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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你是否记得过去这样的年代:当时的老师、面包师、推销员或机修工凭借自己一个人的收入就能够购房、拥有两辆车,并且养活一家人?我记得。在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艾德·赖克在附近城镇的主街道上开了家女装店,顾客多数是工厂工人的妻子。他赚的钱足够我们一家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我们虽然不富有,但从来没有感到拮据过。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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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主流观点

    第一部分 自由市场 第一章 主流观点 在小剧场或演讲厅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主持人先向听众介绍我,然后介绍将与我进行辩论的对手。我的辩论对手和我再花上5~10分钟就指定的议题进行一番唇枪舌剑,例如教育、贫困、收入不平等、税收、高管薪酬、中产阶级工资、气候变化、贩毒等议题。我们辩论什么问题并不重要,因为辩论主题经常很快就转到“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这一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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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资本主义五大组成部分

    为了建立“自由市场”,我们必须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 ·财产:人们可以拥有什么 ·垄断:允许企业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 ·合同: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以及交易条件是什么 ·破产:当买方无力支付时该怎么办 ·执行:如何确保无人违背这些规则 你可能认为这类决定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所有权只是涉及你所创造、购买或发明的东西,是属于你的东西。 如果转念一想,那么奴隶呢?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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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自由和权力

    随着收入和财富集中到顶层人群手中,政治权力也同样落入他们手中。金钱和权力二者密不可分。伴随权力而来的是对市场机制的影响力。市场的无形之手连接着富人强健有力的手臂。 对市场机制拥有不成比例的影响力的人通常最为激烈地支持永恒不变、理性的“自由市场”,并且反对政府“侵扰”市场,这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他们拥护“自由企业”,并将“自由市场”和自由画上等号,但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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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新型财产

    私有财产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辩论中,人们经常将它与政府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传统辩论没有触及政府组织和执行产权的各种方式,以及谁对这些决定的影响力最大。 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主义者加勒特·哈丁告诫应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由于个人理性、自私地行事,导致公共资源被耗竭。例如在城镇公共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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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第五章 新型垄断

    垄断是市场经济第二大组成部分,它和产权密不可分。商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势力,才有动力冒险创业。如果随便一家竞争企业能够毫不费力、迅速地夺走对手的竞争优势,那么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理由进行投资。商人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才算合适呢?这个问题与产权规则(包括知识产权规则)相似,都涉及权衡问题。商人获取到强大的市场势力,才会有强大的动力进行投资和创新,但同时也会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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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第六章 新型合同

    合同是资本主义的第三大组成部分。合同指买卖双方同意做某事或提供某物来换取其他东西的协议。合同是人们开展和执行交易的手段。如果财产和市场势力是资本主义的核心所在,合同则是其命脉。不过与财产和市场势力一样,合同并非从天而降。虽然可靠的声誉非常重要,但承诺不可能自动兑现,合同也不是自我执行的。任何交易制度都需要规则,来决定人们可以交易什么、什么情况构成诈骗或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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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新型破产

    1984年在大西洋城特朗普广场开业之日,身着深色大衣的唐纳德·特朗普站在赌场大厅,炫耀称自己新投资的广场是大西洋城,甚至有可能是美国最美的建筑。[1]30年后,特朗普广场倒闭了,近千名员工因此失业。[2]与此同时,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自己“已经和大西洋城没有任何关系”,并且自吹自擂说自己撤出投资“时机非常棒”。[3] 在美国,富人一有要出事的苗头就撤走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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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执行机制

    市场第五大组成部分是执行。财产必须得到保护。当市场势力过大时,必须对它进行约束。合同必须予以执行(或者被禁止)。人们必须共同分担破产造成的损失。如果存在市场的话,这一切至关重要。人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不过当涉及具体问题时,相关的决定却不尽相同,例如哪些“财产”可以得到保护,市场势力怎样才算过大,应该禁止或执行哪些合同,以及当协议一方无法履行协议时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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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

    第九章 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机制

    现在该进行总结了。市场是人类的创造物,就像国家、政府、法律、企业和棒球一样。和其他体系一样,市场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无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市场规则都激励着人们。在理想的情形下,它们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相互协作,追求成效和创造力;它们帮助人们过上所追求的生活。市场规则还反映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善恶、价值和公平的判断。市场规则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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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第二部分 工作和价值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几年前,我应邀到一家发电厂做演讲,听众是厂里的工人。当时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成立工会。一个年轻人打算投票进行反对。他对我说他的时薪为14美元,他认为自己只值这点工资。“那些能赚几百万美元的人很厉害。如果我念过书,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我也能赚那么多钱。但我没有,所以我现在只能干体力活。”[1][0] 他显然不了解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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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隐蔽的首席执行官薪酬机制

    如果有人仍然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他们必须解释为什么在过去30年里,美国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薪酬不断激增,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涨到1978年的30:1,到1995年的123:1,再到2013年的296:1,今天甚至超过300:1。[1]总的来说,首席执行官的酬薪在1978~2013年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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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华尔街的高薪诡计

    如果你依然觉得顶层人群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么让我们仔细审视华尔街的情况。华尔街人的薪酬待遇通常优于公司高管。那华尔街银行家“值这么多”吗?自2008年政府进行紧急救助以来,华尔街大银行源源不断地获得隐性补助。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人们认为华尔街大银行大到不能倒。要记得这些大银行因为过度冒险行为濒临崩溃。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为了防止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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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章 中产阶级议价能力削弱

    我前面提到过,在我还小的时候,我父亲卖裙子和女式衬衫给工厂工人的妻子。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工人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我爸因此赚了不少钱,还在邻镇开设了第二家女装店。虽然我们家不是大富大贵,但由于他赚得也不少,我们家俨然成为实打实的中产阶级。 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里,美国工人平均时薪与生产率保持同步增长。[1]当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即随着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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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

    第十四章 穷忙族的壮大

    很多人认为工作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能够证明一个人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不过下列事实进一步反驳了这一标准假设,即越来越多的人虽然从事全职工作,但依然生活在贫困当中,而少数人无须工作,却享受着荣华富贵,并且这类人的数量也在激增。越来越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但收入不足以让他们和家人摆脱贫困的窘况;与此同时,富人阶层掌握大量的财富,且大部分财富都是继承而来的,他们可以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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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

    第十五章 富闲族的崛起

    在穷忙族人数增多的同时,富闲族队伍也在壮大。虽然富闲族人数相对少得多,但近几年他们的收入一路飙升。由于股票、债券和不动产等收益性资本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入,所以他们无须工作。他们“配得上”吗?诚然,一些富闲族通过工作攒下积蓄,然后利用这些积蓄积累资产。从我们之前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配得上”。不过当资产升值时,这与资产持有人本人关系并不大。资产升值的原因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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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7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第三部分 抗衡力量 第十六章 摘要重述 我现在有必要再次进行总结。美国政坛(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核心政治辩论似乎无休止地围绕着一个议题转,即表面上选择“自由市场”还是“政府”。政治右派支持大市场和小政府,这通常意味着减税和缩减公共支出。政治左派则支持大政府和小市场,这通常意味着提高(至少针对富人的)税率和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这一辩论掩盖了一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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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8

    第十七章 资本主义面临的威胁

    美国以前也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在重大技术变革年代,工人经常被取代,社会制度变得不稳定,经济繁荣与萧条快速交替循环。资本所有人获得丰厚回报,金融精英得势,经济和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尽管新技术具备创造普遍繁荣的潜力,但是由于顶层阶级对政治的控制有增无减,主流政治和经济制度无法实现普遍繁荣。可以理解的是,许多人认为游戏遭到操纵。他们的焦虑和失意之情最终推动社会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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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第十八章 抗衡力量式微

    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来自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当经济制度的基本规则被经济精英阶层掌控,如果不调整背后的政治权力分配关系,那么经济制度改革是无法实现的。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丁·季伦斯和西北大学的本杰明·佩奇在2014年秋季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1]研究揭示了这一挑战的规模。季伦斯和佩奇具体分析了1799项政策议题,确定经济精英、商业团体、大众利益团体和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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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第十九章 重建抗衡力量

    有人认为“自由市场”可以脱离政府而存在,人们的收入和自身与对社会贡献的价值相当。如果我们能够摒弃此类观念,美国人就有可能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拥有的潜在选择:不是让政府增加或减少干预,而是让政府要么对越发富有的少数富人群体的需求做出回应,要么对日益困顿且经济安全感逐渐丧失的大多数人的需要做出响应。这样我们才可以超越这场消耗政治左右派过多精力的意识形态争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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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第二十章 终结向上预先分配

    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向上预先分配深深植根于当前的市场规则当中。抗衡力量寻求终结这种预先分配方式。譬如,缩短专利和版权保护年限,并且像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一样禁止有偿延迟协议。公司不得通过对产品或工艺进行细微的或外观的调整来延长专利期,禁止制药公司为自己的品牌处方药做广告——这曾是美国的明文规定,后来遭到大型制药公司的反对而被取消。 反托拉斯将回归初衷:实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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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彻底改造公司

    除了终结市场内部的向上预先分配模式以外,抗衡力量还需要在市场内部寻求更为公平的预先分配,从而降低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必要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改造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组织——大公司。 正如我所强调的,在过去30年里,作用于公司的激励措施基本上都导致普通员工薪酬减少,而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薪酬增加。问题在于如何扭转这些激励措施。 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是根据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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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3

    第二十二章 机器人取代人类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技术变革就引发了诸多预测,不过并不是所有预测都得到了验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28年的文章《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预言,在一个世纪后,“我们发现节约劳动力所使用方法的速度将远远超过我们为劳动力开辟新用途的速度”。[1]尽管如此,他预测到2028年,欧洲和美国的“生活标准”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所有人都不用担心赚钱这回事。那将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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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第二十三章 市民的馈赠

    我们无须直接对少数人当前的收入或财富征税,然后将这部分税收转移给多数人。一种更明智的做法是更广泛地共享未来的财富。这两种做法的差别不仅体现在语义层面。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前财富是市场规则体系的结果。诚然,WhatsApp的创始人当初煞费苦心开发了此软件,就是希望产品能够大热,从而使自己一举成功,最终他们成功做到了。但他们应该从中获得多少奖励呢?这属于哪种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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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第二十四章 新的规则

    我希望我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即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我们即将迎来新一轮的发明和创新浪潮,这些发明和创新将极大地改善我们的生活。虽然它们将会取代不计其数的工作机会,从而压低绝大多数人的薪酬水平——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初露端倪——但是我们有能力重组资本主义,让人们广泛地共享经济成果。 我们之所以保持乐观情绪,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无须成为没有人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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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6

    致谢

    本书是我多年研究、观察和讨论的产物。许多人参与了这一过程,他们的见解贯穿于全书。在这里我无法对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同事启迪和滋养了我的思想。我特别要感谢亨利·布莱德、肖恩·法尔杭、亚历克斯·盖尔伯、希拉里·霍因斯、戴维·柯普、艾米·莱尔曼、保罗·皮尔逊、杰西·罗思坦和尤金·斯莫伦斯坦等同事为本书初稿提供了宝贵的意见。我还要感谢几位朋友和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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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华尔街的高薪诡计

如果你依然觉得顶层人群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那么让我们仔细审视华尔街的情况。华尔街人的薪酬待遇通常优于公司高管。那华尔街银行家“值这么多”吗?自2008年政府进行紧急救助以来,华尔街大银行源源不断地获得隐性补助。如果你考虑到这一点,就会发现答案是否定的。人们认为华尔街大银行大到不能倒。要记得这些大银行因为过度冒险行为濒临崩溃。在随后爆发的金融危机中,为了防止几家最大的银行倒闭,政府救助它们的力度远远超过对其他银行提供的补贴。在一些重要方面,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仍然是大而不能倒,所以它们直到今天还享受着政府提供的补贴。

这一隐性补贴是这样运作的。这些大银行的储户办理存款或贷款业务时,利率要比小银行的低。这是因为将储蓄存入小银行的风险高于大银行;大银行如果陷入麻烦,基本上能够获得救助。因此华尔街大银行相对小银行而言更具竞争优势。这导致几家最大的银行钱越赚越多。随着利润增加,这几家银行进一步发展壮大。如果当初它们只是大而不能倒,那它们现在变成太大而不能倒了。正如我所指出的,到2014年,华尔街前五家最大的银行持有美国45%的银行资产,而在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5%。[1]现在它们变得如此之大,所以不可能出现下列情况,即银行倒闭或受到制约,或者银行从业者锒铛入狱。

这一隐性补贴的规模有多大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植田健一和德国美因茨大学的阿特丽斯·威德·迪毛罗估计这一补助约为0.8个百分点。[2]这听上去好像算不了什么,但如果你将它乘上华尔街前十大银行的存款总额,就会得出一个很大的数字。[3]在2013年,这一隐性补贴达到830亿美元。顺便说一句,这一估计数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审计总署的其他研究人员所估计的一致。[4]纽约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锡拉丘兹大学的经济学家比较了小银行和大银行分别为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担保的货币市场账户提供的利率,发现大银行提供的利率比小银行要高多于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实际补贴会更高。[5]

我们无须成为行家,遑论是华尔家银行家,也能够计算出华尔街银行因大而不倒而获得的隐性补贴总额是华尔街2013年奖金支出的三倍左右。在这一年,华尔街奖金支出高达267亿美元。如果没有这一补贴,华尔街银行根本不可能存在奖金池。大部分补贴流向了前五大银行——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和高盛,金额高达640亿美元。[6]640亿美元和这些银行的年收益差不多。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一补贴,华尔街银行不仅无力发放奖金,也不可能实现利润。

华尔街银行家之所以在2013年拿到267亿美元的奖金,并不是因为他们比大部分美国人更努力、更聪明或者更有见地。他们之所以拿到这么高的奖金,是因为他们所效力的机构在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中享有特权地位。大银行获得的补贴出自你、我和其他纳税人,因为是我们为上一轮救市掏的腰包。很多人觉得如果有下一轮救市,到时还得由我们来承担。

依据《多德-弗兰克法案》,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必须拟定“生前遗嘱”。如果银行再无力支付账单,那么这一生前遗嘱将会生效。从本质上讲,这些生前遗嘱本应该成为蓝图,指导如何在不伤害美国金融系统其他机构的情况下对大银行业务进行清盘。但是我们可不能指望这些生前遗嘱。在评估这些生前遗嘱之后,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调查官员在2014年8月得出结论,认为这些生前遗嘱“不切实际”。[7]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托马斯·霍尼格称这些计划均“未能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些银行一旦倒闭,如何在不引发金融危机的前提下,能够克服障碍进入破产程序”。[8]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你就会知道为什么这些大银行宁可它们的生前遗嘱不切实际。如果大银行为了避免需要接受新一轮的补贴,拟订出切合实际的计划,那么这些隐性补贴、补贴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及代表着竞争优势的奖金都将消失殆尽。

美联储已采取行动,旨在提高对大银行的资本要求。大银行也许会见风使舵,改变做法。不过国会或行政部门不太可能强迫它们拿出切合实际的生前遗嘱,限制它们的规模,拆分它们,或者向它们征收金额相当于隐性补贴的赋税。正如我之前所指出的,这些金融机构之所以在美国政治经济制度中享有特权地位,是因为华尔街是重量级国会议员竞选人和两党总统候选人的主要捐助人,并且维持着连接它和华盛顿的旋转门。小银行高管没有这么大的能量,更遑论美国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了。他们没有能力进行大手笔捐款,或者为前政府官员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的小银行家和普通民众拿不到这么高的奖金。并非偶然的是,华尔街银行家在2013年拿到了267亿美元的奖金,这笔钱足以让美国全国100.7万名拿最低工资的全职工人当年工资翻上不止一番。[9]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获得的隐性补贴高达830亿美元,即使减去267亿美元的奖金,仍比政府当年依据劳动所得税抵免制为2800万名低薪工人及其家人提供的工资补贴总额要多200亿美元。[10]

这一隐性补贴还没有完全计入华尔街其他人所拿走的报酬,例如史蒂夫·A.科恩在2013年拿到的23亿美元。在2013年,排名前25位的对冲基金经理平均每人拿到了10亿美元的薪酬。[11]在大型对冲基金,就连普通的投资组合经理平均薪酬都可以达到220万美元。[12]一些经济学家表示,由于对冲基金和投资组合经理管理着数额庞大的理财资金,可能会萌生侵吞一部分资金的念头,投资者为了遏制他们这一念头,不得不向他们支付这么高的报酬(对冲基金通常收取2%的年费;如果投资收益率超过特定基准,还会抽取20%的收益)。其中的理论依据是投资经理由于担心损失合法的丰厚收入,因此不会非法侵吞自己所管理的资金。正如经济学家艾瑞克·福根斯坦所解释的,“投资组合经理之所以获得丰厚的报酬,是因为他们了解最优价格,而外部人员不知情。由于市场不断变化,而且一些证券(例如抵押证券)流动性差,投资者并不清楚投资组合经理有没有尽全力,帮助他们实现投资收益最大化,因此只得寄希望于提供丰厚的报酬,以此激励投资组合经理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努力”。[13]

依据这一逻辑,我们可以将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看成投资者提供的贿赂,目的是确保经理不会侵吞他们的资金。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越多,投资者须支付的贿赂也越多。这一逻辑可能同样适用于许多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和交易员。

这一逻辑的问题在于,投资者这一贿赂并不能保证对冲基金和投资组合经理不会进行附带交易和拿回扣,侵吞投资者一部分资金。事实上,SAC资本顾问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正是因为侵吞投资者的资金而被抓。我们可以很公平地推测,华尔街其他的投资组合经理和交易员半斤八两,只不过他们侥幸没有被抓到而已。正如我所提到的,国会在1934年出台规定禁止内幕交易,但同时赋予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联邦检察官和法官广泛的权限,来界定内幕交易的确切含义。多年以来,华尔街非常清楚科恩的捞钱手段。SAC资本顾问公司管理着数额庞大的资金,通常占到纽约证券交易所平均日交易额的3%和纳斯达克的1%。[14]它每年向华尔街银行家们提供的佣金超过1.5亿美元。这些银行家掌握大量的信息,对科恩和SAC资本顾问公司的其他人而言具有潜在的价值。这为双方达成有利可图的交易提供了诸多机会。事实上,《彭博商业周刊》2003年一篇报道指出,在SAC资本顾问公司遭起诉的前十年里,它定期为银行家提供佣金;这“让科恩打造的超强信息机器像上了油一样,顺畅运行”,并“为科恩(赢得)影响力,让他能够抢先对手一步,掌握交易和分析信息”。报道援引一位分析师的话说,“每当我对哪家公司有什么见解或者了解到它的花边新闻时,我都会打电话给史蒂夫。我知道他会用上这一信息,真正做到物尽其用”。曾经效力于SAC资本顾问公司的一位交易员表示,公司的信条是永远“抢先一步掌握信息”。

尽管科恩的九名投资组合经理从事内幕交易的罪名成立,但科恩本人得到从轻发落。他和联邦检察官达成和解,虽然他的公司被罚款18亿美元,但他所累积的其他财富安然无恙。[15]他也没有锒铛入狱。科恩之所以能够逃过牢狱之灾,也许是因为他高价聘请了律师军团为他进行辩护,联邦检察官知道如果对簿公堂,这将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役,从而知难而退。(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的律师配得上他们的酬劳。)不过科恩之所以能达成和解,可能与下列事实有关,即他的财富主要是在2000~2008年积累起来的,这一期间担任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主管官员都是由共和党人任命的,而科恩本人一直以来是共和党的主要捐款人。[16]到2008年总统大选时,SAC资本顾问公司和科恩成为奥巴马的有力支持者。

2014年,安东尼·恰森(他曾效力于SAC资本顾问公司)被指控进行内幕交易,对此他的律师辩护称机密信息是华尔街的“法定货币”。上诉法院似乎认同这一说法,推翻对他的有罪判决。如果机密信息真的是华尔街的“法定货币”,那么SAC资本顾问公司的情况并非罕见。[17]对冲基金行业管理着庞大的资金流,并且能够轻易地获取机密信息,利用机密信息进行交易,从中大牟其利。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对冲基金行业的大部分业务是以获取机密信息为前提。对冲基金经理有机会获取此类法定货币,从中大牟其利。因此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巨额薪酬,可能是因为靠两类慷慨的投资者:一类投资者不希望被坑,所以向对冲基金经理支付合法贿赂,而另一类投资者为了换取机密信息,向对冲基金经理支付非法的回扣(往好里说,在法律上存在争议性的回报)。至少对他们而言,这属于双赢。哪怕他们将很少一部分收入用于捐助政治候选人,以及聘请说客和律师军团,那么他们可以将因为进行内幕交易而被抓和起诉的风险和成本降到最低。史蒂夫·A.科恩就是一个例子。

此外,美国税收制度存在一个漏洞,允许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经理将他们的收入申报为资本利得,而资本利得税率低于普通所得税率。他们能够确保这一漏洞不会被堵住。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基本无法钻这一漏洞。我们也无法对这一漏洞进行逻辑论证。这些经理无须拿自己的钱来冒险,他们拿其他人的资金进行投资。2007年,密歇根州众议员桑德·M.莱文提议立法,将当时所谓的附带收益作为普通所得来征税。[18]当年对冲基金行业的政治经费支出大幅增加。不出意外,自那以后此类法案都不了了之。

华尔街人“配得上”他们的巨额薪酬吗?有人老生常谈,说显然一个人的价值与其在市场上挣得的收入相等。不过华尔街人特有的敛财机制证明他们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纳税人和小投资者那里非自愿转移过来的。他们的敛财机制包括大而不倒的银行获得隐性补贴,以及利用内幕消息牟利。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来影响游戏规则,但从“价值”一词的意义上来讲,他们并不“值”这么高的薪酬。

[1] Hester Peirce and Robert Greene, “The Decline of US Small Banks (2000-2013),” Mercatus Center website, February 24, 2014.

[2] Kenichi Ueda and Bea- trice Weder di Mauro, “Quantifying Structural Subsidy Values for 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MF Working Paper no.12/28,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ebsite, May 2012, p.4.

[3] “Why Should Taxpayers Give Big Banks $83 Billion a Year?” editorial, Bloomberg View, February 20, 2013.

[4] 参阅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Report: Moving from Liquidity-to Growth-Driven Markets,” World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urvey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ebsite, April 2014, p.104; U.S.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Large Bank Holding Companies: Expectations of Government Support, GAO-14-621, U.S.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website, July 2014, pp.50-51.

[5] 参阅Viral V.Acharya, Deniz Anginer, A.Joseph Warburton,“The End of Market Discipline? Investor Expectations of Implicit State Guarantees,” Minneapolis Federal Reserve Ban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website, June 2014.

[6] “Why Should Taxpayers Give Big Banks $83 Billion a Year?”

[7]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 tem and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Agencies Provide Feedback on Second Round Resolution Plans of ‘First-Wave’Filers,”joint press release, August 5, 2014.

[8]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副董事长托马斯·霍尼格声明, “Credibility of the 2013 Living Wills Submitted by First Wave Filers,”FDIC website, August 5, 2014, p.2.

[9] Sarah Anderson, “Wall Street Bonuses and the Minimum Wag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ebsite, March 12, 2014.

[10] “Rewarding Work Through State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s,” policy brief, Institute on Tax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 website, April 2014.

[11] Nathan Vardi,“The 25 Highest-Earning Hedge Fund Managers and Traders,” Forbes, February 26, 2014.

[12] Brendan Conway,“Entry Level Hedge Fund Pay: $353,000,”Barron's, October 31, 2013.

[13] Eric Falkenstein,“Righteous Bonuses,”Falkenblog, February 2, 2009.

[14] 欲了解SAC资本顾问公司,参阅Marcia Vickers, “The Most Powerful Trader on Wall Street You've Never Heard Of,”Bloomberg Businessweek, July 20, 2003.

[15] Agustino Fontevecchia,“Steve Cohen Personally Made $2.3B in 2013 Despite Having to Shut Down SAC Capital,”Forbes, March 13, 2014.

[16] Peter H.Stone and Michael Isikoff, “Hedge Funds Bet Heavily on Republicans at End of Election,”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website, January 5, 2011.

[17] Floyd Norris, “Loosening the Rules on Inside Trading,” New York Times, April 24, 2014.

[18] 参阅Monica Vendituoli,“Hedge Funds: Background,” OpenSecrets.org website, updated September 2013(http://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background.php?ind=F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