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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你是否记得过去这样的年代：当时的老师、面包师、推销员或机修工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就能够购房、拥有两辆车，并且养活一家人？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艾德·赖克在附近城镇的主街道上开了家女装店，顾客多数是工厂工人的妻子。他赚的钱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富有，但从来没有感到拮据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中，美国造就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产阶级。当时美国经济规模翻番，普通美国工人收入也随之翻番。然而在过去的30年中，虽然美国经济规模再次翻番，但普通美国人的收入却保持原封不动。
那时，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收入平均约为企业普通员工收入的20倍，[1]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则为普通员工收入的200倍。那时，前1%的最富裕美国人收入占到美国总收入的9%~10%[2]，今天前1%的顶层人群的收入占比则达到20%。
那时，美国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人们努力工作就有回报；人们通过教育可以实现向上流动；谁付出最多，回报也最多。经济增长创造了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大部分人努力工作，日子越过越好。我们的下一代过上了比我们更幸福的生活。游戏规则基本上是公平的。
然而今天，这些假设听上去空洞无力。人们对经济制度的信心急剧下滑。[3]经济制度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显而易见，从而削弱了公众对经济基本宗旨的信心。[4]愤世嫉俗的情绪非常普遍。对于多数人而言，经济和政治制度似乎受到操纵，从而更有利于顶层人群[5]。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不再是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而是公众信任不断下滑的问题。[6]现代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有赖于公众的信任。当大多数人不再相信他们和下一代能够获得公平的机会以实现梦想时，隐性的社会契约就开始分崩离析，而我们的社会却依赖于这种社会契约，以此来推动民众自愿进行合作。取而代之的是大大小小的破坏行为——小偷小摸、行骗、行贿和受贿。社会逐渐将本可以用于生产活动的经济资源转而用于进行防护。
我们有力量改变这一切，重建一个服务于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的经济。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相反，资本主义本身并非不可逆转地带来日益严重的经济不稳定和不平等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则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人类书写和执行。不过为了确定需要做出何种改变与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当前出现了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过去25年里，我在著作中和授课时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普通工人未能得势，反而面临着不断攀升的经济压力。简而言之，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削弱了我们大多数人的竞争力。现在国外廉价劳动力或电脑驱动的机器能够完成我们过去所从事的工作，并且成本更低。
我的解决方案是政府积极作为，加大对富人的征税力度，将税收投入好的学校和能够让人们取得成功的其他渠道，并进行再分配来帮助穷人。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不过也有人强烈反对这些建议，这些人认为当政府更小，并且减少税负和再分配时，经济将运行得更好。
虽然我对当前问题的解释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我认为我的解释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现象，即政治权力日益集中到企业和金融精英手中，让他们能够左右经济运行的规则。虽然我所提出的政府解决方案仍然有所裨益，但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重点，因为这些解决方案未能充分考虑政府在制定经济游戏规则方面所发挥的基本作用。更为糟糕的是，有关一个积极作为的政府是否优于“自由市场”的争论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忽视了几个关键问题，即为什么当今的市场组织方式与半个世纪之前有所不同；为什么当前的市场组织方式未能像过去一样带来共同富裕，以及市场基本规则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认为人们忽视这些问题并不完全是偶然的。许多支持“自由市场”声音最为响亮的人员——包括大企业高管、无处不在的律师和说客、华尔街人员和他们的政坛傀儡，以及无数的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多年来为了自身利益，积极地推动重组市场，并且希望人们忽视这些问题。
《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的一个目的是将这些问题放在聚光灯下进行检视。我的论据非常直接。正如我在第一部分中所详细阐述的，市场自身的存在取决于适用于产权（人们可以拥有哪些东西）、垄断（允许存在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合同（交易物和交易条件）、破产（买方无法偿付时该怎么办）等问题的规则，以及如何实施这些规则。
此类规则并非天然存在，而是人们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选择。在过去几年里，随着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些规则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
同时，地方和州一级的工会、小企业、小投资者以及政党等抗衡力量中心不断萎缩，而在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的中下层阶级借助这些抗衡力量发挥了自身的影响力。随之产生的结果是富人为了进一步扩大自身财富而组织市场。这导致市场内部出现规模更大的向上初次分配。因为这些初次分配发生在市场内部，所以基本上被人们忽视了。
在第二部分，我介绍了这一现象对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来说意味着什么。精英主义者声称人们的收入与自身市场价值相当。这一套套逻辑回避了下列实质性问题，即市场是如何组织的，以及当前的市场组织方式是否在经济和道德层面站得住脚。事实上，收入和财富日益取决于谁有权力设定游戏规则。
正如我所指出的，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以及华尔街的顶级交易员和投资组合经理实际上决定着自己的收入。他们在利用内部消息获利的同时，推进可扩大企业利润的市场规则。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工人丧失了上文所提到的经济权力和政治影响力来抗衡，所以他们的收入保持不变。穷忙族和富闲族的同时崛起进一步提供了证据，证明人们的收入水平不再与自身努力程度相关。由于市场内部的收入预先分配向顶层人群倾斜，它导致出现了一种需求，即通过征税以及向穷人和下层中产阶级提供转移支付，在市场外部扩大向下的再分配。政府规模之争本来就具有煽动性，此类需求相当于火上浇油。
正如我在第三部分中所阐述的那样，解决方案不在于扩大或缩小政府的规模。问题不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所服务的对象。补救之道在于如何让绝大多数人重获影响力，以便能够决定如何组织市场。这就需要打造新的抗衡力量。它将联合未享受到经济成果的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形成联盟。当前左右派有关“自由市场”和政府优劣之争正妨碍着这一联盟的形成。
正如我所解释的，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政治分歧不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分歧，而是由大企业、华尔街银行和富豪组成的复合体与普通大众之间的分歧。前者依据自身喜好操纵经济和政治游戏，后者因此身陷困境。我的结论是，为了改变当前的局面，唯一的办法是让无力影响游戏规则的广大民众联合起来，重新构建50年前带来普遍繁荣的抗衡力量。
尽管本书重点关注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中心的美国，但我所描述的现象日益成为世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所共有的现象。[7]我认为，美国所吸取的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具有现实意义。虽然全球性企业必须遵守业务所在国的规则，但是最大的全球性企业和金融机构对这些规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当经济（和市场规则）不再服务于普通民众时，民众将感到无能为力，不安全感日益加剧，沮丧感不断郁积，这将引发有时掺杂着种族主义和反移民情绪的恶性民族主义运动，并导致全球各地出现政治动荡，甚至连发达国家也不能幸免。
我认为，让我们无暇顾及现实情况的迷思一旦被打破，我们就能够让资本主义服务于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人。历史，特别是美国历史能为我们指引方向，并带来一些慰藉。美国制约顶层富人这一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力，并且周期性地调整政治经济规则，以打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社会。在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主义者打击特权精英，确保市场制度更好地服务于普通公民。在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进步主义者实施反垄断法，拆分大型托拉斯组织，设立负责监管垄断问题的独立委员会，并且禁止企业进行政治捐款。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支持者限制了大企业和华尔街的政治权力，并且扩大了工会、小企业和小投资者的抗衡力量。
挑战不仅来自经济层面，还来自政治层面。我们不能将这两个领域独立分开。事实上本书所讨论的领域之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它研究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与一系列道德理念之间的关系，其中如何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是一个中心议题。“二战”结束之后，在凯恩斯经济学派的有力影响下，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重心不再是这些问题，而是转移到政府税收和转移支付问题上。[0]征税和转移支付手段旨在稳定商业周期和帮助穷人。几十年来，这一方案奏效了。经济实现快速增长，带来了普遍繁荣，进而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中产阶层。抗衡力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过去我们无须关注经济政治制度的组成方式，或担心顶层阶级掌握过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而现在这些正是我们所需要担心的问题。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重拾了老的研究调查传统，重新关注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本书所持的乐观态度正是基于那一段历史。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拯救资本主义，防止它肆意妄为。我相信我们能够再次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1] 参阅Lawrence Mischel and Alyssa Davis, CEO Pay Continues to Rise as Typical Workers Are Paid Less, Issue Brief #38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2014.
[2] 参阅A. Atkinsin, T. Piketty, and E. Saez,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 1 (2011): 3–71.
[3] 盖洛普2001年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美国人表示满意，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22%的人表示不满意。到2013年，只有54%的美国人感到满意，45%的人感到不满意。参阅Rebecca Riffkin, “In U.S., 67% Dissatisfied with Income, Wealth Distribution,” Gallup website, January 20, 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66904/dissatisfied-income-wealth-istribution.aspx).
[4]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表示，自2000年以来，持下列观点的美国人的比例下降了14个百分点，即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出人头地。参阅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USA Today, “January 2014 Political Survey, Final Topline,”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January 15–19, 2014 (http://www.people-press.org /f iles/legacy-questionnaires/1-23-14% 20Poverty_Inequality%20topline%20for%20release.pdf).
[5] 63%的美国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为了获得现金或竞选献金，会出卖他们的选票，59%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议员可能已经这么做了。66%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在意选民的想法，51%的人甚至认为他们选区的议员不在意他们的想法。参阅“Americans Don’t Think Incumbents Deserve Reelection,” Rasmussen Reports website, October 2, 2014.
[6] 参阅See “Views of Government: Key Data Points,”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October 22, 2013 (http://www.pewresearch.org/key-data-points/views-of-government-key-data-points/).
[7] 参阅European Commission, Standard Euroba- rometer 81, Spring 2014: Public Opinion in the European Union, First Results, European Commission website, July 2014.
[0] 在1890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时，经济学开始发展成为独立于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这一新的学科寻求识别适用于所有生产和交换体系的抽象变量，基本或根本不重视资源分配或特定社会法律和政治制度问题。对经济和社会其他诸多方面的研究因此从具体的政治、道德和制度关系，转向更为普遍和科学的“定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在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期间主导着美国经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