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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隐蔽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机制
如果有人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不断激增，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涨到1978年的30:1，到1995年的123:1，再到2013年的296:1，今天甚至超过300:1。[1]总的来说，首席执行官的酬薪在1978~2013年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公司首席执行官们过上了相当优越的生活。在1992年，美国酬薪最高的前500名企业高管的平均薪酬达到890万美元（按2012年美元价值计算）。[2]其中大部分来自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的实现利润，我稍后会对此进行解释。20年后，这一平均薪酬激增到3030万美元，其中包括股票期权的实现利润。2009年，尽管美国经济遭遇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在剔除通胀因素后，仍接近1992年的两倍水平。
不仅首席执行官薪酬呈现爆炸式增长，其他的企业高管薪酬同样激增。以康卡斯特公司为例，我之前讨论过这家公司强劲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依据康卡斯特公司2013年委托投票说明书，在2012年，康卡斯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布莱恩·L.罗伯兹酬薪总额达到了2910万美元，在美国酬薪最高的首席执行官中排名第十。[3]在康卡斯特高管当中，罗伯兹并非孤例。康卡斯特子公司NBC环球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伯克2012年酬薪达到了2630万美元。康卡斯特首席财务官迈克尔·安基拉基斯酬薪达到了2320万美元。康卡斯特有线通信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尼尔·史密特拿到了1830万美元，而康卡斯特执行副总裁戴维·科恩拿到了1590万美元。
在1993年，大型上市公司薪酬前五名高管的薪酬总和平均占到公司收入的5%，2013年这一比重超过了15%。[4]公司本来可以将这笔支出用于研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或提高普通工人工资，不过这并非偶然现象。此外，这笔支出基本上都会从公司所得税中扣除，这也意味着我们其他人相应地需要缴纳更多的税，来补上这一差额。[5]
一个解释是这些年来公司股价一路高歌猛涨，而首席执行官和高管的职责是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因此他们配得上不断飙升的酬薪。公司股价上涨，他们也完成了任务。正如哈佛经济学家N.格里高利·曼昆所言：“对于首席执行官的高薪现象，最合乎常情的解释是一名优秀首席执行官的价值极高。”[6]即使我们假定他们的目标是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我稍后将会谈到这一问题），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首席执行官的价值比过去要高。这些年整个股市欣欣向荣。哪怕首席执行官过去30年一个人待在办公室里，什么都不干，成天玩网络单人纸牌游戏，公司价值也照样会实现大幅增长。除非公司业绩优于整个股市的表现，否则我们没有理由认为首席执行官为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配得上他们不断增加的酬薪。
此外，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股市大涨和规则发生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变化有利于大公司和大银行，其中包括保护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的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大公司不断增强的市场势力，特别是对标准平台和网络的控制（形成对比的是，由于没有强势的工会继续为他们争取利益，普通工人的市场势力日渐式微）；胁迫性合同（要求雇员、借方、顾客和特许经营商遵守有利于大企业的不公正条款）；有损小投资者利益的内幕交易；偏袒大银行和大公司而不是员工和小额贷款借款人的破产规则；让巨型企业和华尔街大银行受益的执法机制。诚然，一些首席执行官为了促成这些有利的结果，可能会开展游说或者其他政治活动，例如慷慨地提供或筹集政治捐款，为言从计听的政府官员提供工作。不过这些活动可不是首席执行官获得优厚酬薪的理由。
虽然许多公司市值不断上升，但公司首席执行官并没有为此做出直接的经济贡献。那为什么他们的酬薪依然暴涨呢？一个理论是首席执行官在公司董事任命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首席执行官而言，公司董事必须可靠，和首席执行官意见一致。董事一年只需开三四次会，便能够获得丰厚的报酬，因此他们自然希望和公司高管搞好关系。公司董事是美国最好的兼职工作。在2012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董事的平均薪酬为25.1万美元。[7]此外，董事会包括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同行获得优厚的酬薪待遇，这对他们也有好处。董事会通常聘请被委婉地称为“薪酬顾问”的人员，就高管薪酬问题提供建议。“薪酬顾问”实际发挥的作用和卖淫这一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差不多。这些顾问通常依据其他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水平建立薪酬基准，其他公司的董事会通常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聘请他们。所有董事会都希望向首席执行官和华尔街分析师证明他们愿意重金聘请最优秀的人才，因此首席执行官薪酬待遇逐年上调。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首席执行官为了自身和同行的利益，自导自演的一场虚假竞争。
依据美国公司法，股东在首席执行官薪酬问题上最多能够发挥咨询的作用。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纳入了“酬薪发言权”投票的规定，但这些投票对公司并没有约束力。[8]2013年，甲骨文首席执行官、亿万富翁拉里·埃里森薪酬待遇达到惊人的7840万美元，甲骨文股东不得不投票进行否决。[9]但由于埃里森控制着董事会，股东投票反对丝毫不起作用。相比之下，在澳大利亚，如果公司25%或者更多的股东连续两年投票反对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待遇，则股东有权迫使公司董事会进行重选。[10]由于这一规定，澳大利亚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增长幅度与美国同行相比要低得多；在2013年，澳大利亚首席执行官平均薪酬仅为该国普通工人工资的70倍。[11]
几十年来，美国公司董事会任人唯亲的现象非常普遍。尽管它可以解释首席执行官薪酬待遇优厚的现象，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最近几年首席执行官薪酬激增。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知道，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首席执行官薪酬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司股份，而且这一份额保持稳步增长。[12]公司董事会热衷于向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提供股票期权（以特定价格购买股票的机会）和股票奖励（在公司股价达到一定水平时进行奖励）。当股价下跌时，董事会欣然地为首席执行官提供额外的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补偿首席执行官遭受的损失；当股价再次上涨时，哪怕只是临时上涨，首席执行官也可以大量抛售股票，从中获利。
由于首席执行官能够获得此类形式的酬薪，所以他们有很强的动机在短期内抬高公司股票价格，哪怕这一做法会影响到公司的长远发展。麻省大学洛厄尔分校的威廉·拉佐尼克教授证明，公司抬高股价的一种主要手段是利用公司收入或举债购回公司股票。[13]通过这一手段，公司减少公众所持有的股票数量，从而抬高公司股价。公司通过减少股票供应数量，可以轻松地抬高剩余股票的价格。在最近几年，公司一项重要支出是回购股票。在2001~2013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在回购股票方面的支出数额巨大，达到3.6万亿美元。
企业必须公开披露董事会批准回购股票的时间和回购股票总额，但无须公布何时进入股市回购股票。公司可以通过掮客匿名回购股票。所以当股价上涨时，股民根本不知道这是因为公司回购了股票。（如果股民知道公司这一诡计，他们购买或持有股票的意愿可能就没这么高了。）不过首席执行官们知道回购股票的具体时间和规模，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内幕消息，择机出售手中所持股票和行使股票期权。他们很有可能选择在股价上涨时出售股票和行使股票期权。公司股价上涨经常都是临时性的。
或许你们觉得这听起来非常像内幕交易或者利益冲突，但这并非偶然。首席执行官对股东担负着受信义务，因此他们这种行为构成了利益冲突。在1934~1982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股票回购是一种可用于开展证券操纵和欺诈活动的潜在工具。[14]委员会要求公司披露回购股票的数量，并且规定公司在任何一个交易日内回购的股票价值不得超过公司股票总值的15%。不过到了1982年，里根总统任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约翰·沙德在上任后不久便取消了这些限制规定。自那以后，首席执行官可以通过回购股票操纵公司股价。
证券交易委员会于1991年决定允许高管秘密兑现自己的股票期权，无须向公众披露。从技术层面来讲，高管属于内幕人员，清楚公司何时回购股票。股票期权因此变得更具吸引力。[15]到了1993年，克林顿政府规定，如果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也就是薪酬为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的形式，那么公司可对高管薪酬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进行税前抵扣。[16]不出意料，股票期权因此广受欢迎。
回购股票为公司高管抬高股价和兑现股票期权提供了便利，公司回购股票活动因此激增。在2003~2012年，回购股票金额最多的前十家公司（总计8590亿美元）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中有68%是股票期权或股票奖励。[17]仅在2013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回购本公司股票的金额总计5000亿美元，消耗了他们1/3的现金流。[18]这一数额接近在2007年经济泡沫期间所创下的股票回购纪录。
股票回购让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赚得盆满钵满，但同时损害了小投资者的利益，他们不知道公司回购股票的时机或数额。此外，回购股票占用了本可用于研发、长期业务拓展、员工再培训和提高员工工资待遇的支出。首席执行官回购股票，推高股价，然后出售手中股票获利。首席执行官出售股票每“赚取”一美元，公司需要花更多的钱用于回购股票。显然这对公司优先目标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二战”后的前30年中，美国大公司通常留存公司收入，进行再投资。不过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司将一部分收入用于回购股票，且这一份额保持稳步增长。
在2003~2012年，标准普尔500强公司将大部分净收益用于回购股票。[19]此举提振股价，首席执行官薪酬也水涨船高。例如，IBM一度以员工终生雇佣制和长期投资研发未来技术为豪。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IBM的重心开始发生转变，通过裁减员工、缩减研发经费和大举举债来回购公司股票。在2000~2013年，IBM用于回购股票的支出达到1080亿美元。虽然在此期间IBM的收益保持不变，但回购股票之举推高了公司股价。[20]到2014年，IBM出现了强弩之末的迹象。当它的股价终于开始下跌时，《纽约时报》撰文评论称，“所有这些‘股东友好’策略掩盖了一个丑陋的事实，即IBM近几年的成功更多地和金融工程有关，而不是和公司实际业绩有关”。[21]不管怎样，这一策略让IBM数任首席执行官获利不少，在2003~2012年他们的薪酬累计达2.47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为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22]
惠普公司的情况也差不多。它曾经一度推行员工终生雇佣政策，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解雇员工。[23]在2004~2011年，惠普用于回购股票的支出高达614亿美元，超过了它的全部收入。2012年，公司净亏损127亿美元。在2003~2012年，惠普公司几任首席执行官薪酬累计达2.1亿美元，其中超过1/3是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24]在2013年，苹果举债17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回购公司股票。[25]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2013年的薪酬达到了7380万美元，并且几乎都是股票期权，这并非偶然现象。[26]当苹果股票回购达到最大的效应时，想必库克会趁机兑现他的股票期权。
在首席执行官薪酬待遇中，股票期权和限制性无偿配股所占的比重最大。[27]在2013年，时代华纳首席执行官杰夫·比克斯基本工资只有区区200万美元，但他的股票奖励和股票期权高达1590万美元。[28]他和时代华纳签订的合同于2017年到期，届时他还将获得丰厚的离职金。不过脸书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赚得更多。2013年，他兑现了价值33亿美元的股票。同一年他的基本工资为1美元。[29]
在首席执行官兑现手中股票之前，他们公司的股价通常都会上涨，就像在2008年股市崩盘的前一年，首席执行官们兑现了手中的股票。从这一狭义、错误的角度来讲，首席执行官们的“价值”和他们的薪酬相当。同样在1929年大崩盘之前，股价也涨到令人“流鼻血”的高度。所以更为切中要害的问题是首席执行官薪酬和公司长期利润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近期一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答案。犹他州大学的迈克尔·J.库柏教授、普渡大学的侯塞因·葛兰和剑桥大学的P.拉加文德拉·拉乌以三年为时间单位，研究了1500家公司在1994~2011年的业绩表现，[30]然后将它们的业绩表现与同业其他公司进行比较。他们发现，与同业其他公司相比，首席执行官薪酬最高的前150家公司的股东回报率大约要低10%。事实上，首席执行官薪酬越丰厚，公司股东回报率越差。如果公司对首席执行官最慷慨，且股票期权在首席执行官薪酬计划中所占比例最高，那么公司的股东回报率平均比同业其他公司要低15%。库柏表示：“为首席执行官支付高薪的公司的回报率比支付低薪的公司要低2/3。这一浪费性支出破坏了股东价值。”更为糟糕的是，这几位研究人员发现，高薪首席执行官在职时间越长，所在公司业绩表现越糟糕。他们说，“公司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幅下滑”。
从理论上来讲，如果公司业绩在长期内表现很糟糕，它可以索回首席执行官在公司股价处于高位时兑现的股票期权和奖励股票。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的。2013年，在经历一个令人失望的财务年度之后，索尼公司首席执行官平井一夫和他的高管退还了大约1000万美元的奖金。[31]不过这一做法不太可能成为常态。21世纪的美国经常是背道而驰——首席执行官即使捅了大娄子，仍可以将数百万美元收入囊中。这样的例子很多。马丁·苏利文担任首席执行官期间，美国国际集团股价下跌了98%，美国纳税人不得不出资1800亿美元来保住这家公司。尽管如此，他辞职时也拿到了4700万美元。[32]唐思腾仅担任维亚康姆首席执行官九个月就被解雇了，但他拿到了1.01亿美元的遣散费。虽然阿贝克隆比和费奇公司2007年股价下跌了超过70%，但首席执行官迈克·杰弗里斯在2008年拿到了7180万美元，其中包括600万美元的留任奖金。联合健康集团首席执行官威廉·D.麦圭尔2006年因为一桩股票期权丑闻而被迫辞职，尽管他惹了不少麻烦，但仍拿到了价值2.86亿美元的薪酬。在汉克·A.麦金内尔出任首席执行官的五年里，辉瑞公司股票市值缩水1400亿美元，但他离职时拿走了价值近2亿美元的离职补偿金、终身免费医疗保险，以及一年650万美元的退休金（在辉瑞2006年公司年会上，一架飞机拖着横幅从上空飞过，横幅上写道“汉克，退还你的高薪！”）。[33]由于可口可乐公司在一段时间里业务停滞不前，收益下滑，公司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伊维斯特于2000年辞职，但他的离职补偿金高达1.2亿美元。[34]还有我前面提到的美洲航空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唐纳德·卡蒂。在美洲航空公司濒临破产并要求公司员工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时，卡蒂为了保护自己和其他高管的奖金不受影响，设立了一个秘密信托基金。[35]总之，公司高管即便搞砸了照样能拿到薪酬，且薪酬越来越高。[36]2011年9月，惠普首席执行官李艾科在被解雇后拿到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遣散费。无耻首席执行官的名单正在不断拉长。
与此同时，你、我和其他纳税人却要为这一切埋单。由于公司在申报所得税时可以从中减免首席执行官薪酬部分，我们不得不相应地缴纳更多的税来弥补这一差额。举个例子，星巴克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2013年拿到150万美元的工资，以及价值1.5亿美元的股票期权和奖金。这为星巴克节省了8200万美元的税款。[37]1993年，克林顿政府出台了一项规定。依据该规定，如果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挂钩，则公司可从应税所得中扣除高管薪酬超出100万美元的部分。这项规定很快变成一场骗局。甚至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都看穿了这一规定。2006年，身为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他表示：“这项规定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根本没起到任何作用。公司发现他们能够轻易地绕过这一法律。它的漏洞比瑞士芝士上的洞孔还要多。它似乎助长了期权行业人员的气焰。这些精明的家伙利用像瑞士手表一样高端精密的设备，操纵着像瑞士芝士一样漏洞百出的规定。”[38]
一种操纵方式是只要整个股市市值增加就发放股票“业绩奖”。不过首席执行官在股市市值增加方面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只是看着自己公司和其他公司的股价一起上涨。经济政策研究所估计，在2007~2010年，1215亿美元的公司收益用于支付公司管理层人员薪酬，并且其中大约有55%属于此类唾手可得的“业绩”薪酬。[39]
更有甚者，美国税制有利于财富持有者，而不利于工薪阶层。资本利得税率要低于普通所得税率。[40]首席执行官的股票期权和股票奖励与股市表现挂钩，当他们兑现股票期权和股票时，它们被计为资本利得。首席执行官们成为这一税制的最大受益群体之一。在2010~2014年的牛市中，这些人大捞了一笔。
如果股东拥有上市公司的产权——我指如果他们真的拥有公司（我后面将讨论这一问题），想必股东能够决定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此外，首席执行官本来就有义务向股东披露他们将股东的多少资金用于政治活动。“绩效工资”相当于首席执行官和股东之间的合同，如果这一理念具有什么实际意义，想必首席执行官还应为公司长期业绩表现负责，并且向公司返还他们因公司股价只是临时上涨而获得的报酬。如果破产活动是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那么首席执行官不可能保护自己丰厚的高管薪酬，让破产法官碰不到。如果在执行市场的几大组成部分时不偏袒首席执行官，想必证券交易委员会一如既往地禁止首席执行官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推高公司股价，然后借机兑现他们的股票期权。此外，如果首席执行官薪酬超过100万美元，哪怕它与公司业绩挂钩，也不能进行税前抵扣。如果市场几大基本组成部分不偏袒大公司，则这些公司不可能赚取到丰厚的利润，公司高管也不可能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拥有足够的政治权力，能够阻止这些倡议，因此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首席执行官的捐款在所有竞选捐款中所占的比例非常高。许多首席执行官还是“重要的绑金人”，能够从公司其他高管处筹集捐款。他们捐助竞选活动，进行捆绑捐助，对公司政策行动委员会施加影响力，聘请说客，并且含蓄地向特定政府官员承诺未来聘请他们，这一切让他们在游戏规则方面拥有不可小觑的发言权。
有关首席执行官薪酬和他们的价值相等的说法属于套套逻辑，毫无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证明首席执行官值这么高的薪酬呢？在经过诸多客观评估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并不值这么多。
[1] 参阅Lawrence Mischel and Alyssa Davis, CEO Pay Continues to Rise as Typical Workers Are Paid Less, Issue Brief #38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2014.
[2] 参阅William Lazonick, Taking Stock: Why Executive Pay Results in an Unstable and Inequitable Economy, white paper, Roosevelt Institute website, June 5, 2014.
[3] 参阅Comcast Corporation, Schedule 14A Definitive Proxy Statement, April 5, 2013, p.42(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166691/000119312513144100/d496632dd ef14a.htm).另参阅 Karl Russell, “Executive Pay by the Numbers,”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13.
[4] Lucian A.Bebchuk and Yaniv Grinstein, “The Growth of Executive Pa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1, no.2 (2005): 283-303.
[5] 参阅Scott Klinger and Sarah Anderson, Fleecing Uncle Sam, Center for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ebsites, 2014.
[6] 参阅N.Gregory Mankiw,“Yes, the Wealthy Can Be Deservi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 2014.
[7] Jeff Green and Hideki Suzuki,“Board Director Pay Hits Record $251,000 for 250 Hours,” Bloomberg News, May 29, 2013.
[8] 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SEC Adopts Rules for Say-on-Pay and Golden Parachute Compensation as Required Under Dodd-Frank Act,” press release, January 25, 2011.
[9] Aaron Ricadela,“Oracle Investors Reject CEO Ellison's Pay at Annual Meeting,” Bloomberg Business, October 31, 2013.
[10] 参阅Julie Walker,“Australia Has Had Three Years with the Two-Strikes Law and Executive Pay Pain Won‘t Go Away,” Business Insider Australia, October 17, 2013.
[11] Trevor Chappell,“Pay Packets for Top Bosses Hit $4.8m,” The Australian, September 18, 2014.
[12] 参阅Kevin J.Murphy, “Executive Compensation: Where We Are, and How We Got There,”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Finance, ed.George Constantinides, Milton Harris,and René Stulz (Oxford: Elsevier Science North Holland, 2013), pp.211-356.
[13] 参阅Lazonick,Taking Stock, p.5.
[14] 参阅Lazonick,Taking Stock，p.8.
[15] 参阅Lazonick,Taking Stock, p.9.
[16] 参阅Steven Balsam, Taxe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riefing Paper #34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ugust 14, 2012.
[17] William Lazonick, “Profits Without Prosperity,”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 2014.
[18] “The Repurchase Revolution,” The Economist, September 13, 2014.
[19] Lazonick,“Profits Without Prosperity.”
[20] IBM, What Will We Make of This Moment? 2013 IBM Annual Report, IBM website, 2013, p.7.
[21] Andrew Ross Sorkin,“The Truth Hidden by IBM's Buyback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0, 2014.
[22] Lazonick, Taking Stock, p.12.
[23] William Lazonick,“Innovative Enterprise and Shareholder Value,” AIR Working Paper #14-03/01, Academic-Industry Research Network website, March 2014, p.16.
[24] Lazonick, Taking Stock, p.12.
[25] Charles Mead and Sarika Gangar, “Apple Raises $17 Billion in Record Corporate Bond Sale,”Bloomberg News, April 30, 2013.
[26] Gary Strauss, Barbara Hansen, and Matt Krantz, “Millions by Millions, CEO Pay Goes Up,”USA Today, April 4, 2014; see chart “2013 CEO Compensation, Realized Compensation.”
[27] Murphy,“Executive Compensation,” pp.211-356.
[28] William Launder, “Time Warner CEO Bewkes's 2013 Compensation Up 26% ,”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1,2014.
[29] Facebook, Inc., Schedule 14A Definitive Proxy Statement, March 31, 2014, pp.21, 32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32680114000016/facebook2014 proxystatement.htm).
[30] 关于首席执行官薪酬和业绩之间的关系，参阅Michael J.Cooper, Huseyin Gulen, and P.Raghavendra Rau, “Performance for Pay? The Relation Between CEO Incentive Compensation and Future Stock Price Performance,” working paper seri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ebsite, October 1, 2014.另参阅Susan Adams, “The Highest-Paid CEOs Are the Worst Performers, New Study Says,” Forbes, June 16, 2014.
[31] Gavin J.Blair,“Sony CEO, Top Execs to Return $10 Million in Bonuses Amid Electronics Unit Losses,” Hollywood Reporter, May 13, 2014.
[32] Michael B.Dorff, Indispensable and Other Myths: How the CEO Pay Experiment Failed and How to Fix It(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p.1-2.
[33] Gary Rivlin,“New Study Shows How Golden Parachutes Are Getting Bigger,” Daily Beast, January 11, 2012.
[34] Liz Moyer,“Supersize That Severance!” Forbes, October 31, 2007.
[35] Richard Finger,“Why American Airlines Employees Loathe Management,” Forbes, April 29, 2013.
[36] Paul Hodgson and Greg Ruel, Twenty-One U.S.CEOs with Golden Parachut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GMI Ratings website, January 2012.
[37] Sarah Anderson and Marjorie Wood,Restaurant Industry Pay: Taxpayers' Double Burden,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ebsite, April 22, 2014, p.5.
[38] Senator Chuck Grassley,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ackdating to the Future/Oversight of Current Issues Regarding Executive Compensation Including Backdating of Stock Options;and Tax Treatment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Retirement and Benefits,”closing statement, Finance Committee hearing, September 6, 2006 (http://www.finance.senate.gov/newsroom /chairman/release/?id=fa3baac7-174f-4e3e-b16d-2eda0b6cec87).
[39] Steven Balsam, Taxes and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riefing Paper #34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ugust 14, 2012.
[40] “Topic 409—Capital Gains and Losses,”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website, August 19,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