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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编辑推荐】

    点出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本质,鞭辟入里;分析腐败与体制的关键,剥茧抽丝 ★他是新华社工作35年的高级记者。 ★他的文章多篇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文件、国务院文件转发全国 ★他的调查报告曾被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批示 ★他也是一个最不“听话”的人,有三届中宣部部长批评过他 ★他的《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墓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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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书评】

    下一个三十年:制衡权力,驾驭资本 主持人:马国川 资深媒体人 从“集权政治加计划经济”到“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 主持人:今年是建国60周年,回顾过去的60年,恐怕也将成为一个社会热点。其实,刚刚过去的一年许多人士都在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但是在我们看来,前后两个30年,似乎有内在的冲突。 杨继绳:确实有内在的矛盾和冲突。简单地说,前30年,也就是改革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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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看中国改革的目标 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做出了种种思考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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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夹缝中的财神爷

    我的一位朋友在某地担任农业银行行长。日前进京时显得疲倦而憔悴。我说:“财神兄,搞市场经济,你可大有作为啊!”他苦笑了:“我现在是在夹缝里过日子,两面受挤。作为专业银行,亏损了不好交账。可是,政府让我干的都是赔钱的买卖。”他扳着手指头向我算了一笔账: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无息或低息贷款,如农副产品收购贷款、扶贫贴息贷款、农业开发贷款、预购定金贷款等。这些政策性业务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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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挤兑风波和银行“信用”

    1965年1月24日的香港,像平常一样热热闹闹。谁也不会想到要发生什么大事。一位客户拿一张海外支票到明德银号提款,明德银号拿不出钱来兑现,消息马上传开,在这里存款的人无比恐慌。大批客户蜂拥到这家银号门前,急切地要求提出自己的存款。焦急、叫骂、哭喊、乱作一团。该银号无法控制局面,眼看大难临头,只好请求政府出面干预。于是,政府下令关闭明德银号。明德事件引起了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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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平均分配也是一种不公平

    社会分配不公平,这是现今人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之一。大家在谈论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人收入过高这一方面,却忽视了这个问题的主要方面;大多数人的收入超于均等化。 来自各个方面的调查数据表明,最近几年,少数人的收入的确与大多数人的收入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多数人之间的差距反而缩小了。据国家统计局对48个城市调查,去年上半年和1985年相比,科研单位实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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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胡雪岩热”的背后

    最近几年,掀起了一股不小的“胡雪岩热”。《胡雪岩》成为热门的畅销书,多次再版,销势不衰。这当然与这本书脍炙人口的文字、曲折动人的情节有关。但是我感到,胡雪岩这个人物与当代社会某些情况相吻合,大概也是“胡雪岩热”的一个原因。 胡雪岩是晚清的一名富商。他本来是钱庄的一个小伙计,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心计。他因资助困境之中的王有龄丢掉了自己的饭碗,由此二人结成生死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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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当代“红顶商人”

    在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我们旗帜鲜明地表示,要社会化,不要私有化。那么是谁在搞私有化呢?不是普通老百姓,更不是股份制的推动者,而是当代“红顶商人”。 当代“红顶商人”是当今私有化的主体。他们是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因而有更大的危险性。利用权力进行私有化的形式是: 利用双轨利益差(价差,利差,汇率差)。由于中国改革是采取渐进方式,必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新旧两种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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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上游干涸,下游泛滥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条奔腾不息的河,那么能源、原材料就是河的“上游”。按常规,上游产业的生产能力理应稍大于下游产业的生产能力。但是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却向相反的方向迅猛发展,人们形象地比喻为“上游干涸,下游泛滥”。这种“经济病”在中国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曾经表现得十分突出。 原料!原料! 原料!原料!到处都在紧急呼唤着原料。 1988年夏,21家电缆厂厂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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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跷跷板,两头翘

    有人说,物价上涨和就业不足像一个跷跷板,压下了这一头,必然跷起另一头:想降低物价,就会影响就业;想提高就业率,物价就会上涨。这种比喻反映了一定的经济现象。 1988年,我国零售物价指数达18.5%,为了把价格压下来,从1988秋天开始,就压缩基建规模,收紧银根。结果是,物价压下来了,市场也疲软了。产品卖不出去,生产下降,效益降低,大批企业开工不足,就业问题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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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大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搞起市场经济来了。这几乎成了一股国际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有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怎样看待二十世纪国际性的计划经济实践呢?社会主义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对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人们期待着明确的回答。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使得一些天才的头脑进行深沉的思索。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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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十多年来曾有过多种不同的提法,几经争论,几经反复,现在统一了认识,即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为什么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呢?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当今世界效率最高的经济体制。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纪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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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权力不能进入市场

    据统计,靠国家财政供养的行政和事业单位共有干部三四千万人,其中党政官员有100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地方财政拿钱的“自费干部”。这么多官员是老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也会造成对企业经营的不断干扰。所以,很多人认为,精简机构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事。 要建立市场经济,就要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精简机构的任务就包含在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换之中。令人棘手的是,职能转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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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发展市场经济,防止拜金主义

    有些同志把市场经济和道德视同冰炭,认为二者不可相容。由此,有的人得出不能搞市场经济的结论;也有的人认为既然搞市场经济,道德就可以抛到九霄云外。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对市场经济的误解。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相伴而行的。没有精神文明,就没有物质文明。没有道德的制约,就不可能搞市场经济。道德不仅是社会的灵魂,更是市场的灵魂。如果说,市场法规,市场管理制度是作为外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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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权力市场经济的教训

    苏哈托下台了。他留下了一个金权王国,留下了一个腐败不堪的王国,也留下了很多让世人深思的问题。 苏哈托执政32年,他和他的亲属利用权力大量聚敛财富。据海外报刊估计,苏哈托本人拥有资产160亿美元,其家族拥有资产400亿美元。如果他拿出个人财产,印尼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乞求援助,就能渡过目前的金融危机。 苏哈托家族在全国1247家公司中拥有重大股权,这些公司分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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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

    现在中国有一个基本矛盾:市场化的经济基础和计划经济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经济已经市场化,而政治体制还基本保持计划经济时的状态。“现代红顶商人”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物。由这一基本矛盾派生出很多矛盾: 一是政治高度集中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矛盾。国家过去的一个利益主体发展为中央财政、主管部门、地方政府、企业、个人等多个利益主体。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再实行中央政府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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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权力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交易

    在市场经济社会,公平交易和公平竞争是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是市场准入必须平等。进入市场的企业和个人,只要他们具备法定的条件,都应当有进入各个行业市场的机会,如果用行政办法或其他手段使某些企业可以进入、某些企业不能进入,就不可能有公平交易和竞争。 其次是取得社会资源的机会必须平等。企业经营必须有各种社会资源,如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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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围墙,围墙,围墙

    不久前,我参加一个经济考察团访问了美国、墨西哥、巴西三国。在途中,除了思考一些经济问题外,有两个字反复在我脑海里闪现:围墙,围墙,围墙。 我们在美国没有看到围墙。 美国总统办公和生活的白宫也只是用铁栏杆隔离。草坪上活蹦乱跳的小松鼠,夹着公文包的政府官员进进出出,从栏杆外面清晰可见。白宫是对外开放的,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到里面去参观。 美国的国会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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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用好外资,也要用好内资

    多年来,国家采取信贷额度分配的办法来控制信贷规模。银行的信贷资金像一块大蛋糕,切成一块一块地分下去,这“一块”的大小就是“额度”。各专业银行总想自己分得的蛋糕块儿大一点,年年月月叫喊信贷额度不够,千方百计地向中央银行要信贷额度。可是,近几个月来,我国金融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新鲜事:商业银行不仅不要信贷额度,反而把大笔已经分配给它的额度退给了中央银行,把分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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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交通启示录

    坐在汽车上或骑在自行车上,我常常产生一些联想。发现在交通中简单得连儿童都能理解的事情,在经济工作中却是长期不能解决的难题。在交通中通行多年的老规则,却成为经济学家们攻关的新课题。我们在管理交通上很聪明,而在经济工作中有时却很愚蠢。交通会给我们很多启示。 一条马路上只能实行一种交通规则 在长安街上,汽车像一条河,向同一个方向流动,不同流向的汽车,被隔栏挡在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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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小政府,强政府

    前几年,理论界围绕“大政府”好还是“小政府”好的问题进行过讨论。论者的分歧集中在“政府管事多好?还是管事少好?”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就今天政府的现状而言,仅用“大”和“小”还不足以说清。还应当论及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政府是强还是弱。我的主张是,政府要小,但要强。 政府要小,是指政府的机构很精干,冗员很少;政府不包揽一切,只把政府必须管的事管好。政府要强,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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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私人轿车: 无可奈何的选择

    未来中国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轿车吗?要不要鼓励轿车进入家庭?面对这些十分现实而又十分紧迫的问题,在人们当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人兴高采烈地谈论“轿车进入家庭是历史的必然”、“轿车文明会给我们带来丰硕的成果”。他们举起双手,欢呼轿车文明的来临。另一部分人针锋相对,断然指出“中国不适宜大量发展私人轿车”。他们问道:“我们能不能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寻找一条比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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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歌厅酒楼:一掷千金何处来?

    现在,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歌舞厅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酒楼如雨后春笋,越来越“贵族”。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奢靡之风愈演愈烈。是什么财源支持这种奢靡的繁华?我一直在寻求答案。 奢靡之风的财源是不是来自私营企业主?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全国工商联1993年下半年对1700户私营企业主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是,平均每户每月生活费开支为1400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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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机制泛谈

    近年来报刊上有一出现频率很高的词:机制。市场机制,经济运行机制,企业经营机制,干部选拔机制,等等。什么叫机制呢?《辞海》上解释说:“原指机器的构造和动作原理。”我在清华大学攻读了六年的机械,从机械学里还没有听到这个词。但是我从生物学上却读到了这个词。机制是指生物机体的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并由这种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形成一种自我生长、自我调节的功能。我们分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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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阶层和谐是社会和谐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然而,社会是否和谐,关键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是否和谐。 社会分化为阶层,是因为社会上各个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源的占有不同,社会地位高低不同,利益诉求的目标不同,他们的生活水平、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不同。这种种不同,就会产生矛盾,就可能使社会不和谐。所以,只要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层,就存在着不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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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大声呼唤 教育公正

    在中国,农民的儿子要脱离农村,摆脱农民身份,上大学是一条最主要的渠道;工人的儿子要当干部,上大学也是一条重要渠道。人们要找到一份好工作,也必须有相应的学历。总之,一个人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上学是一条重要途径。 进行社会阶层分析的社会学家们虽然有很多争论,但在这一点上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受教育状况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最为重要的因素。因此,教育机会均等,就是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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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

    媒体怎样丧失公正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状况比“文革”期间有了明显的好转。 “文革”中一时盛行的“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作法遭到唾弃。尊重事实的多了,弄虚作假的少了;主观武断的少了,客观报道的多了。 舆论监督加强了。出现了一批鞭挞邪恶、揭露腐败、抨击时弊的新闻作品,涌现了一批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记者。 很多记者在采访中敢冒风险,甚至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一些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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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

    为民有经济正名

    民有经济,是相对于国有经济而言。民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不同。民有是指所有权,民营是指经营权。国有经济也可以交给民间经营,这样的民营经济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实际上,现在人们所说的民营经济,其中大部分是民有经济。由于种种原因,不敢堂而皇之地说出“民有”这个词儿。 其实,民有这个词儿并不犯什么忌讳。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党中央一直支持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非国有”就是“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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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9

    成也家族,败也家族

    当今中国的民营企业不少是家族式管理。在私有企业里,通常是丈夫当老板,妻子管财务,兄弟管生产,妻弟管销售。有些乡镇企业、小型国有企业被承包或被租赁给私人以后,高层管理人员也是经营者的亲属。 近两年来,理论界对家族式管理提出了种种批评。只有1999年第8 期《中国企业家》王军武的文章看法不同,他认为“家族企业不是落后的代名词”。王先生还列举了一些数字证明“在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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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艾哈德童话

    童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要让孩子们听得懂、爱听,至少要做到两点。一是有理想色彩,不能过于实际;二是情节简单一些,不能枝节过多。 在我们的经济宣传中,也是常传播一些带有童话色彩的东西。最著名的要算艾哈德童话。 路德维希•艾哈德,德国人。二战以后,他主持联邦德国的经济工作,在战争废墟上重建了繁荣的经济大厦。人们称之为“艾哈德奇迹”。显然,这中间有很多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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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改革也有“鸡和蛋”的哲理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说先有鸡,鸡又是蛋孵化出来的;说先有蛋,蛋又是鸡生下来的。 在改革中,也常常遇到这样的问题。 先搞政治改革还是先搞经济改革?说先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基础没有动,政治体制改革从何下手?说先搞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在政治方面创造条件,经济体制改革怎能进行?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不活,市场就不可能完善;市场是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活动舞台,市场不完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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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正文 两个28年之后

    正视过去的历史才能够创造新历史 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大多数中国人希望摆脱毛泽东晚年的路线,开辟新的航道。但是,1977年2月,毛泽东的继承人却强调“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两个凡是”捆住了人们前进的手脚,突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是当时最为紧迫的历史课题。邓小平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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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

    集体世袭和不公平交易

    当今,那些父兄是高官的人,进入官场,就会飞黄腾达;进入商场,就会财源涌进。政府机关、外国公司、大型的国有和私有企业也争先恐后地吸收高干子弟,并给予高位高薪。有人说,当今,高干子弟是集体世袭。 平心而论,“集体世袭”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高干子弟千差万别、良莠不齐,有依赖父兄权力的纨绔子弟,也有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有的已进入高位的,也不全是靠父兄权力的荫庇。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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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谨防权力和资本成为统治中国的暴君权力

    2010-3-6 10:25:03 本章字数:1147 什么是权力?麦克斯•韦伯说:“权力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在一种共同活动中违反参与同样活动的其他人的意志而实现自己意志的一种能力。”很多学者指出了权力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必需,另一方面它是社会的威胁。为了防止权力对社会的威胁,使权力为善而不作恶,对权力需要有制衡。 国家权力是上述权力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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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5

    防止权力和资本成为危害社会的暴君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这正是“威权政治加市场经济”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势必恶性结合,这是当今中国一切社会问题的总根源。 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本来是配套的。没有民主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力市场经济。在权力市场经济下,没有制衡的公共权力,是极为稀缺的垄断商品,它可以在市场上兑换成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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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6

    住房改革:永远吃不完的“最后晚餐”

    房子是人们重要的生存条件。 改革以前,房子是公有的,按行政级别配给,级别越高,面积越大。轮到工人,只有破旧的小平房。那时也要收房租,但租金很低,连维修费也远远不够。房租低,是因为国家财政给了补贴。住房者以少交房租的方式得到了这一份补贴。例如,住100平方米的家庭本应付1000元房租,实际只付50元,这就等于得到了950元的收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得到的房租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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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7

    不应当忘却的故事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郑州的一个会议上我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叫于向阳,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67年毕业生,改革开放以后当上了德州纺织厂党委书记兼厂长。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国营大厂。他向我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说:“1994年,我们需要30万吨棉花,计划调拨量不到需要的十分之一,而我们又不能到市场上公开采购。为了企业的生存,我们只好到黑市上去买棉花。一次河北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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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计划经济国家,大都放弃了计划经济,搞起市场经济来了。这几乎成了一股国际潮流。这股潮流的出现有没有一定的必然性呢?怎样看待二十世纪国际性的计划经济实践呢?社会主义的前途究竟怎么样呢?对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人们期待着明确的回答。

一个合乎逻辑的理想

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使得一些天才的头脑进行深沉的思索。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批判资本主义的金钱至上,寻求社会公正、社会平等之路。其中,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以其严密的逻辑力量掌握了很多群众。共产党人主张,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将被消除,商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十多个国家建立了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这个体制为这些国家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几十年的实践以后,这个体制一些不可克服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因此,各国纷纷探寻改革之路。

矛盾之一——技术上的不可行性

要把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亿人都遵照一个指令工作的经济机体,在技术上能不能行得通呢?让我们先进行一番可行性分析。

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一系列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千百万种产品之间也要互相衔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上各种比例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瞬息万变的动态体系。谁要控制这架大机器,使它正常运转,谁就得认识这个动态体系,并且根据这个动态体系的客观规律制定详尽的计划,准确而及时地实施这个计划。

这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首先,人们不可能认识这个动态体系。要掌握千万种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就必须掌握必要的信息:每种产品生产多少?库存多少?市场需求多少?由此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这里所需要的信息来自于每一个工厂、车间、商店……信息从车间、商店传到中央计划机关要耗费时日,中央计划机关接到这些信息时,动态体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央得到的信息已经成了过时的东西。此外,基层的统计工作不准,不全,信息经过层层管理机构向上反映,层层加工,层层筛选,加工筛选过程中加进了很多主观的东西。一旦信息和利益结合,信息在加工和传输过程中就必然失真。中央计划机关得到的信息不仅是过时的,而且是失真的。用过时的、失真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作出的计划必然是错误的计划。

其次,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及时得到了没有失真的信息,他们也很难及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一个中央计划机关,不管它多么庞大,多么精明,也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从这浩如烟海,瞬息万变的信息中找出客观的比例关系,从而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哪些增产,哪些减产。

能否把成千上万种产品的相互关系列成数学方程,并把这些关系随时间的变化也考虑到方程中去,然后用计算机进行随机分析?能否用现代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制订经济计划?我曾为此访问过一些数学家和系统工程专家,他们认为,体系太大,参数太多,没有明确的边界,还有种种难以确定的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干扰,用系统工程和数学方法也很难制订出周密而正确的计划。

再退一步来说,即使中央计划机关能够得到准确及时的信息,也能及时做出正确判断的决策,还及时制订了周密而正确的计划,这种正确的计划也难及时贯彻执行。现代化生产是复杂的,生产还有一定的周期性。你想增加某产品的产量,不是一时就能增加上去,你想减少某产品的产量,不是马上就能减下来,如果硬要一刀砍下去,必然造成巨大的浪费。

由于技术上不可行,不管计划机关多么庞大,不管计划长官多么英明,不管计划工作人员多么精明强干和悉心尽职,也不可能避免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决策。计划不周,比例失调也是难以避免的。

技术上不可行在几十年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证明。让我们回顾一下从“一五”到“五五”以来的计划及其执行情况。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被认为是最理想的计划。在当时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它的成就是应当肯定的。1952年8月提出的《关于编制五年计划(1953-1957)轮廓方针》和《五年计划的任务》是“一五”头三年的执行依据。但是这个依据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工农业发展速度安排过高,基建规模安排过大,建设资金来源不落实……因此,在执行了两年半以后不得不在1955年7月进行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正式的“一五”计划是在时间过了一半以后才拿出来的。在执行过程中又出现了几次失误。1956年比例失调,1957年进行“调整”。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出现了“以钢为纲”和三年大跃进。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力遭到巨大破坏,被迫进行了五年经济调整(1961-1965)。这期间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和人民遭受的巨大灾难是很多人都亲身经历过的。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实质上是以国防、大小三线为中心的备战计划。把几千亿资金投入了大山沟,损失和浪费是惊人的。1970年又出现了冒进,这个五年计划毫无客观可言,毫无科学可言。

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出现了两次大起大落,上下折腾。这个计划完全是主观意志的产物。例如,计划钢产量3500-4000万吨,唯一的依据是毛泽东1957年在莫斯科讲过的15年钢产量要达到这个数字。“四五”执行的结果是,计划表上的51种主要经济指标,有25种没有完成计划,当时力保的30多种重工业产品指标,有18种没有完成计划。

第五个五年计划(1979-1980)又出现了“洋跃进”,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比例失调,大量生产能力闲置。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年经济调整。1980年12月,又决定实行进一步调整。

中国人记不清进行了多少次经济冒进和经济调整。每一次冒进是一次资源的大浪费,每一次调整又是一次经济大衰退。广大群众节衣缩食,巨额财富因计划失误而付之东流。1958-1978年20年间,用于基建投资达6000亿元,其中三分之一因决策失误而浪费了,三分之一没有达到设计能力,仅有三分之一达到设计能力。只要这个体制不改变,这种浪费就不可避免。1986年,建设银行对1981-1985年4年间基建投资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是,有四分之一的投资浪费了,四分之一达不到设计能力。

矛盾之二——扼杀了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

尽管人们千百次地咒骂“私”字给社会带来了不平和罪恶,一旦真正剥夺人们的个人利益的动机以后,又出现了一个社会弊病:惰性十足,效率低下。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直接生产者和直接管理者都是一部机器上的零件和部件,没有自由活动的可能性。工人不能通过自己的加倍劳动来增加收入,企业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经营得到发展,地方不能合理利用资源来发挥优势。这种体制使经济机体中的每个细胞和每个器官都失去了自我发展、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能力。个个捧着铁饭碗,人人都吃大锅饭。懒惰之风盛行,首创精神被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受到限制。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生产热情和施加政治压力。“抓革命,促生产”正是这种常用的手法。但是,不管你从外部使尽了千方百计,到头来还是避免不了生产效率低下,科技进步停滞——国民经济被市场经济国家远远抛在后面。

矛盾之三——不合理的经济体制必然造就不合理的政治体制

国民经济是一架听命于最高当局指令运行的大机器,政治极权主义就有着深厚的经济土壤。

既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权力也必然高度集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是金钱的奴隶,在这里,人们是权力的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成功者不得食,在这里,不服从者不得食;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在这里,权力至上。

既然政治、经济,只能听从一个指令,那就容不得其他声音。不同的意见都被当作“杂音”、“噪音”加以消除。舆论一律正是这高度集中体制的必需品。

极权制像一个密封的铁桶,把社会矛盾紧紧的压在里面,又深深地激化社会矛盾。社会没有微调机制,只有爆炸式的突变才能解决矛盾。所以,社会必然出现周期性的振荡,“七八年一次”,实乃必然。

既然舆论一律,那就没有新闻自由,群众没有了解事实真相的自由。既然要有统一的意志,那就没有真正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由。新闻只是权力的宣传工具,其职责是让群众相信权力所希望相信的。社会科学研究只是为了论证“最高指示”,为“最高指示”盖上科学的图章。那些企图真正研究科学的人,弄不好就成为“异端”而被这架大机器碾碎。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是腐败的经济基础。没有制衡力量,没有舆论监督,公有制就成了权力所有制,以权谋私成了不断蔓延的瘟疫。权力和利益紧密相连,官员们的第一任务就是维持自己的权力。于是,对事业漠不关心、对上级吹拍逢迎、卖身投靠的情况也就难以避免了。那些有真才实学、有独立见解、而不会迎合上级的人,常常报国无门。

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我们美好的理想变成了难堪的现实:我们的理想是劳动者当家做主,现实却是领导人的意志高于群众的意志;我们的理想是消灭贫困,而贫困的某些地区比革命前还严重;我们的理想是消灭城乡差别,而城乡差别却越来越大……

怎么看社会主义理想

计划经济的基本设想把复杂的经济生活作了简单化静态化的理解。因此,它只适用于以下情况:1.经济发展水平低,建设规模小;2.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简单;3.发展目标单一;4.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在苏联和新中国建国初期,计划经济充分显示了它的作用:苏联从一个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强国,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比较强大的工业基础。

我们不能抹杀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计划经济在集中力量加强国力的过程中,社会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以知识和信息为生产力主要特征的后工业化时代,计划经济必然要走向市场经济。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的破灭?不是。

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了解社会主义是怎样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是什么。

社会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的早期。在19世纪,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都对当时的社会作过深刻的批判,他们呼唤社会公正、社会平等。到19世纪30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危机使整个社会受到沉重的打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加恶化,因此改造社会的呼声十分强烈。人们提出了种种社会主义理想,以马克思主义者最为彻底。他们提出了从根本上推翻资本主义,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代替它。

只要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弊端,社会主义就有存在的必要,社会主义理想就有生命力。

然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却是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

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以下几个特点: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劳动人民成为生产和社会的主人;实行计划经济,国民经济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按比例发展;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

这些年来,改革的实践使得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上面几条作了修正: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为主体代替纯粹公有制,允许其他所有制存在。在分配方面,用按劳分配为主代替纯粹的按劳分配,允许按生产要素分配。

改革进一步深入,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又有了进一步的修正。实行计划经济这一条被放弃了,只保留“两个为主”,即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

对于这“两个为主”目前还是争论。先说以公有制为主的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股份制空前发展,在国有企业中也有集体股份和私人股份,在私人企业中也有国家股份,外国人的股份也会参与到各类企业之中,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各种经济成分的混合体。由于产权进入市场,在任何一个企业中,各种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也是变动的。当然,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企业,国家和集体所占的股份会多一些。但是,从总体来说,国有经济占的比重不一定很大,而是一种混合经济。

对按劳分配争论更大。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天天喊按劳分配,可从来没有实行过按劳分配。这不是我们不愿意实行,而是在技术上很难实行。首先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是,什么是“劳”?管理是不是“劳”?经营是不是“劳”?按过去的概念这两种活动都带有剥削性质,不能百分之百的算“劳”。至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两种性质不同的劳动如何能装在一个“筐”里、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加以区分?“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马克思语)这种模糊的概念怎能界定它们之间的量的关系?按劳分配的第二个难题是如何计量“劳”?除了简单的计件劳动外,其他各种劳动都很难实现合理的公平的计量。在脑力劳动占比重越来越大的现代社会,“劳”的计量更加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点是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按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技术、土地等)对收入的贡献进行分配。劳动力仅是一种生产要素,它的价格(工资)只能由市场来决定。单纯的按劳分配和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确切地说,我们只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不清楚,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基本目标还是清楚的。社会主义理想的最根本目标是社会公正,社会平等。

社会主义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只要资本主义还有弊端,只要社会上还有不公正、不平等的现象存在,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理想就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公有制为主”和“按劳分配为主”以及其他种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手段,而不是目标。目标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第二位的。今天我们认为“两个为主”是最好的手段,在今后的实践中,我们有可能发现更好的手段。过去,我们把手段放在目标之上,真是本末倒置。

社会主义理想既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那么怎样才能把它变成现实呢?通过近百年的探索,现在终于找到了一条现实的道路:现代市场经济之路。

这里说的现代市场经济不同于传统的市场经济,它保留了传统市场经济的积极因素和一般特征。例如,经济按照价值规律运行,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础,保持高效的竞争机制。因而有较高的效率。但是,它还吸收了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兼顾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它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克服了昔日市场经济那种“事后调节”和盲目性的缺陷。

第二、现代市场经济不是昔日那种无政府主义经济,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调控中,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同时不排除政府必要的干预。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兼顾公平和效率。它既有效地利用市场经济效率高的一面,又防止金钱成为统治世界的“暴君”,使社会保持适度的平等。

第四、现代市场经济是开放式的经济。从理论上说,它应当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最优配置,商品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畅通无阻,工业产品应当在全世界范围内选优配套。

现代市场经济强烈的世界性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上战争连绵不断的欧洲,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融合下,成了休戚相关的欧洲共同体。设想一下,如果苏联民族之间实行了市场经济,苏联还会解体吗?

过去我们有一个传统的看法,认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能够探索社会主义之路。实际上,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样在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他们努力改变金钱社会的腐朽。看来,全世界人民,不分东方和西方,都在探索社会主义之路,不管这个国家现在贴着什么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