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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穷忙族的壮大
很多人认为工作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不过下列事实进一步反驳了这一标准假设，即越来越多的人虽然从事全职工作，但依然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少数人无须工作，却享受着荣华富贵，并且这类人的数量也在激增。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但收入不足以让他们和家人摆脱贫困的窘况；与此同时，富人阶层掌握大量的财富，且大部分财富都是继承而来的，他们可以靠着财富产生的收益，轻松地过上舒适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一个人的“价值”可以和他的收入画等号。
直到最近，贫困人群多为没有工作的人，例如孤儿寡母、老弱病残，以及失业人员。社会安全网和私人慈善机构的目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帮助。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那样，在过去，美国经济创造了大量的中产阶层工作岗位。这些工作报酬不菲，并且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因此全职工人陷入贫困的情况很少见。如今这一情形已不复存在。时任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在2014年指出，穷人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不用去工作。我真的不想工作。我宁愿无所事事。”[1]一些政客固执地这样看待穷人。事实上，美国的穷人工作非常努力，一周工作时间经常超过40个小时，有时还身兼数职，但到头来他们和家人仍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2]
美国穷忙族队伍壮大的原因有几个。首先，在扣除物价因素后，底层人群工资水平持续下滑。到2013年，美国穷忙族人数增加到4700万，也就是说每7个美国人就有1人属于穷忙族。1/4的美国工人即使全年从事全职工作，他们的收入也不足让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水平高于联邦政府所定义的贫困线。[3]即使在经济大衰退之后的所谓复苏期间，低收入人群的工资依然保持下行趋势。在2010~2013年，底层5%的人群平均收入下跌了8%，与此同时他们的平均财富减少了21%。[4]美国乐施会一项研究显示，2013年，美国食物银行和其他慈善膳食支持项目的受益对象达4600万人，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有工作，或者属于工薪阶层家庭成员。[5]
劳动阶层的“价值”不可能会减少这么多，除非从套套逻辑的角度来解释，即他们收入减少了。事实上，他们的收入之所以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缺乏经济和政治权力。在经济低迷期，公司首席执行官追逐利润，为了削减劳工成本，将工作岗位外包，购买自动化机器来取代工人，或者迫使工人接受更低的工资。这导致许多中产阶级工人进入地方服务业工作，收入大不如以前。在经济大衰退期间裁减的工作岗位中，零售业和快餐业等低薪行业占到22%。[6]不过“全国就业法计划”一项报告指出，在经济衰退结束到2013年，这些行业创造的工作岗位占到新增工作岗位的44%。[7]这些行业的雇主对工会恨之入骨，并且成功地击退了任何组建工会的努力。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不断地侵蚀着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国会（更确切地讲是共和党籍的国会议员）选择不提高最低工资来进行弥补。美国全国餐饮协会和全国零售业联盟，以及最大几家快餐连锁店和零售商进行游说，反对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水平，这相当于导致最低工资实际价值进一步下跌。到2014年，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每小时7.25美元）低于1996年的水平。[8]当时我担任劳工部长，带领其他人开展政治斗争，将最低工资提高到了7.25美元。如果最低工资的价值要达到1968年的水平，那么它应该提高到每小时10.86美元。[9]此外，到2014年，美国的经济规模远超当时，并且更富有效率。
不过一些人指出，如果我们试图恢复联邦最低工资的实际价值，则雇主会因此解雇最底层的员工，因为这些员工的“价值”低于他们的工资。2014年6月，查尔斯·科赫和大卫·科赫在加州丹纳岬豪华的君主海滩瑞吉度假酒店举办共和党主要捐款人大会。在会上，科赫兄弟的内部经济学家理查德·芬克直言不讳地反对最低工资。他说：“最低工资的真正危险不在于一些人的工资高于他们的附加值。它的危险在于将有50万人因为最低工资而失去工作。”[10]芬克警告说，届时这一庞大的失业人群会失望透顶，成为“极权主义和法西斯招兵买马的主要温床”。[11]与会人员严肃地点头表示同意，然后继续享受桌上的鱼子酱。
很多人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或者在扣除物价因素后恢复到1968年的水平）会导致雇主裁减工作岗位。这一谬论成为常见的论调。一个推论是如果全面取消最低工资，允许雇主向雇员支付与他们“价值”相匹配的工资，这就能减少甚至消灭失业问题。正如前国会议员米歇尔·巴克曼所说的那样，如果废除最低工资，“我们能够提供各种水平的工作，这样我们也许能够几乎全面解决失业问题”。[12]从理论上来讲，巴克曼讲的没错。不过她的观点毫无意义。一个国家经济创造大量的低薪工作岗位，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要知道奴隶制度可是实现了充分就业。
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即使提高最低工资水平，使之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至少达到1968年的水平，工作岗位也不会因此损失多少。不像工业部门的工作岗位，支付最低工资的服务业工作岗位不可能被外包到海外。自动化机器和电脑无法取代服务业员工，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是人性化和直接的：总得有人在场为顾客提供帮助或者上菜。尤为重要的是，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受益者不仅限于领取最低工资的员工。低收入者手头的钱多了，他们生活所在地区的商品销售会随之增加，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阿林德拉吉特·杜伯、T.威廉·莱斯特和迈克尔·赖克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13]他们研究了几百对毗邻郡县的就业情况。每对毗邻郡县分别位于州边境线两侧，它们设定了不同水平的最低工资（一个为联邦最低工资，另外一个为所在州的最低工资，且高于联邦最低工资）。他们发现最低工资更高的郡县失业率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即便在四年之后情况也是如此。（其他一些研究人员虽然得出相反的结果，但他们未能控制符合下列条件的郡县，即在提高最低工资之前，失业率已增高了。[14]）杜伯、莱斯特和赖克还发现，郡县的最低工资水平越高，当地员工离职率越低，雇主从而有可能节省招聘和培训新员工方面的支出。[15]
赚取最低工资的主力军不再是希望挣零花钱的青少年了。劳工统计局表示，在2014年，快餐业男性雇员中位数年龄是28岁，女性雇员中位数年龄为32岁。在快餐业，女性雇员占到雇员总人数的2/3。大卖场雇员中位数年龄超过30岁。超过1/4的雇员已经为人父母。他们通常是家里的顶梁柱，收入至少占到家里总收入的一半。
这些雇员及其家人生活窘迫，需要医疗补助、食物券和其他形式的援助，由此产生的费用由其他纳税人埋单。如果提高最低工资，其他纳税人就无须花这一笔钱了，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和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2012年快餐业52%的员工依赖某种形式的公共援助，并且他们从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获得了近70亿美元的援助。[16]这是因为快餐业支付的工资不足以让他们维持生活，这一援助相当于美国其他纳税人替快餐业埋单，为员工提供补贴。
如果提高这些员工的工资，则无论工资增幅多大，都不会导致商品价格上涨，最终将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是因为大卖场零售商和快餐连锁店为了争夺客源展开激烈的竞争，没有其他选择，只能进行低价战。例如，在丹麦，麦当劳超过18岁的员工挣到相当于20美元的时薪，但该国巨无霸的售价只比美国高35美分。[17]如果公司提高低薪工人的工资，则会导致公司利润减少，从而对股东回报和高管薪酬待遇稍有影响。但我并不觉得这会有多大的问题。依据“全国就业法计划”，大企业雇用了大部分的低薪工人，并且它们在2013年之前的利润颇为可观。[18]在这些大企业中（雇用低薪工人的前50家大公司），有3/4的企业的利润比经济大衰退前要高。[19]在2000~2013年，快餐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翻了两番，平均年薪按不变美元价值计算达到2400万美元。[20]沃尔玛公司同样向它的高管支付相当可观的薪水。在2012年，沃尔玛首席执行官拿到2070万美元。[21]经济政策研究所一项分析报告显示，到2012年，沃尔顿家族的财富超过了美国底层40%的家庭的财富总和。[22]沃尔顿家族仍然持有沃尔玛大部分股票。
穷忙族人数之所以增加，另一个原因是政府确定人们是否有资格领取政府援助的标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过去，援助对象主要是无业人员。现在，失业人群获得的援助少得可怜。到2014年，美国仅有26%的失业人员领取了某种形式的失业救济金。[23]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必须有工作，才具备领取公共援助的资格。比尔·克林顿1996年的福利改革旨在促使穷人找一份工作，不要依赖福利，但是可供穷人选择的工作待遇很低，并且他们晋升为中产阶级的空间很窄。美国扩大了劳动所得税抵免的覆盖范围。不过实现就业是领取这一工资补助的先决条件。尽管有份工作并不是人们领取食物券的必要条件，但是很多食物券领取者本身有工作，并且人数越来越多。（在食品券领取人员当中，有收入的人员所占比例从1980年的19%上升到2012年的31%。[24]此外，鉴于约1/3的食品券领取人员是因为年老或者身体残障而无法工作，有工作能力且处于就业状态的食品券领取者的比例远超过31%。）
从整体来看，有关工作要求的新规定并不能减少美国穷困人口数量或百分比。2013年美国贫困人口比例为14.5%，超过2000年的11.3%和2007年的12.5%。[25]实际上，有关工作要求的新规定仅减少了处于失业状态的穷人人数，但同时导致处于就业状态的穷人数量增加。
穷忙族队伍不断壮大，可以从美国其他行业的状况进一步找到或许更为根本的解释。一些人否认存在着此类关联，认为中产阶级人数减少、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给顶层人群等问题与底层人群当前境况毫无关联。我们不禁要问，借用哈佛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的话来讲，“我们该如何帮助底层人群，而不是阻挠顶层人群呢？”[26]
不过这些问题密不可分。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成果落入顶层人群手中，中产阶级丧失了必要的购买力，来确保美国经济像21世纪初期一样保持高速增长。当工资水平停滞不前或下滑，中产阶级为了维持家庭的开销而竭尽一切办法时，例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家庭主妇进入职场、90年代所有人延长工作时间，以及2008年以前许多家庭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整个中产阶级无力扩大消费，[27]这将必然导致出现一个结果，即工作岗位减少，经济放缓。这对穷人的冲击尤为严重。底层人群最先遭解雇，也是最后被雇用；当工资和福利萎缩时，他们很有可能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
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并且许多中等收入工作岗位消失了，人们向上流动越发困难。由于中产阶级的规模变小，人们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机会也随之减少。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寒门子弟成年时晋升为中产阶级的概率高于50%。[28]今天，美国43%的寒门子弟将终生贫困潦倒。[29]
一些人仍然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缺乏进取心。但穷人真正缺少的是机遇和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可以为他们带来必要的资源，确保他们获得机遇。首先，他们在童年时未能得到充分的照顾，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他们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子弟之间的教育成就差距越来越大。30年前，在满分为800分的SAT（相当于美国高考）类型考试中，前10%的顶层家庭和后10%的底层家庭子弟平均分数差距约为90分。[30]到了2014年，这一分数差距达到125分。在65个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的国家中，美国是不同收入家庭学生数学能力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阅读技能方面，美国高收入家庭学生的分数比贫困家庭学生平均高出110分。[31]
种族问题不是造成贫困家庭和富人家庭学生教育成就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32]事实上，不同种族的学生群体之间的教育成就差距在不断缩小。上述现象是下列问题造成的结果，即美国穷人家庭和富人家庭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穷人区和富人区学校的资金来源不一样，以及不同收入群体居住隔离情况日益严重。皮尤研究中心对2010年人口普查区和家庭收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过去30年，美国不同收入人群居住隔离问题日渐严重。[33]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支持公立学校运转的经费很大一部分来自当地房地产物业税。通常联邦政府仅为学校提供约1/10的经费，州政府则提供45%的经费。其余经费全靠当地自行筹集。[34]大部分州设法为贫困地区的学校提供更多的经费，但是它们在经济衰退期间大幅缩减支出，直到现在还没有弥补够缩减的支出。[35]与此同时，低收入社区的房地产市场仍处于疲软状态，因此当地税收下滑。由于人们按收入状况居住在不同的社区，低收入地区的学校资源比任何时候都要少。结果是不同学区的学生人均经费的差距越来越大，直接不利于寒门子弟。[36]
一份联邦咨询委员会报告显示，在学生人均经费方面，支出最高的最富有地区约为支出最少的地区的两倍。[37]在加利福尼亚等州，这一比例超过了3:1。在美国富人区，一些所谓的“公立学校”实际上根本不是公立性质。事实上，它们属于私立学校。它们的学费隐藏在当地高档住宅的购房成本和相应的物业税之中。
尽管有些地区的法院要求富裕学区为贫困学区提供补贴，但不平等现象仍然很严重。高档社区的家长不愿意缴纳额外的税来补助贫困社区，而是悄悄地资助可免税的家长基金会，此类基金会旨在帮助他们所在社区的学校。美国有超过1.4万个学区，其中约12%的学区的部分经费来自家长基金会。家长基金会资助学校建设礼堂（马里兰州包伊）、高科技气象站和语言艺术项目（马萨诸塞州牛顿市），等等。《华尔街日报》评论说：“家长设法将他们的钱用在孩子身上。家长基金会就是一个有形的证据。”[38]还应指出的是，家长们还设法确保这些钱不会用在其他社区的贫困子弟身上。
这导致出现一个结果——在经合组织调查的34个发达国家中，只有3个国家出现下列问题，即与服务于贫困家庭学生的学校相比，服务于高收入家庭学生的学校的学生人均经费要高，师生比例也要更高；美国就是其中一个国家（另外两个国家是土耳其和以色列）。[39]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不是这样。它们的政府提供54%的经费，地方税收在学校经费中所占的份额不到美国的一半。[40]此外，这些发达国家将更高比例的国家经费划拨给穷困社区。经合组织国际教育评估项目负责人安德烈斯·施莱谢尔向《纽约时报》表示，“绝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学生人均经费平均，或者会加大对弱势学生的投入力度。美国是为数不多反其道而行之的国家之一”。[41]
显然，金钱并非万能。但是我们怎能假装它不重要呢？有了经费，学校才有可能聘请到经验丰富的老师，建设宽敞的教室，购买高质量的教材，开展课外活动。虽然我们似乎竭尽全力，但还是没有为最有需要的学校提供更多的经费。我们要求所有学校向高标准看齐，要求学生参加越来越多的测试，并且根据学生考试成绩来评价老师，不过我们不可能取得什么进展，除非承认我们正在系统性地阻碍服务于弱势儿童的学校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证明穷忙族贫困问题与其缺乏政治权力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1] 参阅 Paul Krugman, “Those Lazy Jobles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21, 2014.
[2]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A Profile of the Working Poor, 2010,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ebsite, March 2012.
[3] Rebecca Thiess, The Future of Work: Trends and Challenges for Low-Wage Workers, Briefing Paper #341,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pril 27, 2012, p.4.
[4] Jesse Bricker, Lisa J.Dettling, Alice Henriques, Joanne W.Hsu, et al., “Changes in U.S.Family Finances from 2010 to 2013: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00, no.4 (September 2014): 9, 12.
[5] Oxfam America, From Paycheck to Pantry: Hunger in Working America, Oxfam America website, p.3.
[6]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The Low-Wage Recovery: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Wages Four Years into the Recovery, Data Brief,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website, April 2014, p.1.
[7]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The Low-Wage Recovery: Industry Employment and Wages Four Years into the Recovery, Data Brief,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website, April 2014, p.1.
[8] U.S.Department of Labor, “History of Federal Minimum Wage Rates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1938-2009,” U.S.Department of Labor website.数据使用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了通胀因素。
[9] U.S.Department of Labor, “History of Federal Minimum Wage Rates Under the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1938-2009,” U.S.Department of Labor website.数据使用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了通胀因素。
[10] Elias Isquith,“Koch Brothers' Top Political Strategist: The Minimum Wage Leads to Fascism!”Salon, September 3, 2014.
[11] Elias Isquith,“Koch Brothers' Top Political Strategist: The Minimum Wage Leads to Fascism!”Salon, September 3, 2014.
[12] Antoine Gara,“Would Killing the Minimum Wage Help?”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ne 30, 2011.
[13] Arindrajit Dube, T.William Lester,and Michael Reich, 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IRLE Working Paper No.157-07,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website, November 2010.
[14] Arindrajit Dube, T.William Lester,and Michael Reich, Minimum Wage Effects Across State Borders: Estimates Using Contiguous Counties, IRLE Working Paper No.157-07,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website, November 2010.
[15] Arindrajit Dube, T.William Lester, and Michael Reich, Minimum Wage Shocks, Employment Flows and Labor Market Frictions, IRLE Working Paper No.149-13,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Labor and Employment website, October 2014.
[16] Sylvia Allegretto, Marc Doussard, Dave Graham-Squire, Ken Jacobs, et al., Fast Food, Poverty Wages: The Public Cost of Low-Wage Jobs in the Fast-Food Industry, U.C.Berkeley Labor Center website, October 15, 2013, p.1.
[17] William Finnegan, “Dignity: Fast-Food Workers and a New Form of Labor Activism,” New Yorker, September 15, 2014.
[18]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Big Business, Corporate Profits, and the Minimum Wage,”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website, July 2012, p.1.
[19]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Big Business, Corporate Profits, and the Minimum Wage,” National Employment Law Project website, July 2012, p.1.
[20] Catherine Ruetschlin, Fast Food Failure: How CEO-to-Worker Pay Disparity Undermines the Industry and the Overall Economy, Demos website, 2014, p.2.
[21] Jessica Wohl, “Wal-Mart CEO's Pay Jumps 14.1 Percent to $20.7 Million,” Reuters, April 22, 2013.
[22] Josh Bivens, “Inequality, Exhibit A: Walmart and the Wealth of American Families,” 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og, July 17, 2012.
[23] Josh Bivens, “Poverty Reduction Stalled by Policy, Once Again: Unemployment Insurance Edition,”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og, September 16, 2014.
[24] 参阅Dorothy Rosenbau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NAP and Work Among Low-Income Households,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ebsite, January 2013.
[25] 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for Planning and Evaluation, “Information on Poverty and Income Statistics: A Summary of 2014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Data,” ASPE Issue Brief, U.S.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website, September 16, 2014, p.3.
[26] “Piketty v.Mankiw on Economic Challenges and Inequality,”On Point with Tom Ashbrook, radio broadcast, April 29, 2014.
[27] 欲全面了解中产阶级应对机制，参阅Robert B.Reich,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 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lfred A.Knopf, 2007).
[28] 参阅Daniel Aaronson and Bhashkar Mazumder,“Intergenerational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U.S., 1940 to 2000,”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43, no.1 (2005): 139-72.
[29] Pew Charitable Trusts, “Moving On Up: Why Do Some Americans Leave the Bottom of the Economic Ladder, but Not Others?” Pew Charitable Trusts website, November 2013, p.1.
[30] Sean F.Reardon, “No Rich Child Left Behind,”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13.
[31]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Reading Literacy: School Poverty Indicator,”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website, 2012.
[32] Kelsey Hill, Daniel Moser, R.Sam Shannon, and Timothy St.Louis,Narrowing the Racial Achievement Gap: Policy Success at the State Level,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Robert M.La Follette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website, May 2013.
[33] Richard Fry and Paul Taylor,“The Rise of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by Income,” Pew Research Center Social and Demographic Trends website, August 1, 2012.
[34] Mark Dixon, Public Education Finances: 2012, U.S.Census Bureau website, May 2014, p.xi.
[35] 参阅Michael Leachman and Chris Mai,“Most States Funding Schools Less Than Before the Recession,”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website, revised May 20, 2014.
[36] 参阅Andrew Ujifusa and Michele McNeil, “Analysis Points to Growth in Per-Pupil Spending—and Disparities,” Education Week, January 22, 2014.
[37] The Equity and Excellence Commission,For Each and Every Child—A Strategy for Education Equity and Excellence, 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website, 2013, p.18.
[38] “Keeping Schools Local,” Wall Street Journal,August 24, 1998.
[39] Eduardo Porter, “In Public Education, Edge Still Goes to Ric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3.
[40] Eduardo Porter, “In Public Education, Edge Still Goes to Ric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3.
[41] Eduardo Porter, “In Public Education, Edge Still Goes to Ric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