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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序言

    你是否记得过去这样的年代:当时的老师、面包师、推销员或机修工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就能够购房、拥有两辆车,并且养活一家人?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艾德·赖克在附近城镇的主街道上开了家女装店,顾客多数是工厂工人的妻子。他赚的钱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富有,但从来没有感到拮据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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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第一章 主流观点

    第一部分 自由市场 第一章 主流观点 在小剧场或演讲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先向听众介绍我,然后介绍将与我进行辩论的对手。我的辩论对手和我再花上5~10分钟就指定的议题进行一番唇枪舌剑,例如教育、贫困、收入不平等、税收、高管薪酬、中产阶级工资、气候变化、贩毒等议题。我们辩论什么问题并不重要,因为辩论主题经常很快就转到“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这一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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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第二章 资本主义五大组成部分

    为了建立“自由市场”,我们必须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 ·财产:人们可以拥有什么 ·垄断:允许企业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 ·合同: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 ·破产:当买方无力支付时该怎么办 ·执行:如何确保无人违背这些规则 你可能认为这类决定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所有权只是涉及你所创造、购买或发明的东西,是属于你的东西。 如果转念一想,那么奴隶呢?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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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自由和权力

    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人群手中,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金钱和权力二者密不可分。伴随权力而来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力。市场的无形之手连接着富人强健有力的手臂。 对市场机制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的人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永恒不变、理性的“自由市场”,并且反对政府“侵扰”市场,这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们拥护“自由企业”,并将“自由市场”和自由画上等号,但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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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新型财产

    私有财产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辩论中,人们经常将它与政府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传统辩论没有触及政府组织和执行产权的各种方式,以及谁对这些决定的影响力最大。 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主义者加勒特·哈丁告诫应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由于个人理性、自私地行事,导致公共资源被耗竭。例如在城镇公共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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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第五章 新型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第二大组成部分,它和产权密不可分。商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势力,才有动力冒险创业。如果随便一家竞争企业能够毫不费力、迅速地夺走对手的竞争优势,那么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理由进行投资。商人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才算合适呢?这个问题与产权规则(包括知识产权规则)相似,都涉及权衡问题。商人获取到强大的市场势力,才会有强大的动力进行投资和创新,但同时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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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第六章 新型合同

    合同是资本主义的第三大组成部分。合同指买卖双方同意做某事或提供某物来换取其他东西的协议。合同是人们开展和执行交易的手段。如果财产和市场势力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合同则是其命脉。不过与财产和市场势力一样,合同并非从天而降。虽然可靠的声誉非常重要,但承诺不可能自动兑现,合同也不是自我执行的。任何交易制度都需要规则,来决定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什么情况构成诈骗或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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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新型破产

    1984年在大西洋城特朗普广场开业之日,身着深色大衣的唐纳德·特朗普站在赌场大厅,炫耀称自己新投资的广场是大西洋城,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最美的建筑。[1]30年后,特朗普广场倒闭了,近千名员工因此失业。[2]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自己“已经和大西洋城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自吹自擂说自己撤出投资“时机非常棒”。[3] 在美国,富人一有要出事的苗头就撤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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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第八章 执行机制

    市场第五大组成部分是执行。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当市场势力过大时,必须对它进行约束。合同必须予以执行(或者被禁止)。人们必须共同分担破产造成的损失。如果存在市场的话,这一切至关重要。人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不过当涉及具体问题时,相关的决定却不尽相同,例如哪些“财产”可以得到保护,市场势力怎样才算过大,应该禁止或执行哪些合同,以及当协议一方无法履行协议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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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第九章 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机制

    现在该进行总结了。市场是人类的创造物,就像国家、政府、法律、企业和棒球一样。和其他体系一样,市场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无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市场规则都激励着人们。在理想的情形下,它们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相互协作,追求成效和创造力;它们帮助人们过上所追求的生活。市场规则还反映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善恶、价值和公平的判断。市场规则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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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第二部分 工作和价值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几年前,我应邀到一家发电厂做演讲,听众是厂里的工人。当时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成立工会。一个年轻人打算投票进行反对。他对我说他的时薪为14美元,他认为自己只值这点工资。“那些能赚几百万美元的人很厉害。如果我念过书,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我也能赚那么多钱。但我没有,所以我现在只能干体力活。”[1][0] 他显然不了解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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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第十一章 隐蔽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机制

    如果有人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不断激增,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涨到1978年的30:1,到1995年的123:1,再到2013年的296:1,今天甚至超过300:1。[1]总的来说,首席执行官的酬薪在1978~2013年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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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

    第十二章 华尔街的高薪诡计

    如果你依然觉得顶层人群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么让我们仔细审视华尔街的情况。华尔街人的薪酬待遇通常优于公司高管。那华尔街银行家“值这么多”吗?自2008年政府进行紧急救助以来,华尔街大银行源源不断地获得隐性补助。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人们认为华尔街大银行大到不能倒。要记得这些大银行因为过度冒险行为濒临崩溃。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为了防止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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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第十三章 中产阶级议价能力削弱

    我前面提到过,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父亲卖裙子和女式衬衫给工厂工人的妻子。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我爸因此赚了不少钱,还在邻镇开设了第二家女装店。虽然我们家不是大富大贵,但由于他赚得也不少,我们家俨然成为实打实的中产阶级。 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工人平均时薪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1]当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随着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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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第十四章 穷忙族的壮大

    很多人认为工作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不过下列事实进一步反驳了这一标准假设,即越来越多的人虽然从事全职工作,但依然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少数人无须工作,却享受着荣华富贵,并且这类人的数量也在激增。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但收入不足以让他们和家人摆脱贫困的窘况;与此同时,富人阶层掌握大量的财富,且大部分财富都是继承而来的,他们可以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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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第十五章 富闲族的崛起

    在穷忙族人数增多的同时,富闲族队伍也在壮大。虽然富闲族人数相对少得多,但近几年他们的收入一路飙升。由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等收益性资本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他们无须工作。他们“配得上”吗?诚然,一些富闲族通过工作攒下积蓄,然后利用这些积蓄积累资产。从我们之前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配得上”。不过当资产升值时,这与资产持有人本人关系并不大。资产升值的原因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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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第三部分 抗衡力量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我现在有必要再次进行总结。美国政坛(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核心政治辩论似乎无休止地围绕着一个议题转,即表面上选择“自由市场”还是“政府”。政治右派支持大市场和小政府,这通常意味着减税和缩减公共支出。政治左派则支持大政府和小市场,这通常意味着提高(至少针对富人的)税率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一辩论掩盖了一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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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第十七章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

    美国以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重大技术变革年代,工人经常被取代,社会制度变得不稳定,经济繁荣与萧条快速交替循环。资本所有人获得丰厚回报,金融精英得势,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尽管新技术具备创造普遍繁荣的潜力,但是由于顶层阶级对政治的控制有增无减,主流政治和经济制度无法实现普遍繁荣。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认为游戏遭到操纵。他们的焦虑和失意之情最终推动社会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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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第十八章 抗衡力量式微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当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则被经济精英阶层掌控,如果不调整背后的政治权力分配关系,那么经济制度改革是无法实现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斯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在2014年秋季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1]研究揭示了这一挑战的规模。季伦斯和佩奇具体分析了1799项政策议题,确定经济精英、商业团体、大众利益团体和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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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第十九章 重建抗衡力量

    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脱离政府而存在,人们的收入和自身与对社会贡献的价值相当。如果我们能够摒弃此类观念,美国人就有可能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潜在选择:不是让政府增加或减少干预,而是让政府要么对越发富有的少数富人群体的需求做出回应,要么对日益困顿且经济安全感逐渐丧失的大多数人的需要做出响应。这样我们才可以超越这场消耗政治左右派过多精力的意识形态争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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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第二十章 终结向上预先分配

    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向上预先分配深深植根于当前的市场规则当中。抗衡力量寻求终结这种预先分配方式。譬如,缩短专利和版权保护年限,并且像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禁止有偿延迟协议。公司不得通过对产品或工艺进行细微的或外观的调整来延长专利期,禁止制药公司为自己的品牌处方药做广告——这曾是美国的明文规定,后来遭到大型制药公司的反对而被取消。 反托拉斯将回归初衷:实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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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彻底改造公司

    除了终结市场内部的向上预先分配模式以外,抗衡力量还需要在市场内部寻求更为公平的预先分配,从而降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必要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组织——大公司。 正如我所强调的,在过去30年里,作用于公司的激励措施基本上都导致普通员工薪酬减少,而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薪酬增加。问题在于如何扭转这些激励措施。 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根据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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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二章 机器人取代人类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技术变革就引发了诸多预测,不过并不是所有预测都得到了验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28年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预言,在一个世纪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所使用方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1]尽管如此,他预测到2028年,欧洲和美国的“生活标准”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所有人都不用担心赚钱这回事。那将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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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第二十三章 市民的馈赠

    我们无须直接对少数人当前的收入或财富征税,然后将这部分税收转移给多数人。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是更广泛地共享未来的财富。这两种做法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语义层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前财富是市场规则体系的结果。诚然,WhatsApp的创始人当初煞费苦心开发了此软件,就是希望产品能够大热,从而使自己一举成功,最终他们成功做到了。但他们应该从中获得多少奖励呢?这属于哪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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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第二十四章 新的规则

    我希望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我们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发明和创新浪潮,这些发明和创新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虽然它们将会取代不计其数的工作机会,从而压低绝大多数人的薪酬水平——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初露端倪——但是我们有能力重组资本主义,让人们广泛地共享经济成果。 我们之所以保持乐观情绪,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无须成为没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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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致谢

    本书是我多年研究、观察和讨论的产物。许多人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们的见解贯穿于全书。在这里我无法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启迪和滋养了我的思想。我特别要感谢亨利·布莱德、肖恩·法尔杭、亚历克斯·盖尔伯、希拉里·霍因斯、戴维·柯普、艾米·莱尔曼、保罗·皮尔逊、杰西·罗思坦和尤金·斯莫伦斯坦等同事为本书初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和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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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机器人取代人类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技术变革就引发了诸多预测,不过并不是所有预测都得到了验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28年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预言,在一个世纪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所使用方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1]尽管如此,他预测到2028年,欧洲和美国的“生活标准”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所有人都不用担心赚钱这回事。那将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人类自从诞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真正的、永恒的问题——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自己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消磨这段光阴,使生活更明智而更惬意呢?”

2028年尚未到来,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朝着接近凯恩斯预测的社会迈进。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觉得自己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即使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情况也是如此。劳动节约型技术非但没有创造一个物质丰富的时代,让绝大多数人不再为钱烦恼,反而正在创造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让少数人富可敌国,而绝大多数人日益困顿。

我也曾进行过预测。1991年,我在《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将所有现代工作分为三类,然后预测了各自的发展前景。[2]我将第一类工作称为“常规性生产服务”。此类工作包括美国资本主义的“老步兵”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从事的重复性任务,如在流水作业线上或办公室里的重复性工作。尽管这一类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传统的蓝领工作,但它们也包括常规性监管工作,如反复核查下属的工作,落实标准作业流程,常规的数据输入和检索。我估算此类工作占到全美所有工作机会的1/4,但将会逐步减少,这是因为新型劳动节约型技术将会取代这些工作,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非常乐意以低得多的工资完成这些工作。我还认为出于相似的原因,剩余从事常规性生产活动的美国工人薪酬会下降。

当时我并没有说错。我利用当时使用的方法进行研究后发现,到2014年,常规性生产工作在全美工作总量中的比例不足1/5,而且在剔除通胀因素后,这些工作的收入中位数较20年前下降了15%。[3]事实上,劳动节约型技术已经取代或即将取代可编码转化为软件的工作。文本挖掘程序正在取代许多法务工作;图像处理软件让实验室技术人员无用武之地;税务软件取代会计,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我将第二类工作称为“人际服务”[0]。这类工作必须由人力来提供,是因为人际互动对它至关重要,如零售业服务人员、酒店和餐厅员工、养老院护理员、房地产经纪人、保育员、家庭医疗护理员、空乘、理疗师和保安等,不一而足。这类工作的本质是提供一对一的销售服务;确保他人的个人安全;或者确保他人得到周全的照顾,并感到快乐和舒适。我估计在1990年,这类员工占到全美雇员总数的30%左右,[4]而且我预测他们的数量还将不断增长,这是因为人际服务都要由人力提供,所以无论是先进技术还是外国员工都不可能取而代之。不过我预测有两个原因会导致他们的薪酬减少。[5]首先,他们要与大批过去从事常规性生产活动的员工竞争,后者现在只能在人际服务行业找到工作。其次,他们还要与劳动节约型机器展开竞争,如自动出纳机、电脑收银系统、自动洗车机、机器人贩卖机、自助加油机等;即使是零售业服务人员也要对抗“与电视屏幕相连的个人电脑”,“未来的消费者将在客厅里通过电视屏幕选购家具、家电和各种电子玩具,从各个角度审视商品,选择最令他们心动的颜色、尺寸、特征和价格,马上将订单传到仓库,然后仓库把他们选中的商品直接送货上门。金融交易、机票和酒店预订、租车协议等合同也是如此,消费者在家里就可以与全球其他地方的计算机银行签订类似合同”。

事实再次表明,这个预言与实际情况相差不多。到2014年,人际服务工作几乎占到全美工作岗位的一半,而且绝大多数新型工作都属于此类工作。此外,在剔除通胀因素后,此类工作的薪酬中位数低于1990年的水平。[6]但我并没有预见到先进技术会如此迅速地入侵到人际服务行业。在2014年以前,亚马逊一直忙于消灭零售工作。[7]它竭尽所能减少仓库中的人力工作,甚至筹划未来通过无人机送货。就连商业性驾驶工作岗位也受到威胁。经济学家弗兰克·列维和理查德·莫尼恩在2004年出版的《新劳动力分工》中以开卡车为例,说明有些工作是计算机永远无法完成的,因为它需要复杂的模式识别能力。[8]但是到了2014年,谷歌研发的自动无人驾驶汽车对450万出租车司机、公交车司机、卡车司机和环卫工人构成了严重的威胁。[9]

我将第三类工作称为“符号分析服务”。这一类工作包括所有通过操作数据、文字、口头和视觉演示等符号,来解决问题、识别问题和进行战略性思考的工作。从事此类工作的人有工程师、投资银行家、律师、管理咨询顾问、系统分析员、广告和营销专家、新闻和电影制作等创意领域的专业人士,甚至还有大学教授。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多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他们往往以团队的形式工作或成天盯着电脑屏幕。“符号分析服务”类工作的本质是利用各种分析和创意工具重新安排抽象符号,例如数学算法、法律论据、金融噱头、科学原理、有感染力的词句、视觉模式、心理洞察以及其他解决概念难题的技巧。此类符号操作工作要么提高效率,使人们更准确、更快速地完成任务,要么让人们获得更多的娱乐、消遣、信息,或者变得更为快乐。[10]

我估算1990年时符号分析人员占到全美雇员总数的20%,而且预期他们的比重和薪酬将会持续上升,这是因为社会对符号分析人才的需求会继续超过此类人才的供给。我预测,符号分析类工作和其他两大类工作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这会成为驱动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的主要力量。我的预言再次成谶,但我没有预见到这一切会来得如此迅猛,或它们之间的差异会如此明显,也没有预见到它们对不平等和经济不安感的影响会如此深刻。譬如,我从来没有预期到在1990~2008年,美国高中肄业白人女性的预期寿命会减少五年。[11]

此外,我也未能预见到数字技术与庞大的网络效应结合起来后,会如此迅速地将员工/顾客比压低到无以复加的水平。2012年,脸书公司以10亿美元收购颇受欢迎的照片分享网站Instagram时,后者有13名员工和3000万用户。[12]我们可以将它与柯达进行对比。[13]柯达于2012年1月申请破产,它在鼎盛时期拥有14.5万名员工。[14]

员工/顾客比还会继续下降。2014年初,脸书公司以1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WhatsApp。当时WhatsApp员工人数为55人(其中包括两名年轻的创始人),而用户多达4.5亿人。[15]数字化不需要太多员工。人们完全可以将一个新的理念出售给数以亿计的用户,而不需要用太多员工来生产或推销这个理念。我的一位住图森市的朋友在家创业。他设计了一种可以确定空气中是否存在特定元素的机器。他利用3D打印机生产数百套产品,然后通过网络将产品销售到全球各地。他现在只需要一架无人机来送货,而他的所有生意只需要一个人——他本人。

想想1964年全美最具价值的四家公司的平均市值为1800亿美元(按2011年美元价值计算),平均员工人数达43万。47年后,美国几家最大的公司的市值比这些前辈公司多出一倍,但是员工人数却不足后者的1/4。[16]

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劳动力替代型技术,还有知识替代型技术。[00]如果将先进的感应器、语言识别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文本挖掘和模型识别算法等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制造出智能机器人。智能机器人能够快速学习人类的行为,甚至可以相互学习。生命科学正经历着一场革命,允许根据病人的具体状况和基因量身定制药物。

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几年里将会有更多的符号分析师被取代。作为美国两个最大的专业密集型行业,医疗和教育业正承受着日益加剧的压力来削减成本,与此同时专家型机器日益普及,所以到时这两个行业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我们正处于移动医疗应用程序风起云涌之际。这些应用可以用于直接测量从卡路里到血压的各项指标。此外,一些软件程序可以实现和医疗设备一样的功能,但不会像医疗设备那么昂贵,也不需要医疗技术人员来操作(如超声波、CT扫描和心电图);诊断软件可以告诉你诊断结果意味着什么,以及可以采取哪些对策。同样,学校可以围绕智能机器进行重组(尽管教职员工会一直尖叫反对)。所谓的MOOC(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和互动式在线课程等软件正逐步取代许多老师和大学教授,以及指导学生学习的助理。

这一趋势将止于何处呢?我们假想有一个小盒子——就叫它iEverything,它可以制造出任何你可能想要的东西,相当于现代版的阿拉丁神灯。你只要告诉它你想要什么,然后像变戏法一样,你想要的东西就会出现在脚边。唯一的问题是没人买得起它,因为iEverything无所不能,那么就没人能赚得到钱。显然这个场景是假想出来的,但是当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完成越来越多的工作时,利润就会流入人数越来越少的的高管和业主及投资者的手中,而其他人由于失业或收入微薄,手头可用来购买商品的钱越来越少。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型是许多人从事大规模生产活动,来满足大众消费需求。这种模式难以为继。未来的经济模型有可能是少数人从事无限量的生产活动,来满足有消费能力的人群的需求。

潜在问题不是工作机会有多少,而是收入和财富如何进行分配。那些创造或投资轰动性观点的人会赚得盆满钵满。WhatsApp首席执行官简·库姆持有公司45%的股份——他也是WhatsApp的年轻创始人之一。脸书公司收购WhatsApp时,这些股份为简赚得68亿美元。联合创始人布莱恩·埃克顿凭借持有的20%股份拿到30亿美元。[17]据报道,早期员工持有公司1%的股份,这为他们每个人带来1.6亿美元的收入。

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那么创造出轰动观点的幸运者会赚得更多。正如我所强调的那样,必然的结果是他们也会获得前所未有的政治权力。大多数人享受不到这些收益,他们的政治权力也会烟消云散。虽然新技术将带来琳琅满目的产品和服务,但同时也会取代大多数人的工作,而且压低他们的收入,因此他们到时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些产品和服务,却无力购买。

大约在25年前,我曾预测现代技术将继续推高社会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减少对教育程度不高的劳动力的需求。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帮助更多人获得更多、更优质的教育,特别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弥补就业机会和薪酬减少的问题。我的预言只有一部分得到印证。拥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的收入仍然比未接受大学教育的要高出很多。2013年,获得四年制大学学位的美国人的时薪比未接受大学教育者平均高出98%,与五年前和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要高出很多——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溢价比没有大学文凭者分别高出89%和64%。[18]

不过,有一点我说错了。我当时以为大学学历可以提高工资待遇,并且让人们享受到更高份额的经济成果。事实上,美国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的需求似乎在2000年达到顶峰,随后开始下降,然而此类劳动力的供给却持续攀升。正如我提到的,自2000年开始,绝大多数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增长幅度非常小,甚至原地踏步。收入前90%的大学毕业生的累计收入在2000~2013年只增长了4.4%。同期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事实上在下降(女性毕业生的起薪下降了8.1%,男性毕业生的起薪下降了6.7%)[19]。换句话说,虽然大学教育是人们加入中产阶级队伍的敲门砖,但是一旦他们成为中产阶级后,学历也无法保证他们能够更进一步。中产阶级从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不断萎缩,而顶层人群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大。

扭转作为市场规则一部分的向上预先分配模式,把大财团赶出政坛,彻底改造公司,并且提高教育质量和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些措施将有所裨益。这也是抗衡力量应该达到的目标。不过这些变革本身不会改变技术变革引导我们前进的方向。而且正如我描述的那样,如果生产制度将绝大多数收入和利润分配给极少数人,那么任何经济或社会都无法维持下去。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有些人呼吁在征税时对极少数人生大赢家的收入和财富提高税率,然后将这部分税收再分配给其他所有人。抗衡力量应该可以提高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总而言之,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大公司和华尔街遇到有效的抗衡力量,最高边际税从未低于70%(在扣除各种抵扣和税收抵免后,实际税率未低于50%)[20]。但是照当前趋势发展下去,如果我们希望在四五十年后实现普遍繁荣,那么所需的直接再分配规模不止于此。当少数人掌握着知识替代型技术,并且此类技术几乎无所不能时,就连托马斯·皮凯蒂建议的全球财富税也不足以实现普遍繁荣。那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呢?我们该如何重组市场来实现这一目标呢?

[1] John Maynard Keynes,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W.Norton & Co.,1963), pp.358-73.

[2] 参阅Robert B.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3] 参阅Robert B.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0] 也有译为“直接服务”——译者注

[4] 参阅Robert B.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p.177.

[5] 欲了解“人际服务”工作岗位工资的预测情况, 参阅:Robert B.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reparing Ourselves for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New York:Vintage Books,1992). pp.215-16.

[6] U.S.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various issues.

[7] 参阅 Greg Bensinger,“Amazon Robots Get Ready for Christmas,”Wall Street Journal, updated November 19, 2014.另参阅Stacy Mitchell, “The Truth About Amazon and Job Creation,”Huffington Post,July 30, 2013.

[8] Frank Levy and Richard J.Murnane, The New Division of Labor: How Computers Are Creating the Next Job Marke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48.

[9] Alex Davies,“Google's Self-Driving Car Hits Roads Next Month—Without a Wheel or Pedals,” Wired, December 23, 2014.另参阅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Occupational Outlook Handbook, 2014-15 Edition,” 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website, January 8, 2014.

[10] 欲讨论“符号分析服务”,参阅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pp.170-240.

[11] S.Jay Olshansky et al., “Differences in Life Expectancy Due to Race and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Are Widening, and Many May Not Catch Up,” Health Affairs 31, no.8 (2012): 1803-13.

[12] 参阅Shayndi Raice and Spencer E.Ante,“Insta-Rich: $1 Billion for Instagram,”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0,2012.另参阅Steve Cooper, “Instagram's Small Workforce Legitimizes Other Small Start-Ups,”Forbes, April 7, 2012.

[13] 参阅 Eric Savitz,“Kodak Files Chapter 11,” Forbes,January 19, 2012.

[14] Dana Mattioli,“Their Kodak Moments,”Wall Street Journal, January 6, 2012.

[15] Adam Hartung,“Three Smart Lessons from Facebook's Purchase of WhatsApp,” Forbes, February 24, 2014.

[16] Derek Thompson,“This Is What the Post-Employee Economy Looks Like,” The Atlantic, April 20, 2011.

[00] 官方生产力数据未包括新型技术产出增长率。这可能是因为官方数据无法准确地进行测量(例如,由于开源软件是免费的,因此未被算入产出中);此外,鉴于老的技术深深植根于经济中,技术突破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有可能运用于整个经济中。

[17] Parmy Olson,“Exclusive: The Rags-to-Riches Tale of How Jan Koum Built WhatsApp into Facebook's New $19 Billion Baby,” Forbes, February 19, 2014.

[18] David Leonhardt,“Is College Worth It? Clearly, New Data Says,”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14.

[19] 欲讨论2000年以来大学毕业生工资停滞问题,参阅 Josh Bivens, Elise Gould, Lawrence Mishel, and Heidi Shierholz, Raising America's Pay: Why It's Our Central Economic Policy Challenge, Briefing Paper #378,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June 4, 2014.

[20] “US Federal Individual Income Tax Rates History, 1862-2013 (Inflation-Adjusted 2013 Dollars),” Tax Foundation website, October 17, 2013.另参阅 Andrew Fieldhouse,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and the Role of Shifting Market-Income Distribution, Tax Burdens, and Tax Rates, Issue Brief #365,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June 14,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