千亿元。
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的这两个故事说明，无论政府的出发点怎样良好，用行政权力代替市场，最后往往出现与出发点相反的效果。
为什么我重提两个故事呢？因为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过分迷信政府能力的思想还很有市场。在某些领域还在重复这样的故事，政府至今还越权管了一些市场本身能够做好的事情。在国际金融海啸发生以后，政府万能的思想更是十分走红，批评经济自由的文章经常见诸报刊。有些人还认为中国的现状最好，不仅不需要改革，还可以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
只要稍微有点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市场有失效之时，有无能之处；都不会相信有不受政府干预的、纯粹自由的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开放以来发表的主张搞市场经济的论著中，基本上都强调市场“无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都要起作用。有没有所谓“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呢？如果有的话，人数也会很少，对中国改革没有、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有些批评市场经济的学者不知道是不了解情况还是其他原因，经常指谪主张市场经济的人“主张自由放任”、“否定政府干预经济”，还说“新自由主义支配了中国的改革”。现在好了，美国政府也收购银行股份，出钱扶持企业。这些批评者好像一下子得了理：“还是我们说的对嘛！”甚至还有人认为，美国也搞国有化了，我们还需要改革吗？
的确，为了走出金融海啸的危机，各国政府都发挥了前些年很少见的积极作用。但这不是国有化，更不是仿效中国的道路。我们不要忘记，自“二战”以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像一个钟摆似的左右摆动。一段时间，摆向经济自由主义一边，过一段时间，摆向凯恩斯主义一边。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主义起作用。凯恩斯政策实行多年以后，政府干预过了头，经济发展动力受到太多的伤害，就出现了滞涨。为了解决滞涨问题，倾向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起作用，就出现了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撕切尔。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激发了社会活力，使经济走出了滞涨。但时间一长，经济自由主义倾向的政策用过了头，就会出现混乱和无序，凯恩斯主义又起作用了。这本来是西方市场经济政策的一种自我调节，没有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谁对谁错、谁胜谁负问题。在发达国家，各种“主义”各种“理论”像中药铺那个大药柜里的小抽屉一样。一味药一味药安放在每一个小抽屉里，不能说哪一味药好，哪一味药不好。各种药都有用。政府就是郎中，郎中根据病情的需要来配药。罗斯福配了凯恩斯这味药，里根配了倾向自由主义这味药，现在形势变了，奥巴马又换了配方。你怎么能说奥巴马用的是补药、里根用的是毒药呢？怎么就凭发达国家政府今天较多的干预经济，就说自由经济思想失败了呢？
政府干预经济是市场经济应有之义。但是，政府干预的着力点是放在那些市场无能和无效的地方，在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不应当越权干预。政府的干预是为保障市场竞争能够顺利地、公平地进行，保证市场主体能够正常经营；那些阻碍市场竞争、影响企业自主经营的政府干预是有害的。我们还必须指出，现在美国政府的干预是为了拯救企业，绝不是搞国有化；是为了拯救资本主义，绝不是搞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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