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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社会分配不公平，这是现今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之一。大家在谈论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收入过高这一方面，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超于均等化。
来自各个方面的调查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少数人的收入的确与大多数人的收入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调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单位实习研究员和研究员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医士与主任医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缩小到1∶2.2；大学助教和教授的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4.1下降到1∶2.1；国家机关办事员和司局长工资性收入之比由1∶3.1缩小到1∶1.6。据厦门市调查，企业新的工人工资标准本来高低相差三倍，但是加上人人有份的各种补贴，高低相差只有1.8倍。
人们通常对收入悬殊十分敏感，对平均主义却不在意。事实上，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一个懒汉和一位劳动模范收入一样多，或者差不多，这能说公平吗？人人收入均等意味着贡献大的人少得了收入，贡献小的人侵吞了别人应得的收入。有一位外国经济学家说过：平均主义也是一种剥削。这话不无道理。
收入均等化带来了消费平均化，一些高档商品，你买得起，我也买得起，大家都买得起。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这“新四件”，普及的速度是出人意料的。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城镇居民对“新四件”的拥有量，高收入阶层对“新四件”的拥有量与低收入阶层距别也不大。消费平均化打破了消费的层次性。有人打了一个比方，过去消费者排着纵队进入市场，现在排成了整齐的横队冲击市场。平均化的消费造成了巨大的需求冲击力，是物价上涨的直接诱因之一。
均等的分配挫伤了贡献大的人的积极性，抑制了创造才能，扼杀了进取精神，造就了懒惰和松懈之风，必然的结果是效率低下。这是被40年实践所证明了的事实。你想追求公平吗？而貌似公平的平均分配既丧失了公平，也丧失了效率。分配上合理的差距，可以使被压抑了的社会潜能迸发出来，它能促使国民经济较快较健康地发展。
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一个度量收入贫富悬殊程度的指标，人们把它叫做基尼系数。这个系数在0到1之间。当它等于1时，表示全社会的收入被一个人全部占有；当它等于0时，表示全社会人人收入相等。基尼系数过低，表明平均主义严重，经济效率低；基尼系数过大，表明贫富过分悬殊，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偏低的。1981－1985年间，全国城镇各年度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150、0.148、0.149、0.168、0.175，都没有达到1964年0.184的水平。作为参照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基尼系数在0.315－0.372之间，发展中国基尼系数在0.418－0.519之间。当然，我国低房租等因素使基尼系数和国外有不可比之处，但大体趋势还是可以参考的。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初期的基尼系数比较大，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基尼系数开始下降。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这一过程。我们应该处于基尼系数大的阶段，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是令人不安的。
既然当前分配中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均等化，为什么人们的议论中心又集中在收入悬殊上呢？这里有一个观念问题。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观念来看较大的收入差距，会愤慨不已。公平的观念和评价尺度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在封建社会，痴呆的太子继承皇位，谁也不会说不公平；而今天，封建特权思想和行为却是众矢之的。改革和开放，已经把我们的社会推向了新的阶段，如果用以往的公平观念和尺度来看社会就会感到处处不公平。
我这里讲收入均等化是当前分配不公的主要表现，并不否认其他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例如，利用新旧体制交替中的漏洞大发其财，不合理的价格造成不同企业间收入悬殊，不规范的市场造成了不合理的高收入，等等。至于少数人以权谋私，敲诈索贿，贪污盗窃，大发横财，那就不是一个经济上的分配问题，而是一个违法乱纪、以至触犯刑律的问题了。少数人不合理的高收入，相对于收入均等化的另一极端，也会严重地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它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平均主义的传统观念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心理障碍，使合理的收入差距难以形成。
总之，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平问题，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既要克服大面上的平均分配，也要防止少数人不合理的收入过高。这是一个问题相互影响的两个方面。而当前和相当长一个时期需要着重解决的收入均等化的问题，最根本的出路在于分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