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资本主义

垄断是市场经济第二大组成部分，它和产权密不可分。商人需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势力，才有动力冒险创业。如果随便一家竞争企业能够毫不费力、迅速地夺走对手的竞争优势，那么企业从一开始就没有理由进行投资。商人拥有何等程度的市场势力才算合适呢？这个问题与产权规则（包括知识产权规则）相似，都涉及权衡问题。商人获取到强大的市场势力，才会有强大的动力进行投资和创新，但同时也会提高消费者价格。这种势力也可以转化为政治权力，进一步扭曲市场，使之有利于拥有市场势力的人。“最佳”的权衡是什么样的呢？此类决定通常淹没在反托拉斯法和反垄断法当中。这些法律由行政部门负责执行，检察官和法院负责解释。

根本问题不在于如何在“自由市场”和政府之间进行理论上的抉择。政府必须决定一家公司或几家公司所掌握的市场势力是否“过度”。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做出此类决定以及如何对它们施加影响。许多公司通过下列方式，实现对经济领域的支配：扩大知识产权范畴；扩大自然垄断行业所有权（在这些行业，实现规模经济非常关键）；与同一市场的其他公司进行合并或收购它们；控制成为行业标准的网络和平台；或者利用许可协议提升自身支配和控制地位。与此同时，它们凭借这一经济权力，进一步影响政府有关是否允许此类做法的决定。

这一切掣肘着小公司的发展。传统观念认为美国经济拥有众多具有创新力的小公司，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知识产权、网络效应、自然垄断、高昂的研发成本、负责起诉潜在对手的律师军团，以及大批说客等因素给新进入者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是近几年美国新公司成立速度明显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据布鲁金斯学会2014年5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在1978~2011年，随着新的企业巨头控制市场，这一速度减半。[1]这一下滑趋势超越了商业周期。[2]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的经济扩张，以及2001年和2008~2009年的经济衰退似乎对这一下行趋势没有任何影响。[3]此外，这一趋势也不受哪个党派入主白宫或控制国会的影响（见图5.1）。

不过新的企业巨头无法确保自己能够维持支配地位。新进入者可以凭借更好的理念，蚕食企业巨头的市场。而企业巨头可能会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前收购新进入者。反垄断执法者如果积极有为，也许可以胜诉，迫使企业巨头放弃市场份额。不过企业巨头的律师军团会阻止执法者的进攻，此外它的议员盟友可能从一开始就不鼓励执法者发起进攻。企业巨头更有可能面临来自试图抢占市场的其他巨头的威胁。

新企业巨头得心应手地利用企业利润来巩固自身经济和政治权力，从而获得稳固的地位。它们一边为“自由市场”欢呼叫好，一边忙于塑造市场，使之有利于自己。它们主宰着新型经济，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普通美国民众。

图5.1 美国经济创业活动持续减少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商业动态统计

到2014年，美国一些宽带服务的资费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但网速最慢。美国平均互联网连接速度峰值比中国香港或韩国低了近40%。[4]美国许多低收入家庭付不起网费，没有安装高速网络。[5]大多数美国人上网只能依赖本地宽带垄断企业，网费非常高，但网络服务质量非常糟糕。[6]有线网络公司铺设的有线网络速度远低于光纤。在光纤连接方面，美国落后于瑞典、爱沙尼亚、韩国、中国香港、日本和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或地区。[7]在全球互联网连接速度和资费方面，美国分别排在第28和23位。

例如，瑞典斯德哥尔摩所有居民家里都装有高速网，每月资费仅为28美元。斯德哥尔摩市铺设光纤网络，将光纤出租给多家私人运营商。此举带来了运营商之间的激烈竞争、低廉的网费，以及覆盖全民的网络服务。这一工程很快便收回了成本，并且到2014年初为该市创造了数百万美元的收益。[8]

是谁阻碍着美国各个城市这样做呢？答案是有线网络运营商。它们财大气粗，颇具政治影响力，是新型垄断商的典型代表。它们每年向各个城市支付数百万美元的视频营业执照费，来维持自身垄断地位。此外，它们还向说客和律师支付数百万美元，确保这些城市不会背离它们。它们成功地推动20个州通过法律，禁止各个城市铺设光纤。[9]2011年，全球最大的有线网络公司自由全球公司的董事长约翰·马龙承认，在美国大容量数据连接领域，“有线网络基本是垄断”。[10]事实上，到2014年，80%以上的美国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依赖一家有线网络公司来获得互联网大容量有线数据连接服务。[11]所有的有线网络公司没有真正的竞争压力，因此没有动力投资铺设光纤网络，或者让消费者享受规模经济效益带来的低廉网络服务。[12]

只有田纳西州的查特努加市逆势而为，铺设了光纤网络。幸运的查特努加市民能在一分钟之内下载一部时长两小时的电影，而普通高速宽带网络则需要近半个小时才能下载完毕。不过有线运营商进行了反击。到2014年，康卡斯特两次针对这一市政公用设施提起诉讼，并且耗资数百万美元开展公关活动，试图抹黑这一公共运营服务。[13]康卡斯特是美国数一数二的有线网络运营商。

问题同样不在于选择“自由市场”还是政府。无论是谁，只要铺设了有线网络，就能够拥有垄断权，而其他人不会有经济动力来铺设新的有线网络。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一垄断是有组织的。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斯德哥尔摩市推动了私营部门的竞争。康卡斯特和其他美国有线网络公司面临的竞争很少或根本没有。[14]它们正进一步巩固手中的权力。有线宽带最终可能会面临竞争对手，例如电话公司提供的升级DSL（数字用户线路）服务、下一代无线网络，以及类似于谷歌在一些城市推出的超高速光纤网络。但人们不可能很快享受到这些服务；大多数城市缺乏资金和专门的技术来铺设谷歌推出的超高速光纤。简而言之，目前有线网络是许多城市唯一的选择，而有线网络运营商希望保持这一现状。

康卡斯特和其他有线网络运营商每年游说和捐助竞选活动的经费高达数百万美元（在2014年，在所有企业和组织中，康卡斯特的游说经费和竞选献金分别位列第13和28位）。它们还为做出相关市场决定的官员提供工作。2002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鲍威尔在离职后成为有线行业游说组织的负责人。[15]（美国全国有线和电信协会2014年的游说活动经费排名第12位。[16]）

康卡斯特也是华盛顿最大的“旋转门”之一。2014年，康卡斯特共聘请了126名说客，其中104人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17]例如，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委员梅雷迪斯·阿特维尔·贝克尔2011年投票批准康卡斯特收购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环球案，在4个月后加入了康卡斯特公司（她之后效力于无线通信行业游说组织）。[18]康卡斯特公司专职说客包括多名两党参众议员的前幕僚长，以及一位联邦通信委员会前委员。[19]

我并不是说有谁存在违法行为。相反，首席执行官们认为，他们应该实现股东回报的最大化；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们需要尽可能地玩好政治游戏，并且派出最佳的法律和游说团队上场应战。贸易协会认为自己代表着企业会员的最佳利益，这就需要它们开展激烈的游说工作，为言听计从的议员尽可能多地筹集竞选经费，甚至向前政府官员提供工作。政府官员认为他们的职责是维护公众利益。不过通常在他们看来，公众利益源自与他们打交道的有组织利益集团所达成的共识。游说组织越大、财力越雄厚，它们所聘请的律师和专家更有能力主张什么最符合公众利益。如果官员曾经为游说组织效力，或者觉得自己未来可能会为它们效力，那么他们会倾向于认同它们的观点，觉得特别有说服力。

在“自由市场”机制内部，新型垄断者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相互依存、相辅相成。

生物技术巨头孟山都公司掌握着美国农民种植的90%以上的大豆和80%的玉米的基因特征。[20]它精心谋划运作，逐渐取得垄断地位。它为自己研发的转基因种子和除草剂申请专利，其研发的除草剂只会杀死野草，不会影响转基因种子长出的大豆和玉米。除草剂和抗除草剂种子一开始给农民节省了时间和金钱。不过农民购买孟山都产品时会遇到一个陷阱，而这个陷阱在未来将困扰着他们，即农民如果想购买具有该类基因特征的玉米或大豆种子，则只能去孟山都公司购买。此外，即使农民种子有富余，他们也必须同意不会保留下来，用于以后进行种植。换句话说，一旦被套牢，农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只得永远购买孟山都的种子。为了确保它的支配地位，孟山都阻止种子经销商向它的竞争对手进货，并且收购了大多数的小型种子公司。[21]

不出人们所料，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美国大多数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开始依赖孟山都。[22]由此出现的一个后果是种子价格越来越高，甚至远超生活成本上涨速度。自2001年以来，孟山都玉米和大豆种子的价格翻了不止一番。在1994~2011年，平均每英亩[0]的大豆种植成本增加了325%，而玉米种子的价格上涨了259%。[23]另外一个后果是我们所依赖的种子基因多样性急剧减少。这导致下列风险增加，即当出现病害或气候变化，多年的作物可能遭到彻底摧毁。[24]第三个后果是转基因食物泛滥。[25]

孟山都步步为营，凭借日益强大的经济权力，扩大政治权力，推动规则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调整，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经济权力。孟山都一开始利用1970年的《植物多样性保护法》作为法律武器，并开展一系列的诉讼，加大了对转基因种子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26]国会和多个州屡次努力，试图对转基因食品进行标识，或者保护生物多样性，但孟山都成功地挫败了它们这一努力。[27]孟山都利用自己在华盛顿的政治势力，击退其他国家禁止使用转基因种子的努力。

为了巩固和确保自身的支配地位，孟山都雇用了一大批律师。这一律师军团负责起诉侵犯专利的其他公司和希望保留种子用于来年种植的农民。[28]孟山都的律师还阻止独立科学家研究它的种子，称此类研究侵犯了公司专利。[29]你可能认为孟山都拥有势不可当的市场势力，这会让它成为反托拉斯执法部门的调查目标。情况却并非如此。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曾就该公司支配种子行业的问题展开了长达两年的调查，但在2012年，孟山都成功地终结了这一调查工作。[30]

孟山都的游说经费超过其他任何一家大型农业综合企业，它2013年游说经费将近700万美元。[31]此外，孟山都前员工（和未来的员工）常常把持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农业部高层领导位子，或者效力于负责农业政策事务的国会委员会，或者担任国会领袖和白宫的顾问。[32]孟山都两位说客分别是前众议员维克·法齐奥和前参议员布兰奇·林肯。甚至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一度是孟山都公司的律师。孟山都和其他垄断势力一样，战略性地利用自身经济权力来获取政治权力，然后再利用它的政治权力来巩固市场势力。

我们可以认为新型垄断者这一策略是将经济和政治控制一体化。他们获取关键性专利，然后不惜重金保护这些专利，并且控告其他人侵犯专利权。此外，他们通过强制性许可协议，要求潜在的竞争对手使用他们的全线产品，并且阻挠消费者使用竞争对手的产品，从而建立事实上的行业标准。有了有利的法庭判决和法律，以及不起诉他们违反反托拉斯法或允许他们起诉竞争对手的行政决定，此类事实标准得以推广应用于经济多个行业。

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高科技行业，这样的案例很多。谷歌、苹果、脸书、推特、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等几家公司积极地开发专利系统，这些系统成为世界标准和网络平台。用户越多，标准或平台的用处越大。当标准或平台用户达到足够数量时，其他人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这一标准或平台。

例如，如果你使用苹果公司日趋流行的iPhone或者其他硬件产品，你就得接受它的软件。尽管其他开发者的应用程序可以在苹果设备上运行，但是苹果公司自带软件经常运行得更为流畅。谷歌公司的Chrome浏览器在苹果硬件产品上运行的速度不如苹果自带免费浏览器Safari。Safari是苹果硬件产品唯一默认的浏览器。这是因为苹果公司不让其他软件开发者使用运行苹果软件的Nitro Java Script加速引擎。苹果公司表示希望确保顾客获得无缝体验，因此它的软件和硬件完美地融为一体。[33]更有可能的是，苹果希望全面进行控制，确保它的软件能够像iPhone及其他苹果硬件产品一样，成为顾客心目中的一种标准。

在20世纪90年代，联邦政府指控微软公司为了建立事实上的行业标准，非法捆绑出售Windows操作系统和IE浏览器。（微软公司就此案达成了和解，同意与其他公司共享应用程序编程接口。[34]）那么政府是不是同样会起诉苹果公司违反反托拉斯法？严格来讲，苹果公司确实允许其他公司开发的软件在它的硬件产品上运行。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苹果公司聘请了强大的律师军团，愿意不惜代价来打赢官司。和谷歌、脸书、微软和亚马逊公司一样，苹果在华盛顿派驻了一大批说客，这可不是偶然的事情。（据政治响应中心表示，在2013年，苹果公司游说费用达到1.049千万美元；亚马逊公司为345.6万美元；脸书为643万美元；微软为1.049千万美元；谷歌为1.58千万美元。[35]到2014年，谷歌是美国游说总支出最多的企业。）

在2012年，联邦贸易委员会竞争局职员提交了一份长达160页的报告，分析谷歌支配搜索市场的情况，认定“谷歌的行为……将对顾客和创新造成实质性伤害”[36]，并建议对谷歌进行起诉。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不接受职员建议报告的情况非常罕见，但这次委员们决定拒绝起诉谷歌。他们没有解释不起诉谷歌的理由，不过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谷歌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37]相比之下，欧盟反托拉斯监管部门在2015年对谷歌提起诉讼。

一家公司只要拥有标准化平台，利润自然滚滚而来，例如苹果的移动硬件产品和相关软件、谷歌的搜索引擎和内容、推特的推文、脸书的人际关系网、亚马逊的购物平台和阿里巴巴的贸易平台。当然，标准化平台有时能方便创新者推出应用程序、书籍、视频，或者他们希望展示的任何其他内容。不过最终获得实权和利润的是标准化平台所有人，而不是使用平台的创新者。随着平台所有人获取越来越多的权力和利润，依赖于平台的创新者讨价还价的筹码就越来越少，无法为自己所做出的贡献争取到不错的回报。随着新型垄断者产品销售数量的增加，生产成本减少到几乎为零，它们能够阻止潜在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或者收购对手），几乎完全控制市场，从而获取利润以及法律和政治影响力。

此类网络效应为少数几家巨型企业带来了种种好处。它们的网络规模越大，搜集的数据越多，最终它们的效率就越高，权力也越大。消费者可能满足于这样的结果，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垄断企业扼杀了多少创新或者从中作梗，他们花了多少冤枉钱，以及游戏规则如何朝着有利于标准平台所有人的方向转变。

例如，到2014年，大部分美国人想了解新闻资讯时，选择访问的第一站是谷歌和脸书；[38]美国知名新闻机构的互联网访问流量已经低于50%，这包括全国新闻报纸、网络电视和新闻采集机构。媒体公司成立的时间越晚，它越有可能依赖于谷歌或脸书的平台来吸引观众或读者。[39]Buzzfeed网站就是一个例子。谷歌和脸书对这些网站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是前所未有的。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美国近1/3的消费者购物时选择的第一站是亚马逊。[40]尽管在过去十年网站数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网页访问量却日益集中在几家网站。2001年，前十家网站网页访问量占到美国所有网页访问量的31%。到了2010年，前十家网站网页访问量占到了75%。[41]权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美国图书市场，亚马逊公司销售份额占据半壁江山。2014年，亚马逊推迟或停止配送美国第四大出版商阿歇特公司出版的图书，原因是它希望阿歇特提供更为优惠的条件（据称亚马逊希望从电子书销售收入中抽取50%的分成，而不是30%）。[42]亚马逊称这很公平[43]：阿歇特在美国市场出售的电子书有60%是通过亚马逊销售的，而且阿歇特的电子书销售收入高于实体书，所以为什么亚马逊不能从中获得应有的分成呢？不过亚马逊对整个图书出版业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为了让2007年推出的Kindle电子书阅读器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它愿意在出售图书时受点损失。当亚马逊在图书出版市场占据足够大的份额时，它会像对待阿歇特那样，向其他人开列条件。最终，亚马逊允许阿歇特自行对电子书定价，但亚马逊向图书出版行业证明，如果出版商不合作，它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手中的权力对付它们。[44]鲍德斯等多家大型图书零售商早已破产，巴诺书店岌岌可危，并且数千家小书店已经倒闭。[45]亚马逊公司同样也在出版图书。那么在多久之后亚马逊会让出版商也倒闭呢？亚马逊公司会在多少年后拥有庞大的云端电子图书馆，提供电子书下载，来取代实体书呢？换句话说，在多久之后亚马逊将掌握足够的权力，并能够滥用这一权力呢？

毫无疑问，亚马逊能让消费者省钱，并享受网购带来的便利。亚马逊的平台允许更多的作家直接面向读者营销自己的作品。不过亚马逊在推动书商和出版社走向消亡，进一步巩固对作家等其他行为主体的经济影响力。如果作家不接受亚马逊开出的条件，他们就没有多少其他渠道向潜在读者推销自己的作品。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亚马逊最终将会限制思想市场，就像谷歌和脸书禁锢新闻市场一样——这与孟山都种子产品导致我们食物供应生物多样性减少的情形异曲同工。

此外，随着亚马逊经济权力增加，它的政治影响力也在扩大。政府需要决定如何组织市场，而亚马逊善于利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市场规则。在2012年，亚马逊背地里推动司法部起诉五家大型出版商和苹果公司非法共谋提高电子书价格。不过在2014年，司法部并没有质疑亚马逊强迫出版商提高抽成的做法。（也许这纯属意外，但《纽约时报》数码博客2014年9月报道称两本在亚马逊出售的书受到了不同的待遇。一本是丹尼尔·舒尔曼的《威奇托之子》，书中讲述科赫兄弟的故事；另一本是共和党议员保罗·瑞恩所著的《前进之路》，瑞恩是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亚马逊表示，可在两日内配送瑞恩的书，而《威奇托之子》需要2~3周才能送达读者手中。[46]）其他国家出台法律保护书店和出版商。例如，在法国，书商出售新书时折扣力度不得超过标价的5%，所以在法国，读者在实体店购书的价格，甚至是网购价格和图书实际标价差不多。[47]法国政府将图书和水电、面包一同列为“必需品”。[48]

美国正奔向由亚马逊塑造的、完全不同类型的市场。亚马逊公司年度游说经费从2008年的130万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250万美元，以及2014年的400万美元。[49]在2013年，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购了受人尊重的《华盛顿邮报》，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在华盛顿的势力。[50]

老式垄断企业控制着生产，新型垄断公司则控制着网络。老式垄断企业常常因为反托拉斯法四分五裂。但是新型垄断公司拥有足够的影响力，能够豁免于反托拉斯法。

到2014年，华尔街五家最大的银行拥有美国约45%的银行资产，而在2000年这一比重约为25%。[51]它们手握大权决定公司能否公开上市，在大宗商品定价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参与美国国内所有大型并购案和海外众多大型并购案，并且负责大部分金融衍生品和其他复杂金融工具的交易活动。华尔街几家最大的银行提供最为丰厚的物质报酬和奖金，吸引顶级人才。它们管理着最大的资金池，并有效地控制着金融业。在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中，金融业增长速度最快。在1980~2014年，金融行业增长速度为经济整体增长速度的6倍。[52]

在金融业，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力相互滋养。当大银行支配整个金融业时，它们手中的政治权力也日益扩大。它们是两党候选人竞选筹款的重要来源。据无党派组织“政治响应中心”表示，在2008年的总统大选中，金融业向巴拉克·奥巴马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慷慨捐款，在所有捐款行业组织中排名第四位。[53]奥巴马从华尔街筹集到约1660万美元的捐款，远超过他的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筹集到的930万美元捐款。[54]高盛公司员工积极为奥巴马竞选活动捐款，比其他任何公司都要多。[55]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华尔街捐款主要流向米特·罗姆尼阵营。[56]

华尔街还向共和党和民主党政府关键的经济职位输送人才，并且在经济官员卸任后为他们提供报酬丰厚的工作。罗伯特·鲁宾和小亨利·保尔森分别出任克林顿政府和小布什政府财政部长一职之前，都曾担任高盛公司董事长一职。[57]鲁宾离任后重返华尔街工作。他钦点蒂莫西·盖特纳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后者后来在救助华尔街期间，曾出任巴拉克·奥巴马政府的财政部长；盖特纳离职后重返华尔街。[58]多年来，众议院前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埃里克·坎托一直是最为坚定地支持华尔街的国会议员之一。作为负责监管华尔街的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成员，他力争救助华尔街，保留华尔街所享受的有利税率和补助，并且让《多德-弗兰克法案》效力大打折扣。[59]2014年，坎托从众议院辞职，两周后于9月加入华尔街投资银行美驰银行，担任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一开始的薪酬为40万美元的底薪、40万美元的初期现金分红和100万美元的股票。[60]坎托将负责美驰公司驻华盛顿办事处；他的工作可能是为国会议员大开方便之门，延续美驰银行慷慨对待议员的做法[61]。坎托解释说：“我认识肯（美驰银行首席执行官）有一段时间了，并且……一直关注美驰银行的发展和成功。”[62]情况确实如此。他们曾一起经商多年。从华盛顿通往华尔街这条行迹斑驳的道路从未如此清晰；华盛顿和华尔街相互迎合这一根深蒂固的文化从未如此显而易见。

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规定，防止大银行过度冒险的行为。但在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的几十年中，几家最大的银行成功说服国会和总统废除多项法律规定，从而得以发展壮大，获取更多的利润。他们冒险行事，引发了2008年股市大崩盘事件。之后，美国纳税人为他们提供紧急救助，这让他们变得更加强大。他们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能够让任何旨在防止未来爆发危机的新规定的效力大打折扣。

与此同时，华尔街的大公司为了攫取更多利润而沆瀣一气。例如，在2014年，三家领先的私募公司KKR集团、黑石集团和德州太平洋集团同意向政府支付总额为3.25亿美元的罚款，终结有关他们合谋压低被收购公司股价的指控。[63]有证据显示，当黑石集团有意收购一家公司时，集团总裁汉米尔顿E.詹姆斯写邮件给KKR的乔治·罗伯斯说，“我们希望和你们合作，而不是和你们作对。如果我们合作，将势不可当；但如果我们作对，双方都会损失一大笔钱。”[64]罗伯斯回复说：“同意。”

要找一个金融业大规模串通勾结的案例，就想想所谓的LIBOR（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丑闻。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政府对这桩丑闻的调查仍在继续。LIBOR是世界数万亿美元贷款的基准利率。[65]它是几家大银行借贷利率报价的平均值。有证据显示，银行业者通过操纵LIBOR，利用内幕信息，在全球金融市场这一赌场中下注。[66]一开始总部设在英国的巴克莱银行成为丑闻的焦点，但巴克莱银行不可能独力操纵LIBOR。[67]事实上，巴克莱银行辩护称，所有大银行出于同样原因，以同样的方式操纵LIBOR。

华尔街的新型垄断者为了一己之利操纵金融市场，而为此埋单的还是我们。

美国医疗保健业占到经济近1/5的份额。[68]在这一行业，我们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情况。在美国筹划推出《平价医疗法》之前，医疗保险公司、医院和医院系统早已合并成日益庞大的实体。多年来，保险公司精心构建了牢固的政治关系网。1945年，它们设法说服国会赋予它们反托拉斯法豁免权，允许他们操纵价格，瓜分市场，并且合谋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投保条款，不过这一切是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上，即他们同意接受州保险业监理专员的监管。[69]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们发展壮大，摆脱了州政府的监管；它们合并成几家全国性大公司，跨州经营。这让它们在华盛顿拥有了更大的影响力。

在合并后，保险公司在医疗报销方面拥有更大的议价权。面对这一情况，医院开始合并为巨型医院系统，从保险公司获得更多的医疗报销。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医疗保健费用节节升高，而可供人们选择的医院越来越少。1992年，美国中等城市有四家医院；到2014年仅剩两家医院。

合并让医院和保险公司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等到了国会考虑《平价医疗法案》时，医院和保险公司在华盛顿拥有足够的影响力，确保该法案能够提高大保险公司和巨型医院系统的利润。它们愿意支持这一法案，但前提条件是所有人必须购买保险，并且不能为人们提供“公立医疗保险选项”，来选择类似于医疗保险的公共保险，而不是商业保险。这为它们带来了数千亿美元的收入。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为此埋单。

反托拉斯法有效地制约着垄断公司，那今天它为什么未能有效地制约新型垄断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反托拉斯执法部门忘记了反托拉斯法的初衷是防止大型经济权力集合体获取过度的政治影响力。

市场需要规则来决定经济权力在不伤害到市场的情况下可以集中到何种程度。不过我们没有显而易见的“正确”答案。它取决于如何权衡大企业带来的效率及其提价能力；平衡通用平台和标准带来的创新与它们扼制其他人创新的能力；以及如何在不同群体之间合理地分配经济权力。

它还取决于一些更为基础的问题，即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对民选官员，以及他们任命或批准的检察官、总检察长和法官产生何种影响，以及这些官员又是如何影响涉及市场规则的决定。

现在我们已不再讨论这一问题，不过在19世纪末，人们非常关注经济权力高度集中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力。当时国会通过了美国首部反托斯法。正如我所提到的，经济学领域当时被称为“政治经济”。权力如果不受制约，将会侵蚀政治和经济领域。19世纪末是“强盗大亨”的时代，其中包括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和考尼列斯·范德比尔特。他们的钢厂、石油钻塔、炼油厂和铁路为美国工业实力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们把威胁到自身支配地位的竞争对手挤出市场，并且践踏民主。他们推出自己的候选人来竞选公职，并且肆无忌惮地贿赂公职官员，甚至指使手下人提着一袋袋的钱，直接贿赂言听计从的议员。范德比尔特曾咆哮道：“我干吗要在乎法律？难道我手中没有权力吗？[70]”这话让他名誉扫地。1868~1896年，在政府内阁任职的73人中，有48人曾为铁路公司游说过，效力于铁路公司，任职于铁路公司董事会，或者其亲戚和铁路公司有关系。[71]

当时被称为“托拉斯”的联合企业手握经济和政治大权，公众为此感到担忧。1873年，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爱德华·G.瑞恩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警告指出，“我们国家的企业正合并成大型联合公司。它们掌握着不可比拟的资本，放肆地追逐政治权力，而不是力求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谁将统治美国——财富还是人；什么将指引美国——金钱还是才智；谁将担任公职——受过良好教育的自由爱国人士，还是公司资本的封建农奴？’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有充分地考虑这一问题。不过人们将会讨论这一问题，事实上你们这一代已经开始讨论这一问题了。[72]”

公众清楚地认识到，未受制约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是两种相生相伴的危险。华尔街充当着黏合剂。平民派[00]改革家玛丽·利斯在1890年代表农场主联盟讲话时指责道：“我们的国家成为华尔街的私有财产。我们政府不再是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而是为华尔街所有、由华尔街治理和为华尔街服务的政府。”[73]反托拉斯法旨在切断新型联合企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恶魔般的联系。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在广受好评的《财富与国民的对立》（1894年）中写道：“自由创造了财富，但财富反过来摧毁了自由。新经济发展的火焰包围着我们；我们转身发现竞争谋杀了竞争，企业发展壮大，比国家还要强大……我们时代赤裸裸的问题在于财产反仆为主。”[74]

1890年，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敦促他的国会同僚采取行动，解决产业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这一问题威胁到了美国。当时他并没有将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区分开来。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被视为不可区分。谢尔曼大声疾呼，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容忍掌握政治权力的国王，那我们也不应容忍控制任何生活必需品生产、运输和销售的国王的存在。”[75]

面对美国民众敦促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参议院以52票对1票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众议院很快全票通过，最后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于1890年7月2日签署批准这一法案。[76]不过在早期，该法律沦为打击劳工组织的工具；保守的检察官和法官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解释为禁止工会。我在后文中将介绍相关的情况。不过随着美国于1901年进入进步主义时代，总统愿意运用谢尔曼法切断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联系，使之发挥应有的作用。泰德·罗斯福总统指责“罪恶的大富豪”“根本不在乎工人和国家的生死。他们剥削工人，并将国家置于危险境地”。[77]他动用这一法律对付铁路大王E·H.哈里曼的北方证券公司。北方证券公司当时支配着西北地区运输业。正如罗斯福后来所回忆的，起诉北方证券公司“旨在提醒所有人，统治美利坚合众国的是政府，而不是哈里曼家族”。[78]杜邦和美国烟草公司同样也遭遇反托拉斯诉讼。[79]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于1911年拆分了洛克菲勒庞大的标准石油帝国。[80]在1913年出版的《新自由》一书中，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用类似的措辞解释了过度的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危险的关联：“我不指望垄断势力能够自我制约。在这个国家，如果有谁强大到足以掌控美国政府，那他们肯定会这样做。”[81]

不过在随后的年代，反托拉斯工作的重心不再是制约政治权力。在20世纪20年代，执政的总统均为共和党人。他们仰仗美国最大企业的捐款，因此并不是特别担忧经济组合体强大到足以掌控美国政府。在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即便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也鼓励企业开展合作，而不是相互竞争[82]（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38年。当时他任命瑟尔曼·阿诺德主管司法部反托拉斯部门；阿诺德启动了反托拉斯诉讼的圆锯）。在“二战”之后，反托拉斯工作的重心基本是保护消费者利益——也就是防止大公司或联合公司拥有足够的市场势力，设定过高的价格。AT&T贝尔系统垄断巨头于1984年被拆分重组，但原因不是它掌握令人生畏的政治和法律影响力，而是政府认为它不利于竞争，并且定价过高。[83]

现在我们身处新的镀金时代，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情况和第一个镀金时代相似。当时美国颁布了多部反托拉斯法。当前经济权力高度集中，其政治效应的重要性不亚于当时；现代反托拉斯工作未能解决这些问题，这肯定与经济权力的运行有关。在新的镀金时代，我们应提醒自己美国首部反托拉斯法的中心指导目标是什么，并且同样勇敢地运用这一法律。

[1] Ian Hathaway and Robert E.Lita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ook at States and Metro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bsite, p.1.

[2] Ian Hathaway and Robert E.Lita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ook at States and Metro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bsite, p.1.

[3] Ian Hathaway and Robert E.Litan, “Declining Business Dynam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A Look at States and Metros,” Brookings Institution website, p.1.图5.1.

[4] Akamai Technologies, Akamai's State of the Internet, Akamai Technologies website, 2014, figures 12 and 22.

[5] 2013年，仅有52%的家庭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家庭装有宽带，而在家庭收入达到或超过7.5万美元的家庭中，这一比例达到91%。Pew Research Internet Project, “Broadband Technology Fact Sheet,” Pew Research Center website, data from 2013.

[6] 参阅Susan Crawford, Captive Audience: The Telecom Industry and Monopoly Power in the New Gilded Ag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65.

[7] 欲了解网速，参阅“Global Broadband: Household Download Index,” Ookla website.欲了解资费, see “OECD Broadband Portal,” section 4.01, “Range of Broadband Prices per Megabit per Second of Advertised Speed,” OECD website, figure 7.17.

[8] Susan Crawford, “Government Should Invest in Fiber Optics,”New York Times, July 14, 2014.

[9] Allan Holmes, “How Big Telecom Smothers City-Run Broadband,” 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 website, August 28, 2014, updated September 15, 2014.

[10] David Lieberman, “Liberty Media's John Malone Says Cable Is ‘Pretty Much a Monopoly' in Broadband,” Deadline Hollywood, May 6, 2011.

[11] Prepared remarks of FCC chairman Tom Wheeler, “The Facts and Future of Broadband Competition,” 1776 Headquarters,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4, 2014.

[12] Susan Crawford, “Let America's Cities Provide Broadband to Their Citizens,” Bloomberg View, February 14, 2012.

[13] Stephen Seufert, “Chattanooga v.Kabletown,” Philly.com, June 29, 2014.

[14]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Influence and Lobbying: Lobbying: Top Spenders, 2014.” 另参阅“Comcast Corp.: Profile for 2014 Election Cycle,”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 www.opensecrets.org/orgs/summary.php?id=D000000461&lname= Com cast+Corp).

[15] 参阅“Michael Powell,” National Cable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 tion website.

[16]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Influence and Lobbying: Lobbying: Top Spenders, 2014,”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top.php?indexType=s&showYear=2014).

[17]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mcast Corp.: Lobbyists Representing Comcast Corp., 2014,”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 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lbs.php?id=D000000461&year=2014).

[18] “Tying Up the Cable Business,” The Economist,October 4, 2014.

[19] 参阅Alex Rogers, “Comcast Has About 76 Lobbyists Working Washington on the Time-Warner Cable Merger.This Is Why,” Time, April 29, 2014.

[20] Food and Water Watch, Monsanto: A Corporate Profile, Food and Water Watch website, April 2013.

[21] 欲了解孟山都种子相关情况，参阅Donald L.Barlett and James B.Steele, “Monsanto's Harvest of Fear,” Vanity Fair, May 2008.

[22] 欲了解孟山都种子相关情况，参阅Donald L.Barlett and James B.Steele, “Monsanto's Harvest of Fear,” Vanity Fair, May 2008.

[0]1英亩约等于40.5公亩。——编者注

[23] 参阅 Center for Food Safety & Save Our Seeds, Seed Giants v.U.S.Farmers, Center for Food Safety website, 2013.另参阅Rachel Tepper, “Seed Giants Sue U.S.Farmers over Genetically Modified Seed Patents in Shocking Numbers: Report,” Huffington Post, February 13,2013.

[24] Richard Schiffman, “Seeds of the Future,” Truthout website, December 4, 2014.另参阅 Center for Food Safety & Save Our Seeds,Seed Giants v.U.S.Farmers.

[25] Center for Food Safety & Save Our Seeds, Seed Giants v.U.S.Farmers, p.5.

[26] Kristina Hubbard, “Monsanto's Growing Monopoly,” Salon, May 30, 2013.

[27] Mina Nasseri and Daniel J.Herling, “Ho Ho Ho GMO! The 2014 GMO Legislation Scorecard,” National Law Review, December 23, 2014.另参阅 Connor Adams Sheets, “GMO Labeling Debate Headed to Congressional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December 4, 2014.

[28] 参阅Barlett and Steele, “Monsanto's Harvest of Fear”.

[29] 参阅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Eight Ways Monsanto Fails a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o.7, “Suppressing Research,”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website.

[30] 参阅Monsanto, “Monsanto Notified That U.S.Department of Justice Has Concluded Its Inquiry,” Monsanto website, November 16, 2012.另参阅Tom Philpott, “DOJ Mysteriously Quits Monsanto Antitrust Investigation,” Mother Jones, December 1, 2012.

[31]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Agricultural Services/Products: Summary, 2012,”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 www.opensecrets.org/lobby/indusclient.php?id=A07& year=2012).

[32] 参阅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Monsanto Co.: Lobbyists Representing Monsanto Co., 2014,”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lbs.php?id=D000000055&year=2014), 和Janie Boschma, “Monsanto: Big Guy on the Block When It Comes to Friends in Washington,” OpenSecrets.org website, February 19, 2013.另参阅Food and Water Watch, Monsanto: A Corporate Profile, figure 3, p.10, and Janice Person, “I Heard Monsanto Employees Control USDA, FDA, etc.,” Beyond the Rows blog, February 15, 2012.

[33] 苹果公司称它的“商业战略是利用它独特的能力，设计和研发自己的操作系统、硬件、应用软件和服务，为客户提供设计创新、操作超级简易和无缝整合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参阅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Apple Inc.Proxy Statement, part 1, item 1, “Business Strategy,” p.1 (http://files.shareholder.com/downloads /AAPL/3750879716x0 x789040/ed3853da-2e3f-448d-adb4-34816c375f5d/2014_Form_10_K_As_Filed.PDF).

[34] United States v.Microsoft Corporation, U.S.District Court for 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civil action no.98-1232 (CKK), 2002.

[3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lient Profiles: Summary, 2013,” for Apple, Amazon, Facebook, Microsoft, and Google, and “Influence and Lobbying: Lobbying: Top Spenders, 2013,”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top.php?showYear=2013&indexType=s).

[36] Brody Mullins, Rolfe Winkler, and Brent Kendall, “Inside the U.S.Antitrust Probe of Googl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9, 2015.

[37] Tom Hamburger and Matea Gold, “Google, Once Disdainful of Lobbying, Now a Master of Washington Influence,”Washington Post, April 12, 2014.

[38] 可参阅Frédéric Filloux, “Do the Media Really Have an Alternative to Distribution via Face- book and Google?” Quartz, October 20, 2014.

[39] 可参阅Frédéric Filloux, “Do the Media Really Have an Alternative to Distribution via Face- book and Google?” Quartz, October 20, 2014.

[40] “Fifty Favorite Retailers (2013),”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website.

[41] 参阅Taylor, The People's Platform: Taking Back Power and Culture in the Digital Age(Toronto: Random House Canada,2014), p.37.

[42] Nick Statt, “Amazon Facing United Front of Authors in Hachette E-book Dispute,” CNET, July 25, 2014.

[43] David Streitfeld, “Amazon, a Friendly Giant as Long as It's Fed,” New York Times, July 12, 2014.

[44] David Streitfeld, “Amazon and Hachette Resolve Disput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3, 2014.

[45] Jeremy Greenfield, “How the Amazon-Hachette Fight Could Shape the Future of Ideas,” The Atlantic, May 28, 2014.

[46] David Streitfeld, “Amazon Is Not Holding Back on Paul Ryan,”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14.

[47] Elaine Sciolino, “The French Still Flock to Book-stores,”New York Times, June 10, 2012.

[48] Pamela Druckerman, “The French Do Buy Books.Real Books,”New York Times, July 9, 2014.

[49]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Amazon.com, Client Profile: Summary, 2008,”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lobby/clientsum.php?id=D0000 23883&year=2008), and “Summary, 2012,”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 secrets.org/lobby/clientsum.php?id=D000023883&year=2012).

[50] Paul Farhi, “Washington Post Closes Sale to Amazon Founder Jeff Bezos,”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 2013.

[51]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Top 100 Banks and Thrifts, Nationally by Asset Size,” December 31, 2000, and September 30, 2014, and “FDIC—Statistics on Depository Insti tutions Report,” Assets and Liabilities, December 31, 2000, and September 30, 2014.

[52] Thomas M.Hoenig, “Statement by Thomas M.Hoenig, Vice Chairman, FDIC on the Credibility of the 2013 Living Wills Submitted by First Wave Filers,”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website, August 4, 2014.

[53]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tributions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Barack Obama (D): Top Industries, 2008,”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 org/pres08/indus.php?cycle=2008&cid=N00009638).

[54]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tributions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John McCain (R): Top Industries, 2008.”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pres08/indus.php?cycle=2008&cid=N00006424).

[5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tributions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Barack Obama (D): Top Contributors, 2008.”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 org/pres08/contrib.php?cycle=2008&cid=N00009638).

[56]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Con- tributions to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Mitt Romney (R): Top Industries, 2012,”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 org/pres12/indus.php?cycle=2012&id=N00000286).

[57] CBS Investigates, “Goldman Sachs'Revolving Door,” CBS News website, April 8, 2010.See also Eric Dash and Louise Story, “Rubin Leaving Citigroup; Smith Barney for Sale,”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2009.

[58]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Employment History, “Geithner, Timothy, Bio,”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www.opensecrets.org/revolving/rev_summary.php?id=78265).

[59] Josh Israel, “After 30 Years of Fighting for Wall Street, Eric Cantor Will Make Millions at an Investment Bank,” ThinkProgress, September 2, 2014.

[60] 参阅U.S.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Moelis & Company, Form 8-K, September 2,2014, Item 5.02 (d)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596967/000110465914064087/a14-20284_18k.htm).

[61] Dana Cimilluca and Patrick O'Connor, “Eric Cantor to Join Wall Street Investment Bank,”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 2014.

[62] Moelis & Company,“Moelis & Company Announces the Appointment of Eric Cantor as Vice Chairman and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2, 2014.

[63] William Alden,“K.K.R., Blackstone and TPG Private Equity Firms Agree to Settle Lawsuit on Collusion,”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4.

[64] William Alden,“K.K.R., Blackstone and TPG Private Equity Firms Agree to Settle Lawsuit on Collusion,”New York Times, August 7, 2014.

[65] Halah Touryalai,“Libor Explained: How Manipulated Rates Could Be Hurting (Or Helping) You,”Forbes, July 9, 2012.

[66] “Timeline: Libor-Fixing Scandal,” BBC News website, February 6, 2013.

[67] “Timeline: Libor-Fixing Scandal,” BBC News website, February 6, 2013.

[68] 据估计，医疗保健支出占到GDP的17.9%。参阅Global Health Observatory Data Repositor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tatistics Summary (2002-present),”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ebsite.

[69] McCarran-Ferguson Act of 1945, 15 U.S.C.§§ 1011-1015 (2011).

[70] H.W.Brands,American Colossus: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1865-1900(New York: Anchor Books, 2011), p.8.

[71] Jack Beatty,Age of Betrayal: The Triumph of Money in America,1865-1900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8), p.192.

[72] James Truslow Adams, The Epic of America(New York: Triangle Books,1931), pp.297-98中援引首席大法官爱德华·G.瑞恩的话.

[00]原文为populist，又可译为民粹主义者，但在本文为平民派或平民党的意思——译者注

[73] Bruce Levine,Who Built America?(New York: Harper & Bros., 1947), p.147中援引玛丽·利斯的话.

[74] Henry Demarest Lloyd, Wealth Against Commonwealth (New York: Harper & Bros., 1902), pp.2, 494.

[75] Winfield Scott Kerr, John Sherman: His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vol.2 (Boston: Sherman, French & Co., 1908), p.215.

[76] Sherman Antitrust Act,15 U.S.C.§§ 1-7 (1890).另参阅 Kerr, John Sherman, p.204.

[77] Kathleen Dalton, Theodore Roosevelt: A Strenuous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pp.208, 224-26, 253.

[78] Doris Kearns Goodwin, The Bully Pulpit: Theodore Roosevelt, William Howard Taft, and the Golden Age of Journal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p.299.

[79] Marc Winerman,“The Origins of the FTC: Concentration, Cooperation, Control, and Competition,” Antitrust Law Journal 71, no.1 (2003): 1-97.

[80] Marc Winerman,“The Origins of the FTC: Concentration, Cooperation, Control, and Competition,” Antitrust Law Journal 71, no.1 (2003): 1-97.p.12.

[81] Woodrow Wilson,The New Freedom (BiblioBazaar, 2007).

[82] Spencer Weber Waller, Thurman Arnold: A Biograph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5), ch.6.

[83] “AT&T Breakup II: Highlights in the History of a Telecommunications Giant,”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21,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