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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第三部分 抗衡力量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我现在有必要再次进行总结。美国政坛（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核心政治辩论似乎无休止地围绕着一个议题转，即表面上选择“自由市场”还是“政府”。政治右派支持大市场和小政府，这通常意味着减税和缩减公共支出。政治左派则支持大政府和小市场，这通常意味着提高（至少针对富人的）税率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一辩论掩盖了一个现实情况，即政府在市场设计、组织和执行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辩论因此遮掩了一个事实，即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在执行这一基本任务时面临无数的选择。由于市场状况不断变化，并且创新和技术变革日新月异，他们必须不断地做出新的选择，并且重新审议过往的选择。因此他们所担负的任务永远不会终结。
如果我们忽视这些基本选择，“自由市场”和“政府”之争将会转移民众对决策方式的注意力，并掩盖大公司、华尔街和富人对此类决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一事实。随着顶层阶级掌握了经济权力，他们对游戏基本规则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加，从而进一步强化他们手中的经济权力。很多人积极、坚定地称颂“自由市场”，但他们属于这一隐蔽的市场过程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不让公众知道经济运作方式存在这一中心现实权力，从而适时地让自己得以隐身于公众视线之外。
因此，人们只是看到了政府通过征税和转移支付，公开地进行再分配，将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在最近几十年，随着顶层和底层阶级收入鸿沟不断扩大，政府征税和转移支付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有了征税和转移支付措施，收入不平等问题才没有进一步恶化。[1]
不过这些向下再分配只是现实情况的冰山一角。事实上，近几年大部分的再分配为逆向转移——由消费者、工人、小企业和小投资者流向企业和金融高管、华尔街交易商、投资组合经理以及资本资产所有人。不过这一向上再分配是隐形的。它的主要渠道隐匿于所有权、垄断、合同、破产和执行等市场规则之中，而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富人决定着这些市场规则。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属于发生在市场机制内部的向上预先分配。之后政府再通过税收和转移支出，将很少的一部分向下再分配给穷人。
随着经济从有形产品转向理念，这些基本规则（和它们所反映的决策）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因此更容易被掌握资源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中。专利和版权等知识产权成为最具有价值的财产。巨型企业采取专利“产品跳转”的策略；制药公司和仿制药公司达成有偿延迟协议；此外企业推动修改版权法，将版权保护年限延长至95年。在这些巨型企业的努力之下，专利和版权得到强化。
同样，在宽带网等网络、种子遗传特性、标准数据平台，以及少数几家华尔街银行所控制的金融体系等领域，我们也看到了几种最主要的市场操纵行为。大企业和华尔街利用手中的政治影响力，扩大市场势力，避免受到小型竞争对手的经济侵袭或者反垄断法的法律威胁。
现代合同更加注重数据和概念，而不是实体产品。强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有机可乘，利用内幕信息对付小投资者，迫使雇员、特许经营商和顾客接受强制仲裁或者放弃合法权利。同样，破产法涉及日益复杂的程序。这些程序经常有利于大企业和银行，而不是工人、房主，以及学生贷款债务人。金融活动变得极其不透明，首席执行官们可以操纵公司回购股票的时机，将它与自己兑现股票期权和奖励股票的时间重合，从而侵占小股民的利益。与此同时，由于一些州制定了就业权利法，集体谈判权未能得到充分行使，并且贸易协议只保护知识产权和金融资产，而不是劳动的经济价值，工人的谈判权由此遭到削弱。
与此同时，我们的执法对策导致负责检查和监督大企业和华尔街的主管机构人手不足，未能维护法律或者对企业处罚和罚款力度不够，未能让个别高管承担刑事责任，提供的法律资源相对企业和华尔街律师而言并不充裕，并且限制了个人诉讼权和集体诉讼权。企业和华尔街律师一心想达成和解，而和解结果经常是不痛不痒的惩戒。
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通过下列方式影响着所有这些市场创造和市场执行决策：为竞选活动捐款，或者给一些组织捐款用于开展有利于特定候选人或不利于政治对手的宣传活动；在公职和游说公司或华尔街高薪职位之间设立“旋转门”，或者含蓄地承诺政府官员在离职后为其提供此类肥差；通过由受雇专家组成的“智库”或开展公关活动，说服公众相信某项特定政策符合他们的利益；高薪聘请大批说客和律师，在立法机构、行政听证会和法庭上为他们效力。甚至检察官和法官也不能幸免于此。
“自由市场”成为掩盖这一切的烟幕弹，因此经济成果分配制度表面上似乎是中立力量的必然结果。精英统治理念推定人们的收入和自身价值大体相当。低收入者的“价值”不会比收入高，而高收入者的价值不会比收入低。从道德层面将人们的实际收入和应得报酬画等号，这是一小步。这是美国精英制度所钟爱的观点。依据这一观点，一个人的收入与他的品德画等号，资本净值与道德价值相当。因此，如果政府通过征税限制高收入，或者通过转移支付对低收入者提供补助，则属于侵袭市场的行为。此类行为存在下列风险，即损害市场效率，扭曲激励机制，并有损精英制度的道德基础。（为了实现公平，此类风险被认为是必要的，不过这取决于人们持何种政治观点。）
不过市场组织形式日益反映了有利于富有阶层的政治决策。因此除非从套套逻辑的角度来解释，否则通过市场分配经济成果的制度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反映人们的价值。近几十年大企业高管收入飙升，华尔街的经理和交易员薪酬也在飞涨。如果细究其中原因，就会发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见解或技能的价值剧增，而是因为他们设置市场规则的权力扩大，让自身从中受益。与此同时，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不断下滑，穷忙族贫困潦倒。同样，这更多的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衰减，而不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缺点。简单来说，大企业、华尔街和富翁攫取了巨大的权力，能够影响市场规则，这为他们带来有利的结果。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对市场规则的影响力得到增强，从而进一步扩大他们手中的权力。与此同时，中下层阶级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大部分权力。由于经济地位不断下降，他们对市场规则的影响力不断被削弱，从而进一步恶化了他们丧失权力的处境。
正如我所不遗余力地指出的那样，我并不是在说左右着市场规则的顶层阶级有意作恶，他们只是追求个人私利而已。有人认为，在个人私利的引导之下，理论上的“自由市场”能够带来高效并让公众受益的结果。不过我们身处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中，而非理论上的“自由市场”中。在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中，经济权力为顶层阶级带来了政治影响力，让他们能够左右游戏规则，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手中的经济权力。在这一制度中，他们完全按理性行事。不过对整个制度而言，虽然所有人进行理性计算，但总体结果是低效、非理性的。这就逐渐损害了整个制度。
正如我在下一章将要说明的，问题并非在于他们拥有权力或影响力，而在于中下层阶级的权力或影响力相对欠缺。不再有重要的抗衡力量来制约或抗衡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日益增强的政治权力。中产阶级、穷人以及相关的经济利益群体几乎或根本没有能力抗衡。
现在还剩下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不重建抗衡力量，上述趋势会对资本主义构成何种威胁？第二个问题是，中产阶级和穷人能否重获足够的抗衡力量，重组市场，实现普遍繁荣？第三个问题是，如何重组市场？
[1]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iscal Policy and Income Inequality, policy paper, figure 6, January 23, 2014 (http://www.imf.org/external/np/pp/eng/2014/012314.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