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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主流观点
第一部分 自由市场
第一章 主流观点
在小剧场或演讲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先向听众介绍我，然后介绍将与我进行辩论的对手。我的辩论对手和我再花上5~10分钟就指定的议题进行一番唇枪舌剑，例如教育、贫困、收入不平等、税收、高管薪酬、中产阶级工资、气候变化、贩毒等议题。我们辩论什么问题并不重要，因为辩论主题经常很快就转到“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这一问题上。
这可不是我主动挑起来的。事实上，正如我之前所述，我认为这一辩论毫无意义。我后面会对此进行解释。更为糟糕的是，这一辩论转移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忽视了真正应该辩论的问题。它有意或无意地导致公众忽视了真正值得辩论的问题。
几乎没有什么比下列观念更会毒害人们的思想，即“自由市场”存在于世间某处，且遭到政府的“侵扰”。依据这一观念，市场导致出现不平等或不安全问题，但它们是客观“市场力量”的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结果。一个人的报酬只是衡量他本人市场价值的标准。如果他的报酬不足以维持生计，那就认命吧。如果其他人赚到数十亿美元，那他们肯定值这么多。如果数百万人失业，或者收入缩水，或者他们身兼数职，但下个月甚至下周的收入仍没有着落，那么这的确很不幸，但这是“市场力量”的结果。
依据这一观点，无论我们做什么来减少不平等或经济不安全问题，让经济服务于大多数人，都会带来风险，扭曲市场和降低市场效率，或者产生最终可能伤害到我们自身的意外后果。尽管政府在必要时需要进行干预，解决污染或工作场所不安全等市场不完善问题，或者提供基础研究或救助穷人等公共产品，但这些只是下列一般规则的例外情况，即市场是万能的。
这一盛行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现在它几乎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几乎每门经济学基础入门课程都会涉及这一观点。它已进入公众日常讨论中。人们也能够听到不同党派的政客阐述这一观点。
剩下值得辩论的问题是政府干预市场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保守派希望看到一个小政府，并且政府干预程度较低；自由派则希望有一个积极作为的大政府。这变成一场无休止的争论，而争论的焦点是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大部分国家的左派和右派存在分歧的地方。人们对此如何回应，通常取决于他们最信任（或者说最不信任）哪一方：政府还是“自由市场”。
不过这一盛行的观点，以及它所引发的争论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政府，就没有“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并不存在于文明无法企及的自然环境中。在自然环境中，竞争是一场事关生存的比赛，最终的赢家通常都是最强大的。相比而言，文明是由规则所定义的；政府制定规则，规则创造市场。正如17世纪政治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所指出的：
（在自然环境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不稳定。这样一来，举凡土地的耕作、航海、海外进口商品的运用、宽敞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知识、时间的记载、文艺、文学、社会等都将不复存在。最为糟糕的是人们时刻处在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之中，人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1]
市场，任何市场都需要政府来制定和执行游戏规则。在大多数现代民主国家，此类规则源于立法部门、行政机构和法院。政府并没有侵扰“自由市场”。它创造了市场。
游戏规则并非中立或具有普世性，它们也不是永久存在的。不同社会在不同时期执行不同的规则。这些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不断演变的规范和价值观，并且反映出哪些人拥有最大的权力来制定或影响这些规则。不过人们无休止地纠结于“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之争，这导致我们无法审视下列问题，即哪些人行使了这一权力，他们如何从中获利，以及是否有必要修改此类规则，以便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有关政府大小的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是自由市场运行规则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力更大。当然我们也应就政府征税、支出、监管和补助水平等问题进行辩论，这是有益的。不过这些问题只是经济领域的边缘问题。而规则和经济同为一体，没有这些规则，以及规则背后的种种选择，就不可能有市场制度。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承认的，[2]“小政府”的支持者实际上是在支持一个不同的政府——经常是一个偏袒他们及其保护人的政府。[0]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金融业“放松监管”；不过将此举称为“再监管”可能更为合适。它并非意味着政府减少干预，而是意味着出台一套不同的规则，开始允许华尔街开展各种高风险但有利可图的投机活动，允许银行向不具备还贷能力的客户提供房屋抵押贷款。当2008年泡沫破裂时，政府出台规定，保护几家最大的银行的资产，为它们提供补助，确保它们不会破产，并说服它们收购实力较弱的银行。与此同时，政府实施了其他规定，导致数百万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随后政府出台补充规定，防止银行再次冒险（不过在许多专家看来，这些规定是不够的）。
人们需要警惕的不是这些罕见的大事件，例如2008年紧急救助华尔街事件，而是规则当前出现的众多细小变化，这些变化不断地影响着经济游戏。即便大事件最为重大的影响在于改变游戏方式。政府在救助华尔街时，实际上做出了一个隐性的担保，承诺如果大银行再次陷入麻烦，政府还会出手相救。正如我将说明的，这让几家最大的银行相对于小银行而言具有金融优势；它们因此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金融业占据支配地位，强化了它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以获取它们想要的规则，并且规避不希望看到的规则。
有关“自由市场”的迷思让我们无法探讨这些规则变动，追问它们服务于谁。对于不希望我们进行探讨的人而言，这一迷思大有裨益。当一些人对这些规则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时，他们成为规则设计和调整方式的最大受益者。他们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自由市场”，并且最为热忱地主张市场优于政府，这一现象并不是偶然的。不过争论本身也能达到下列目的，即转移公众的注意力，忽视规则是如何制定和变化、公众自身对这一进程的影响力，以及他们从中受益的程度等根本现实问题。换句话说，“自由市场”的支持者们希望公众也认同市场的优势，以及这一无休止的辩论的至关重要性。
下列现实情况也有利于“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即这些基本规则隐藏于经济制度之中，而在这一制度下，很多所有物和交易物都是无形、复杂的。在过去的经济制度中，产权是有形的，例如土地、工厂和机器；相比较而言，今天的知识产权规则不易被人们所理解。同样，在铁路和石油托拉斯巨头时代，垄断和市场势力与今天相比则更为明晰。在今天，谷歌、苹果、脸书或康卡斯特能够支配网络、平台或通信系统。与此同时，在过去，由于买方和卖方地位近乎平等，双方能够轻易地了解或知晓对方承诺的内容，因此合同更为简单易懂。不过随着复杂的抵押贷款、消费者协议、特许经营制度和雇佣合同的出现，情形发生了变化。现在合同条款基本上是某一方当事人说了算。同样，在过去，银行业务更为简单，有的人储蓄，购房者或创业者办理贷款。在这种情况下，债务问题更为明晰。在当今世界，金融工具复杂无比，有时很难分清债务人或债权人，以及债务内容、债务产生时间，或者债务产生的原因。
为了了解这一切会对现代资本主义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首先有必要回答几个基本的问题，即政府是如何组织和重新组织市场的，哪些利益集团对市场组织和重组过程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以及谁因此成为赢家，而谁又会沦为输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对市场机制进行具体分析。
[1] 参阅Thomas Hobbes,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1651), ch.13, “Of the Natural Condition of Mankind as Concerning Their Felicity, and Misery”.
[2] 参阅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
[0] 在《大转型》（1944年）一书中，波兰尼指出，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应被视为单一的人为体系，他将其称为“市场社会”。他认为，随着现代民族国家和它所推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到来，人们的理念从基于互利互惠和再分配转为基于效用和自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