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跷跷板，两头翘
有人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像一个跷跷板，压下了这一头，必然跷起另一头：想降低物价，就会影响就业；想提高就业率，物价就会上涨。这种比喻反映了一定的经济现象。
1988年，我国零售物价指数达18.5%，为了把价格压下来，从1988秋天开始，就压缩基建规模，收紧银根。结果是，物价压下来了，市场也疲软了。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下降，效益降低，大批企业开工不足，就业问题接近最严重的1979年。为了使经济复苏，从1989年11月起，国家大批注入启动资金，两年后，经济果然回升了。但随之而来的是1992年经济过热，1993年到1995年，连续三年物价大幅度上涨，1994年物价达到21.7%，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水平。为了把物价压下去，又是抽紧银根，压缩固定资产投资。结果，物价还没有完全压下去，就造成了一大批企业开工不足，不少工人连基本工资都拿不到。
这时，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物价上涨是主要危险，还要继续抽紧银根，继续压缩基建规模。另一种意见认为，就业不足是主要危险，主张采取刺激经济的政策。持两种意见的人玩起了跷跷板的游戏。
从经济学的常识来看，这个跷跷板有它一定的道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价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需求超过了供给，价格必然上涨。要控制物价，就得控制需求。而银根紧了，社会上钱少了，需求也就下降。需求下降，生产必然跟着下降。生产下降，就业机会就会减少。
从这几年的实践来看，抑制物价上涨和解决就业不足这两个问题确有矛盾之处。但是，如果只把就业和物价作为“跷跷板”，你高我低，我高你低，那就有点简单化。影响就业有多种因素，影响物价也有很多种因素。近一两年的物价上涨，并不像1988年那样，是需求拉动的结果。1994年以来，90%以上消费品的供大求或供求平衡，生产资料相当一部分滞销。今年上半年，钢材需求还在萎缩。既然供大于求，为什么物价还大幅度上涨呢？原因很复杂，其中，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是一个原因。1994年，人民币兑换美元的价格，由5.6元一下子变为8.6元。人民币一年之内就贬值了53.4%。人民币对外贬值，可能引起输入性通货膨胀。企业经济效益差，也是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这几年价格逐渐放开，同时实行了结构性调价。企业无法消化结构性调价和价格放开带来的影响。在1994年的物价上涨中，属于结构性调价和放开价格的部分，要占70%-80%，其中，因粮价上涨而带动整个食品价格上涨，要占物价上升的一半。
任何国家经济起飞，产业结构都有一个从传统农业为主向工业为主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中，总要伴随着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逐步消除，也就是农产品价格由低到高。有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农产品价格上升并没有带动物价全面上涨。这是因为他们工业经济效益好，不仅消化了农产品价格上涨，工业品价格还下降。而我们呢？工业不仅消化不了农产品价格上涨，还要跟着“搭车”涨价。
经济效益差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占用了70%的资金，而在新创造的财富中，国有的贡献只有20%。高投入，低产出，产品成本势必很高，价格也必然高了起来。
在经济运行中，有很多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盲目追求高速度就带有相当程度的非经济原因。为了追求高速度，就拼命地高投入。而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既不承担投资风险，又不考虑投资效益，也不打算归还贷款。大量的无效投入即是物价上涨的深层原因，也一轮又一轮地推动着经济过热。
经济效益差，产业结构失衡，不合理的运行机制，既造成物价上涨，又制约经济发展，限制着就业。如果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是一个跷跷板的话，那么，上述几个问题就是跷跷板中间的那个“轴”。不仅如此，我们这个“跷跷板”摇摆幅度之大，摆动频率之高，也和上述问题有关。
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处于这样一个循环之中：“一放就热，一热就胀，一胀就紧，一紧就降，一降就放。”“放”，主要是放松银根；“热”，就是经济过热；“胀”，就是通货膨胀；“紧”，主要是收紧银根；“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由于经济效益差，不能从中得到效益，只好扩大投资规模。这些资金都是投到利润率高、见效快的加工工业上去。结果，基础产业承受不了这么多的加工工业，出现了“瓶颈”制约；整个国民经济承受不了这么快的经济增长整度，各方面的供应全面紧张。于是，不得不进行调整。每一次“过热”和调整，国民经济像闹了一次疟疾，是一次巨大的资源浪费。看来，如果我们面向现实，就应当超越跷跷板的思维方式，从更深的层次上做一些切实的工作，治好国民经济畸热畸冷的“疟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