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资本主义

市场第五大组成部分是执行。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当市场势力过大时，必须对它进行约束。合同必须予以执行（或者被禁止）。人们必须共同分担破产造成的损失。如果存在市场的话，这一切至关重要。人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不过当涉及具体问题时，相关的决定却不尽相同，例如哪些“财产”可以得到保护，市场势力怎样才算过大，应该禁止或执行哪些合同，以及当协议一方无法履行协议时该怎么办。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不过这些答案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通过立法修正案、推翻或忽视判例的法院判决，以及行政法律和法规的变化，我们不断地重新审视这些答案。

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为既得利益者提供机会来施加影响。他们的确抓住了机会，不断施加影响。他们还对如何执行这一切施加影响。从许多方面来讲，这一执行机制最为隐蔽，不被大众所了解。这是因为有关什么无须予以执行的决定不会公之于世，并且人们很难决定应将有限的执行资源优先用于哪些工作，也很难评估惩罚力度是否到位。此外，富人和公司有能力聘请大批经验丰富的律师，因此相对于普通人和小企业而言，他们拥有持久、彻底的优势。

我先谈追责问题，即出事时应追究谁的责任。当一个行业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时，它能够免予被起诉。例如，1988年，制药业说服国会实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1]当疫苗出现副作用时，这一计划有效地为疫苗生产商和医生提供免责保护伞。当枪支使用造成人员伤害时，枪支生产商也受到保护，无须为此担责。2002年，一名步枪狙击手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大开杀戒，造成多人遇难。2004年，法院判决要求步枪生产商和销售商向8名遇难者的亲属赔偿250万美元。美国全国步枪协会对此采取了行动。[2]2005年，国会通过了《合法枪械买卖保护法》。[3]依据该法律，当枪械制造商、批发商和经销商出售的枪支造成任何伤害时，他们只需承担极为有限的责任。

不是所有行业都能这么成功地免责。数十年前，汽车业宣称汽车安全性能非常高，安全带毫无必要。烟草行业推销香烟时，声称香烟有益身体健康。数万人为此丧失了性命，两个行业向受害者支付了高达几亿美元的损害赔偿金。之后，两个行业的态度开始发生改变。今天，汽车的安全性能更高，美国烟民人数也在减少。

财力雄厚的公司仍然能够逃避责任。它们可以说服友好的国会议员和监管官员对它们手下留情。例如，2011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造成太平洋大片水域受到污染。在此之前，通用电气公司推出了Mark 1型沸水反应堆。福岛第一核电站（以及美国16家核电厂）都是使用这一型号的反应堆。这一反应堆由于采用了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安全壳，因此与竞争产品相比更具价格优势。不过Mark 1型反应堆存在的危险也是众所周知的。[4]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核管理委员会官员哈罗德·丹顿警告说，当发生事故时，Mark 1型反应堆燃料棒如果出现过热熔解的问题，反应堆有90%的可能性会发生爆炸。[5]委员会召集的研究小组提交后续报告指出，“Mark 1型反应堆在堆芯熔融后的前几个小时内出现故障的可能性非常大”。[6]

为什么委员会没有要求通用电气公司改进Mark 1型反应堆的安全性呢？其中一个原因是通用电气公司拥有惊人的政治和法律影响力。例如，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它的高管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竞选捐款将近400万美元（在2.0766万家公司中排名第63位），而它的游说活动费用接近1900万美元（在4372家公司中排名第5位）。[7]此外，在它聘请的144名说客中，有104人曾在政府部门任职。[8]

同样，负责调查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故的国家委员会认定，英国石油公司在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开展深海油井安装作业时未能有效地进行监督；英国石油公司事先也知道哈里伯顿公司缺乏测试防喷水泥的经验，并且之前开展类似的作业时表现得也不尽如人意。[9]简而言之，两家公司为了省事，没有充分地对水泥进行测试。与此同时，内政部矿产资源管理局（现在改名为海洋能源管理、监督和执行局）与英国石油公司和哈里伯顿公司的关系亲密，未能有效地监管这两家公司。[10]这家监管机构和它负责监管的两家公司之间的“旋转门”运行顺畅。同样，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更热衷于满足汽车业的需要，而不是努力保护司机和乘客的安全。[11]汽车行业在国会拥有强大的盟友。数十年以来，以密歇根州众议员约翰·丁格尔为主的国会议员努力确保汽车业的需要得到满足。

再以美联储纽约分行为例。纽约联储银行担负着监管华尔街银行的主要责任。在华尔街几乎崩溃之后，纽约联储银行派检察官进驻华尔街银行。这些银行拥有强大的法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给检察官们浇了一盆冷水，把他们的工作热情浇灭了大半。美联储高官指示级别较低的监管者对大银行手下留情，不要查得太严。在一次会议上，高盛公司一名银行高级职员对美联储监管者说，“当客户足够富有时，一些消费者法便不再适用于他们”。后来，一位当时在场的监管员向更为资深的同事诉说了对这一评论的担忧之情。她的同事回应说，“你就当没有听到”。[12]这一会议情况在2014年遭到曝光。

富有阶层为了扼杀他们所厌恶的法律，采取的另一种手段是确保国会不会划拨足够的经费用于执法。例如，2003年4月，得州韦斯特化肥厂发生爆炸，造成14人遇难，超过200人受伤。[13]在过去近30年中，相关监管部门从未对这家工厂进行过全面的检查。职业安全健康局（OSHA）和它的州级伙伴单位总共才有2200名检查员。[14]这些检查员却负责保护800多万处工作场所的1.3亿名工人的安全。平均计算下来，每名检查员负责约5.9万名工人。多年以来，国会不断地削减职业安全健康局的经费。该部门遭到有计划地挖空。负责汽车安全问题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情况也是如此。它在2013年的预算为1.34亿美元，这似乎足以解决美国每年高达3.4万起交通死亡事故的问题，但实际上这比当年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三个月的安保经费还要少。[15]

国税局（IRS）也遭到挖空。越来越多的富人和大企业想尽一切办法逃税，例如通过影子公司和避税港洗钱，或者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家。尽管如此，国税局2014年预算与2010年相比还是减少了7%。

与此同时，国税局少了一万多名员工——裁员率达7%。[16]紧缩国税局预算并不能让政府节省经费。相反，国税局执法工作无力，这会导致国家税收减少。国税局每多一美元的执法工作经费，估计可以多追回200美元的未缴税金。[17]不过随着国税局执法工作减少，这也降低了对富人和大企业进行审计的可能性。

同样，在《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之后，华尔街确保政府相关执法机构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履行职责。在华尔街几近崩溃整整六年之后，《多德-弗兰克法案》诸多规定的执行工作仍处于筹划阶段，其中包括所谓的“沃尔克规则”。该规则旨在限制衍生品交易。华尔街一开始就是因为衍生品交易而陷入麻烦的。

有些行业不希望特定法案获得通过，但又担心如果它们公开反对拟议的法案，会引发公众的强烈反弹。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会暗地里使招，确保国会划拨的经费不足以执行这一法律。食品行业就是这样对付《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18]在数千人因食用腐坏食品生病后，该法案于2011年正式成为法律。随后，在食品行业的成功游说下，国会划拨用于执行该法律的经费少得可怜，导致该法律基本上形同虚设。

由于公众不知情，利益集团可以“挖空”政府执法机构，从而削弱法律的效力。法律的制定通常引人注目。白宫甚至有可能为此举行签字仪式。新闻媒体会适时记录这一事件。但是没人关注政府执法部门经费遭到削减的问题，而这实际上相当于废除了法律。

还有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可以达到废除法律的效果，即让法律条文中充斥着各种漏洞和例外，让法律形同虚设。通常，当政府部门通过行政立法，界定法律的含义或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时，利益集团会制造种种漏洞。《多德-弗兰克法案》旨在限制商品期货投机行为的规定就是一个例子。多年来，华尔街在粮食、原油、铜和其他商品期货市场进行投机，获利颇多。投机活动导致商品价格剧烈波动。当商品价格出现波动时，华尔街在多数情况下正确押注价格走势，从而大发其财。不过他们的押注行为导致消费者承担的成本增加，这属于从中产阶级和穷人向富人进行的隐性再分配。多德·弗兰克指示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拟定一项具体的规定，以此减少华尔街此类投机行为。委员会考虑了1.5万条建议，其中大部分建议是由华尔街撰写和提交的。[19]该委员会还进行了多次经济和政策分析，慎重地权衡这一规定为公众带来的好处，以及给华尔街带来的成本。

几年之后，委员会公布了拟议的规定。该规定纳入了华尔街所寻求的一些漏洞和例外。但华尔街仍然感到不满意。因此委员会同意至少推迟一年才执行这一规定，让华尔街有更多时间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但华尔街大银行还是不知足。它们的律师向联邦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推翻这一规定。[20]理由是委员会的成本效益分析工作不够充分。[21]这一招非常高明，要知道成本和效益很难衡量。华尔街把这一难题抛给了联邦法官，这让它拥有重要的战术优势，因为华尔街银行几乎拥有无限的资金，有能力聘请所谓的专家证人（其中许多人为专业学者；只要出价合理，他们什么证都愿意做）；这些专家利用复杂的方法论，证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夸大了效益，低估了成本。

这可不是大银行第一次使这样的招了。2010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试图执行《多德-弗兰克法案》的一项规定，让股东能够更容易任命公司董事。华尔街为此起诉证券交易委员会，称委员会针对这一新规定开展的成本效益分析工作不够充分。银行聘请的律师和“专家”证人涌入联邦上诉法院进行辩护。最终法院同意华尔街的看法。国会希望赋予股东更多的公司董事任命权，但法院的判决结果终结了国会这一努力，至少暂时如此。

显然，每当政府采取重大行动时，必须权衡相应的成本和效益。不过大企业和大银行拥有先天的优势，能够影响到政府权衡的结果，即它们有财力聘请专家和顾问，让他们按照它们所希望的方式来衡量成本和效益。法规程序的其他参与方基本没有如此雄厚的财力，无法开展如此全面的研究来支持他们的观点。

此外，在华尔街监管问题上，我们在权衡时没有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成本，即公众对整个经济制度的不信任度与日俱增。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不信任感是华尔街屡屡滥用权力的行径造成的。由于华尔街诡计多端，很多美国人认为经济游戏受到了操纵。

资本主义取决于民众的信任。没有信任感，人们甚至会规避合理的经济风险。他们开始认为，既然大公司明目张胆地作弊都没事，那像他们这样的小人物小打小闹也应该不会有事。这将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不信任我们的经济制度。此外，当人们认为经济游戏遭到操纵时，政治煽动者能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兜售愚蠢的观点，轻松地蛊惑人心。

如果把这些成本进行加总，我们会发现得出的结果令人吃惊。华尔街导致美国弥漫在愤世嫉俗的负面情绪之中。大多数美国人依然坚信，华尔街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因此能够无条件地获得由纳税人出资的救助；由于华尔街的影响力，政府没有要求华尔街银行重新商定普通美国人的抵押贷款；而正是由于华尔街的所作所为，美国经济才会崩溃，导致普通美国民众好多年资不抵债。他们这样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沃伦·巴菲特出资救助高盛公司时，他获得了相应比例的股权。纳税人出资救助华尔街大银行时，为什么不能像巴菲特一样获得相应的股权呢？当银行再次实现盈利，纳税人没有享受到股价上扬带来的好处。我们只是帮它们缓冲股价下挫的风险。

虽然华尔街银行高管冒险行事，或者忽视过度冒险行为，但他们仍能保住工作，免予被起诉，逃过牢狱之灾，并且继续赚大钱。这一现实情况与华尔街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不是没有关联的。这也是为什么旨在防止金融危机重演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效力遭到削弱，并且用于执行这一法律的规则充斥着各种漏洞，漏洞大到足以允许华尔街高管开着法拉利豪车穿过。愤世嫉俗情绪造成的成本已经渗入美国整个社会，激起民众的怀疑和愤慨，而这些负面情绪又深深地困扰着美国政坛。

行政部门规定引发诉讼、罚款金额太少，并且和解协议过于温和，这一切导致这些规定被注水，效力大打折扣，实际效果相当于废除了不讨喜的法律。以摩根大通公司为例，摩根大通是华尔街最大的银行，它依仗着雄厚的财力，涉足政治，并且高价聘请大批法律人才来维护自身利益。2012年，这家银行因为押注与企业债务有关的信用违约掉期产品，亏损了62亿美元；事后它公然撒谎，矢口否认损失惨重。[22]后来公众发现，摩根大通一开始还非法行贿，结果自讨苦吃。同年，摩根大通被指控涉嫌多项罪名，包括在催讨信用卡债务时进行诈骗；在取消房屋抵押贷款赎回权问题上采用错误、误导性的做法；为了赢得在华业务，违反《反海外腐败法》，雇用中国官员的子女。司法部和证券交易所针对它展开了多项调查。[23]

在2012年第四季度的财务报告中，摩根大通花了九页纸的篇幅，介绍它所面临的法律纠纷问题，并估算解决所有的纠纷可能需要耗费68亿美元。[24]不过鉴于摩根大通总资产达到2.4万亿美元，股东权益达到2090亿美元，68亿美元对它而言只是九牛一毛。[25]关键的是，摩根大通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有可能被罚款，但这并未能阻止它无视法律。没有一家大银行或企业愿意错过赚取可观利润的机会，除非当被抓和起诉的概率乘上可能的罚款金额，得出的结果大于潜在的收益。如果与潜在收益相比，罚款金额很少，那么在他们看来，它可以被算入商业成本。

2013年，摩根大通支付了130亿美元的罚款，就在金融危机爆发前不当出售不良按揭贷款一事与司法部达成和解。这对它的股价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26]2014年，花旗集团支付70亿美元，就相同的欺诈行为达成和解，这也没有明显地影响到花旗集团的股价。[27]美国银行2014年和解金额达到创纪录的166.5亿美元，此事产生的效果也差不多。事实上，在美国银行达成和解的前几天，这一新闻在华尔街尽人皆知，但是美国银行的股价仍然大幅上扬。[28]这是因为美国银行支付的和解金有很大一部分是可以抵税的。（抵税标准取决于和解金是否支付给受害者。例如，在美国银行166.5亿美元的和解金中，至少有70亿美元用于救济私房屋主和被殃及的社区。[29]显然美国银行会将这70亿美元算入应税收入当中。）此外，这一和解金与美国银行收入相比则相形见绌。美国银行2013年税前收入高达170亿美元，而在2012年这一数字仅为40亿美元。[30]

2014年，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宣布，银行巨头瑞信对有关帮助美国富人避税的刑事指控表示认罪。霍尔德自鸣得意地说：“这一案件证明，任何金融机构，无论它的规模和全球影响力有多大，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31]但金融市场对28亿美元的罚款不以为然。[32]事实上，在霍尔德宣布瑞信表示认罪的当天，瑞信股价上扬，而且它是当天唯一一家股价上涨的大型金融机构。[33]瑞信银行随后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瑞信银行首席执行官甚至表现得很乐观：“我们和客户进行了讨论。大家感到放心，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34]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司法部甚至没有要求瑞信银行交出避税客户名单。

当一项法律规定了最高罚款时，金额经常定得很少。如果许多行业不希望人们知道它们反对某项法律，同时又希望削弱它的效力，这时它们会采取这一政治策略。例如，在2014年，公众严厉指责通用汽车未能处理好汽车点火开关存在缺陷的问题，导致至少13人丧生。几十年来，通用汽车多次收到有关点火开关的投诉，但对此无动于衷。最后，政府采取了行动，对这家汽车制造商处以350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美国《国家交通与机动汽车安全法》所允许的最高罚款金额。交通部长安东尼·福克斯之后斥责说：“通用汽车违反了法律……他们未能履行维护公众安全的义务。”[35]对于总值达1000亿美元的通用公司而言，3500万美元的罚款根本算不了什么。《国家交通与机动汽车安全法》甚至没有规定可以对故意违反安全标准并致人死亡的行为进行刑事处罚。

在2013年，哈里伯顿公司对一项刑事指控表示认罪，承认销毁了深海地平线原油泄漏事故的相关证据。这一刑事认罪登上了新闻头版头条。但它仅支付20万美元的罚款，这还是相关法律针对此类轻罪行为的最高罚款。（它还同意向国家渔业和野生动物基金会提供5500万美元的可抵税“自愿捐款”。[36]）哈里伯顿2013年收入达到294亿美元，所以20万美元的罚款只是一个零头。[37]此外，哈里伯顿没有高管因此而锒铛入狱。

政府官员喜欢在电视镜头前作秀，愤慨陈词，宣布对违法企业进行貌似严厉的处罚。但真正应感到愤慨的是公众，此外对企业的处罚与企业收入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企业和政府达成和解，接受处罚，无须受审。企业达成和解时，不会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最多是进行含混不清或避重就轻的事实陈述。这样，它们可以避免出现下列情况，即股东或者其他私人诉讼当事人可能因为利益受损，利用有罪判决，对公司提起诉讼。

政府也倾向于达成和解，避免旷日持久的庭审。政府执法部门本身预算少得可怜，如果庭审时间过长，则无力承担由此产生的费用。此外，华尔街银行和大企业通常重金聘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级别的律师；相比而言，政府部门的律师收入低微，通常更年轻、经验更少，并且在开展庭前准备工作时，也没有这么多律师助理和其他工作人员来协助他们收集书证和进行取证。此外，政府执法部门和公司达成和解，可以避免败诉的尴尬。对于企业和政府而言，达成和解似乎是双赢，但此类和解有损于执法机制。

公司高管下令实施违法行为，或者对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最终都逍遥法外。制药巨头辉瑞多次达成和解与认罪，并承诺将改过自新。但在2009年，它再次认罪，承认行贿医生开一种超说明书使用的止痛片，并缴纳12亿美元的刑事罚金。不过辉瑞没有一名公司高管因此被指控犯罪或被定罪。同样，华尔街高管犯罪，导致华尔街几近崩溃，无数美国人的积蓄化为乌有，但6年过去了，没有一名华尔街高管被定罪或起诉。雷曼兄弟公司的“回购105”计划旨在蓄意隐藏公司财务问题，这是公认的事实。雷曼兄弟公司在每个季度末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转移出公司资产负债表，等过了几天到了下一个季度初，又将这些债务转移回资产负债表。这是雷曼兄弟公司精心设计的骗局。[38]法院指派的审查员对此中细节进行了详细披露。不过雷曼兄弟公司的前管理人员没有因此面临刑事起诉。相反，青少年可能会因为出售一盎司的大麻而被判刑几年。

我还要指出，州法官和总检察长人数众多，他们都是通过选举当选的，这让富有阶层有机可乘，来影响市场规则的解释和执行方式。

32个州通过选举选出州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和初审法庭法官。[39]美国全国87%的州法院法官是经选举产生的，这与其他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其他国家，在征求立法机构的建议和同意之后，法官即可获得任命。正如最高法院前大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所说的，“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通过选举的方式挑选出公平公正的法官。”[40]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司法选举不是很引人注目。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司法竞选活动费用大幅增加，并且争议频频。最高法院2010年对联合公民案做出裁决结果，放开了企业选举捐款的闸门。之后外部团体对司法选举活动的捐款飙升。在2012年选举周期，独立支出金额达到2410万美元，是2001~2002年选举周期的270万美元的9倍。[41]埃默里大学法学院乔安娜·谢泼德教授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法官从企业获得的捐款越多，越有可能做出有利于企业诉讼当事人的裁决。[42]美国进步中心一份报告也显示，捐助司法选举能为企业带来回报。报告指出：“在短短几年里，在大企业的努力下，得州和俄亥俄州最高院等法院发生了变化，试图追究企业责任的个人在法院遇到难以逾越的障碍。”[43]作者还举例称，俄亥俄州保险业捐助法官竞选活动，法官当选后投票推翻了保险业所厌恶的多项决定；得州能源公司资助法官竞选活动，法官则在解释法律时偏袒它们。

州总检察长负责通过法律诉讼来执行规定。他们也面临着选举和重新选举的问题。企业捐助总检察长竞选活动的经费持续增加。《纽约时报》在2014年底调查发现，企业通过大型律师事务所将竞选捐款输送给总检察长，以争取他们的合作，让他们同意中止对企业的调查，商定对企业有利的和解协议，并且说服联邦监管部门不要进行起诉。[44]例如，犹他州总检察长在与美国银行一名说客秘密会面之后，不顾手下人员的反对，撤销了针对美国银行的未决案件。这名说客也曾担任过总检察长一职。制药巨头辉瑞被指控推销一种药物用于未经批准的用途，至少遭到20个州的起诉。为此，辉瑞在2009~2014年向多位州总检察长捐助了几十万美元，希望推动达成有利的和解协议。AT&T公司是多位州总检察长的大捐助商；在多个州调查该公司乱收费行为时，这些总检察长选择对它手下留情。[45]

市场规则执行工作并不是仅仅依赖于政府检察官。个人、公司和团体如果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可以进行起诉，例如专利侵权、垄断、违约、诈骗和其他涉嫌违规的行为。不过此类诉讼成本非常高。许多小企业和大多数普通美国人无力承担诉讼费用，除非诉讼案件涉及严重的伤害情节，有出庭律师愿意进行辩护，认为自己有把握为客户赢得一大笔损害赔偿金，从而能从中分一杯羹。

这让大企业和富豪们拥有先天的优势。他们能够聘请律师进行起诉或者辩护。孟山都、康卡斯特、谷歌、苹果、通用电气、花旗集团、高盛等公司财力雄厚，经常战略性地运用诉讼手段，设置障碍，阻止新兴企业进入市场。相比之下，新兴企业根本没有如此深厚的法律资源。大企业提起诉讼，或者仅是威胁起诉，就足以吓退最为乐观的小企业主或创业者。富人同样聘请大批律师，为他们进行辩护，防止遭人索赔，并且为了一点小事就威胁打官司。大公司或富人拥有经济支配力，可以通过掠夺性诉讼手段，攫取法律和政治权力，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经济支配力。

直到最近，小企业和普通民众还能够进行集体诉讼，不过现在他们发起集体诉讼的难度加大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许多合同包括强制仲裁条款，有效地阻止了他们发起集体诉讼。此外，最高法院的五位大法官由共和党籍总统任命。他们一直忙于把集体诉讼的道路堵死。他们在被任命为大法官时得到了企业利益集团的支持，因此会顾及企业的利益，这一点不容置疑。2011年，在“康斯普什夫妇诉AT&T移动有限公司”一案中，多数大法官裁定，公司能够合法地在消费者合同中加入禁止客户进行集体诉讼的条款。[46]卡尔顿·菲尔兹·乔登·伯特公司调查显示，在2012年，将禁止集体诉讼的条款纳入合同的大公司数量增加了一倍多。[47]2013年，在“比伦德诉康卡斯特”一案中，五位共和党大法官推翻了有关康卡斯特向费城地区消费者支付8.75亿美元损害赔偿金的判决结果。[48]之前康卡斯特被指控排除竞争和收费过高。安东尼·斯卡利亚大法官在为最高法院撰写司法意见书时指出，康卡斯特用户未能证明康卡斯特公司针对整个用户群体实施侵权行为，以及损害赔偿金是针对所有人，而不是个人的合理赔偿。

这些判决结果削弱了消费者、员工或小企业联合起来实施法律的能力。AT&T和康卡斯特等巨型企业手握大权，能够压制消费者和员工的声音。因此我们怎么估计这一权力都不为过。

[1] 欲了解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的历程，参阅“Vaccine Injury Compensation Programs,”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 History of Vaccines website.欲了解制药公司如何采取行动推动设立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参阅 “History of Vaccine Safety,”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website, last updated November 4, 2014.

[2] 参阅Gregg Lee Carter, Gun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Santa Barbara: ABC-CLIO Inc., 2006), pp.193-94.

[3] Protection of Lawful Commerce in Arms Act, House Report 109-124, June 14, 2005.

[4] Tom Zeller, Jr.,“Experts Had Long Criticized Potential Weakness in Design of Stricken Reactor,”New York Times, March 15, 2011.另参阅 “U.S.Boiling Water Reactors with ‘Mark 1’and‘Mark 2’Containments,”U.S.Nuclear Regulatory Commission website.

[5] Zeller, “Experts Had Long Criticized Potential Weakness in Design of Stricken Reactor.”

[6] “Hazards of Boiling Water Reactors in the United States,” Nuclear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Service website, last updated March 2011.

[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General Electric: Profile for 2012 Election Cycle,”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orgs/summary.php?id=D000000 125&cycle=2012).

[8]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Influence and Lob- bying: Lobbyists Representing General Electric, 2012,”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lbs.php?id=D000000125&year=2012).

[9] 参阅国家委员会有关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漏油和海底钻探情况的报告，Deep Water: The Gulf Oil Disaster and the Future of Offshore Drilling, U.S.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website, January 2011.另参阅 Stephen Power and Ben Casselman, “White House Probe Blames BP, Industry in Gulf Blast,” 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6, 2011.

[10] Stephen Power,“Regulators Accepted Gifts from Oil Industry,Report Says,”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25, 2010.

[11] “Chronology: A Regulatory Free Ride? NHTSA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SUV,” PBS website(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shows /rollover/unsafe/cron.html).

[12] 参阅“The Secret Recordings of Carmen Segarra,”radio broadcast, This American Life, Chicago Public Media, September 26,2014.

[13] Daniel Gilbert, Alexandra Berzon, and Nathan Koppel, “Deadly Explosion Prompts Fresh Look at Regulation,”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9, 2013.

[14] “Statement of David Michaels, PHD, MPH, Assistant Secretary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U.S.Department of Labor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the Workforce Subcommittee on Workforce Protections,” October 5, 2011 (https://www. osha.gov/pls/oshaweb /owadisp.show_document?p_table=TESTIMONIES&p_id=1482).

[15] 欲了解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参阅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Budget Information: Fiscal Year 2015 Budget Overview,” NHTSA website, p.14.欲了解巴格达使馆安保支出，参阅U.S.Department of State and the 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Inspection of Embassy Baghdad and Constituent Posts, Iraq, U.S.State Department, Office of Inspector General website, May 2013.

[16] John Koskinen, speech at the National Press Club, April 2,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uIMC7syoX0&feature=youtu.be).

[17] “IRS Releases FY 2012 Data Book,”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website, March 25, 2013.

[18] Rob Nixon, “Funding Gap Hinders Law for Ensuring Food Safety,” New York Times, April 8, 2015.

[19] Commissioner Michael V.Dunn,“Opening Statement, Public Meeting on Final Rules Under the Dodd-Frank Act,”U.S.Commodities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 website, October 18, 2011.

[20] SIFMA v.U.S.CFTC, 1:11-cv-02146-RLW (2011) (http://www.scribd.com/doc/74545374/Financial-industry-groups-lawsuit-against-the-C-F-T-C).

[21] Business Roundtable and Chamber of Commerce v.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U.S.Chamber Litigation Center website.另参阅 Christopher Doering, “Wall St.Sues CFTC Over Commodity Trading Crackdown,” Reuters, December 2, 2011.

[22] U.S.Senate 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JPMorgan Chase Whale Trades: A Case History of Derivatives Risks and Abuses,”U.S.Senate Committee on Homeland Security and Government Affairs website, March 15, 2013, p.1.

[23] Jessica Silver-Greenberg and Ben Protess,“JPMorgan Caught in Swirl of Regulatory Woes,”New York Times, May 2,2013.

[24] “Form 10-Q, Quarterly Report,”JPMorgan,filed August 7,2013, pp.198-206 (http://investor.shareholder.com/jpmorganchase/secfiling.cfm?filingID =19617-13-354).另参阅Stephen Gandel,“JP Morgan's Legal Problems Continue to Mount,”Fortune, August 19, 2013.

[25] Floyd Norris, “The Perils When Megabanks Lose Focu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5, 2013.

[26] Francesco Guerrera,“The J.P.Morgan Settlement: Misconceptions Debunked,”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5, 2013.

[27] Michael Korkery, “Citigroup Settles Mortgage Inquiry for $7 Billion,” 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14.

[28] Christina Rexrode and Andrew Grossman, “Record Bank of America Settlement Latest in Government Crusad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21, 2014.

[29] “Bank of America to Pay $16.65 Billion in Historic Justice Department Settlement for Financial Fraud Leading Up to and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website, August 21, 2014.

[30] Bank of America Corporation 2013 Annual Report, Bank of America website, table 2, p.23.

[31] James Kwak, “Why Is Credit Suisse Still Allowed to Do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Atlantic, May 20, 2014.

[32] “Credit Suisse Pleads Guilty, Pays $2.6 Billion to Settle U.S.Tax Evasion Charges,” Forbes, May 20, 2014.

[33] Katharina Bart, Karen Freifeld, and Aruna Viswa- natha, “Credit Suisse Guilty Plea Has Little Immediate Impact as Shares Rise,”Reuters, May 20, 2014.

[34] John Cassidy, “Credit Suisse Got Off Lightly,” New Yorker, May 20, 2014.

[35] Jonathan Berr, “GM's Pain Will Exceed That $35 Million Fine,” CBS News website, June 1, 2014.

[36] Clifford Krauss, “Halliburton Pleads Guilty to Destroying Evidence After Gulf Spill,” New York Times, July 25, 2013.

[37] Halliburton, “Halliburton Announces Fourth Quarter Income,” press release, January 21, 2014, p.1.

[38] “Court-Appointed Lehman Examiner Unveils Report,”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10.

[39] Adam Liptak, “Rendering Justice with One Eye on Re-election,”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08.

[40] Adam Liptak, “Rendering Justice with One Eye on Re-election,” New York Times, May 25, 2008.

[41] Alicia Bannon, Eric Velasco, Linda Casey, and Lianna Reagan, The New Politics of Judicial Elections 2011-12, New York University,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 October 2013, p.5 (http://newpolitics report.org/report/2012-report/).

[42] Joanna Shepherd, “Justice at Risk: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Campaign Contributions and Judicial Decisions,” American Constitution Society for Law and Policy website, June 2013.

[43] Billy Corriher, “No Justice for the Injured,”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website, May 2013.

[44] Eric Lipton, “Lobbyists, Bearing Gifts,Pursue Attorneys General,”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4.

[45] Eric Lipton, “Lobbyists, Bearing Gifts,Pursue Attorneys General,”New York Times, October 28, 2014.

[46] AT&T Mobility LLC v.Concepcion et ux., 563 U.S.321 (2011).

[47] Jeremy B.Merrill,“One-Third of Top Websites Restrict Customers'Right to Su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3, 2014.

[48] Comcast v.Behrend, 569 U.S.——(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