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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富闲族的崛起
在穷忙族人数增多的同时，富闲族队伍也在壮大。虽然富闲族人数相对少得多，但近几年他们的收入一路飙升。由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等收益性资本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他们无须工作。他们“配得上”吗？诚然，一些富闲族通过工作攒下积蓄，然后利用这些积蓄积累资产。从我们之前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配得上”。不过当资产升值时，这与资产持有人本人关系并不大。资产升值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人口增加、贵重商品供应有限，或者公司的激励措施和议价关系发生变化，而此类变化体现在股价方面。政治和政策亦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当一个地区的学校条件和公共交通得到改善时，很多人涌入当地，房屋或公寓建筑价值随之大幅上升。此外，当贷款标准有所放松时，购房者手头的钱更多了，房价也会飙升。
不过越来越多的富闲族不事生产，他们的财富是继承而来的。他们受到命运的眷顾，出生在富豪之家。这让他们从小占尽优势，并且拥有足够的财富，确保他们一生无论做什么或者努力程度有多低，仍能继续占据优势。
象征着美国精英主义的白手起家型成功人士正在逐渐消失。今天，在美国排名前十的富豪中，有六人是巨额财产的继承者。[1]正如我所提到的，沃尔玛几位继承人的财富总和超过最底层40%的美国人的财富总和。[2]
而这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即将经历规模史无前例的代际财富转移。波士顿学院财富与慈善项目中心一项研究预测，到2061年的未来50年中，继承人继承的财富总和将达到36万亿美元。[3]美国信托公司2013年对可投资资产超过300万美元的美国人进行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的代际分化问题非常严重：超过3/4的69岁以上的人和婴儿潮一代的大多数人是靠自己积累大量财富。[4]35岁以下的富人继承财富的现象更为普遍。[5]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所指出的，数个世纪以来，家族财富是欧洲贵族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6]这也将成为美国新一代贵族阶层的主要收入来源。
富闲族崛起的原因现在应该非常明了。随着工作收入集中度上升，美国一小群富豪利用收入投资固定资产。他们还将一部分收入投向政坛——直接用于政治捐款和建立人脉关系，或者间接地通过他们的企业、行业协会和金融资产经理进行政治投资。这导致游戏规则更有利于他们积累财富。富人进行资本投资和相应的政治投资，这导致富人财富聚集速度甚至超过收入聚集速度。[7]
1978年，前1%的最富有家庭营业收入占到总营业收入的20%。[8]到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49%。[9]此外，他们拿走了75%的资本利得。[10]到2014年，股市价值比2008年股市崩盘之前要高出很多。相应地，顶层人群股票投资收益更高，赚取的资本利得比重更大。
美国两党在这一财富大转移进程中串通一气。不过共和党比民主党更为积极地助长这一现象。例如，在过去，家庭信托期限为90年。[11]但是里根政府修改了法律，许多州从此允许家庭信托永久存续。所谓的家族信托现在允许超级富豪家庭在基本无须纳税的情况下，将钱财传承给他们的继承者，并且能够代代相传。乔治·W.布什2001年和2003年出台力度最大的减税措施。这些措施不只让高收入者受惠，靠积累财富为生的富人从中受益更大。工资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下调到了35%，与此同时股息红利税最高税率从39.6%（作为普通所得进行征税）下调到15%，遗产税则被全面取消。[12]
虽然巴拉克·奥巴马取消了一部分减税措施，但许多措施仍然被保留下来。在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之前，遗产税适用于一对夫妇资产超出200万美元的部分，且税率为55%。[13]到2014年，遗产税仅适用于一对夫妇资产超出1000万美元的部分，而税率下调至40%。[14]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试图走得更远。众议员保罗·瑞恩抛出所谓的路线图，意在取消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和不动产征税。[15]到了2013年，仅有万分之十四的不动产需要缴纳遗产税，并且实际缴纳的税率仅为17%。[16]
与此同时，美国富人实际缴纳的资本利得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末的33%下调到2014年的23.8%，远低于普通所得税率。[17]资本收益是富闲族的主要收入来源。税法规定，如果所有人持有不断升值的固定资产直到去世，那么继承人无须为资产升值部分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这项规定为巨额财富继承人带来了隐藏很深的极大好处。这些所谓的未实现收益已经成为美国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未实现收益在代代相传时创造更大的价值，并且富人无须为此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此类未实现收益占到超过1亿美元的遗产的资产价值的一半以上。[18]
不过财富继承人一代整日无所事事，不自己打理财富，只会快速拨打理财顾问的电话，让他们代劳，这种情况可不太妙。这也无益于我们的经济和社会。这帮富人不劳而获，不知道民间疾苦，却担负着我们国家大部分资本的投资重任，且这一责任越来越大。随着家族财富必然地积累更多的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它对我们民主制度的危害也越大。
富闲族在不断积累财富的同时，有时也会对慈善事业慷慨解囊，证明他们并非为富不仁。毫无疑问，比尔和美兰达·盖茨基金会等超级富豪家庭基金会从事大量的慈善事业。富人慈善捐赠呈上升趋势，能够与19世纪末的超级富豪慈善捐赠情况相媲美。在19世纪末期，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D.洛克菲勒等大亨（之前提到的“强盗大亨”）成立了一直存续到今天的慈善机构。我们正经历斯坦福大学罗勃·赖克教授所谓的“美国慈善事业第二个黄金时代”[19]。
当然，富人怎么捐款是他们自己的事。但也不完全是他们的事。捐赠者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减捐款额，与此同时受捐的慈善基金会或基金无须为捐款产生的收入缴税。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些税收扣减和免税收入相当于政府补助。2011年，此类税收减扣和免税收入总额估计达到540亿美元。[20]2011年是我们能够获得可靠数据的最后一年。正如赖克指出的，通常这些公共补助发放情况受到进行捐赠的富人的密切关注，但无须接受公众的问责。如果你不同意富人分配善款的方式，那你就要自认倒霉了。为了让大家对这一数额有个直观的了解，我们做个比较，联邦政府2011年在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福利剩余的款项）、贫困家庭儿童学校午餐和领先计划方面的支出总和还不到500亿美元。[21]
此外，尽管这一公共补助被称为“慈善捐赠税收减免”，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是最终用在穷人身上。印第安纳大学慈善中心2005年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即便做出最为乐观的假设，“慈善”捐赠只有约1/3是用于帮助穷人。[22]很大一部分“慈善捐赠”流向了歌剧院、艺术博物馆、交响乐团和剧院——当然这些都是值得捐赠的事业，但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慈善事业”。纽约林肯中心不久前举行了筹款晚会。对冲基金行业领袖大力支持，进行慈善捐款，其中不乏年收入高达10亿美元的人士。[23]不过纽约市的穷人很少去林肯中心听音乐会。
另外一部分捐赠资金流向了捐赠人曾经就读或者希望他们子女就读的精英预科学校和大学。（此类学校在招生时通常优先录取父母慷慨解囊的申请者，此举相当于一种照顾富人的平权行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其他常青藤联盟大学是美国重要的教育机构，但是能够进入这些大学学习的寒门子弟并不多。（我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这里，有资格获得佩尔助学金的贫困学生人数几乎与整个常青藤联盟此类贫困学生的总和持平。[24]）此外，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这些精英学校更有可能培养出雄心勃勃的投资银行家和企业顾问，而不是志向远大的社会工作者和法律援助律师。
2014年私立大学获得的捐款总额约为5500亿美元，且捐款主要集中于几所名牌大学。[25]哈佛获得超过320亿美元的捐款。耶鲁、斯坦福和普林斯顿紧随其后，分别获得208亿、187亿和182亿美元的捐款。[26]（2013年哈佛发起筹款活动，筹得65亿美元的捐款。[27]）由于法律规定人们进行慈善捐赠时可享受税收减免，这相当于人们每捐款3美元，其中就有1美元是政府以税收减免形式提供的补助。惠普公司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几年前曾向普林斯顿大学捐款3000万美元。[28]作为回报，她享受到约1000万美元的减税额。事实上，普林斯顿大学相当于分别从惠特曼和美国财政部获得2000万美元和1000万美元的捐款，也就是说这其中的1000万美元差额出自你、我和其他纳税人身上。如果再算上这些捐款免交的资本利得税和劳动所得税，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总额更加庞大。由于精英大学学生人数相对较少，因此平均每位学生获得的补助数额巨大。以普林斯顿大学为例，据经济学家理查德·维德估计，政府每年提供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补助平均到每名学生头上有5.4万美元。[29]其他精英私立学校情况也差不多。
伯克利分校高曼公共政策学院院长亨利·布莱德指出，这与公立大学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30]公立大学负责培养70%的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公立大学几乎或者根本没有捐赠方面的收入。他们所有的经费几乎都来自州政府，而且这些补助在不断萎缩。2013年，各州和地方为公立高等教育事业提供的经费约为760亿美元，比十年前少了将近10%。[31]与十年前相比，就读于公立大学的学生数量增加了。[32]这导致平均分配到每名学生的经费减少了30%。这意味着政府每年提供给公立大学每名学生的平均补助不到6000美元，仅为普林斯顿大学每名学生享受到的政府补助的1/10。[33]这是中产阶级和穷人受到挤压，以及顶层人群财富激增的又一个原因和结果。
我们书写着自身的命运。不过正如我所明确指出的，我们无法决定或主导我们所置身的大环境。其他因素决定着我们的赚钱能力、成就状况、话语分量以及理想的效力。虽然富人越来越有钱，但他们并不比其他人智商更高，或者品行更好。只不过他们更加幸运，拥有更多的特权，更有权势。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高净值财富不一定能够反映他们作为人的价值。
绝大多数民众努力工作谋生，在生活的激流中奋力前进，但激流常常把他们往后冲，让他们为自己和家人感到担忧。同样地，他们不应受到指责，他们的情况也并非特例。不过他们的声音受到抑制，许多人不再抱有幻想或者变得愤世嫉俗。一名工人和我讲，如果他“有足够的聪明才智”，那他可以挣得更多。他认为自己收入和地位低微是由自身缺点造成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制度有负于他，不给予他足够的议价能力，为自己争取更好的生活。同时，很多穷人未能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认为自己是废物或失败者，但情况并非如此。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他们在社会上无权无势。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将收入与品德混为一谈，或者将资产净值与个人价值混为一谈。一个根本的事实是资本主义未发挥应有或能够发挥的作用。我们必须看清有关个人收入与自身价值相当这一神话的真相。
我并不是指责富人作恶或者蓄意害人。我们没有理由认定企业高管、华尔街成功人士和其他“高价值”人员相互勾结，为了一己之利绑架美国经济。他们只不过是理性行事，追逐个人私利而已。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也越来越大；他们自然而然地利用这一权力来增加和巩固手中的财富。我们可以指责他们自私贪婪，但是其他大多数人和他们相比也是半斤八两。事实上有一些富人在慷慨解囊。
不过如果将我们的体制视为一个整体，即为劳动人民分配报酬的政治经济制度时，我们有理由感到担忧。精英主义理念为现行资本主义模式的存在提供了正当性，但这一理念与大多数人生活和工作所处的现实情况并不相称。在权贵阶层的操纵之下，竞争环境向他们倾斜。随着他们不断地获取更多的资源和权力，竞争环境进一步向他们倾斜。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是实实在在的。它们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劳动人口分裂成为两大阵营，一方是充分利用这些变革的一少部分人，另一方是未能把握机遇的大多数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美国本可以对这些变化做出回应，确保美国共享繁荣，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并且为穷人提供向上流动的渠道。我们现在进行回应仍然来得及。不过我们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允许最顶层的一小群人组织市场，导致产生相反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现实情况是由我们一手造成的。我们应承担责任，扭转这一现状。
[1] 参阅“Forbes 400,” Forbes, September 12, 2014.另参阅“America's Richest Families: 185 Clans with Billion Dollar Fortunes,” Forbes, last edited July 8, 2014.
[2] Josh Bivens, “Inequality, Exhibit A: Walmart and the Wealth of American Families,”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og, July 17, 2012.
[3] Havens and Paul G.Schervish, A Golden Age of Philanthropy Still Beckons: National Wealth Transfer and Potential for Philanthropy Technical Report, Boston College, Center on Wealth and Philanthropy website, May 28, 2014.(http: //www.bc.edu/content/dam/files/research_sites/cwp/pdf/A%20Golden%20Age%20of%20Philanthropy%20Still%20Bekons.pdf).
[4] “Insights on Wealth and Worth,” Key Findings, U.S.Trust website, 2013, p.4.
[5] “Insights on Wealth and Worth,” Key Findings, U.S.Trust website, 2013, p.4.
[6] 参阅Thomas Piketty,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 参阅Emmanuel Saez and Gabriel Zucman,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13: Evidence from Capitalized Income Tax Data,” NBER Working Paper No.2062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October 2014.
[8] Supplementary data provided by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Federal Taxes, 2011, table 7, “Sources of Income for All Households, by Market Income Group, 1979 to 2011,”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ebsite, November 2014.
[9] Supplementary data provided by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and Federal Taxes, 2011, table 7, “Sources of Income for All Households, by Market Income Group, 1979 to 2011,” 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website, November 2014.
[10] Andy Nicholas, “Richest 1 percent get 75 percent of all capital gains,” Washington State Budget and Policy Center,Schmudget Blog, January 17, 2012.
[11] 参阅Ray D.Madoff, “America Builds an Aristocracy,”New York Times, July 11, 2010.
[12] Curtis S.Dubay, “The Bush Tax Cuts Explained: Where Are They Now?” Issue Brief no.3855,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February 20, 2013, pp.1-2.
[13] Roberton Williams, “Resurrecting the Estate Tax as a Shadow of Its Former Self,” Tax Policy Center, TaxVox blog, December 14, 2010.
[14] Roberton Williams, “Resurrecting the Estate Tax as a Shadow of Its Former Self,” Tax Policy Center, TaxVox blog, December 14, 2010.
[15] Representative Paul D.Ryan, “A Roadmap for America's Future: Version 2.0,” January 2010 (http://paulryan.house.gov/uploadedfiles/rfafv2.0.pdf).
[16] Chye-Ching Huang and Nathaniel Frentz,“Myths and Realities About the Estate Tax,”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ebsite, August 29, 2013.
[17] “Federal Capital Gains Tax Rates, 1988-2013,” Tax Foundation website, June 13, 2013.
[18] Huang and Frentz,“Myths and Realities About the Estate Tax.”
[19] Rob Reich, “What Are Foundations For?” Boston Review, March 1, 2013.
[20] Rob Reich, “What Are Foundations For?” Boston Review, March 1, 2013.
[21] U.S.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Budget of the U.S.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2), pp.309, 320, 326.
[22] Center on Philanthropy at Indiana University, summer 2007, p.28 (http://www.philanthropy.iupui.edu/files/research/giving_focused_on_meeting_needs_of_the_poor_july_2007.pdf).
[23] 参阅Jenny Anderson, “Fund Managers Raising the Ante in Philanthropy,”New York Times, August 3, 2005.
[2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Pell Grant Awards as a Peer Metric,” May 2013 (http://opa.berkeley.edu/sites/default/files/2011-12PellGrantComparison.pdf).
[25] “NACUBO-Commonfund Study of Endowments,”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Officers website.
[26] Business Officers and Commonfund Institute, U.S.and Canadian Institutions Listed by Fiscal Year 2013 Endowment Market Value and Change in Endowment Market Value from FY 2012 to FY 2013, February 2014, p.2 (http://www.nacubo.org/Documents/EndowmentFiles/2013NCSEEndowmentMarket%20ValuesRevisedFeb142014.pdf).
[27] Alvin Powell, “Harvard Kicks Off Fundraising Effort,” Harvard Gazette, September 21, 2013.
[28] Richard Vedder, “Princeton Reaps Tax Breaks as State Colleges Beg,” Bloomberg View, March 18, 2012.
[29] Richard Vedder, “Princeton Reaps Tax Breaks as State Colleges Beg,” Bloomberg View, March 18, 2012.
[30] 另参阅 Sandy Baum, Jennifer Ma, and Kathleen Payea, Trends in Public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Prices, Student Aid,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College Board Advocacy & Policy Center, College Board website, May 2012, p.1.
[31] Eduardo Porter, “Why Aid for College Is Missing the Mark,”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14.
[32] Eduardo Porter, “Why Aid for College Is Missing the Mark,”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2014.
[33] “Undergraduate Enrollment,”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website, May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