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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河，那么能源、原材料就是河的“上游”。按常规，上游产业的生产能力理应稍大于下游产业的生产能力。但是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却向相反的方向迅猛发展，人们形象地比喻为“上游干涸，下游泛滥”。这种“经济病”在中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曾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原料！原料！
原料！原料！到处都在紧急呼唤着原料。
1988年夏，21家电缆厂厂长联名写信给国家计委和物资部告急：缺铜少铝，电缆厂面临停产的威胁。
8月下旬，有3000多名职工的天津铝制品厂一片死寂，由于没有原料，机器设备停止了转动。全国94%的铝制品厂因缺铝锭被迫停产或半停产。
羊毛短缺。不仅不产羊毛的北京毛纺织行业用毛94.3%靠进口，就是我国第四大羊毛产区的甘肃所需羊毛也要进口，第三大羊毛产地青海省，计划内供应的羊毛只能满足2/3的需要。
轮胎厂缺乏橡胶，卷烟厂缺乏烟叶，纺织厂缺乏棉花，糖果厂缺乏白糖……几乎整个加工制造业都面临原材料的匮乏。
不仅仅是原料短缺，能源、交通以至整个基础产业都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东南沿海因煤炭短缺发不出电，致使不少企业不得不每星期“停二开五”或“停三开四”。
寻求原料、燃料成了各企业、各城市的一项首要而艰难的任务。过去，上海市派一个科长出去就行了；现在，市长亲自出马也无济于事。
供求过度紧张，使原料的市场价格暴涨。1988年9月，电解铜的市场价格每吨已高出计划价格的3.27倍，为国际价格的1.38倍；铝的市场价格为计划价格的4.58倍。由于中国的进口量大，使国际市场价格上升。1987年我国进口羊毛的价格已相当于1984年的3.2倍。
原料短缺的深层：产业结构失衡
我曾到青海牧区探访羊毛紧张的根源。在青海湖附近的一个牧场，我见到的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风光，而是不到半寸长的焦黄小草，稀疏地点缀在苍茫的原野上，瘦弱的羊群艰难地啃着地皮！据专家介绍，这种情况在我国十大牧区并非个别。从60年代起，我国的可利用草场已退化1/3，退化面积约10亿亩。草原退化，牧草产量下降，羊群冬瘦春死成为普遍现象。全国的羊毛收购量从1980年的15.9万吨下降到1987年的13.6万吨。一极是羊毛减产，另一极是毛纺织业急剧膨胀。1980年全国只有毛纺锭60万只，1987年增加到199万只，一年需原羊毛60万吨，超出国内羊毛产量数倍之多！
这种两极失衡现象不仅发生在与羊毛有关的产业。有人分析了全国铝的加工能力、冶炼能力和矿山能力，发现它们之间的比例大约为1：0.75：0.5。这说明，铝加工能力大大超过冶炼能力，冶炼能力又超过了矿山能力。铝加工业却不顾这一现实，其生产能力还在继续膨胀。
1987年底，全国有棉纺锭2600万只，需棉花450万吨，当年收购棉花仅310万吨；而棉纺锭预计1988年底将突破2800万锭，正在建设的还有400万锭。
机械行业对钢材的需求量大于轧钢能力，轧钢能力大于炼钢能力，炼钢能力又大于矿山能力。我国拥有金属切削机床340多万台，每台机床拥有的钢材只有日本的1/10，美国的1/4，苏联的1/2。由于钢材不足，金属切削机床利用率只有一半。
1981年到1987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4%，而能源工业平均每年仅增长4.6%，两者比例倒挂为2∶1。
为了使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基础产业应该有一定的超前发展。经济学家用“基础产业超前系数”(即基础产业的产值增长率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之比减1)来评价这一情况，基础产业的增长速度高于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则系数为正值，反之则为负值。
我国的超前系数都是负值。以1981－1985年间为例：原煤为－0.36，原油为－0.7，发电量为－0.42， 成品钢材为－0.43，供水为－0.02，公路铺设为－0.04，铁道铺设为－0.05。专家们认为，最近3年超前系数离正值更远了。
不合理的比较利益： 产业失衡的根源
云南省烟草公司负责人扳着指头对我算了一笔账：如果卖烤烟可得利税1元，则加工成烟卷卖可得利税6元。因此，近几年云南省卷烟工业发展很快，卷烟产量由全国第六位跃居第一。1987年全省财政收入中，烟草公司的利税占68.8%。
在我国，各产业之间没有形成平均利润率。加工工业产品，特别是最终产品，比基础产业的利润率高得多。烟草行业如此，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轧钢行业利润率高于炼钢行业，印染行业的利润率高于纺织行业。这种不合理的利润率是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造成的。原材料和制成品的比价不合理，使原材料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加工工业中去了。搞加工工业投资少、见效快，投入的资金很快就能收回；而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十年八年内难以得到实惠。这样，人们自然就把生产要素投向在短期获得较大利益的加工产业。这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
当然，加工工业和基础工业之间利益不合理的状况，十年以前就存在，为什么过去矛盾没有现在尖锐呢？这是因为，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过去被掩盖的矛盾强化了，表面化了。
首先，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实行财政上“分灶吃饭”，对企业也实行利润承包。这带来了两个与产业结构变动相关的后果：其一是强化了各地区、各企业的利益观念。过去产业之间利益不合理，赔钱赚钱都是国家的。现在不同了，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多少，一个企业的利润多少，关系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现在，各级地方政府既是行政主体，又是利益主体，他们利用行政权力和地方经济力量，使加工工业奇迹般地膨胀。其二是随着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地方和企业所控制的财力相对多了，国家直接控制的财力相对减少。预算外收入过去在国民收入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现在它和预算内收入平分秋色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工业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一般是要国家投资，而国家直接控制的财力相对少了。预算外收资金是分散在各地区、各企业的，总额虽然巨大，但一个地区、一个企业的资金并不多，它不可能投向需要巨额投资的基础工业，只能投向加工工业。因此，最近几年，绝大部分省份基础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加工工业所占比重上升。江苏省采掘工业加上原材料工业的比重在1982年为14.3%，1987年下降到12.8%，而同期加工工业的比重由85.7%上升到87.2%。
其次，改革带来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也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改革以前，在工业系统中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集体经济比重很小，其他成分几乎没有。在国有经济内部，财政实行统收统支，对利益的差别不敏感。最近几年，集体所有制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这类企业对利益差别很敏感，绝大部分资金投向了投资少、见效快的加工工业。江苏省乡、村两级工业总产值1987年达656.45亿元，比1978年增长9.35倍，几乎全是加工工业，江苏基本不产羊毛，而乡村两级企业毛纺产值达25亿元。现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有1/4来自乡镇企业。在乡镇工业就业的农民达数千万人，这么多的劳动大军转向加工工业，是要相应的基础工业来承担的。然而，在工业的筵宴上，事先并没有安排他们的席位。
高涨的消费热，形成强有力的市场牵动，是加工业迅猛发展的第三个原因。近几年来，我国的货币供给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1987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和手持现金达4400多亿元。这一购买力，需要6850多亿元的商品才能平衡。但是，全社会零售商品的货源只有6100多亿元，还有740多亿元没有着落 。加工工业直接受到消费品市场强大牵动，它比基础工业反应敏锐得多。到1986年，就已形成彩电生产线113条，电冰箱生产线116条，洗衣机生产线108条。1978年全国仅生产彩电3800台，1988年达900万台，而需求量是1900万台。无论是回笼货币还是繁荣市场，都需要加工工业，尤其是消费工业的发展。
产业失衡的沉重代价
加工工业超过基础工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付出了沉重代价。
代价之一，大量生产能力的闲置。上海市有关部门对该市的1700家国有企业分析，仅因原料不足，生产能力闲置1/3。如让这1/3的能力运转起来，一年可以增加200多亿产值，25亿元的财政收入。有人估计，因能源和原材料短缺，全国大约有40%的工业生产能力闲置。如果让这部分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作用，一年可以多创造4000多亿元的产值，500亿左右的利润和税收。但令人不安的是，大家并没有想办法利用这部分闲置生产能力，而是在闲置生产能力的大军中，不断增加新的成员，继续增加加工业的生产能力。
代价之二：众多加工企业依靠进口原材料支撑，造成大量外汇流失。我国每年进口钢材耗外汇上百亿美元，进口净羊毛十多万吨，进口羊毛的织物3/4在国内消费。40多条易拉罐生产线，如果全部开动起来，每年需要两亿美元进口铝材。家用电器行业也需要巨额外汇进口器件维持生产。江苏省70%的外汇用于进口原材料，这还不包括在江苏的中央企业进口原材料所需要的外汇。
代价之三：加剧了加工工业和基础产业之间的摩擦，也给不法分子以种种可乘之机。目前，我国的原材料实行“双轨”价格。生产原材料的企业抱怨：80%以上的产品被国家按低于市场的计划价格调走了，差价损失太大；加工企业则抱怨：国家给的平价材料只能满足20%的需要，80%的材料是以市场价购进的。供求双方所说的比例都没有错，这是产业结构失衡造成的比例错位。比如，原材料工业的生产能力是100吨，它的产品有80%按计划价格调出，则加工工业得到了80吨计划价格材料。由于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不是100吨，假定是240吨，这80吨计划价只能满足它30%的需要，另外70%的原材料需要按市场价购进。再加上“官倒”、“私倒”作乱，把一部分计划价原材料按市场价格卖出，加工工业拿到的计划内原材料就不到30%了。原材料的市场价格暴涨，必然会推动加工工业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带动了原材料价格上涨。二者互为因果，相互推动，成为难以遏制的浪潮。产业结构失衡越严重，原材料价格缺口就越大，市场价和计划价的差距就越大，投机分子谋利的活动范围就越大，市场就越混乱。
代价之四：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是造成国民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而产业结构不合理又是这一矛盾的深层原因。一旦总需求超过了总供给，一旦加工工业膨胀到基础产业难以承受的时候，就不得不进行调整：压缩需求，对某些加工工业实行关、停、并、转。但是，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的深层原因，即产业之间利益不合理的原因没有解决，膨胀暂时压抑以后，再度膨胀和趋势依然存在。膨胀，紧缩，更大的膨胀，再一次紧缩……如此循环往复，使国民经济出现周期性的震荡。
加工工业超过基础工业的过度膨胀，造成不良后果是深远的。“毛纺热”，大家都搞毛纺；“家电热”，大家都上家电；“汽车热”，一拥而上搞汽车……原材料基地将原料就地加工，加工工业基地又被迫上原材料工业。结果是，各省产业结构趋同，各省都搞自己的小循环，全局的大循环受阻。这样，不仅各地区之间不能实行合理分工，生产力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合理布局，还造成市场分割，全国的统一市场不能形成。加上各省财力有限，各自上马的加工工业都不能达到经济规模，经济效益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