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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序言

    你是否记得过去这样的年代:当时的老师、面包师、推销员或机修工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就能够购房、拥有两辆车,并且养活一家人?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艾德·赖克在附近城镇的主街道上开了家女装店,顾客多数是工厂工人的妻子。他赚的钱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富有,但从来没有感到拮据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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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主流观点

    第一部分 自由市场 第一章 主流观点 在小剧场或演讲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先向听众介绍我,然后介绍将与我进行辩论的对手。我的辩论对手和我再花上5~10分钟就指定的议题进行一番唇枪舌剑,例如教育、贫困、收入不平等、税收、高管薪酬、中产阶级工资、气候变化、贩毒等议题。我们辩论什么问题并不重要,因为辩论主题经常很快就转到“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这一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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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资本主义五大组成部分

    为了建立“自由市场”,我们必须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 ·财产:人们可以拥有什么 ·垄断:允许企业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 ·合同: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 ·破产:当买方无力支付时该怎么办 ·执行:如何确保无人违背这些规则 你可能认为这类决定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所有权只是涉及你所创造、购买或发明的东西,是属于你的东西。 如果转念一想,那么奴隶呢?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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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自由和权力

    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人群手中,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金钱和权力二者密不可分。伴随权力而来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力。市场的无形之手连接着富人强健有力的手臂。 对市场机制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的人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永恒不变、理性的“自由市场”,并且反对政府“侵扰”市场,这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们拥护“自由企业”,并将“自由市场”和自由画上等号,但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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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新型财产

    私有财产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辩论中,人们经常将它与政府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传统辩论没有触及政府组织和执行产权的各种方式,以及谁对这些决定的影响力最大。 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主义者加勒特·哈丁告诫应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由于个人理性、自私地行事,导致公共资源被耗竭。例如在城镇公共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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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第五章 新型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第二大组成部分,它和产权密不可分。商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势力,才有动力冒险创业。如果随便一家竞争企业能够毫不费力、迅速地夺走对手的竞争优势,那么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理由进行投资。商人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才算合适呢?这个问题与产权规则(包括知识产权规则)相似,都涉及权衡问题。商人获取到强大的市场势力,才会有强大的动力进行投资和创新,但同时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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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新型合同

    合同是资本主义的第三大组成部分。合同指买卖双方同意做某事或提供某物来换取其他东西的协议。合同是人们开展和执行交易的手段。如果财产和市场势力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合同则是其命脉。不过与财产和市场势力一样,合同并非从天而降。虽然可靠的声誉非常重要,但承诺不可能自动兑现,合同也不是自我执行的。任何交易制度都需要规则,来决定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什么情况构成诈骗或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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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新型破产

    1984年在大西洋城特朗普广场开业之日,身着深色大衣的唐纳德·特朗普站在赌场大厅,炫耀称自己新投资的广场是大西洋城,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最美的建筑。[1]30年后,特朗普广场倒闭了,近千名员工因此失业。[2]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自己“已经和大西洋城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自吹自擂说自己撤出投资“时机非常棒”。[3] 在美国,富人一有要出事的苗头就撤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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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第八章 执行机制

    市场第五大组成部分是执行。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当市场势力过大时,必须对它进行约束。合同必须予以执行(或者被禁止)。人们必须共同分担破产造成的损失。如果存在市场的话,这一切至关重要。人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不过当涉及具体问题时,相关的决定却不尽相同,例如哪些“财产”可以得到保护,市场势力怎样才算过大,应该禁止或执行哪些合同,以及当协议一方无法履行协议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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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第九章 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机制

    现在该进行总结了。市场是人类的创造物,就像国家、政府、法律、企业和棒球一样。和其他体系一样,市场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无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市场规则都激励着人们。在理想的情形下,它们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相互协作,追求成效和创造力;它们帮助人们过上所追求的生活。市场规则还反映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善恶、价值和公平的判断。市场规则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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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第二部分 工作和价值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几年前,我应邀到一家发电厂做演讲,听众是厂里的工人。当时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成立工会。一个年轻人打算投票进行反对。他对我说他的时薪为14美元,他认为自己只值这点工资。“那些能赚几百万美元的人很厉害。如果我念过书,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我也能赚那么多钱。但我没有,所以我现在只能干体力活。”[1][0] 他显然不了解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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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隐蔽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机制

    如果有人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不断激增,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涨到1978年的30:1,到1995年的123:1,再到2013年的296:1,今天甚至超过300:1。[1]总的来说,首席执行官的酬薪在1978~2013年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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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第十二章 华尔街的高薪诡计

    如果你依然觉得顶层人群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么让我们仔细审视华尔街的情况。华尔街人的薪酬待遇通常优于公司高管。那华尔街银行家“值这么多”吗?自2008年政府进行紧急救助以来,华尔街大银行源源不断地获得隐性补助。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人们认为华尔街大银行大到不能倒。要记得这些大银行因为过度冒险行为濒临崩溃。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为了防止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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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第十三章 中产阶级议价能力削弱

    我前面提到过,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父亲卖裙子和女式衬衫给工厂工人的妻子。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我爸因此赚了不少钱,还在邻镇开设了第二家女装店。虽然我们家不是大富大贵,但由于他赚得也不少,我们家俨然成为实打实的中产阶级。 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工人平均时薪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1]当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随着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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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第十四章 穷忙族的壮大

    很多人认为工作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不过下列事实进一步反驳了这一标准假设,即越来越多的人虽然从事全职工作,但依然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少数人无须工作,却享受着荣华富贵,并且这类人的数量也在激增。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但收入不足以让他们和家人摆脱贫困的窘况;与此同时,富人阶层掌握大量的财富,且大部分财富都是继承而来的,他们可以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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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第十五章 富闲族的崛起

    在穷忙族人数增多的同时,富闲族队伍也在壮大。虽然富闲族人数相对少得多,但近几年他们的收入一路飙升。由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等收益性资本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他们无须工作。他们“配得上”吗?诚然,一些富闲族通过工作攒下积蓄,然后利用这些积蓄积累资产。从我们之前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配得上”。不过当资产升值时,这与资产持有人本人关系并不大。资产升值的原因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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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第三部分 抗衡力量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我现在有必要再次进行总结。美国政坛(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核心政治辩论似乎无休止地围绕着一个议题转,即表面上选择“自由市场”还是“政府”。政治右派支持大市场和小政府,这通常意味着减税和缩减公共支出。政治左派则支持大政府和小市场,这通常意味着提高(至少针对富人的)税率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一辩论掩盖了一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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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第十七章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

    美国以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重大技术变革年代,工人经常被取代,社会制度变得不稳定,经济繁荣与萧条快速交替循环。资本所有人获得丰厚回报,金融精英得势,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尽管新技术具备创造普遍繁荣的潜力,但是由于顶层阶级对政治的控制有增无减,主流政治和经济制度无法实现普遍繁荣。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认为游戏遭到操纵。他们的焦虑和失意之情最终推动社会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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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第十八章 抗衡力量式微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当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则被经济精英阶层掌控,如果不调整背后的政治权力分配关系,那么经济制度改革是无法实现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斯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在2014年秋季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1]研究揭示了这一挑战的规模。季伦斯和佩奇具体分析了1799项政策议题,确定经济精英、商业团体、大众利益团体和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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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第十九章 重建抗衡力量

    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脱离政府而存在,人们的收入和自身与对社会贡献的价值相当。如果我们能够摒弃此类观念,美国人就有可能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潜在选择:不是让政府增加或减少干预,而是让政府要么对越发富有的少数富人群体的需求做出回应,要么对日益困顿且经济安全感逐渐丧失的大多数人的需要做出响应。这样我们才可以超越这场消耗政治左右派过多精力的意识形态争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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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第二十章 终结向上预先分配

    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向上预先分配深深植根于当前的市场规则当中。抗衡力量寻求终结这种预先分配方式。譬如,缩短专利和版权保护年限,并且像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禁止有偿延迟协议。公司不得通过对产品或工艺进行细微的或外观的调整来延长专利期,禁止制药公司为自己的品牌处方药做广告——这曾是美国的明文规定,后来遭到大型制药公司的反对而被取消。 反托拉斯将回归初衷:实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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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彻底改造公司

    除了终结市场内部的向上预先分配模式以外,抗衡力量还需要在市场内部寻求更为公平的预先分配,从而降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必要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组织——大公司。 正如我所强调的,在过去30年里,作用于公司的激励措施基本上都导致普通员工薪酬减少,而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薪酬增加。问题在于如何扭转这些激励措施。 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根据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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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第二十二章 机器人取代人类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技术变革就引发了诸多预测,不过并不是所有预测都得到了验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28年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预言,在一个世纪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所使用方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1]尽管如此,他预测到2028年,欧洲和美国的“生活标准”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所有人都不用担心赚钱这回事。那将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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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第二十三章 市民的馈赠

    我们无须直接对少数人当前的收入或财富征税,然后将这部分税收转移给多数人。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是更广泛地共享未来的财富。这两种做法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语义层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前财富是市场规则体系的结果。诚然,WhatsApp的创始人当初煞费苦心开发了此软件,就是希望产品能够大热,从而使自己一举成功,最终他们成功做到了。但他们应该从中获得多少奖励呢?这属于哪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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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第二十四章 新的规则

    我希望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我们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发明和创新浪潮,这些发明和创新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虽然它们将会取代不计其数的工作机会,从而压低绝大多数人的薪酬水平——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初露端倪——但是我们有能力重组资本主义,让人们广泛地共享经济成果。 我们之所以保持乐观情绪,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无须成为没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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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致谢

    本书是我多年研究、观察和讨论的产物。许多人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们的见解贯穿于全书。在这里我无法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启迪和滋养了我的思想。我特别要感谢亨利·布莱德、肖恩·法尔杭、亚历克斯·盖尔伯、希拉里·霍因斯、戴维·柯普、艾米·莱尔曼、保罗·皮尔逊、杰西·罗思坦和尤金·斯莫伦斯坦等同事为本书初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和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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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本主义五大组成部分

为了建立“自由市场”,我们必须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

·财产:人们可以拥有什么

·垄断:允许企业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

·合同: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

·破产:当买方无力支付时该怎么办

·执行:如何确保无人违背这些规则

你可能认为这类决定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所有权只是涉及你所创造、购买或发明的东西,是属于你的东西。

如果转念一想,那么奴隶呢?人类基因组呢?核弹呢?处方呢?在当今的大多数社会,人们不能拥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拥有土地、汽车、移动设备、房屋和居家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不过当前最为重要的财产是知识产权——新的设计、理念和发明。那什么才可以算是知识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有多长呢?

相关决定影响到公司可以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例如一家公司或者几家商行可以发展到多大,具备多大的经济实力,或者当公司对标准平台或搜索引擎的支配力达到何种程度时,才会不当地限制竞争。

同样地,你可能认为交易仅仅是涉及交易双方就交易价格达成一致,属于供给和需求的问题。不过大多数社会禁止性交易,也禁止买卖婴儿和贿选。大多数社会也不允许贩卖毒品、不安全的食品或者操弄庞氏骗局。同样,大多数的文明社会不承认也不执行人们在受胁迫或受骗时签下的合同。不过“胁迫”,甚至“受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其他决定涉及未偿债务问题。大企业可以利用破产摆脱沉重的义务,不再向员工提供养老金;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私有房产者不能通过申请破产来减少沉重的房贷;毕业生也不能通过破产来减少因接受高等教育而背上的沉重债务。

我们依赖于涉及如何执行此类规则的决定——政策的优先目标是什么,检查员和检察官的工作重心是什么;谁能够参与到政府决策制定的进程中;谁有资格进行起诉;以及司法诉讼的结果是什么。

许多决定远非显而易见。一些决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这是因为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例如奴隶制度),技术出现了变革(例如分子新型排序专利),或者有权影响此类决定的人员发生了变化(不仅包括公职人员,还有帮助他们当选的人)。

这些决定并没有“侵扰”自由市场。它们构成了自由市场。没有它们,就没有市场。

是什么指导着这些决定呢?规则制定者寻求达成什么目标呢?这些规则的宗旨可以是最大化效率(考虑到社会当前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情况),或者经济增长(取决于谁从经济增长中受益,以及社会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愿意牺牲什么,例如环境污染),或者公平(取决于下列主流准则,即什么才算是公平公正的社会),或者也可以是最大化大企业和大银行的利润,以及富人的财富。

如果民主制度发挥着应有的作用,民选官员、行政部门主管和法官就会大致地根据大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制定规则。正如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所说的,公平的规则选择应能够体现普通公民的观点,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规则实施后会对自己产生何种影响。相应地,“自由市场”的成果应能够改善大多数人的福祉。[1]

如果民主制度失灵(或者从未正常运转),这些规则就可能只是扩大顶层少数富人的财富,同时让几乎所有其他人过着相对贫困、没有经济保障的生活。掌握足够权力和资源的人能够充分地影响政客、监管部门主管和法官,确保“自由市场”主要服务于他们。

这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腐败行为。在美国,有权有势的人很少直接贿赂公职官员来获取特定、有形的好处,例如有利的政府合同。他们资助竞选活动,有时承诺官员卸任后为其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他们从中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回报是市场规则。这些规则表面上适用于所有人,看上去不偏不倚,但实际上让他们系统地、不成比例地从中受益。换句话说,决定输家和赢家的最主要因素并不是政府“侵扰”市场这一不寻常、看得见的问题,而是政府如何组织市场。

权力和影响力隐匿于市场规则的制定进程中,而随之产生的经济成果和损失被掩饰成为“客观市场力量”的“自然”结果。不过只要我们继续执着于“自由市场”和“政府”的优劣之争,我们就不太可能看穿这一伪装。

在分析资本主义各大组成要素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政治权力是如何影响它们,以及如果我们想理解市场自由问题,为什么必须先了解是谁行使政治权力和如何行使这一权力。

[1] 参阅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rev.ed.(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99), pp.10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