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资本主义

美国以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重大技术变革年代，工人经常被取代，社会制度变得不稳定，经济繁荣与萧条快速交替循环。资本所有人获得丰厚回报，金融精英得势，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尽管新技术具备创造普遍繁荣的潜力，但是由于顶层阶级对政治的控制有增无减，主流政治和经济制度无法实现普遍繁荣。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认为游戏遭到操纵。他们的焦虑和失意之情最终推动社会进行改革，让更多人过上富裕的生活。

正如我一开始所提到的那样，美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呈现出这一发展模式。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时代的改革。当时，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及其支持者认为，精英阶层在普通民众尚未得势之前获取了过多的特权，因此必须取消他们的特权。杰克逊总统的时任财政部长罗格·B.特尼说：“我们的政治制度一项固定原则是防范影响民众和财产的权力不必要地集中在某些人手中，其中最不值得信任的就是金融公司。”[1]特尼还担任过司法部长，后来出任美国最高法院第五任首席大法官。杰克逊支持者寻求废除对选民的财产资格要求，允许商行无须经立法机构特别授权即可成立公司。他们反对美国第二银行，认为它可能会被金融精英所控制。他们并不是抵制资本主义，而是反对贵族阶层。他们寻求建立一个能够改善普罗大众命运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一个只是提升精英阶层命运的制度。（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包括首席大法官特尼在内的杰克逊主义者并不认为美国原住民和非裔美国人理应受到保护，防止精英阶层侵害他们的利益。）

19世纪最后几十年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正值第二次工业革命，美国迎来了铁路、钢铁、石油和电力工业的发展。这次工业革命也带来了巨型经济组合体（当时被称为“托拉斯”），导致财富集中在顶层阶级手中，并导致了城市脏乱和政治腐败问题。毫不夸张地讲，当时强盗大亨的爪牙明目张胆地拎着一袋袋钱，直接向顺从的立法者行贿。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迪斯因此指出，美国需要做出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民主，或者选择让少数人掌握大量的财富，但是我们不可能同时选择两者。”[2]

美国做出了选择。面对公众的愤慨之情，美国推出了首个累进制所得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痛斥“罪恶的大富豪”[3]，动用政府力量拆分了托拉斯组织。他出台新的规定，禁止生产出售不洁净的食品和药品。他提议“出台法律，禁止企业向任何政治委员会捐款，或者出于任何政治目的进行捐款”[4]。在他的推动之下，国会通过了《蒂尔曼法》，禁止企业进行政治捐款。三年之后，国会通过了《竞选经费公开法》，要求选举候选人披露所有竞选捐款人的身份。同时，数个州颁布了美国首个劳工保护法，其中包括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40小时的规定。

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新一轮的革新。此次革新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和日用消费品大规模生产方面，例如汽车、电话、冰箱和其他耐用电器。收入和财富再次变得高度集中。华尔街的财富和影响力激增。到1929年股市大崩盘时，大部分美国人无力购买这些新产品和服务，否则他们将深陷债务泥潭之中。经济泡沫不可避免地破裂。经济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推出新政改革，赋予工会工人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保护小投资者免受金融诈骗，保护小商店利益不受大型零售连锁店侵害。在1936年总统选举期间，大公司和华尔街攻击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演说时，罗斯福振聋发聩地指出：“这些势力从未像今天一样联手对付一个候选人。他们全体一致地仇恨我，而我对他们的仇恨表示欢迎。”[5]

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出现新一轮的创新潮，包括集装箱货轮、卫星通信、新型材料、计算机、电子技术和互联网。创新催生了新经济，同时大量财富集中在几家巨型公司和个人手中，华尔街东山再起。正如我所指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家庭实际收入中位数开始停滞不前。[6]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通过几种方法来维持购买力。[0]第一种方法是家庭主妇进入职场挣钱；第二种方法是所有人都延长工作时间；第三种方法是借房屋不断增值之机，通过房屋净值贷款或再融资进行套现。到2007年末，美国家庭债务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135%。[7]不过所有这些维持购买力的方法都不具有可持续性。2008年，债务泡沫破裂，这与1929年的情况相似。在过去100年，美国收入集中度的两个峰值分别出现在1928年和2007年，这并非巧合。[8]在这两年，前1%的最富有人群拿走了超过23%的总收入。如果庞大且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缺乏购买力，则经济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

美国经济已走出大衰退，实现了所谓的复苏。不过此次复苏是美国经济史上最为乏力的一次，特别是考虑到美国经济在2008年和2009年跌得有多惨。美国总需求不足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而当初正是这一问题导致经济陷入大衰退。在2008年股市崩盘之后，大部分美国人无力购买产品和服务。购买力不足导致企业没有信心进行投资、拓展业务和雇人。在经济复苏期间，美国消费相对疲软。由于它是世界其他地区需求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也拖累了全球经济复苏。美国出口因此也无法弥补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在我2015年初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经济勉强实现了复苏。就业开始复苏，不过大部分人的工资并没有上涨。财富和收入集中度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美国前400名富人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后50%的民众的财富总和。[9]前1%的富人掌握着美国42%的私有资产。[10]后50%的家庭的财富所占比例从1989年的3%下滑到今天的1%。[11]为了让大家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顶层家庭和普通家庭的财富情况。1978年，前0.01%的富人家庭财富是普通家庭的220倍。到了2012年，顶层家庭的财富是普通家庭的1120倍。[12]自2000年以来，在剔除通胀因素后，全日制雇佣劳动者周薪中位数下降了。剔除通胀因素的平均时薪比40年前要低。[13]

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很长时间内，欧洲和美国财富分配情况呈现出上述规律，只不过美国没这么明显。[14]现在又出现这一规律。皮凯蒂态度很悲观，认为我们无力扭转这一局面（他引用的经济数据非常全面，证明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巨大的财富就几乎会自动地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不过他忽视了财富高度集中问题会引发政治剧变和改革——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爆发平民党反抗事件之后，美国进入了进步时代，以及在19世纪70年代爆发社会主义运动之后，德意志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制度。

我所描述的现象超出了经济周期的范围。图17.1将当今时代放入历史大背景之下进行研究。[15]它介绍了自“二战”以来每次经济扩张期间的平均收入分配增长速度情况，以及前10%的富人家庭和后90%的穷人家庭分别所占的份额。图17.1呈现出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在1982~1990年，后90%的家庭收入比例开始大幅下滑。其次，顶层人群从经济扩张中受益的程度越来越高。最后，在2009年开始的经济复苏中，后90%的美国人实际收入首次出现下滑的情况。在以前的经济复苏中，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从未出现过下跌的情况。这30年的收入分配模式显示一个恶性循环已经加速运行了，即最具经济权力的人群能够利用手中这一权力，修改游戏规则，让规则有利于他们，从而进一步扩大手中的经济权力。与此同时，大部分的美国人由于缺乏经济权力，他们的实际收入几乎或根本没有增长。

图17.1 经济扩张期间平均收入分配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Pavlina R.Tcherneva,“Reorienting Fiscal Policy:A Bottom-up Approach,”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37, no. 1 （2014）: 43~66

无论从经济或政治层面来讲，这一趋势都是不可持续的。从经济层面而言，由于中产阶级和穷人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下滑，他们的购买力变得不足，从而无力支撑经济向前发展。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再分配，将富人相当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中下层阶级，从而逆转这一趋势。但从政治层面而言，这一做法不具有可行性。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游戏规则受到操纵，不利于他们，社会结构开始瓦解。民众对经济制度的信任度急剧下滑。盖洛普2001年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7%的美国人表示满意，认为通过努力工作就有机会出人头地。只有22%的人表示不满意。但这一满意度逐年下跌，而不满意度开始上升。到2014年，只有54%的美国人感到满意，45%的人感到不满意。[16]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自2000年以来，持下列观点的美国人的比例下降了13个百分点，即大多数人能够通过努力工作出人头地。[17]

民众普遍认为社会不公平和不公正。这在若干方面损害着我们的经济制度。首先，它引发大范围的违规行为。如果其他人认为顶层人群为了自身利益操纵游戏规则，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欺骗行为是可以接受的，例如偷窃雇主的东西，对打卡钟做手脚，在不在位时间上弄虚作假，收费过高，将一部分利润塞入自己腰包，在签合同或交易时收取小恩小惠和拿回扣。不过经济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之上，哪怕再细小的不诚信行为也会产生累积效应，给社会带来巨大损失。雇主不得不制定更严格的规定，减少员工的自行决定权；每天下班时进行耗时的检查和安检；加大查账和交易监督力度；出台更多的法律措施和不必要的程序，确保不会出现投机行为。人们不得不签订内容极其复杂的合同，以防在商业交易活动中受损；债务人在追加借款时不得不缴纳更多的保证金。在整个经济体系中，为了遏制欺骗行为泛滥的现象，烦琐的手续成倍增加。在这一经济僵化过程中，由于我们日益倚重律师、会计、审计人员、安保人员和安检员的服务，他们成为唯一的受益群体。

其次，当民众认为经济游戏遭到操纵，社会诚信受损时，我们不可能指望人们继续保持忠诚。这意味着民众整体意愿下降，不愿加倍努力或额外付出，承担分外之事，汇报突发问题，或者拿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员工或承包商不愿意分享技术信息或具有实用价值的见解。他们知道，一旦进行分享，联合生产力将得到提升，高管将从中得利，工作岗位将会遭到裁减。此外，不像房地产、机器或知识产权投资活动，对此类额外知识的投资不受保护。因此民众普遍持怀疑态度，担心自己的投资成果被其他人据为己有，从而没有动力进行知识投资。

最后，如果人们认为身处其中的制度受他人操纵时，常常会选择推翻这一制度，从而导致所有人的利益受损。举个例子，我在伯克利分校教授一门有关富裕和贫困问题的课程，课上，我安排学生做一个模拟游戏。他们两两配对成一组，然后假设我给每组其中一名学生1000美元。这名学生如果能和小组组员就两人如何分配这笔钱达成一致，就可以拿到其中一部分钱。我还规定，这名学生只能出价一次，然后其组员必须表示同意或者拒绝。此外，一开始拿到1000美元的学生必须将分给组员的金额写在纸上，然后他们的组员写下“同意”或“不同意”。

你可能以为一开始拿到1000美元的许多学生会报价1美元或者更少，并且他们的小组组员会欣然地接受。毕竟1美元总比最后一无所有要强。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这样的结果能让现状得到改善。但实验结果并非如此。一开始拿到1000美元的大部分学生要慷慨得多，至少为他们的小组组员提供250美元。更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组员拒绝了低于250美元的报价，哪怕这意味着他们一组两人最终一无所有。社会学家针对不同的群体和组合开展了数千次此类或相似的实验，最终结果都惊人地相似。

近几年，国家舞台上正大规模地上演着这一游戏。不过它是真实存在的。随着少数美国人占有国家总收入的份额越来越大，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虽然比以往更努力工作，但收入在减少。正如模拟游戏中所发生的，输家开始拒绝达成交易。举个例子，民调显示，在2015年，大部分美国人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持反对态度。[18]该协议是由美国和亚洲国家贸易谈判代表构想出来的，旨在进一步开放美国和亚太国家之间的贸易与商业活动。历史经验和政策证明，扩大贸易将为所有人带来好处，让我们享受到更为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不过在近几年，投资商和高管成为贸易活动的最大受益群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下阶层丢掉了待遇优厚的工作，贸易开放带来的负担过多地落在他们的肩上。据民调显示，到2014年大多数美国人不再支持贸易开放协议。[19]

一个人在进行交易时，如果交易对方从中得到的好处过多，那么哪怕他本人也能从中受益，他还是会拒绝交易。这是为什么呢？一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出于嫉妒或恶意。不过当我询问学生为什么在分配游戏中拒绝接受低于250美元的报价时，他们解释说如果同意这一报价，则游戏结果不公平。要记住，我是随意发放这一1000美元的。一开始拿到这笔钱的学生无须努力争取或表现杰出。换句话说，当输家认为游戏受到操纵时，他们宁愿放弃一些好处，也要防止赢家拿走过多的好处——他们认为这样的结果不公平。拒绝接受低于250美元的学生向我提供另外一种解释，即担心如果他们的小组组员拿走其中的大部分钱，到时会获得更多的权力，这会导致游戏进一步受到操纵。所以他们宁愿牺牲一些好处，也要避免不平衡和腐败问题加剧。这意味着如果美国财富和收入分配游戏继续只产生为数不多的大赢家，许多人认为相比之下自己属于输家，那么输家将会试图阻止这一游戏。他们这么做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出于内心深处的不公平感，以及对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特权的恐惧。

总而言之，当人们认为制度不公平和不公正，努力工作没有回报时，最终都会成为输家。这是由多个相关联的负面后果造成的，包括普遍存在的欺诈和偷盗行为、不断加深的不信任感，以及为了阻止富人变得更富而宁愿放弃共同受益机会的心理。由于我们在安保人员、会计、审计员、律师、安检和监控设备方面的支出增加，国民生产总值可能会继续保持增长。不过这些防护性支出并不能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质量。正如我们看到的，还存在另外一个负面结果，即由于民众购买力不足，缺乏经济保障，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长期不足。这些反应叠加在一起，会对经济体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变成了数学家所说的“零和”游戏。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让大多数人享受经济成果，则它最终将停止产生经济成果，到时甚至连顶层富人都无法享受到经济成果。不幸的是，几乎没有多少顶层富人能够看清这一基本现实。

这一态势不只威胁到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其他地方同样处于衰落的境况。到2014年，欧洲大部分地区和日本均出现了工资停滞或下跌的情况。民众的经济不安全感不断上升。中国经济的效率越来越高，消费者队伍发展壮大，但是消费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并未实现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的不平等现象激增。[20]中国富裕的精英阶层效仿西方国家富人进行炫耀性消费。此外，中国的腐败问题似乎也很普遍。

如果历史可供借鉴，改革有可能始于美国，并推动其他地区进行改革。这是因为美国人常常选择实用主义，而不是意识形态。当我们能够承认存在问题，并找到问题的根源，我们的习惯是着手解决问题，哪怕问题再棘手。过去，每当资本主义处在危急关头时，我们都没有选择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的宏大计划。我们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一次又一次地拯救资本主义制度，防止它肆意妄为。当政治和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导致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维系自身存在时，无论权力集中程度有多高，我们都能够对其进行制约。现在是我们再次出手的时候了。

[1] Samuel Tyler, Memoir of Roger Brooke Taney, LL.D.: 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Baltimore: J.Murphy & Co., 1872), p.212.

[2] 参阅Irving Dillard, Mr.Justice Brandeis, Great American: Press Opinion and Public Appraisal (St.Louis: The Modern View Press, 1941), p.42.

[3] Theodore Roosevelt, “Address of President Roosevel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Laying of the Corner Stone of the Pilgrim Memorial Monument,” Provincetown, MA, August 20, 190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7), p.47.

[4] Theodore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December 5, 1905 (http://www.theodore-roosevelt.com/ images/research/speeches/sotu5.pdf).

[5] 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6年10月31日纽约市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表的演说.参阅Gerhard Peters and John T.Woolley, The American Presidency Project website.

[6] 参阅Carmen Denavas-Walt, Bernadette D.Proctor, and Jessica C.Smith,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2, U.S.Census Bureau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P60-245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September 2013), figure 1, p.5.

[0] 我在另一本书《美国的逻辑：为什么美国的未来如此堪忧》（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0）中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7] 参阅Alberto Chong,“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89, no.3 (September 22, 2014): 2.

[8] 参阅Emmanuel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 with 2007 Estimat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ugust 5, 2009 (http://escholarship.org/uc/item/8dp1f91x).他们计算的收入为税前收入，并且包括资本利得收入。

[9] 参阅Lawrence Mishel, Josh Bivens, Elise Gould, and Heidi Shierholz,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2th e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0] 参阅Lawrence Mishel, Josh Bivens, Elise Gould, and Heidi Shierholz,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2th ed.(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 参阅Janet L.Yellin, “Perspectives on In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on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Inequalit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assachusetts, Boston, October 17, 2014.

[12] 参阅A.Bonica, N.McCarty, K.Poole, and H.Rosenthal, “Why Hasn't Democracy Slowed Rising Inequa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 no.3 (Summer 2013): 103-24.

[13] 参阅Drew DeSilver, “For Most Workers, Real Wages Have Barely Budged for Decades,” Fact Tank,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October 9, 2014.

[14] 参阅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5] 参阅Pavlina R.Tcherneva, “Growth for Whom?,”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of Bard College, October 6, 2014, figure: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Income Growth During Expansions” (http://www.levyinstitute.org/pubs/op_47.pdf).

[16] 参阅 Rebecca Riffkin, “In U.S., 67% Dissatisfied with Income, Wealth Distribution,” Gallup website,January 20,2014( http://www.gallup.com/poll/166904/dissatisfied-income-wealth-distribution.aspx).

[17] 参阅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USA Today, “January 2014 Political Survey, Final Topline,”January 15-19, 2014 (http://www.people-press.org/files/legacy-questionnaires/1-23-14% 20Povert y_Inequality%20topline% 20for% 20release.pdf).

[18] 参阅 Hart Research Associates, “National Survey on Fast-Track Authority for TPP Trade Pact,” January 27, 2014 (http://fasttrackpoll.info/docs/Fast-Track-Survey_Memo.pdf).

[19]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 Poll: Only the Strongest Obama Supporters Want Him to Have Fast-Track Authority,”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January 30, 2014.

[20] 参阅Tom Orlik and Bob Davis, “China Falters in Effort to Boost Consump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6, 2013.另参阅 Yu Xie and Xiang Zhou, “Income Inequality in Today's Chin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May 13,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