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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市民的馈赠
我们无须直接对少数人当前的收入或财富征税，然后将这部分税收转移给多数人。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是更广泛地共享未来的财富。这两种做法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语义层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前财富是市场规则体系的结果。诚然，WhatsApp的创始人当初煞费苦心开发了此软件，就是希望产品能够大热，从而使自己一举成功，最终他们成功做到了。但他们应该从中获得多少奖励呢？这属于哪种激励机制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规则（如专利和版权保护期）、市场支配力方面的规则（如当标准平台违反反托拉斯法该怎么做）、合同方面的规则（如公司过于强大时与消费者或员工签署胁迫性的协议，或者利益冲突和内幕消息引发欺诈行为）、有关谁有资格宣布破产和进行债务重组的规则，以及执行这一切的规则（如保护私有财产和私人财富）。
假如我们出台一套完全不同的规则，例如专利局对“新颖和实用”的界定非常严格，驳回了WhatsApp的专利申请，认为它相对其他通信软件而言不够新颖或不够实用；或者国会决定专利保护期只有3年，而不是20年；或反垄断法禁止任何控制着大型网络或主要平台的公司（如脸书公司）收购另外一家即将控制其他网络的公司（如WhatsApp）；或专利执行不力，导致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使用WhatsApp的通信服务。在这种情况下，WhatsApp的价值就不可能达到190亿美元。它的价值可能要低得多，甚至有可能一文不值，而它的创始人获得的奖励也要少得多，或者他们的付出完全没有回报。这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吗？
这个问题涉及决定如何预先分配收入和财富的根本市场规则，其中包括为WhatsApp创始人等创新者提供充足的激励。正如我所指出的，在现行市场规则下，资本资产所有者的回报越来越高，而绝大多数靠工作维持生计的人收入不断减少。当抗衡力量足够强大时，社会可以选择制定新的规则，不再给极少数人继续提供巨额回报，但同时为创新者提供足够的奖励，激励他们继续为社会带来发明创造。
我们一方面需要鼓励人们进行新的发明创造和投资，以此改善数百万人的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需要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避免其他人几乎变得一贫如洗。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呢？这个问题并没有正确的答案。但是如果存在足够强大的抗衡力量，我们本可以对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的决策能力更有信心。我们更愿意相信现行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代表着社会所愿意做出的取舍。
这个问题不会就此打住。由于发明家和投资者的子孙后代并没有在最初的发明创造和投资中发挥任何作用，但他们继承了大量的财富，因此社会可能需要就此做出不同的取舍。即使市场的目的是让WhatsApp公司的两位创始人获得丰厚的回报，它也无须为了激励创造人，同样慷慨地奖励他们的后代。即使他们疼爱自己的子女，他们对曾孙辈以及之后永远也见不到面的子孙可能也没那么关心，而且在这些子孙后代身上，创始人的基因会被其他人的基因所稀释。这意味着影响到财富和收入的长远市场规则使后辈获得的回报越来越少，但不会减少原始发明者的动力。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做出取舍时，会进一步倾向于降低财富集中度并且共享经济成果。
知识产权就是这个道理。知识产权需要维持下列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为发明者提供足够的激励；另一方面，确保一旦激励措施变得没有必要，便立刻将发明创造成果交付公众（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如果推及整个科技进步过程和所有基本的市场规则，这意味着应出台一项原则，来决定涉及未来财富的规则。和知识产权一样，财富将在某个时刻回归公共领域。
然而，由于抗衡力量的缺位，我们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前进。我要重申的是：到2014年，在最富有的十名美国人中，有六人是巨额财产的继承者。[1]沃尔玛六位继承人的财富总和超过了底层42%的美国人的财产总和（2007年，这个比例为30.5%）[2]。政治经济学家彼得·巴恩斯认为，利息、分红、资本利得和遗产占到美国人收入的1/3，并且这一部分收入几乎都属于最富裕的1%人群。[3]与此同时，除非一对夫妇的房产价值超过1068万美元，否则他们无须缴纳任何遗产税，而且现行法律让精明的房地产律师有空可钻，他们将更多的财产转移到信托基金中。除此之外，当继承人继承房产、股票和债券、珠宝、油画、古董和土地等不断增值的资产时，他们无须为资产增值部分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继承人可以终身从这些资产中获得收入，然后将资产传承给自己的继承人[4]。没有人需要缴纳任何资本利得税。
我在简要介绍当前技术发展趋势时指出，它让越来越少的人掌握越来越多的价值，同时降低了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工资。此外，预期美国富豪在未来50年里会将36万亿美元传承给自己的继承人。如果考虑到这些因素，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会变得头重脚轻，难以为继。
抗衡力量不仅能够扭转这种趋势，还能够利用我提议的市场规则变化所带来的收入，确保所有人能够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分得一杯羹。
达成这个目标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自每位美国公民年满18周岁当月起，每个月为他们提供最低基本收入，让他们能够实现经济独立和自给自足。[5]
这并不像听起来的那么激进。1979年，保守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就表示支持这种体系：
确保每个人都能获得一定标准的最低收入，或者确保人们在不能自谋生计时仍能获得不低于某一底线的收入。在我们看来，这不仅是应对每个人都有可能蒙受的那种风险的一道完全合法或正当的保护屏障，也是大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在大社会中，个人已经不可能再向他出生于其间的小群体中的成员提出任何具体要求了。[6][0]
许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人同样被最低基本收入的概念所吸引，因为它完全消除了人们对福利或其他形式的政府转移支付的需要——穷人必须按照要求来使用这一资金，否则将受到贬低或侮辱。最低收入同样会降低人们对私营雇主的依赖度，让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观点，不用害怕因此受到报复。
有些人可能会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体系违反了社会的工作伦理，剥夺了民众通过工作所获取的支撑和意义。对这种意见的回复是：最低基本收入应该只够领取者及其家人维持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出于前文已经介绍过的原因，所有不满足于最低基本收入的人自然而然地会选择工作，尽管绝大多数工作的薪酬都很微薄。
最低基本收入使人们得以追求任何对他们有意义的艺术活动或业余爱好，因此也使整个社会享受到此类艺术活动或义务行为结出的硕果。大多数人似乎不太可能会选择无所事事，不从事体力或脑力活动。与此相反，我们可能会重返过去很多职业被视为“使命”的年代。当时，工作承载着庄重的个人承诺，而不仅仅是赚钱的方式。我曾经见过很多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生、护士，甚至从政者仍然将工作视为自己的使命。我还没遇到持这种观点的投资银行家，不过也许存在这样的人。
同样，具有潜力的艺术家也得以自由地从事本职工作。在过去，T·S.艾略特在没有从事诗歌创作的时候勘测土地；沃尔特·惠特曼可以在陆军薪资出纳员办公室担任抄写员；年轻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专利局担任专利审查员的同时研究相对论。但是近几十年来，有偿工作日益侵入大多数人的生活，占用人们越来越多清醒的时间，甚至剥夺了他们的睡眠时间。有多少崭露头角的诗人、艺术家或科学理论家为了赚钱糊口，基本上成天处于待命的状态，等待工作机会，最终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最低基本收入将让他们有机会追求自己的梦想。
因此，我们将创造一个新未来，到时大多数工作由机器人完成，人们可以尽享其成果。这正是凯恩斯在1928年所预测的社会，当时他宣称百年之后，技术变革将创造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人们无须再为挣钱而烦恼，他们到时面对的挑战是如何最充分地利用由此获得的自由和闲暇。[7]凯恩斯没有考虑到关键的分配机制问题，这一分配机制须确保几乎所有人能够享受技术变革的成果。如果减少突破性技术所有者的继承人所获得的产权，从而为最低基本收入筹措资金，那么凯恩斯的梦想可以变成现实。
在这一问题上，真正有远见的是1776年出版的《常识》一书的作者托马斯·潘恩。托马斯的论文《土地正义论》的预见性和重要性与《常识》不相上下，但知名度差了不少。1797年发表的《土地正义论》建议美国男性和女性年满21岁时可以获得15英镑，这笔钱可以作为最低基本收入，而经费将来源于土地继承税。潘恩的理由是：这种做法能够培育对刚刚萌芽的民主而言至关重要的经济独立性。在论证自己这一提议时，他指出私有产权是人类创造发明出来的。在人类茹毛饮血时代，整个地球属于“共同财产”。但是随着农业的出现，财产以排他性权利的形式出现。因为难以将土地的改善情况与土地自身的所有权区分开来，所以潘恩认为土地所有制非常有效和在所难免。[8]不过有必要也应该给予所有公民一定的保障，作为弥补他们损失的“公平补偿”。
这个类比并不完美。确切地讲，在未来，机器人和其他突破性技术并不会夺走可以使公民获得正当赔偿的“公共财产”。不过它们会抢走数量越来越少的好工作，并且取代已经日渐稀少的机遇。简而言之，它们将取代已经成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核心但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为了避免这一命运，一种方法是设立新的市场规则，确保财富最终流入公共领域，让所有公民能够享有最低保障收入，从而避免财富所有者的子孙后代虽然没有参与创造财富，却能坐享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的财富。
另外一种方案是让所有民众共享由专利办公室授予且受政府保护的所有知识产权。每位公民拥有少量份额的知识产权。随着国家储备的知识资本不断增值，所有民众将能够获得分红。另外一种办法是让所有儿童自出生起就获得由股票和债券组成的最低基本基金——相当于持有未来经济的“股份”。随着经济不断增长，这一基金不断增值，成为向他们提供最低基本收入的储备金。
不管通过什么方式达成这一目标，我们都需要调整市场规则，建设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如果人们无法共享日益庞大的经济回报，导致回报转而流入幸运的掌握着机器人和相关技术所有权的少数人及其后代手中，那么中产阶级将不复存在，我们所熟知的资本主义也将无法存续下去。
[1] 参阅“Forbes 400,” Forbes, September 12, 2014.另参阅 “America's Richest Families: 185 Clans with Billion Dollar Fortunes,” Forbes, last edited July 8, 2014.
[2] Josh Bivens,“Inequality, Exhibit A: Walmart and the Wealth of American Families,”Th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log, July 17, 2012.
[3] Peter Barnes,“Why You Have the Right to a $5K Dividend from Uncle Sam,” PBS NewsHour website, August 27, 2014.
[4] 欲讨论预期的财富转移问题，参阅John J.Havens and Paul G.Schervish, A Golden Age of Philanthropy Still Beckons: National Wealth Transfer and Potential for Phi lanthropy Technical Report, Boston College, Center on Wealth and Philanthropy website, May 28, 2014.
[5] 几位颇具见解的研究人员提供类似的建议。可参阅Bruce Ackerman and Anne Alstoff,The Stakeholder Socie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和Peter Barnes, With Liberty and Dividends for All (Oakland, CA: Berrett-Koehler, 2014).
[6] Friedrich A.Hayek,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vol.3: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55.
[0] 2013年10月，瑞士政府向选民提交了一项类似的提案。依据该提案，每位瑞士公民将每个月获得2800美元的生活津贴。这项提案时至今日仍未能获得通过。
[7] John Maynard Keynes,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W.Norton & Co., 1963).
[8] Thomas Paine,Th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3, ed.Moncure Daniel Conway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