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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有的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庇。高干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超过平民子弟，这是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现象。不过，在民主国家，家庭背景只给他一个起点，他的上升是依法的，是按程序的。小布什能当总统，与他的家庭背景不能没有关系，但显然不是出于“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意愿。他是按程序选举上来的，不是老布什或老布什的朋友提拔的。
领导干部不可能不让自己的子弟当官、经商。高干子弟也是独立的公民，他也有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当官、经商，是不是借助了父兄掌握的公共权力。不能限制高干子弟进入市场和官场，但必须限制公共权力进入市场。一旦公共权力进入了市场，借助权力升官发财就不可避免，高干子弟就有近水楼台之便利。
在公共权力不受制约的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权力就有机会进入市场交换领域。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在中国形成了权力至上的传统。在权力崇拜的社会，权力一旦进入市场，就会成为极其昂贵的商品。我是主张搞市场经济的，但我反对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在中国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评论：《权力不能进入市场》(载《经济参考报》1993年2月11日)，我写道：
搞市场经济并不是什么都能进入市场的，权力就绝对不能进入交换领域。我这里说的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应当在更高的层次上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当公正地对各种利益个体进行管理、监督、协调，不能参与到利益个体之中。权力一旦进入了市场，它就失去了公正，也就失去了管理社会的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极大的混乱。设想一下，如果球场上的裁判员一边吹着口哨一边踢球，球场会乱成个什么样子？权力进入市场以后，权钱交换，权权交换，权色交换，必定腐败丛生，民怨沸腾，这还能搞什么市场经济？
很不幸，现实发展和我的期待相反，进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权力真的进入了市场。经济市场化了，公共权力的运作方式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权力高度集中，政企不分，大量的经济活动需要官员们审批。办公司，申请营业执照得审批；向银行贷款要审批；进口商品要审批；地皮需要审批。审批的权力掌握在官员手中。对经营者来说，需要审批的是发财机会。得到了批文就得到了财富。所以，手中有审批权的官员如果没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就无法抗拒“糖衣炮弹”的进攻。何况，审批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他可以批给这个人，也可以批给另一个人。这样，没有经过改革的政治权力，在市场上可以兑换成大量的黄金白银。市场化的过程是利用政治权力聚敛财富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与高官有关系的人，是接近审批权的通道，他们就成了一种极为宝贵的重要资源。有了他们的帮助，就有了贷款，就有了订单，就有了地皮。高干子弟最接近权力，高干子弟亲自出马经商，很快就成了亿万富翁。商人们有高干子弟参加他们的商业活动，也会日进斗金。经济权力部门在权钱交易中获得了实惠，党政权力部门也不能“守着大饼挨饿”，官员任免权也随之进入了市场，成为高度垄断性的“商品”，卖官鬻爵频频发生。高干子弟不需要花钱买官，人家会送给他官帽子。今天我送给他官帽子，明天他父兄会给我更大的官帽子。给高干子弟送官帽子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买卖。
因此，只要权力参与市场交易，只要干部选拔缺乏民主制度，高干子弟即使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也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找上门来。于是，高干子弟依靠权力升官发财就有了一种利益机制：公共权力参与市场交易——要升官发财必须亲近权力——拉拢高干子弟，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让高干子弟升官发财者，自己升更大的官发更大的财。20多年前，身居高位的一位老人曾经有过“让我们自己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的说法，这一说法对世袭当然会起作用。但是，如果仅有这句话，没有利益机制作为动力，世袭现象不会普遍、持久。有了这种动力机制，不仅是高干子弟，连高干的跟班、司机、情人，也有了升官发财的机会。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不公平问题。社会不公平的主要表现是，对改革成本的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不对称。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的付出，工农比官员大得多。产生不公平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市场交易不公平。交易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权力参与交易。我曾提出过“权力场”的概念。像“物理场”一样，“权力场”也是一个能量场。当然是指社会能量。权力、财富、声望都是社会能量。而权力这种社会能量的分布，最类似“场”：离权力核心越近，能量越强；离权力核心越远，能量越弱。每个人都生活在“权力场”的某个位置。中国的改革没有破除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场”。在原有的“权力场”的基础上建立了经济市场。这样，处在“权力场”高能位置的人与低能位置的人进行交易，必然是前者胜，后者败。不公平的交易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有趣的例子，有一项技术成果多年无人问津，某公司得到这个技术之后，声称这是某位公子的专利技术，结果订单如潮。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这家公司把这一商品从“权力场”的低能位置移到了高能位置。与这商品搭上关系的买主，就有可能和某位公子搭上关系，就有可能接近公共权力的高端。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红顶商人”(《市场经济不需要“红顶商人” 》，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7年第2期)。我说的“红顶商人”是指用行政权力发财的商人。他们有的没有“红顶”，而是与“红顶”有亲密关系。“红顶商人”是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不完善的市场交媾的怪胎，是权力和金钱的私生子。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要防止“红顶商人”破坏市场经济，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即尽快建立民主政治体制。没有民主政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作“权贵资本主义”。
1998年，印尼苏哈托下台，当时的报道说，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20个财团。苏哈托的三子三女、女婿、儿媳、孙子、异母弟弟及其他亲属都各有财团，业务遍布全国，涉及公用事业、金融、地产、通讯、交通运输、石油化工、建筑、传媒、超级市场，等等。苏哈托家族在许多外国公司中也拥有股权。苏哈托家族带头，印尼“廉洁官员凤毛麟角，要找一个手脚干净的官员难似大海捞针。”自身不干净，怎么能站出来清除腐败？退一步讲，即使中央有廉洁的人站出来，下面谁来执行？法不责众，腐败就成了常态。这些腐败官商们还是国家商业活动的主体，打击他们，商业活动就要停顿，经济就要遭受损失，没有人敢下这样的决心。想清除腐败，还要涉及很多外国投资公司。在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外资公司起了不少作用。苏哈托家族在这些外资公司中拥有大量股权。没收苏哈托家族财产，就要影响这些外国公司的利益，外资就可能退出。苏哈托家族的公司有一些是上市公司。如果将这些上市公司清盘，就要涉及一大批小股民的利益。这也为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我借苏哈托下台的机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的文章(载《方法》1998年第8期)。我写道：
苏哈托家族聚敛财富的手段主要不是贪污，而是利用权力经商。他们的公司可以享受种种优惠政策，可以取得政府合同，可以取得某些紧俏商品的进口权。印尼经济市场化了，但政治并没有民主化，苏哈托搞的还是铁血政治。在这种情况下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扭曲的市场经济，即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权力进入市场，权力可以转换成金钱，金钱可以买到权力。权力大的人不仅自己很容易成大富翁，他的亲属也可以分享权力之惠。
应当说，苏哈托执政时期，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快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6年的70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1160美元。谁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者？是各级大大小小的掌权者，其中以苏哈托家族为最。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老百姓生活比原来是提高了，但不满情绪也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引起社会矛盾总爆发，老百姓的怒火烧毁了苏哈托的王冠，也烧毁了他的金权王国的漂亮外部装饰，把一切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印尼表面上是法治的。苏哈托下台的权力过渡，虽然是在群众风暴中进行的，权力交接却还按照法律程序。但是，印尼民主化程度低，权力不受制衡。看来，没有民主的法制只不过是掌权者的程序游戏。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在某种意义来说，只有民主，才有真正的法治。
时间又过去了10年，被腐败官司缠绕的苏哈托逝世。只要靠他升官发财的人还有势力，他的官司肯定是打不清的，为他举行国葬也不会出人意料。此时中国改革进入了第30个年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国民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大。与此同时，一方面市场化加速，一方面原有的权力体系更加强化，更加扩张。在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格局下，权力和金钱私下结盟，权贵资本急剧膨胀。结果，改革中造就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强势群体不仅占有了蛋糕中最甜美的部分，还吞噬了改革前劳动者创造的、以国有名义存在的大量财富。他们还利用这种强势左右着改革的政策，企图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就是既得利益者们扭曲改革的一种形式。那些有损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出台都是很困难的；而有利于既得利益者改革，出台就相当快。以公车改革案为例，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一个统计数字：当时有350万辆公务用车，每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这些公车消耗远远高于国家财政对国防、科研、农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也足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而这些公务轿车只有1/3用于公务，1/3被官员家庭私用，1／3被司机私用。所以，1996年就提出了公车改革的问题。1998年国家正式推动公车改革。但是，公车改革喊了十年，试验了近十年，没有丝毫进展，到新世纪，公车继续大量增加，2005年我国公车轿车保有量超过了500多万辆，每年为此消耗6000多亿元。而据国家统计局数字，2005年“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为6104亿元，“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为716亿元，国防费用为1817亿元。为什么公车改革推动不了？主要是触动了乘车官员的利益。公车改不动是因为“公权”没有改革。
住房改革又是一例。住房商品化是中国住房改革的目标。1996年政府硬性规定，到1998年7月1日止，停止福利性分房。但是，到了截止日期，不少单位还没有吃完“最后的晚餐”，新世纪过去了几年，福利性分房还在进行。1998年以后，按每平方米1480元出售给个人(北京价格，当时市场价格平均6000元左右)。2007年，北京市盖了一批档次很高的住宅，市场价格在15000元左右，却以“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以4000元的低价卖给中直机关的司局级、副部级干部。“经济适用房”本来是照顾穷人的，买“经济适用房”必须对其家庭收入经过严格的审查。人们说房改是“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邓小平去世以后，强人政治已经转化为常人政治。进入中国高层领导的是普通人。他能走上高层是因为机遇、性格、能力和人品。常人政治的一个特点是，他不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的理念行事，只能按照社会现实需要行事；他不能凭借自有的政治强力来推行某些主张，他只能在各种政治力量合力的推动下作为。而在社会合力中，强势群体的力量有着更大的权重，它左右着社会合力的方向。如果按这个社会合力的方向走下去，社会就更加不公平，社会危机就更加深重。常人政治既不能违抗社会合力，又要防止强势群体左右中国的发展方向，这是常人政治的困境。在威权政治下，他们走不出这个困境，常人政治的领导人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用民主来制衡强势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