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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抗衡力量式微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当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则被经济精英阶层掌控，如果不调整背后的政治权力分配关系，那么经济制度改革是无法实现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斯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在2014年秋季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1]研究揭示了这一挑战的规模。季伦斯和佩奇具体分析了1799项政策议题，确定经济精英、商业团体、大众利益团体和普通民众对此类议题的相对影响力。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普通美国民众的偏好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接近于零，并且从统计角度而言微不足道”。[2]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富人和财大气粗的商业界游说能力超强，并且拥有雄厚的财力来资助选举活动，因此立法者会对他们的政策需求做出回应。发人深省的是季伦斯和佩奇的数据来自1981~2002年。在这之后，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案和麦卡琴案的判决结果为巨额政治献金放开了闸门。稍后我们将会讨论这一问题。这项研究还早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暗钱”出现的时间，甚至早于华尔街救市时间。如果他们将数据采样时间延长到今天，他们的研究结论就可能会进一步向富有阶层倾斜。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普通民众从未掌握多少直接的政治权力。沃尔特·李普曼在他1922年出版的《公共舆论》一书中指出，广大民众并不了解或在意公共政策。[3]公众意志受精英阶层的操纵，是他们一手“炮制”的结果。李普曼总结道：“我们不再可能信奉原始的民主信条了。[4]”不过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其他国家屈服于共产主义或者极权主义，相比之下，美国民主制度显得强劲有力。
在“二战”结束后，政治学家试图解释美国民主相对稳定和负责的原因。他们假定，尽管美国个人的声音无足轻重，但是大部分人同时属于多个利益集团和会员制组织的成员——俱乐部、协会、政党和工会，而政客们会对这些利益集团和组织进行回应。当时人们将这一现象称为“利益集团多元主义”，它与过去教科书所介绍的直接甚至是代议民主制模式并不相符。不过它对大部分民众的需要和希冀做出了回应。在这些学者看来，民主治理取决于此类相互竞争但是利益交织的团体之间的持续协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戴维·杜鲁门在1951年出版的颇具影响力的专著《政府进程》中写道，“在美国等多团体社会的政治事务中，主要的平衡力量”由“同时加入多个组织化利益集团的成员”组成。[5]杜鲁门表示，大部分美国人是多个团体的成员，这些团体向政治领袖传达其成员的偏好意见。这些存在成员重叠情况的团体推动社会和平改革，同时也起到稳定民主制度的作用。耶鲁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A.达尔在1956年出版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指出，民主制度之所以在美国取得成功，而在其他地区遭遇失败，是因为美国存在为数众多的团体，并且每个团体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少数派。[6]每个团体为了达成目标，和其他团体联合起来，因此整个民主制度保持着灵活性和响应能力。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我们社会不是由多数派或少数派统治，而是“由少数派组成的多数派”统治。
研究显示，民选领袖重视小企业等地方精英和全国性组织的意见。地方商会由小企业组成。全国性组织包括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农场局联合会，以及全国性工会的地方分会。全国性组织的成员在地方和州一级的分会中非常活跃。各个政党为自下而上的分层型体系，它们以强大的地方和州一级组织为基础。它们的沟通方式主要是自下而上的。例如，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在各州都设有分支机构，在各州的大城市设有分会。该协会推动国会通过了1944年《退伍军人法》，保障军人在退伍后能够接受四年的高等教育，获得经过补助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及商业贷款。[7]退伍军人协会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它的分支机构和分会能够动员数万名会员向他们各自的参议员和众议员施压。
更为重要的是，从新政开始，一直到“二战”后的前几十年里，联邦政府成功地打造了新的经济权力中心，来抗衡巨型企业和华尔街的权力。正如我所提到的，在工会的努力推动之下，1935年国会通过法案，在法律上承认集体谈判权。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工会再接再厉，提高自身经济和政治实力。无组织工人通过《最低工资法》获得经济权力。小农场主获得联邦政府的价格补贴，并且在农业政策制定方面拥有发言权。农场合作社和工会一样，争取到联邦反垄断法豁免权。各州的“公平贸易”法保护小零售商利益不受零售连锁商的侵害。此类法案要求批发商在价格方面对所有零售商一视同仁，并且阻止连锁商降价。与此同时，零售连锁商获准成立全国性组织，对抗拥有强大市场力量的大型生产商。证券交易法防范大股东和企业高管滥用手中的权力，为小股东提供保护。此外，美国出台法案，禁止州际银行业务，并且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独立分开。这些法案保护小银行利益免受华尔街的侵害。整个经济体系经历着这样的变化。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赞许地将其称为“抗衡力量”。[8]他认为通过这些新的影响力中心，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得到广泛的分享。他于1952年写道：“事实上，在过去20年中，扶持抗衡力量可能成为联邦政府在和平时期的主要职能。”[9]抗衡力量遍及整个经济体系，制衡着高度集中在大企业和华尔街手中的权力。加尔布雷斯还指出，“鉴于经济存在着私营市场力量，抗衡力量不断壮大，这能够强化经济自发的自我调节能力，从而减少了政府全面控制或规划的数量”。[10]这些另类的力量中心确保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能够享受较大份额的经济增长成果。
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起，形势发生了深远的变化。正如季伦斯和佩奇的研究所明确揭示的：不仅仅是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11]形成抗衡的经济权力中心也开始萎缩。随着富人利益集团支配市场运行规则的权力与日俱增，起着抗衡作用的经济权力中心却江河日下，进而削弱了它们在设定市场运行规则方面的发言权。
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等基层会员制组织开始萎缩，主要原因是美国民众投入的时间减少了。随着工资停滞不前，大部分人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这包括在20世纪70年代末络绎不绝地加入有偿工作劳动大军的家庭主妇。由于当时男性工资停滞不前，威胁到了家庭收入，家庭妇女为维持家庭收入不得不进入职场。正如社会学者罗伯特·普特南所记录的：美国不再是一个由“参与者”组成的国家。[12]林林总总的组织曾赋予了美国多元主义力量和意义，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些组织开始分崩离析。到了21世纪头十年，许多组织已消失殆尽，随之消失的还有它们的集体发言权，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性游说组织。这些游说组织总部通常设在华盛顿。“会员制”不再代表地方和州一级的会员积极参与，或者分支机构和分会向国家领导人传递会员的偏好。现在它仅仅代表个人在面对大众募捐活动时是否愿意进行捐款。
正如我所讨论的，工会成员人数也开始减少。这是因为企业开始将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并且威胁进一步转移工作岗位，以此要挟工会工人在工资和福利方面做出让步。此外，许多企业搬迁到不承认工会的就业权法州，并且打击工人组建工会的努力。罗纳德·里根总统于1981年解雇了举行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此举相当于助了企业一臂之力，让企业的上述举措实现合法化。不过在竞争压力下，首席执行官们早已朝着这一方向行动。正如我所指出的，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恶意收购和杠杆化收购浪潮，公司高管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不得不与工会进行斗争，减少劳动力成本。工会日渐式微，这削弱了普通工人参与企业利润分红的议价能力。工会衰落还削弱了他们的政治权力，来通过谈判推动出台有助于推持工人收入的法律和规定。这些法律和规定包括维护和扩大工人集体谈判合同权的劳动法，保护工人就业（或者在失业时提供足够补偿）的贸易协议，确保工人对企业治理拥有一定发言权的企业法，以及优先考虑工会合同的破产法。
虽然工会仍然开展游说活动，捐助竞选活动，但它们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每况愈下，特别是与大企业、行业协会、华尔街和富人相比。例如，在2012年选举中，科赫兄弟的政治关系网络捐款超过4亿美元。[13]这一金额是前十大工会政治费用支出总和的两倍。[14]同一年，企业游说活动费用是工会的56倍。[15]民主党候选人在竞选时更多地依赖富人的资助，而不是工会。在2012年，前万分之一的富人家庭资助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的经费是工会的四倍多。[16]美国工人丧失了集体经济权力，这导致他们丧失政治权力的问题恶化，进而加快了他们进一步丧失经济权力的速度。
其他抗衡力量中心也节节败退，包括小零售店、农场合作社以及地方与区域性银行。由于州“公平贸易”法遭废除，并且法庭判决裁定维持转售价格的做法违反了反垄断法，许多小零售商因此破产倒闭。主导上述行动的大型连锁商争辩说，消费者因此享受到了更多的优惠。不过这也为沃尔玛等大卖场零售商铺平了道路。它们抢走了美国小城镇商业主街的大量生意，导致许多城镇变成了“鬼城”。这些变化导致数百万家当地商店倒闭。这些商店曾经为它们的社区提供各类商品、服务和就业机会，并且其中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是由当地生产和提供的。同样，在华尔街的要求下，政府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因此变得更大，占领了州立和地方银行所服务的市场，进而切断了许多地方和区域性小企业的融资来源。
与此同时，政党转变自身定位。随着收入和财富开始集中到顶层阶级的手中，加上竞选费用激增，政党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巨型筹款机器。在过去，这些政党以州和地方一级的组织为重心，这些组织负责向上传达党员的意见。由于竞选费用激增，共和党不得不低头。不过早在此之前，共和党就已经积极地迎合大企业、华尔街和富人的喜好。近年来，民主党也开始积极地回应富有阶层的要求。民主党众议员托尼·科艾略自鸣得意地说：“不管企业喜不喜欢，它们都得和我们打交道，毕竟我们是多数党。”[17]在20世纪80年代，科艾略是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的负责人。当时他对美国的企业进行勒索。很快，科艾略的民主党在筹措企业和华尔街竞选献金方面与共和党打成平手。由于大企业认为自己需仰仗民主党所控制的国会，它们随后对两党慷慨解囊。这被证明是一桩浮士德式的交易。在民主党1994年遭遇中期选举惨败的数月之前，许多民主党议员因为他们的企业赞助商持反对意见，投票反对比尔·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民主党对大企业的依赖程度有多高。
相对共和党而言，当民主党执政并控制国会时，少数群体和妇女权利等非商业性事业成功的概率较高。不过无论哪一个党执政，商业利益集团都是如鱼得水。例如在比尔·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前两年里，民主党控制着国会两院，他大力推动通过《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成立世贸组织。这两项议题对大企业而言极其重要。他还承诺削减联邦预算赤字，这是华尔街证券交易商所坚持主张的议题。克林顿及其在国会的盟友还废除了旨在约束华尔街的金融法规，而这些规定都是民主党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期制定的。1994年，民主党支持《银行跨州经营与跨州设立分行效率法》。该法取消了对银行跨州营业的限制。1999年，克林顿力推废除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该法将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独立分开。2000年，他签署了《商品期货现代化法》，阻止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场外交易的衍生品合约进行监管，其中包括信贷违约掉期。最后，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1992年总统选举时，克林顿承诺将阻止企业对高管薪酬超出100万美元的部分进行税前抵扣，但他在兑现这一承诺时打了折扣，仍然允许企业继续享受相关的税收抵扣待遇，只不过要求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这意味着股票期权和奖金）。在克林顿主政期间，企业利润呈现爆炸式增长，股市大涨，首席执行官薪酬直冲云霄。
同样，虽然工商业界经常指责巴拉克·奥巴马对企业持敌视态度，但事实上，奥巴马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亲商的政府之一。在2008年股市崩盘之后，奥巴马向华尔街注资数千亿美元进行救助，华尔街（和美国经济）才得以免予崩溃；他出台经济刺激方案，避免美国再次陷入大萧条；他还推出覆盖面广的医疗法案，使保险和制药公司的腰包鼓起来。在奥巴马的任期内，股市挽回了经济大衰退期间的损失，并且屡创新高。[18]此外，正如我所提到的，企业利润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达到自1929年以来的最高点。[19]
近期民主党政府官员任职前后的职业道路证实他们与企业和华尔街关系密切。比尔·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在赴华盛顿任职前是高盛公司的联合董事长，在卸任后担任花旗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盖特纳在赴华盛顿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一职之前，鲁宾钦点他为纽约联储银行行长。盖特纳在卸任后重返华尔街，担任私募基金公司华平投资公司的总裁。杰克·卢在盖特纳卸任后接任财政部长一职。他在效力于奥巴马政府之前是花旗集团另类投资部门的首席运营官。该部门主要从事自营交易。奥巴马的白宫管理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奥斯泽格在辞职后担任花旗集团环球银行部的副主席兼金融战略和解决方案部门的主席。奥巴马政府从未对银行获取救助资金设置严格条件。没有哪一个华尔街高管因为肆意妄为导致金融市场几近崩溃而遭到起诉。奥巴马政府甚至不支持对本来可以每年带来数百亿美元税收的金融交易征收小额税收，并且阻挠程序化交易。这一切也许并非巧合。
我们不应该比较民主党和共和党官员的职业道路有何不同，而应比较下列两类官员的职业道路，即巨额资金涌入政坛之前的几十年里在华盛顿任职的官员，以及之后任职的官员。在20世纪70年代，仅有约3%的国会议员在退休后成为华盛顿说客。[20]近年来，两党半数的退休参议员和42%的退休众议员从事游说工作。这并不是因为近期退休的官员顾虑更少，愿意利用自己的人脉挣钱，或者因为他们在任公职期间积累了不少经验，而是因为企业游说工作带来的经济回报要丰厚得多。
随着华尔街资助竞选活动的力度越来越大，它在华盛顿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中拥有了影响力。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于2013年在耶鲁大学抱怨募集经费的必要性时向听众承认，“我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融市场的人员通话。所以我们只能听到银行家所抱怨的问题，而不是在康涅狄格州托马斯顿工厂工人的问题。”[21]
与此同时，富人在两党候选人竞选捐款中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事实上，从1980年开始，前0.01%的富豪的政治捐款增长速度高于他们收入增长速度。[22]在1980年，前0.01%的家庭占竞选捐款总额的10%。[23]到2012年，前0.01%的家庭收入占到国家总收入的5%，但他们的竞选捐款份额猛增，占到联邦选举捐款总额的40%（见图18.1）。[24]
图18.1 顶层前0.01%的家庭和选民收入与竞选捐款的占比
注：黑线为顶层前0.01%的选民在所有联邦选举捐款中所占的份额情况。前0.01%的选民人数从1980年的16444人增加至2012年的24092人。在这一时期，前0.01％的选民的实际最低捐款额从5616美元增加至25000美元（按照2012年美元价值计算）。灰线为顶层0.01％的家庭占总收入（包括资本利得）的份额情况。这一数字包括个人为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和527家组织提供的捐款，但不包括可不公开捐助人身份的501c（4）组织提供的捐款。501c（4）组织的大部分捐款来自富人。这些组织在2010年和2012年分别支出了1.43亿美元和3.18亿美元。如果将501c（4）组织捐款算入其中，则这一趋势线在2010年和2012年要高一到两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 A. Bonica, N. McCarty, K. Poole, 和 H. Rosenthal,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 3 （Summer 2013）: 112; 从Piketty and Saez（2013）获取的收入数据
在2012年，最大捐助人为谢尔登·阿德尔森及其夫人米里亚姆，两人分别捐款5680万美元和4660万美元。[25]但阿德尔森夫妇捐款只是超级富豪巨额政治献金的冰山一角。在《福布斯》当年发布的400名最富美国人排行榜中，有388人进行了政治捐款。在155笔金额不少于100万美元的捐款中，有40笔来自这些超级富豪。在财富500强企业的4493名董事会成员和首席执行官中，超过80%的人进行了捐款（很多未捐款的人为外籍人员，他们被禁止捐款）。[26]在2016年大选之前，亿万富翁查尔斯和戴维·科赫兄弟与他们的富豪朋友联手，筹集了近10亿美元的资金，这让他们的政治组织运作规模与共和党及民主党相当。
虽然超级富豪的捐款日益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假如他们和同一政党的大部分其他美国民众关注的议题与所持的态度相似，那么这一现象的重要性可能没这么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民主党和共和党亿万富翁都掌握权力，但他们会相互制衡。事实上，富人关注的议题与普通美国人关注的议题大相径庭。亿万富翁即使相互厮杀，也不能替代抗衡力量。
举一个例子，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所担心的问题为就业问题，不论党派。[27]然而，政治学家本杰明·佩奇和拉里·巴特尔斯对芝加哥平均净资产达1400万美元的富人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这些富人优先关注的问题是预算赤字或政府开支过度问题，是失业问题的三倍。[28]相对其他美国人而言，这些富人的下列愿意度更低，即加大对高收入人群的征税力度，以减少预算赤字。富人们更希望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来减少预算赤字。他们反对大多数美国人所支持的措施，例如加大对学校的投入和提高最低工资。
依据佩奇和巴特尔斯的调查结果，富人受访者和其他美国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在过去的12个月中，2/3的富人为政治竞选或组织进行了捐款（平均为4633美元）。[29]1/5的富人帮助筹款。富人通过捐款获得影响政客的能量，而普通美国人只能是想想作罢。约有一半的富人近期与美国参议员或众议员建立联系；近一半（44%）的联系涉及相对狭隘的自身经济利益，而不是更广泛的全国性问题。这仅仅是芝加哥富人的情况。如果放眼整个美国，你就会看到我们的民选议员听从谁的意见以及个中缘由。这一调查对象还不包括华尔街和大公司的制度化财富和经济影响力。如果再乘以这一倍数，那么现实情况更为惊人。
如果财富和收入没有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并且抗衡力量没有萎缩，那么最高法院在“联合公民联合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2010年）和“麦卡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2014年）的裁决结果就不会这么令人担忧了。在这两起案件中，共和党政府任命的五名大法官无一例外地支持判决结果。联合公民案判决结果称，公司属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规定的人，有权通过捐款全面参与选举活动。[30]随后联邦上诉法院对“SpeechNow.org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的判决结果明确以联合公民案为先例，允许企业和个人不受限制地向独立支出委员会进行捐款。[31]独立支出委员会也就是人们所说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麦卡琴案取消了个人向联邦候选人和政党捐款不得超过12.32万美元的规定，允许总统候选人在为期两年的选举周期内向每名捐款人筹款120万美元，并且允许众议院领导人在为期两年的选举周期内向每名捐款人筹款230万美元。[32]
最高法院有效地抽空了竞选财务法的精华部分，从而加速了我之前所提到的恶性循环，即大企业和富人花钱塑造游戏规则，使之有利于自己，从而变得更为富有，对规则的影响力更大。更为糟糕的是，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秘密进行的。在2014年中期选举期间，外围团体播出的广告有一半以上来自几乎或根本不披露捐助来源的组织。[33]其中的一些组织专门是为了掩饰捐款富人和公司的身份。这些组织资助政治广告的经费远高于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34]
这加剧了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的问题。1990年，最高法院明智地将腐败定义为“通过公司形式的帮助所聚集的巨额财富的腐蚀与扭曲效应，而这些财产的聚集与公众对公司政治理念的支持并无太大关系”。[35]20年后，法院对腐败的界定更为狭隘，仅涵盖花钱购买特定投票的行为，即直接贿赂的行为。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撰写判决多数意见时干脆指出，“包括企业独立支出在内的独立开支不会引起腐败或者腐败现象”。[36]
民众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人物的信心日渐衰减。1964年，仅有29%选民认为政府由“几家只顾自身利益的大型利益集团所控制”。但是到了2013年，有79%的美国人认同这一观点。[37]
公众信任度最近几年下滑得尤为厉害。2006年，59%的美国人认为政府腐败现象十分普遍；到2013年，79％的美国人持这一看法。[38]拉斯穆森在2014年秋季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3％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为了获得现金或竞选献金，会出卖他们的选票，并且有59％的人认为他们自己的议员可能已经这么做了。[39]66%的人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不在乎选民的想法，51％的人甚至认为他们选区的议员不在乎他们的想法。[40]
美国很多民众甚至懒得去投票。美国最大的政党既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而是由不投票选民组成的党派。仅有58.2％的合格选民在2012年大选中参加投票。[41]中期选举投票率一般比较低，[42]在2014年中期选举，仅有33.2％的选民参加投票，这是自1942年中期选举以来最低的一次[43]；1942年值“二战”正酣之际，投票率低是情有可原的。此外，投票选民经常在选举中从支持一方倒向支持另一方，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之情，导致占据主导或控制地位的党派交替轮换。奥巴马和民主党在2008年高票当选，但之后形势发生大逆转，共和党在2010年和2014年先后控制了众议院与参议院。
其他国家同样面临相似的情况：权势派攫取了经济成果，而其他所有人经济状况岌岌可危，并且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国家同样出现了民众不满的迹象。到2014年，世界多个主要经济体爆发分离运动。2014年，苏格兰差点从英国独立出去；民意测验显示，加泰罗尼亚人希望从西班牙分离出去。[44]这一年年初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得势。在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中国，反对全球精英和国际机构的民族活动也开始飙升。
在美国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的几年里，收入和财富高度集中在顶层人群手中，达到创纪录水平，加上企业、华尔街和富人捐助竞选与权力兜售活动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这一困境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美国抗衡力量已经消失殆尽。毫不奇怪，大多数美国人感到无能为力，对政治和政治家不屑一顾，对可能进行的有意义变革冷嘲热讽。不过民众的无力感也是自我应验的预言。为了重建服务于大多数人的民主与经济制度，唯一的方法是大多数人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建立新的抗衡力量。富有阶层继续做他们最为擅长的事情——赚钱。其他人必须做自己最为擅长的事情——利用自己的发言权、活力和选票夺回经济和政治控制权。
[1] 参阅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Elites, 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no.3(2014):564-81.
[2] 参阅 Martin Gilens and Benjamin Page, “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Elites, Interest Groups,and Average Citize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2,no.3(2014):564-81. p.575.
[3] 参阅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2).
[4] 参阅Walter Lippman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22). pp.248-49.
[5] David 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1), p.535.
[6] 参阅 Robert A.Dahl, A Preface to Democratic Theor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6).
[7] 参阅 Theda Skocpol,Diminished Democracy(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2003).
[8] 参阅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er 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9] 参阅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er 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p.122.
[10] 参阅John Kenneth Galbraith, Amer ican Capitalism: The Concept of Countervailing Pow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2). p.147.
[11] 参阅Gilens and Page,“Testing Theories of American Politics,” pp.564-81.
[12] 参阅 Robert D.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3] 参阅 Matea Gold,“Koch-Backed Political Network, Built to Shield Donors, Raised $400 Million in 2012 Elections,”Washington Post, January 5, 2014.
[14] 参阅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Heavy Hitters: Top All Time Donors, 1989-2014,” OpenSecrets.org website.
[15] 参阅 Lee Drutman, The Business of America Is Lobbying(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17.
[16] 参阅 A.Bonica,N.McCarty,K.Poole,and H.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3 (2013): 113.
[17] Gregg Easterbrook,“The Business of Politics,”The Atlantic, October 1986.
[18] 参阅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Federal Reserve Economic Data website (http:// research.stlouisfed.org/fred2/series/DJIA/).
[19] 参阅Floyd Norris,“Corporate Profits Grow and Wages Slid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14.
[20] Elliot Gerson,“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We Need to Leave the Country,” The Atlantic, July 10, 2012.
[21] 请听墨菲参议员在“Purchasing Power: Money, Politics, and Inequality: Post-Conference,”开幕词中的评论，Yale Institution for Social and Policy Studies (http://isps.yale.edu/node/21022 #.VJIBCYrF92c).
[22]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112.
[23]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112.
[24]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112.
[25]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p.112-13.
[26] Bonica, McCarty, Poole, and Rosenthal,“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 p.113.
[27] “Economy,Jobs,Terrorism Rank High Across Partisan Groups,”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January 24, 2014.(www.people-press.org/2014/01/27/deficit-reduction-deadlines-or-policy-priority/1-25-2014_05/).
[28] Benjamin I.Page,Larry M.Bartels,and Jason Seawright,“Democracy and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Wealthy America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 no.1 (March 2013): 55.
[29] Benjamin I.Page,Larry M.Bartels,and Jason Seawright,“Democracy and the Policy Preferences of Wealthy Americans,”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 no.1 (March 2013): 55. p.54.
[30]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31] 参阅Speechnow.org v.FEC, 599 D.C.Cir.F.3d 686 (D.C.Cir.2010).另参阅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website.
[32] McCutcheon et al.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72 U.S.(2014).
[33] Nicholas Confessore, “Secret Money Fueling a Flood of Political Ads,”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4.
[34] Nicholas Confessore, “Secret Money Fueling a Flood of Political Ads,”New York Times, October 10, 2014.
[35] Austin v.Michigan Chamber of Commerce, 494 U.S.652 (1990).
[36] Citizens United v.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310 (2010), p.5.
[37] 参阅“The ANES Guide to Public Opin- ion and Electoral Behavior,” 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 website.另参阅Thomas B.Edsall,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rruption,” New York Times, August 5, 2014.
[38] Jon Clifton, “Americans Less Satisfied with Freedom” (http://www.gallup.com/poll/172019/americans-less-satisfied-freedom.aspx).
[39] “Voters Think Congress Cheats to Get Reelected,” Rasmussen Reports website, September 3, 2014.
[40] “Americans Don't Think Incumbents Deserve Reelection,” Rasmussen Reports website, October 2, 2014.
[41] Drew DeSilver, “Voter Turnout Always Drops Off for Midterm Elections, but Why?”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July 24, 2014.
[42] “2014 November General Election Turnout Rates,”U.S.Election Project website, updated December 16, 2014.
[43] Philip Bump,“We Probably Just Saw One of the Lowest-Turnout Elections in American History,”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2014.
[44] Raphael Minder,“Catalonia Overwhelmingly Votes for Independence from Spain in Straw Poll,”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