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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两个28年之后
正视过去的历史才能够创造新历史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摆脱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开辟新的航道。但是，1977年2月，毛泽东的继承人却强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捆住了人们前进的手脚，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当时最为紧迫的历史课题。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代替“两个凡是”，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突破。但是，怎样鉴别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呢？由谁来鉴别呢？如果没有客观的标准，那只能靠新的超级政治权威人物来做最高裁决。
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打破用毛泽东的只言片语作为判断是非的准则。中国要前进，也必须打破用超级政治权威人物来裁决一切的体制。
聪明的中国政治家，用理论之杠，撬动政治之石。真理标准讨论就是一根巨大的理论杠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中国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社会实践不同于科学实验，用社会实践来检验真理需要时间。它不能像自然科学的实践那样，短时间内就能够得出检验的结论。它需要经过一个历史时期才能看出分晓。所以，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首先就得抛弃各种陈规定见，勇敢地面对历史、正视历史。正是邓小平这一批改革者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对待新中国成立28年以来的实践，才有改革开放的新局面。正视改革以前28年的历史，才能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历史。
用两个28年的历史看现状
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又进行了28年。用两个28年的实践来检验一下改革以来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是很必要的。
近几年来，在底层群众中、新闻媒体上、学术刊物和学术著作中，经常表现出对中国改革现状的批评和改革前景的忧虑。过去多年耳熟能详的马克思的某些论断又以新的语言、新的表达方式在耳边回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改革中出现了改革者当初没有预料到的一些问题有关。这些问题是：贫富差距过大，腐败现象愈来愈严重，社会不公的问题突出。承担改革成本最多的社会群体(工人、农民)分享改革成果很少，承担改革成本小的群体(各级政府官员和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分享了过多的改革成果。当今,不管对改革持何种态度的人，都承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但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人们的看法却是南辕北辙。因此就产生了关于改革的第三次争论。怎么使不同的看法接近一致？我们只能从实践中寻求共识。
现在，我们有了两个28年的实践：改革开放前28年和改革开放后的28年。如果我们冷静地、心平气和地回顾和对比两个28年的实践，我认为有几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是正确的。
我们可以举出大量的数据证明两个28年实践的结果大不相同。前28年实践的结果是贫困，后28年实践的结果是富裕。28年的改革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国力大大增强。虽然后28年贫富差距拉大，但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水平都有所提高，境遇都有所改善。
前28年贫困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根本的问题是，在资源配置上用人的主观判断来代替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人不可能准确及时地认清市场变化并及时对经济活动做出正确的指导。在不断的错误指导中，巨额投资付诸东流，大量的财富被浪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劳动者，每一家企业，都是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按一个指令运转。他们没有个人的利益。因此，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被扼杀。停滞和贫困也就成为必然。
既然全社会按照一个指令工作，就得有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长官的指示就是命令，不同的意见就会被当作“杂音”和“噪声”加以消灭。民主就成了奢侈品。
20世纪人类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体制是经济贫困和政治专制的制度根源，计划经济体制必须被放弃。我们的两个28年的实践同样证明了这一结论。
第二， 选择市场经济道路也是正确的。
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走什么样的路？由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对市场经济的弊端的揭露在我国已经深入人心，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也是人们所公认的。因此很多人探索走第三条道路，即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道路。东欧国家有人探索“第三条道路”没有成功。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理论界曾花几年时间进行过“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讨论，企图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道路，也没有结果。近几年来，批评市场经济现实的人们，也没有指出一条既非计划经济、又非市场经济的新路。看来，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除了走市场经济道路之外，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世界上没有最优。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市场经济不是最优，而是较优。
其实，现代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批评的市场经济已经有所不同，它保留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和一般特征，例如，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保持高效的竞争机制。因而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它还吸收了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兼顾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它已经克服了昔日市场经济那种“事后调节”和盲目性的缺陷；它不是昔日那种无政府主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同时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预；它兼顾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经济效率高的一面，又努力使社会保持适度的平等。
第三，中国的改革路径是当时现实条件下的选择。今天回过头来虽然可以讨论，但如果否定这种路径选择，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是在改革过程中，对社会公平的考虑不够。
中国改革的路径是先经济市场化后政治民主化。就经济市场化来说是先农村，后城市；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种先易后难的路径选择，在改革初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改革造就初步的经济繁荣；初步繁荣支持改革；深入改革造就进一步繁荣，进一步繁荣促进改革深化。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决定着中国的改革路径。但是，这种改革路径使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留新旧并存的双轨制，因而造成了种种后患。如果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下，改革者们只能选择这样的路径。因为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这是一条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受历史条件限制的，不是人们能任意选择的，用今天历史条件下的眼光来否定当时的选择是不合适的。
用历史的智慧处理当前的难题
在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以后，两个28年的实践还提出了三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解决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显露的、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市场经济是有缺陷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如果让市场经济规律自由运行，其极端结果是两极分化。这就需要用政府行为弥补市场的无能和缺陷。而我们的政府基本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政府。中国的改革路径是用行政力量“制造”市场。市场是在政府的恩准和退让中形成的。行政权力左右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和流动，而这里的行政权力又缺乏民主的制衡。中国改革的特有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计划经济的残余结合起来了。这是产生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行为和扭曲的、残缺的市场相结合造就了病态社会。市场经济的唯利是图和“审批权力”没有制衡，很自然地造成金钱和权力的交换。
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上升的通道，收取种种形式的“买路钱”。他们以改革的名义捞到足够的利益以后，又用其强势地位，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者使改革向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样，就会造成制度性社会不公正。
制度性社会不公正的危险暴露出中国社会当前的一个最基本矛盾：计划经济时代构建的上层建筑和已经市场化了的经济基础严重不适应。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怎样面对资本奴役劳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在资本的主宰下，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资本需要他们，他们才能得到实现自我的机会；资本不需要他们，他们就会失业。最近几年，一批自诩为“知本家”的技术人员也成批地被“资本家”解雇。
任何商品被置于买方市场，就要受买方的主宰。劳动者也是如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不仅一般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由于大学加速扩招，大学毕业生也会供过于求。中国劳资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劳动者的利益必然受到损害。
第三个问题是，怎样防止过度消费压榨自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动经济发展有三大动力：消费、投资、出口。这三个动力实际就是一个动力：消费。投资是未来的消费，出口是外国人的消费。鼓励消费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企业为扩大产品销售而鼓励消费，政府为扩大内需而鼓励消费，信用制度鼓励人们超前消费，市场经济督促人们加速消费，鼓励人们变着花样享乐。市场经济制度是一架加速消费的发动机，这架发动机没有制动器，没有限速器。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并不幸福，甚至和人性相悖。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不仅使资源日渐枯竭，还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自然规律相悖。市场经济造就的高消费生活方式能持久吗？难道我们不能摆脱市场力量的挟持，更理智地生活吗？
两个28年的实践，使我们对这三个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由上述第一个问题提出了对公共权力必须加以制衡的问题。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本的地下交易，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公共权力。公共权力没有制衡，必然成为掌权者谋私的手段。由上述第二、第三个问题提出了必须驾驭资本。自18世纪以来，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文学家对资本带来的罪恶有过深刻的批判，写出的文字汗牛充栋。马克思主义是其中最为深刻的一家。这些揭露和批判的大部分是符合实际的。但马克思主义不是寻求驾驭资本的制度，而是寻求消灭资本的制度。资本是不应当也不可能消灭的，要驾驭它，让它为人类服务。但是，在28年的改革开放中，人们注意了利用资本，却忘记了它的另一面。其实，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中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错中产生的制度。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相适应的。没有民主制度作保证的市场经济，必然是腐败的市场经济、权贵的市场经济。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加速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从这里引发出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政治体制改革讲得最多的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大以前，邓小平讲了76次。最集中的还是1980年和1986年。邓小平说：“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28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些论述是正确的。从两个28年的实践出发，现在应当是履行邓小平这些正确论述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