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资本主义

我前面提到过，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父亲卖裙子和女式衬衫给工厂工人的妻子。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我爸因此赚了不少钱，还在邻镇开设了第二家女装店。虽然我们家不是大富大贵，但由于他赚得也不少，我们家俨然成为实打实的中产阶级。

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工人平均时薪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1]当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不断发展壮大；随着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增强，经济发展更快，推动了新的投资和创新，中产阶级因此变得更为富有，中产阶级队伍进一步壮大。这一良性循环让我们家和其他数千万家庭受益。

不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一良性循环停顿了。尽管生产率增速基本不变，经济也继续保持增长，但工资水平开始原地踏步（见图13.1）。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在2013年，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为5.1939万美元，比2007年经济大衰退之前的收入低了将近4500美元。到2013年，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1989年的水平。[2]人们的工作日益没有保障，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的就业率不断下滑。[3]简而言之，美国很多中产阶层家庭变得更穷了。（并非偶然的是，我父亲最终不得不关闭他的两家店面。）

美国2013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仍低于1998年的水平。[4]家庭收入中位数比2007年的水平要低8%。时薪工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在2014年9月，他们的平均时薪为20.67美元。[5]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这一时薪的购买力与1979年的时薪差不多，甚至还低于1973年1月的时薪（按2012年美元价值计算等于22.41美元）。

图13.1 美国不平等问题的根源：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率之间的缺口不断扩大

注：引用的数据为私营部门生产和非管理类工人时薪（按2012年美元的价值计算）；净生产率适用于整个经济，等于单位工时商品和服务产出减去折旧费后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对劳工统计局劳动生产力和成本项目、劳工统计局当前就业统计数据和经济分析局国民收入生产核算未公布的整体经济生产率数据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果

这一图最初出现在go.epi.org/2013-productivity-wages.

依据标准解释，这一大转变可归因于“市场力量”，特别是削弱了美国许多工人竞争力的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美国工人的工作岗位可以外包给墨西哥和亚洲的工人，这些地区的工人愿意以更低的工资干同样的活。此外，在美国国内，自动化设备、计算机控制的机器和机器人能够低成本地完成工人的工作。不管怎么样，人们普遍认为美国工人过去能挣到可观的收入，但现在因为工资过高被挤出就业市场。如果他们希望找到工作，就需要接受更少的工资和更低的工作保障。他们如果希望找到更好的工作，就需要掌握更好的工作技能。这一切由市场决定。

这一标准解释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解释大多数的现象。它无法解释为什么美国在短短几十年间会突然经历如此巨大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其他发达国家虽然也面临类似的市场力量，却没有这么容易屈服。（例如，到2011年，德国中位数收入增加速度比美国要快；德国最富有1%的人群税前收入约占到总收入的11%，而美国最富有的前1%人群收入占比则超过17%。[6]）此外，这一标准解释也未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在经济大衰退后的前六年复苏期间，美国底层90%的人群平均收入却下跌了。

这一标准解释也未能说明为什么年轻一代大学毕业生中位数收入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停滞不前。尽管近期毕业的大学生工资水平仍然高于没有大学学历的年轻人，但他们的工资保持原地踏步。事实上，在2000~2013年，年轻大学毕业生的实际平均时薪下跌了（见图13.2）。依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数据，到2014年，在近期毕业的大学生中，有46%的人所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在所有大学毕业生中，有35%的人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大学文凭。[7]《纽约时报》将这一群体称为“无着落的一代”——这些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事业发展受阻，从事着无聊的工作，前景黯淡无光”。[8]

图13.2 2000~2014年不同性别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实际平均时薪

注：数据涉及未获得高级学位且没有进一步深造的大学毕业生。阴影区域代表经济衰退期。

资料来源：经济政策研究所对当前人口调查退出轮换组微数据的分析结果（http://stateofworkingamerica.org/chart/swa-wages-table-4-18-hourly-wages-entry/）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中产阶级的遭遇，我们需要审视市场组织架构所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提高了大企业和华尔街银行的盈利能力，但同时也削弱了中产阶级的议价能力和政治影响力。这一转变相当于向顶层倾斜的再分配，但它不是我们通常所定义的“再分配”。政府并没有向中产阶级和穷人征税，将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富人。政府和对政府影响力最大的人群通过修改游戏规则，间接地进行向顶层倾斜的分配。

首先我们看看企业产权发生的根本变化。正如我所提到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每位股东事实上都是大企业的主人。人们认为这些股东对企业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早在1914年，知名专栏作家和公共哲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就呼吁美国企业高管成为美国的“管家”。“效力于（大企业）的高管无法逃避一个事实：人们期望他们能够越来越像公职人员一般行事……睿智的商人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越来越多地讨论他们的‘责任’和‘尽责管理’。”[9]

1932年，律师阿尔道夫·A.伯尔勒和经济学教授加德纳·C.米恩斯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这部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显示，美国巨型公司高管甚至无须对公司股东负责，在经营公司时“追逐私利，并且……将一部分资产基金挪为己用。”[10]伯尔勒和米恩斯认为解决方案是扩大雇员和消费者等所有受大公司影响的群体的权利。[11]在他们的设想中，未来的企业高管是专业管理人员，公平地平衡投资者、雇员、消费者和居民的诉求，并且相应地分配利益。伯尔勒和米恩斯写道：“如果企业制度要生存下去，对大企业的‘控制’必须发展成为完全中立的专家治理制度，以此平衡不同群体的各种诉求，并且基于公共政策而不是私欲为各个群体分配收入流，这一点非常重要。”

到“二战”结束时，这一企业治理愿景为人们所广泛接受。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董事长弗兰克·阿布拉姆斯在1951年发表演讲时说：“管理工作旨在公平合理、切实可行地平衡着直接受影响的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这包括股东、雇员、顾客和一般民众。企业经理人之所以获得专业性地位，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工作中认识到自己（对公众）担负着基本责任，而其他专业人员早已意识到这一点。”[12]他这一演讲代表了当时其他首席执行官的看法。

在20世纪50年代，《财富》杂志呼吁首席执行官成为“产业政治家”。[13]从许多方面来讲，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帮助建设一个带来普遍繁荣的经济。1956年11月，《时代周刊》指出，商业领袖愿意从财务业绩的“盈亏角度，以及整个社会得失角度来评判自己的作为”。该杂志提到，众所周知，通用电气寻求服务于公司所有股东的“达成平衡的最佳利益”。浆纸业高管J·D.泽勒巴克向《时代周刊》杂志表示，“大多数的美国人支持私营企业，认为这是人们在自由社会经营生意的最为务实的手段，而不是上帝赋予的权利……他们认为企业管理是一种尽责管理，希望它能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经济作为公共信托来管理”。[14]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企业所有制愿景，随之而来的还有“企业狙击手”。他们挥舞着高收益的垃圾债券，引诱股东出售手头持有的股份，从而进行恶意收购。他们进行杠杆收购，与产业政治家展开代理权之战。在“企业狙击手”看来，产业政治家剥夺了股东本来属于他们的财富。这些“狙击手”认为股东是企业唯一合法的所有人，而企业唯一合理的目标是实现股东回报最大化。

这一转变并非偶然的现象。在企业利益集团和华尔街的推动之下，金融市场和企业的法律及组织架构发生了变化，而上述转变正是这些变化所带来的结果。1974年，在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华尔街的力促之下，国会出台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在此之前，依据与养老金和保单受益人签订的合同，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负有受信义务，只能投资购买优质的企业和政府债券。1974年颁布的这部法律改变了这一状况，它允许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将投资组合投资到股票市场中，从而为华尔街提供了庞大的资金池。[15]1982年，国会允许储贷银行拿存款进行投资，购买各种金融产品，其中包括承诺高回报的垃圾债券和其他风险投资。这一规定为华尔街提供了又一个庞大的资金池。[16]储贷银行是支撑当地房屋抵押贷款市场的基石。政府对储贷银行的存款资金提供保险，应对投资亏损问题，这一便利让此类投资更具诱惑力（最终多家公司倒闭，纳税人为此支付了约1240亿美元）。[17]与此同时，里根政府放松了其他的银行业和金融规定，并且裁减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人员。

“企业狙击手”因此获得了必要的资金和监管机构的批准，进行恶意收购。在20世纪70年代，针对价值达10亿美元及以上的公司的恶意收购案只有13起。在20世纪80年代，此类恶意收购数量增加到150起。在1979~1989年，金融企业家开展的杠杆收购案超过2000起，每起收购案金额超过2.5亿美元。[18]（狙击手伊凡·博斯基被指控开展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他为了达成控辩交易，同意成为政府线人；这时杠杆收购狂欢才停下来。[19]博斯基供认迈克尔·米尔肯和他所在的巨型垃圾债券公司德崇证券密谋操纵股价和诈骗客户。对此德崇证券表示认罪。米尔肯则被指控98项罪名，其中包括内幕交易和诈骗罪，最终锒铛入狱。）

即便公司没有遭遇“狙击手”，首席执行官由于担心公司成为劫掠的目标，仍旧承受着压力，不得不努力实现股东收入最大化。他们由此认定自己的主要职责是推高公司股价。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戈伊苏埃塔阐明了这一新的理念：“我们的职责只有一个，就是为我们的所有者创造像样的回报。”[20]这一理念与早些年企业政治家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每个人都知道他所说的“像样的回报”是指尽可能大的回报。

首席执行官如想取得这一成绩，可以走捷径，削减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工资是大多数公司最大的一笔单项支出。相应地，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企业屠夫”取代了五六十年代的企业政治家。按那个年代的说法，“企业屠夫”眼里几乎只有一件事，就是“减肥”[0]和“省到骨头里”[00]。1981年杰克·韦尔奇掌舵通用电气时，股票市场对通用电气的估值不足140亿美元。[21]到韦尔奇2001年退休时，通用电气市值高达4000亿美元。韦尔奇主要是通过削减员工工资完成这一壮举的。在他出任首席执行官之前，通用电气的大部分员工整个职业生涯都效力于公司。但在1981~1985年，通用电气裁员10万人，也就是1/4的员工。韦尔奇也因此得到了“中子弹杰克”的绰号。哪怕公司业绩表现不错，韦尔奇仍然鼓励他的高层管理人员每年更换10%的员工，以此保持通用电气的竞争力。

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试图比韦尔奇走得更远。“电锯”阿尔·邓洛普在担任斯科特纸业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裁员1.1万人，其中包括71%的总部员工。[22]这给华尔街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司股价也因此大涨225%。邓洛普1996年跳槽到阳光公司后，立马将公司1.2万名员工裁了一半。[23]（不幸的是，他被发现做假账。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他从事诈骗活动，为此他交了50万美元罚款进行和解，并同意不再担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我之前提到过IBM和惠普公司。这两家公司以前实行员工终身雇佣和高薪政策。但后来它们也开始对自己的员工“痛下杀手”。

正如我所提到的，公司股价和首席执行官的薪酬待遇因此水涨船高（见图13.3）。

图13.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资料来源：e-wavecharts.com免费提供

许多人称赞首席执行官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因为从理论上讲，公司资源得到了更好的利用。不过这一转型的人力成本高昂。普通工人丢了工作，失去收入，并且许多社区变得荒芜。此外，虽然公司的效率提升了，但产生的效益未能得到广泛的分享。随着公司不断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生产率和工人收入之间的纽带被切断。自1979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加了65%，但工人薪酬中位数仅增加了8%。[24]经济成果基本上都落入顶层人群的手中。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在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今天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和30年前差不多。此外，很少有工人持有股票。

工人由于担心工作不保，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或者说没有跟上通胀脚步的工资），因此工资一直被压低。在这一问题上，政治决定再次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工人工作普遍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贸易协议直接造成的后果。贸易协议导致美国公司将工作岗位外包到海外。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在传统观念中，“自由贸易”等同于“自由市场”，并与政府“保护主义”形成对比。不过这一观念是受到误导的。由于各个国家的市场反映了有关市场组织方式的政治决定，事实上“自由贸易”协议涉及如何推动不同市场体系实现一体化的复杂谈判。此类谈判最为重要的方面涉及知识产权、金融和劳工等问题。在此类谈判中，为了充分保护大公司和华尔街知识产权和金融资产的价值，它们的利益一次又一次地凌驾于普通工人保护自身劳动价值的利益之上。（我本人要坦白一件事。我在克林顿政府担任劳工部长期间，曾在政府内部表达了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立场，只是从未在公开场合表达过我的担忧之情。当时我并不认可这一协议和白宫其他的一些决定。不过当时我觉得我应选择继续留在政府，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为此辞职表示抗议。不过在随后的岁月里，我一直怀疑当时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

此外，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资。在这一问题上，政府政策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美联储提高利率，国会选择财政紧缩，这表明政府更希望减少预算赤字，而不是刺激经济和降低失业率。此时失业率会增加，继而削弱了普通工人的议价能力，导致其工资水平降低。如果美联储和国会反其道而行之，则将增加就业机会，并提高工资水平。在克林顿执政期间，失业率非常低，小时工因此获得了足够的议价能力，为自己争取到了更高的工资。这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小时工工资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实现持续增长的时期。[25]

不过企业高管和华尔街人希望大部分工人的工资保持低水平。这可以为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从而为股东带来更高的回报，并且直接和间接地为自己带来更高的回报。不过高回报最终取决于产品销量，这就要求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拥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因此从长远而言，压低工人工资的策略并不可行。不过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和基金经理业务遍及全球，他们更关心下一季度的回报，而不是长期利润。这些人眼界狭隘，认为压低工人工资的做法更有利。此外，他们还认为低工资能够降低通胀风险，从而避免他们的资产价值受到通胀的侵蚀。

随着中产阶级议价能力的削弱，经济转型的风险也转嫁到了他们身上。政府在新政和“二战”期间出台多项公共管理政策，将大部分风险公平地分摊在大企业身上。这些政策包括有力的雇佣合同、社保、工伤保险、一周工作40小时制度、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应至少支付1.5倍的工资，以及雇主提供医疗保险（战时政府出台控制物价上涨的措施，鼓励公司提供此类免税福利，以代替加薪）。大公司的大多数员工一生效力于一家公司，他们的工资随着资历、生产率、生活成本和公司利润的增加而增加。到20世纪50年代，这一雇佣关系已变得司空见惯。毫不夸张地讲，实际上员工拥有自己工作和公司的产权。

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的垃圾债券和公司收购热过后，这一关系瓦解了。甚至一些全职工人在效力于同一家公司数十年后，发现自己一夜之间失业了，并且公司不提供遣散费和医保，也不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将近1/5的美国劳动者从事兼职工作。[26]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临时工、自由职业者、独立承包商或顾问。他们每周甚至每天的收入和工作安排都不一样。到2014年，66%的美国工人入不敷出。[27]

美国人年老后没有养老金的风险也在增加。在1980年，超过80%的大中型公司为员工提供定额给付养老金，保证他们在退休后每个月能够拿到一笔固定金额的退休金。[28]现在这一比例低于1/3。很多公司转而选择定额缴费计划，从而将风险转嫁给工人。如果股市像2008年一样暴跌，401K计划也会跟着损失惨重。今天，在参加匹配缴费型定额给付养老金计划的工人中，有1/3的人没有缴纳任何费用，原因是他们手头的现金不够，这也意味着他们的雇主未进行任何的匹配缴费。[29]在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工人中，为定额给付计划缴费的工人占比更低。总的来讲，拥有与就业相关联的养老金的工人占比从1979年的50%以上下滑到了今天的35%。[30]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2014年的调查显示，40%的雇员预期他们的雇主会进一步削减员工福利。[31]

与此同时，人们收入骤然减少的风险同样与日俱增。在2008年股市大崩盘之前，密歇根大学进行的“收入动态追踪调查”显示，在任何特定的两年里，约一半的家庭出现一定程度的收入下滑问题，而且下滑幅度越来越大。[32]在20世纪70年代，收入下滑幅度通常在25%左右。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一比例达到了40%。[33]到了20世纪初期，家庭收入涨跌幅度是20世纪70年代的两倍。[34]

工人如果缺乏经济安全感，就不会要求提高工资待遇。驱动他们的因素更多的是恐惧感，而不是机遇。这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核心现实情况。一些人手握政治权力，操控着美国资本主义制度。

导致中产阶级势力日渐式微的第三个因素是工会的消亡。50年前，通用汽车公司是美国员工最大的雇主。当时通用汽车公司普通员工的时薪按今天美元价值计算达到35美元。到2014年，美国员工最大的雇主变成了沃尔玛[35]，它的员工平均时薪为11.22美元[36]。（从2016年2月起，沃尔玛将最低收入员工的时薪提高到10美元。）这并不意味着半个世纪前的通用汽车普通员工的“价值”是2014年沃尔玛普通员工的3倍。与沃尔玛员工相比，通用汽车公司员工并没有接受更多的教育，或者工作积极性更高。真正的差别在于，在半个世纪前通用汽车员工背后有强势的工会为他们撑腰。工会凭借汽车工人的集体议价能力，为其成员争取利益，确保公司将可观比例的收入分配给他们。由于当时美国有超过1/3的工人隶属于工会，非工会成员的工人同样可以从工会和雇主达成的合同中受益，他们的工资待遇和福利也得到了改善。[37]未组建工会的公司知道，如果他们未能和工会合同保持一致，公司的工人也会组建工会。

今天，沃尔玛员工没有工会代表他们进行谈判，为他们争取更好的待遇，他们只能靠自己。由于今天私营部门仅有不到7%的工人加入工会，美国大部分雇主无须和工会合同保持一致。[38]组建工会的公司因此在竞争上处于劣势地位。这导致出现逐底竞争。

一些人声称美国工会地位的下降只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不过德国等其他国家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市场力量”，但它们仍然存在着强势的工会。这些工会继续为中产阶层提供足够的议价能力，来为自己争取到可观比例的经济增长成果，且这一比例远高于美国中产阶级所能享受到的经济成果。在过去几十年里，大部分美国人的工资几乎停滞不前。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自1985年以来，德国实际平均时薪增加了近30%。[39]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群收入占到美国总收入的10%，而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超过20%。[40]德国前1%的最富有家庭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一直保持在11%左右。在过去40年中，这一比例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为什么存在这一差异呢？我们看看政治和权力分配情况就知道了，特别是涉及工会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我所说的市场势力的资本主义几大基本组成要素，以及政府在界定市场势力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颁布后的前几十年中，工会沦为该法案的一个主要打击对象。在1894年铁路工人罢工时，联邦法院裁定，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罢工属于“非法限制贸易”的行为。[41]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派遣2000人的部队镇压罢工活动，导致十几名罢工工人遇难，美国铁路工会也因此消亡于萌芽状态。[42]当时许多商界领袖认为工会运动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工会的目标与经济原则背道而驰。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会长在1903年警告说，“劳工组织只承认一种法律，那就是暴力法——匈奴人和汪达尔人的法律，野蛮人的法律……劳工组织由一身蛮力的工人组成，而不是有才智的人士，而劳工组织的领导人本质上是革命的信徒。因此劳工组织代表着与经济自然法则正面冲突的原则，这也不足为奇”。[43]

不过随着美国普通劳动民众争取到了政治权力，他们正推动工会合法化，使之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进步运动时期，国会1914年通过了《克莱顿反托拉斯法》。该法律阐述了有关“个人劳动不属于商品或商业物品”的原则，从而将工会豁免于这一法律。[44]不过在1921年，最高法院在解释《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时态度有些顽固，裁定工会属于非法组织（霍尔斯、布兰德斯和克拉克大法官持反对意见）。后来，国会于1932年通过了《诺里斯-拉瓜迪亚法》，一锤定音，承认工会组织的合法性。[45]1935年的《国家劳工关系法》走得更远，保证工人有权组建工会，并规定雇主有法律义务与工会进行谈判。[46]

随着工会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争取到了经济权力，它们也争取到了更多的政治权力，并运用这一权力，进一步提高了美国工人的谈判能力。1950年，大企业和大工会达成富有传奇色彩的《底特律条约》，同意共享生产率提高的成果，以此换取劳资关系的和谐。[47]在此之后，工人加入工会的比例大幅提高，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亦水涨船高。这就阐释了为什么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私营部门近1/3的员工隶属工会，并且工人工资中位数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事态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随着工会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削弱，工会成员人数开始减少，大部分工人的议价能力也遭到削弱。导致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我之前提到的种种变化，例如全球化、劳动替代型技术，以及企业转而将股东回报最大化作为自己的使命。不过这同时也是诸多政治和经济决定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决定削弱了工会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权力，导致它无力避免进一步遭到侵蚀的结局。罗纳德·里根总统在任期间开除了举行大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48]里根当时这样做并没有错，毕竟空中交通管制员无权罢工。不过他这一出了名的举动向美国大雇主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即美国开始进入新型劳工关系时代。在工人加入工会比例较高的企业，首席执行官坚持要求工人做出让步，同意减薪，作为保住他们工作的条件。许多企业将工厂搬迁或威胁搬迁到“劳动权”州。这些州出台法律，允许雇员停止缴纳工会会费，并放弃工会会员身份，以此作为雇佣条件。

正如我所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企业开始战略性地运用破产手段，以此废除工会合同。美洲航空公司在2013年就使用了这一伎俩。在担任大陆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期间，弗兰克·洛伦佐于1983年推动资金紧张的大陆航空公司破产，撕毁它的劳工合同，裁员数千人，并且雇人取代举行罢工的飞行员和空乘。他支付给新员工的工资仅为之前劳工合同所规定的工资的一半，并且要求他们延长工作时间。自那之后，这变成了加入工会的航空公司员工挥之不去的噩梦。[49]1993年，西北航空公司威胁破产，坚持要求空乘和技师在工资问题上做出让步。[50]十年之后，当西北航空公司4000多名技师进行罢工时，该公司宣布外包大部分技师的工作。[51]2002年，联合航空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强迫它的飞行员和空乘同意降低工资，且工资下调幅度在9.5%~11.8%。2006年联合航空公司破产重组成功，公司利润远超以前。[52]

1947年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允许各州制定劳动权法。[53]这带来的实际后果是允许未缴纳工会会费的工人免费搭上缴纳会费工人的便车，从而降低所有人在一开始加入工会的积极性。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此类法律的影响极小，因为只有南部和西部的州制定了这一法律，而大部分的产业都集中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不过随着企业承受着实现高回报和削减劳工成本的压力，且这一压力日渐加剧，许多首席执行官认为制定劳动权法的州更具有吸引力。2012年，甚至连印第安纳和密歇根这样的老牌工业中心地区也通过了劳动权法。[54]2015年威斯康星州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从事地方服务行业的工人，例如零售、餐饮、保管、宾馆、老人护理和儿童保育、医院和交通运输等，面临着不同于大公司工人的挑战。由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不可能被外包到海外，并且大部分的工作也不可能被机器所取代，因此他们失业的风险要小得多。事实上，美国地方服务业工作岗位数量持续增加。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些工作岗位的工资水平非常低，鲜有福利，并且他们基本没有晋升的空间。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人没有加入工会。如果他们加入工会，则他们和雇主进行谈判时将拥有更强的议价能力。

沃尔玛和大型快餐连锁公司极力反对工会。当员工有可能寻求组建工会时，它们针对工会投票设置程序障碍，利用拖延战术报复试图组建工会的员工，并恐吓其他人，让他们反对工会。依据《国家劳工关系法》，很多手段是违法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国会削减用于执行这一法律的拨款。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积压了大量的案件。该委员会负责保护工人组建工会和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当雇主非法解雇员工时，委员会对他们的处罚微不足道，例如仅仅是要求他们向遭不正当解雇的员工支付自解雇之日起损失的工资。[55]连续几任民主党总统承诺制定法律，精简工会组建程序，加大处罚雇主违法行为的力度，但是这些承诺一再落空。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私营部门加入工会的工人比例持续下跌。中产阶层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也必然随之下滑[56]（见图13.4）。

因此，根本的问题不在于美国普通劳动民众的市场“价值”是否低于过去，或者他们是否寅吃卯粮。问题在于他们逐渐丧失了必要的议价能力，享受到的经济成果份额不如“二战”结束后的前30年那么高，并且他们的实际收入比经济制度本可以为他们提供的收入要少。

图13.4 随着工会成员人数减少，中产阶级收入占比也随之下滑

资料来源：美国进步中心行动基金会分析报告。该基金会依据巴里·T.赫希、戴维·A.麦克弗森和韦恩·G.弗罗曼在《劳工月刊》2001年第7期发表的《各州工会密度估计》（第51~55页，该文章刊登在http://unionstats.gsu.edu/MonthlyLaborReviewArticle.htm）所提供的工会成员比例数据进行分析。有关中产阶级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数据来自人口普查局的H-2表格：各五等分和顶层5%的家庭总收入占比（2013年），该数据发布在http://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household

如果将这一问题归因于“自由市场”的客观作用，相当于忽视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是如何重组以及由哪些人重组这一事实。我们还会忽视一个现实情况，即富有阶层手握大权，并且凭借这一权力攫取了越来越大份额的经济成果。它还相当于否认随着富有阶层所攫取的经济成果不断累积，他们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另外，它还忽视了我们政治经济制度中的抗衡力量日渐式微这一显著问题。

[1] 参阅Susan Fleck, John Glaser, and Shawn Sprague, “The Compensation-Productivity Gap: A Visual Essay,” Monthly Labor Review, January 2011.

[2] U.S.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Income Tables: Households,” table H-6 (https://www.census.gov/hhes/www/income/data/historical/household/).

[3] 参阅Henry S.Farber, “Job Loss and the Decline in Job 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abor in the New Economy, ed.Katharine G.Abraham, James R.Spletzer, and Michael Harp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另参阅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Seasonally Adjusted Employment-Population Ratio” (http://data.bls.gov/timeseries/LNS12300000).

[4] U.S.Census Bureau,“Historical Income Tables: Households,” table H-6.

[5] Drew DeSilver, “For Most Workers, Real Wages Have Barely Budged for Decades,” Fact Tank,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October 9, 2014.

[6] Heidi Shierholz, Six Years from Its Beginning, the Great Recession's Shadow Looms Over the Labor Market, Issue Brief #374,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January 9, 2014.

[7] Jaison R.Abel and Richard Deitz, “Are the Job Prospects of Recent College Graduates Improving?” Liberty Street Economics,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website, September 4, 2014.

[8] Jennifer 8.Lee, “Generation Limbo: Waiting It Out,” New York Times, August 31, 2011.

[9] Walter Lippmann, Drift and Mastery(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 1914; reprinted 1961), pp.22, 23.

[10] Adolf A.Berle and Gardiner C.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302.

[11] Adolf A.Berle and Gardiner C.Means,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p.312.

[12] Frank Abrams, “Management's Responsibilities in a Complex World,”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9, no.3 (1951): 29-34.

[13] 参阅Fortune 40, no.4 (October 1951): 98-99.

[14] 欲了解通用电气公司和企业尽责管理相关情况, 参阅Rick Wartzman, “Whatever Happened to Corporate Stewardship?”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ugust 29, 2014.另参阅“Business: The New Conservatism,”Time, November 26,1956.

[15] 参阅Michael McCarthy, “Why Pension Funds Go to Risky Investment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9, 2014.

[16] 参阅Garn-St.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 of 1982, Pub.L.No.97-320.另参阅Marcia Millon Cornett and Hassan Tehranian, “An Examination of the Impact of the Garn-St.Germain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Act of 1982 on Com- mercial Banks and Savings and Loans,” Journal of Finance 45, no.1 (March 1990): 95-111.

[17] Timothy Curry and Lynn Shibut, “The Cost of the Savings and Loan Crisis: Truth and Consequences,”FDIC Banking Review 13, no.2 (2000): 26-35.

[18] Tim Opler and Sheridan Titman, “The Determinants of Leveraged Buyout Activity: Free Cash Flow v.Financial Distress Costs,” Journal of Finance 48, no.5 (1993): 1985-99.

[19] 参阅Jesse Kornbluth, Highly Confident: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Michael Milken(New York: William Morrow,1992).

[20] Ian Somerville and D.Quinn Mills, “Leading to a Leaderless World,”Leader to Leader 1999, no.13 (1999): 30-38.

[0] 指精减人员——译者注

[00] 指削减开支——译者注

[21] 参阅Jack Welch, Jack: Straight from the Gut (New York: Warner, 2001).

[22] John Byrne,Chainsaw: The Notorious Career of Al Dunlap in the Era of Profit-at-Any-Price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3).

[23] John Byrne,Chainsaw: The Notorious Career of Al Dunlap in the Era of Profit-at-Any-Price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3). pp.123-24.

[24] Josh Bivens, Elise Gould, Lawrence Mishel,and Heidi Shierholz, Raising America's Pay: Why It's Our Central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 Briefing Paper #378,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June 4, 2014.

[25] Lawrence Mishel,The Wedges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Median Compensation Growth, Issue Brief #33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pril 26, 2012.

[26]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November 2014,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ebsite, December 5, 2014.

[27] American Payroll Association, “2013 Getting Paid in America Survey Results,” 2013 (http://www.nationalpayrollweek.com/documents /2013GettingPaidInAmericaSurveyResults2_JW_001.pdf).

[28]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EBRI Databook on Employee Benefits,” ch.4, “Participation in Employee Benefit Programs,” table 4.1a,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website, March 2011.

[29] Ruth Helman, Nevin Adams, and Jack Van-Derhei, The 2014 Retirement Confidence Survey: Confidence Rebounds—For Those with Retirement Plans, Issue Brief No.397, Employee Benefit Research Institute website, March 2014, p.18.

[30] Rebecca Thiess,The Future of Work: Trends and Challenges for Low-Wage Workers, Briefing Paper #341,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April 27, 2012.

[31] MetLife, Benefits Breakthrough: How Employees and Their Employers Are Navigating an Evolving Environment, 2014 (https://benefittrends.metlife.com /assets/downloads/benefits-breakthrough-summaries-2014.pdf).

[32] Jacob S.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1.

[33] Jacob S.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31.

[34] Jacob S.Hacker, The Great Risk Shift: The New Economic Insecurity and the Decline of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p.32.

[35] Brianna Cardiff-Hicks, Francine Lafontaine, and Kathryn Shaw, “Do Large Modern Retailers Pay Premium Wages?” NBER Working Paper No.20313,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July 2014, p.9.

[36] Shelly Banjo, “Pay at WalMart: Low at the Checkout But High in the Manager's Offic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3, 2014.

[37] 参阅David Madland and Keith Miller, “Latest Census Data Underscore How Important Unions Are for the Middle Clas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Action Fund website, September 17, 2013.

[38]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Union Members Summary,”economic news release, January 24, 2014, p.1.

[39] Leonhardt,“The German Example.”

[40] 参阅 Anthony B.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1 (2011): 41-42.

[41] 参阅Robert E.Weir, Workers in America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13), p.365.

[42] 参阅U.S.Strike Commission, Report on the Chicago Strike of June-July 1894, 53rd Congress, 3rd sess.,Sen.exec.doc.no.4.(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5), pp.18, 19.

[43] Quoted in “Facing the Issue,” editorial, Public Policy 8, no.24 (2013): 376; D.M.Perry, “Labor Unions Denounced,”Public Policy 8, no.20 (1903): 319.

[44] 15 U.S.Code § 17, “Anti-trust Laws Not Applicable to Labor Organizations,” October 15, 1914.

[45] 参阅“Labor and the Sherman Act,”Yale Law Journal 49, no.3 (January 1940): 518-37.

[46] 参阅 Frank Levy and Peter Temlin,“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NBER Working Paper No.1310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June 27, 2007, p.16.

[47] 参阅 Frank Levy and Peter Temlin,“Inequality and Institution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NBER Working Paper No.13106,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June 27, 2007, p.16.

[48] 参阅Harold Meyerson, “Class Warrior,”Washington Post, June 9, 2004.

[49] 参阅Greg J.Bamber, Jody Hoffer Gittell, Thomas A.Kochan, and Andrew von Nordenflycht, Up in the Air: How Airlines Can Improve Performance by Engaging Their Employe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25.

[50] 参阅Peter Rachleff, “Workers Rights and Wrongs,”Dallas Morning News, November 4, 2007.

[51] 参阅Peter Rachleff, “Workers Rights and Wrongs,”Dallas Morning News, November 4, 2007.

[52] “Court OKs UAL Wage Cuts,”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 2005.

[53] 参阅 Elise Gould and Heidi Shierholz, The Compensation Penalty of “Right-to-Work” Laws, Issue Brief #299,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February 17, 2011.

[54] 参阅“2012 Right-to-Work Legislation,” National Conference of State Legislatures website.

[55] 欲了解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情况，参阅 Dean Baker, The End of Loser Liberalism: Making Markets Progressive(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Eco- 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11), p.29.

[56] Madland and Miller, “Latest Census Data Underscore How Important Unions Are for the Middle 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