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资本主义

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脱离政府而存在，人们的收入和自身与对社会贡献的价值相当。如果我们能够摒弃此类观念，美国人就有可能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潜在选择：不是让政府增加或减少干预，而是让政府要么对越发富有的少数富人群体的需求做出回应，要么对日益困顿且经济安全感逐渐丧失的大多数人的需要做出响应。这样我们才可以超越这场消耗政治左右派过多精力的意识形态争论，转而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挑战——重建我们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抗衡力量。

富有阶层不希望撩开“自由市场”的面纱，因为这会暴露他们对资本主义游戏规则的影响力，并且揭秘可以抗衡这种力量的潜在政治联盟。他们希望底层90%的民众继续专注地就政府规模问题展开有强烈倾向性的斗争（或对同性婚姻、流产、枪支、种族和宗教等非经济问题争执不休），而不是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的经济目标。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掀开这层面纱。当绝大多数美国人生活日渐拮据，而少数特权人群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而且游戏规则将经济成果再分配到高收入人群手中，那么可能会出现新的联盟和新的政治学。譬如，私人投资者、家族企业、企业家、农村居民和白领阶层等典型的政治右派可能会发现自己与职场女性、少数族裔、城市专业人士等典型的左派人士拥有不少共同之处。其中一个共同之处是他们在药品、宽带、食物、信用卡债务和医保上的支出很高。如果市场规则不是由大公司制定，那么他们的此类支出会有所减少。

现行金融体系的规则由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制定和执行，而这几家银行在获得政府紧急救助后，规模变得越发庞大。在这一体系下，许多人苦苦挣扎着。这些人包括要支付高昂贷款利息的小企业主——假如他们能够申请到贷款；被助学贷款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毕业生；房贷高于房产本身价值的私房屋主。还有些人面临准入壁垒高得惊人的知识产权体系，如努力将创意变成现实的个人发明家；一心创业的孤独企业家；为自己创意十足的作品寻找观众的艺术家；只是单纯希望分享设计或图像的消费者。或者说，他们需要花上大价钱才能使用相关平台和网络。平台和网络使用费之所以高昂，是因为拥有平台和网络的公司设定了相关标准，同时由于太多人使用这一标准，最终导致所有人都不得不使用这一标准。此外，拥有平台和网络的公司能够让反托拉斯法执法机构一筹莫展。

特许经营者发现自己受困于特许经营合同之中。合同将他们的利润几乎压榨得一干二净，不允许他们诉诸法庭，而且特许者随时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他们和许多受困于用工合同的小时工处境相似——用工合同要求小时工工作很长时间或者以很低的薪水不定时工作，要求他们接受强制性仲裁，而且雇主随时可以单方面终止合同。

同样，当大公司拖欠小债权人、工会成员、个人股东、家庭农场主和小承包商的债务时，他们面临着与特许经营者相同的处境。当大公司破产时，他们同样身陷困境，这是因为依据银行和大债权人制定的规则，他们在受偿顺位上远远落后于大债权人。

此外，我们可以想想个人投资者、领薪雇员和小时工之间的潜在联系。他们从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越来越小，而首席执行官、其他高管、投资组合经理和对冲基金经理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后者能够获取内幕信息，并且有权设定规则，决定内幕信息的发布方式和时机。

从以上方面来看，无论是小企业家或穷忙族、创业者或助学贷款人、小投资者或私房屋主、白人、黑人或拉丁美洲人，还是男性或女性，这些底层90%的民众在经济方面的共同之处远远超过了他们与大公司高管、华尔街人或美国富人之间的相同之处。底层90%的民众境况江河日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市场”规则内在的预先分配方式有利于顶层人群，而顶层人群对这些规则的影响力极大。如果小人物了解这一态势，他们就会形成联盟，扩大自身影响力。那么这个联盟或这一类联盟将构成新的抗衡力量。

我们无法预测这一情况何时会出现，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运动的苗头了。在2014年，民众对华尔街和大公司的憎恶感达到历史最高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播出的博雅公关公司2014年9月发布的国际调查结果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51%）认同下列说法：“虽然颇具影响力的大公司推动了创新和增长，但它们很糟糕。”[1]与此同时，共和党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间的内战进行得如火如荼。反建制派对大公司和华尔街避之唯恐不及，而建制派与他们则亲密无间。当时有意角逐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指出，我们“不能和‘肥猫’[0]、富人和华尔街混为一谈”。[2]同样有志于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谴责“行走于权力走廊上的权贵阶层”“越来越富有和幸福”。[3]共和党人大卫·布莱特2014年6月在弗吉尼亚第七国会选区的党内初选中击败了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埃里克·坎托。他指责坎托的“裙带资本主义”，控诉大公司只想要“廉价劳动力……这会拉低其他所有人的工资”。[4]

这些言论背后的真诚度可能值得怀疑，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政客们之所以发表这种言论，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努力讨好的选民欢迎这种言论。民意调查员和共和党候选人的竞选顾问注意到选民对下列状况的愤怒之情难以平息：“权贵阶层”“越来越富有和幸福”，并且“压低其他所有人的工资”。譬如，民意调查显示，自称共和党派和民主党派的人支持削减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的规模，让它们不再大而不能倒。[5]2014年，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戴夫·坎普建议对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的资产按季度征税，以激励它们裁减规模。[6]兰德·保罗说：“救助华尔街根本不是保守派的做法。”[7]

同样，普通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支持重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划分开来，但1999年共和党议员与克林顿政府联手废除该法案。2013年，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与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联合提出一项议案，建议重立此类法案。茶党派共和党人对此表达了强烈支持，甚至批评共和党建制派没有全力支持。《茶党论坛报》写道：“政界当权阶层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捐款人和资助人应当阻止不受约束的交易策略。”[8]2014年末，国会综合支出议案也导致一个类似的联盟昙花一现。这项议案中的条款反对《多德-弗兰克法》，允许大公司再次利用商业存款冒险。伊丽莎白·沃伦等改革派民主党参议员加入路易斯安那茶党派共和党参议员大卫·维特的阵营，坚决反对这一倒退的法案。

此外，两党越来越多的人支持终止“公司福利”，包括为石油巨头、大农业综合企业、大制药公司、华尔街和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补贴。左派进步人士一直敦促取消此类福利，不过到2014年，许多右派人士也开始加入他们的行列。坎普提议的税改计划本可以取消数十项定向减税优惠措施。克鲁兹竭力主张国会“消灭公司福利和裙带资本主义”。最后，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普通民众对大公司精心打造的贸易协定日益反感。在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与民主党携手合作，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推动美国加入世贸组织，并且支持中国入世。但进入21世纪后，普通共和党议员与民主党议员转而反对此类协议。“茶党国度”组织创始人贾德森·菲利普斯指出：“茶党运动并不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殊利益集团和大公司已经在其中获得了一席之地，[9]而美国普通民众却被排除在外。”

可能在未来几年里，美国政坛的主要断层线不再存在于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而是存在于反当权派和当权派之间——认为游戏受到不正当操纵的中产阶级、工薪阶层和穷人与操纵着游戏的大公司、华尔街人及亿万富翁之间。到2014年底，大公司和华尔街共和党人明确表态有意支持民主党建制派候选人，而不是共和党反建制派候选人。许多共和党大捐款人、华尔街共和党人与公司说客告诉华盛顿报纸Politico，如果共和党没有推出杰布·布什、克里斯·克里斯蒂或米特·罗姆尼等支持大企业和华尔街的候选人，那么他们就会转而支持希拉里·克林顿。Politico的分析人士最后总结道：“在沿海地区共和党精英组成的富人圈里，流传着一个最为黑暗的秘密：与得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或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等相比，他们更能接受的候选人是希拉里。”[10]一位倾向于支持共和党的顶级华尔街律师告诉该报：“如果最终是兰德·保罗或泰德·克鲁兹与伊丽莎白·沃伦之流对决，这对所有人而言是最为可怕的梦魇。”[11]

对所有华尔街人和公司的西装革履者而言，情况就是如此。即使这一“梦魇”没有出现在2016年，但是如果在今后十年里我们所研究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没有发生改变，那么这样的噩梦可能在所难免。假如最富裕的10%美国人继续攫取所有的经济成果，而剩下90%的人日益困窘，那么美国无法维持其经济发展速度；假如绝大多数人的声音继续遭到忽视，那么美国民主制度将难以维系。

除非美国两党或其中一党远离当前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否则新的抗衡力量将会以新兴政党的形式出现。它将联合两大政党愤愤不平的反建制派党员，让美国90%的失势民众发出自己的政治声音。正如我所强调的，我们需要避免在“自由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令人厌倦且越发无关痛痒的选择，转而关注众多有利于大公司、华尔街及越来越富有的少数顶层富人的市场组织方式，以及如何改变这些市场组织方式，让它们服务于普罗大众。新兴政党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拯救资本主义，让绝大多数美国人能够分享到它成功的果实。

人们似乎对第三党的兴趣日益浓厚。2014年9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只有35%的美国人认为两大政党可以充分代表他们，而58%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代表民意方面表现十分糟糕，因此需要第三党。[12]这是自十年前盖洛普民意调查开始提出有关第三党的问题以来，第三党支持率最高的一次。之前民众对第三党呼声较高的情形出现在2013年10月，当时联邦政府部分停摆。有意思的是，46%的自称共和党的人和47%的自称民主党的人认为需要第三党。[13]

然而，虽然人们表示希望看到第三党，但并不意味着第三党能够崛起，成为美国政坛的主导力量。美国的政治体系不利于创建强大的第三党，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大政党在任何时候都占据主导地位，拥有强大的优势；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没有采用比例代表制。参众两院竞选的获胜者以及各州总统选举团的获胜者代表了全体选民。因此，当第三党出现时，往往只能从与他们意识形态或选民偏好最接近的主要政党那里吸走一些选票。

此外，两大政党顺应形势和谨慎投机的能力很强，完全可以抓住选民想法发生变化的机会。譬如，在1932年的总统选举中，民主党重塑自我，创建一个由城市少数族裔选民、参加工会的蓝领工人、南方白人、西部选民、天主教徒和犹太人组成的新联盟。这让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大选，从而为早期的新政奠定了稳健的选民基础。民主党在众议院拿下的席位从1929年的37.7%上升到1933年的72%，同期在参议院的席位也从40.6%上升到61.5%。[14]

在1896年总统大选之后的16年里，两大主要政党顺应形势的能力进一步得到验证。当时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发起了一场劳动人民抵制富人的假想改革运动，试图动员西部农民、南方人和东部劳工反对大企业家和金融家，而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坚守由商人、技术工人和专业人士组成的保守派联盟，稳操胜券。在1904年大选之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和共和党其他领袖认为公众对托拉斯巨头滥用经济权力的担忧之情日益加深，有必要做出回应。他们重新调整共和党的定位，吸纳了劳工、城市移民和进步主义改革者，并且推进我在前文中提到的改革。在1912年的大选中，罗斯福谋求在进步党的旗帜下竞选总统。[15]进步党的党纲呼吁“分化腐败商人与腐败政客之间的罪恶联盟”，为此它要求更为严格地限制政治献金和披露相关信息，对说客进行登记，为老年人、失业人群和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险，让妇女享有选举权和最低工资，推行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成立联邦证券委员会，并且为受工伤的工人提供赔偿。尽管美国选民拒绝了罗斯福的进步党，而是选择民主党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但进步党的党纲最终在罗斯福身为共和党的第五房表亲的新政中得到了体现。

在这些实例中，两大政党或其中一党顺应了时代不断变化的观念和需要。除非民主党和共和党过于依赖企业和华尔街，未能在这一历史节点对广大民众的新兴观念和需要做出响应，具有活力的第三党才有可能出现。然而，无论是大党顺应形势，还是第三党卓然崛起，其重要性都不如美国重建抗衡力量的重要性。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过程会一帆风顺或易如反掌。现行的收入、财富和政治权力分配制度与富有阶层休戚相关，因此富有阶层不可能消极地默许抗衡力量重新崛起。正如我前面所陈述的那样，在一个全体公民都拥有发言权的包容性社会中，当经济增长加速时，参与者能够享受到更高份额的经济成果，并且更有安全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富有阶层获取的经济成果份额减少了，这对他们自己也是有好处的。有鉴于此，富有阶层支持抗衡力量才是明智之举，不过他们会进行抵制。现状太过舒适，而抗衡力量的未来充满风险，难以预测。不过抗衡力量的再次崛起在所难免。我们不可能再继续沿着当前的方向前行了。

这一新的抗衡力量寻求达成什么目标呢？首先，它会改革美国竞选资金制度，把大财阀驱逐出政坛。这就需要最高法院推翻“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和“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结果——这要么是因为最高法院多数派的一位大法官认识到自己行为愚蠢，转而加入新的多数派，从而推翻司法裁决结果（20世纪30年代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当时欧文·罗伯茨大法官在法庭上背弃了四位反对新政的同事，转而加入四位支持新政的同事的行列之中）；要么是因为新任总统任命新的大法官，填补最高法院空缺，形成多数派，从而推翻法院判决结果；要么是因为新的抗衡力量召集起足够强大的政治势力，推动修改宪法，授权国会监管竞选经费支出，当然出现这种情形的可能性非常小。

为了不再让大财阀影响政治，我们还需要全面披露所有政治经费的来源。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为普选活动提供公共资金，或许可以依据小额捐款人捐款数额为候选人提供匹配的公共资金。我们还需要取缔划分不公平的选区，防止少数派的选票受到压制，并且取消种种投票限制规定，避免少数派承受过重的负担。

一系列息息相关的改革可以减少或堵上公职人员与华尔街、大公司和游说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至少应该禁止所有政府民选和政治任命官员离职之后，至少在五年之内不能以任何形式受聘于符合下列条件的公司、行业协会、游说公司或其他营利性机构，即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监督、监控、监管或有任何官方联系。

最后，专家证人、学者和智库人员必须披露与他们向公众发布的证词、书籍、论文或研究有关的外部资金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当科氏工业集团资助的“专家”声称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没有什么关联，或者获得零售业联盟资助的教授发现提高最低收入会降低就业时，公众就可以评估这些言论的中立性。

[1] Donald A.Baer,“The West's Bruised Confidence in Capitalism,”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2, 2014.

[0] 指有钱有势的人——译者注

[2] Rand Paul, speech at the Freedom Summit, Manchester, NH, April 12, 2014.

[3] “The Tea Party's New Koch-Flavored Populism,”Daily Beast, April 15, 2014.

[4] Michael Laris and Jenna Portnoy, “Meet David Brat,the Man Who Brought Down House Majority Leader Eric Cantor,”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0, 2014.

[5] 参阅“2013 Lake Poll Questions and Data,”Americans for Financial Reform website, 2013.

[6] Jim Nunns, Amanda Eng,and Lydia Austin,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amp Tax Reform Plan, Urban-Brookings Tax Policy Center website, July 8, 2014, p.18.

[7] 兰德·保罗2014年3月6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保守政治行动大会上发表的演讲。

[8] “Repeal of Glass-Steagall and the Too Big to Fail Culture,”Tea Party Tribune, April 23, 2014.

[9] Judson Phillips, “Trade and the Tea Party: Washington Insiders Remain Clueless,” The Hill, February 24, 2014.

[10] Ben White and Maggie Haberman,“Wall Street Republicans'Dark Secret: Hillary Clinton 2016,”Politico, April 28, 2014.

[11] Ben White and Maggie Haberman,“Wall Street Republicans'Dark Secret: Hillary Clinton 2016,”Politico, April 28, 2014.

[12] Jeffrey M.Jones,“Americans Continue to Say a Third Political Party Is Needed,”September 24,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77284/americans-continue-say-third-political-party-needed.aspx).

[13] Jeffrey M.Jones,“Americans Continue to Say a Third Political Party Is Needed,”September 24,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77284/americans-continue-say-third-political-party-needed.aspx).

[14] “Party Division in the Senate,1789-Present,” U.S.Senate website; also see “Party Division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789-Present,” U.S.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website.

[15] Theodore Roosevelt, Progressive Covenant with the People, motion picture, Broadcasting and Recorded Sound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August 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