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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终结向上预先分配
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向上预先分配深深植根于当前的市场规则当中。抗衡力量寻求终结这种预先分配方式。譬如，缩短专利和版权保护年限，并且像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禁止有偿延迟协议。公司不得通过对产品或工艺进行细微的或外观的调整来延长专利期，禁止制药公司为自己的品牌处方药做广告——这曾是美国的明文规定，后来遭到大型制药公司的反对而被取消。
反托拉斯将回归初衷：实现市场效率，最大化消费者的福利，而且削弱大型经济联合体的政治影响力。反托拉斯法可以用来拆散有线电视垄断公司，防止信用卡等行业出现寡头垄断，控制巨型连锁医院的规模，并且限制大型高科技公司对网络和标准平台的市场支配力。任何企业不得拥有与人类食物链关键遗传特性有关的专利。保险公司不能再豁免于反托拉斯法，这样他们就无法操纵价格、瓜分市场或在条款内容上沆瀣一气。与此同时，华尔街银行巨头的规模将受到限制，这样任何一家银行持有的资产不得超过全国银行资产的5%，无法影响大宗商品的定价，或对新股首发发挥主导性作用。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像1933~1999年那样，将投资银行股票和衍生品投机业务与商业银行更为保守、安全的商业存款贷款业务划分开来。
与此同时，合同法律法规将禁止公司要求员工、承包商或特许经营人接受强迫性仲裁。任何特许权拥有者不得因为特许经营者略微违反规定就终止合同，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将特许经营权转售给新的所有人。可以参照1991年之前的规定来界定“欺诈”，禁止所有形式的内幕交易，如公司利用回购股票来推高股价，然后对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套现。公司还必须像1982年以前那样，向股东披露回购股票的时机和数量。此外，还应禁止利用普通民众无法获取的信息进行股票交易。高频交易公司需要和其他所有交易者分享自己的交易方法和技术。此外，如果1/4以上的公司股东和利益攸关者连续两年投票反对首席执行官的薪酬计划，那么股东有权强制要求重新选举整个公司董事会（目前澳大利亚采取这种规定）。破产法将确保劳动债权优先于其他债权受偿。当个人无力偿还助学贷款或者首套住房贷款时，破产能够允许他们重组债务，从而拥有更多与债权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最低工资将提高到工资中位数的一半，之后将依据物价上涨水平相应地进行调整。零售连锁店、快餐连锁店、饭店和医院等低薪行业的员工可以通过多数直接表决来组建工会，从而在薪酬福利合同谈判中掌握更多讨价还价的筹码。对于国际贸易合同，应采取更为公平的做法，不能只是保护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美国银行的金融资产，还应保护美国工人岌岌可危的工作。譬如，美国可以要求所有贸易伙伴将本国最低工资设定为工资中位数的一半，让这些国家的民众能够分享贸易成果，从而为美国出口带来新的客户，并且从总体上增进政治稳定。与此同时，国内贸易的部分收益将用来资助一个世界级的再就业体系。该体系将提供工资保险。当失业者找到新的工作，但薪酬低于上一份工作时，再就业体系会在两年内为他提供等于这两份工作薪酬差额的90%的补贴。如果失业者参加全日制教育项目以提升自身技能或学习新的技能，那么他们可以获得等于上一份工作收入的90%的收入补贴。
我们还应提供充裕的执法资源，确保所有法律法规得到全面执行；加大罚款和惩罚的力度，打消公司或金融业企图违法获利的念头；充分保障民众提起个人或集体诉讼的私权，以此辅助政府的执法工作。
最后，我们应改变现行的教育资源分配方式。严格来讲，教育资源不属于市场机制的一部分，而是属于现行向上预先分配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贫困地区的学生人均经费不能少于富裕地区的学生。鉴于美国各地城镇因为收入状况不同而彼此隔离，学校不能再依赖当地物业税作为主要的经费来源。
新的抗衡力量会以上述方式或者其他方式终结已经成为市场规则一部分的向上预先分配。但这个简单的议程只是开端。由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的“离心力”，我们只有采取更大胆的措施，才能实现普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