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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现在中国有一个基本矛盾：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现代红顶商人”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出很多矛盾：
一是政治高度集中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国家过去的一个利益主体发展为中央财政、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再实行中央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政治体制，必然问题丛生。中央政权必须由过去包揽一切、统管一切的职能，向协调、整合各种社会利益、寻求最佳利益结合点的职能转变。
二是日益弱化的中央调控力量再也不能实行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中央调控能力削弱首先表现在财政上。预算外收入相当于预算内收入的比例：1978年是31.0%，现在接近100%。所谓预算外收入，就是中央政府不能控制的财政收入。与预算外收入增加相关联的是，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财力分散了，事权还没有相应分散。国家管了一些不该管的事，而一些本来必须由政府办的事却没有力量去办好。
三是庞大的行政机构和冗员使社会无法承受。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过多次机构精简，而每一次精简过后，必然带来更加严重的膨胀，膨胀－精简－更膨胀－再精简……在这螺旋式扩张的链条中，后一次扩张比前一次扩张数量更大，势头更猛；后一次压缩比前一次压缩更为困难，更为无力。国家的行政管理费由此急剧增加。实际上，仅靠国家财政提供的行政管理费是不够的。各级政权还得搞各种名目的“创收”，主要是利用权力创造收入。
四是政治改革滞后，权力缺乏制衡，公务活动不透明，舆论监督软弱无力，使得原有的权力结构和新的市场关系的恶性结合，权力和金钱的交换肆无忌惮，社会不满情绪加剧。
五是信息全球化和封闭政治体制的矛盾。我国的进出口总额相当于GNP的45%，在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超过了20万家。经济交流伴随着信息交流，每年接待的500多万外国游客也带进带出大量的信息，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通过计算机互联网，参与了全球信息共享。信息全球化的洪流冲击着意识形态的藩篱，扫荡着冷战时代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还带有相当强的封闭性，和信息全球化的大趋势背道而驰。
六是经济改革继续深入和现行政治体制的矛盾。邓小平1986年9月说过：“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十九年以后，面临的种种困难，几乎都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有关。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这是当今中国很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有人说，政治体制改革是当今中国正待开采的“富矿”，开采这个“富矿”，可以大有收获。这话有理。其理由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可以缓解当今社会的各种矛盾，有利社会稳定；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开辟道路，解决经济改革中一直难以解决的难题；政治体制改革任何一点新的成果，都可以增加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威，成为进一步开拓前进的政治实力。
然而，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两方面的国际实践：一是苏东因政治体制改革而诱发天下大乱的教训；二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巴西先搞经济市场化，经过若干年后，再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成功经验。一正一反的经验使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踟蹰不前。其实，我们的情况和苏东不同。他们在政治改革前原有的经济基础没有改变，我们的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东亚及巴西的经验恰恰证明，经济市场化以后迟早要实现政治民主化。
毫无疑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有风险的。但是，将政治体制改革无限期地拖下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长期不相适应，社会矛盾就会不断积累，到时候会出现更大的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要讨论出一种办法，一种既能保证社会安定、又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办法。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课题。组织力量研究这个课题刻不容缓。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改革。前者比后者的代价要小得多。对原有利益集团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要有利得多。想百分之百地保留利益，顽固地反对改革，结果会百分之百地失去利益，利益集团就和维系它的制度同归于尽，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英王室主动变革，保留了王室很多特权；法国被动变革，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日本搞明治维新，社会矛盾解决了，王室的名义也保留下来了。清末如果按光绪帝的主张，搞君主立宪，君主的名义还可以保留，王室的既得利益也可以部分保留。顽固派害怕失去王室的利益，反对主动变革，使矛盾积累，最后是被迫变革。不仅社会付出了更大的代价，王室的名义和利益也完全丧失。
苏联到六十年代，体制的矛盾已很尖锐。如果主动变革，这些矛盾有可能缓解，苏共有可能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在政治上起作用。勃列日涅夫反对自觉变革，十八年的统治使矛盾进一步积累，最后还是被迫变革，苏共下台，苏联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