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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作为一个整体的市场机制
现在该进行总结了。市场是人类的创造物，就像国家、政府、法律、企业和棒球一样。和其他体系一样，市场的组织方式有很多种。无论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市场规则都激励着人们。在理想的情形下，它们激励着人们努力工作，相互协作，追求成效和创造力；它们帮助人们过上所追求的生活。市场规则还反映了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以及对善恶、价值和公平的判断。市场规则并非静止不变，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我们希望市场规则朝着大多数参与者认为更好、更公平的方向发展变化，不过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市场规则有时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一些人掌握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改变规则。在最近几十年里，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面临着这一问题。
私有财产、约束垄断、合同、破产或处理违约问题的其他方式，以及规则的执行是所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和自由企业需要它们。如前所述，市场各大组成部分取决于立法者、行政部门主管官员和法官做出的大量决定。随着环境发生变化、技术出现变革、新的议题和问题不断涌现，以及老的解决方案变得过时，他们对这些决定进行修正或修改。这一重要机制与政府的大小或“侵扰性”没有任何关系。它与政府税收或支出规模也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这些决定，市场根本无法运转。无论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都必须做出相关的决定。
是什么指导着这些决定呢？由于人们通常无法就公共利益达成共识，有关公共利益的抽象概念很难提供有益的指导意见。由于我们很难评估拟议措施的效益和成本，“提高效率”也无法提供实际的指导意见。此外，虽然一项决定能够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状况，同时又没有导致其他人陷入困境，但是如果受益群体本来就属于顶层阶级，那么这一决定将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在理想的状态下，此类决定应能够反映相关人员在民主制度的授权下，依据大多数公民的价值观和意愿做出的最佳判断。
在最近几十年里，这些决定通常是人们暗地里讨价还价、经协商达成的结果。巨型企业、大银行和富人掌握着大量资源，能够对这些协商施加不成比例的影响，确保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他们财力雄厚，能够聘请说客，捐助选举，开展公关活动，聘请大批专家，资助研究项目，雇用大批律师，并且暗地里承诺公职人员在离职后为他们提供工作。
正如我所指出的，这对立法者、民选法官和民选总检察长的影响是直接和立竿见影的。对于负责实施和执行法律的委任官员而言，这一影响并不那么直接，但同样有效。（虽然最高法院一些大法官和任命他们的总统的观点大相径庭，但是不出意料，近些年获得任命的大法官更具党派性。）
这一机制由此形成并维持一个恶性循环，即经济支配力滋长着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反过来进一步扩大经济支配力。政治制度就市场组织方式做出决定，而大企业和富人对政治制度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最终成为此类决定的最大受益群体。他们的财富因此进一步增加，进而提升了未来进一步影响这些决定的能力。
我所描述的现象并不等同于腐败问题。美国很少有公职人员会直接索要或收受贿赂。大企业和富人不动声色地诱惑着政府公职人员。对于政府官员而言，如果选择说客、有偿专家证人、精明且经验丰富的律师所精心铺设的大道，而不是在整个制度认为存在威胁的领域独力开辟新路，将要容易得多。此外，企业和富人提供竞选献金，并承诺为官员离开公职之后提供报酬优厚的工作，这让官员所首选的道路更具有诱惑力。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奖励着受过良好教育和出身好的人，同时也惩罚着不具备这些优势的人，但这并不是人们财富和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的唯一原因。政府降低税收，慷慨地增加补贴，法律漏洞不断扩大，这一切有利于企业和富人精英阶层；诚然，精英阶层的游说活动也起到一定作用，但这并非主要原因。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政府税收和补助只是冰山一角。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已经渗入“自由市场”各大组成部分中。即便没有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也没有减税和补贴，相对于劳动者收入而言，企业、高管和投资者收入在国家总收入中所占比例仍会上升。高管和投资者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情况。上文所提到的恶性循环可以独立做到这一点。
在2014年，企业税前利润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达到至少近85年来的峰值，与1942年创造的纪录持平。[1]1942年正值“二战”，战争推高了企业利润（不过政府以征税的方式征收了绝大部分利润）。在2000~2014年，企业税后季度利润从5290亿美元上涨到了1.6万亿美元。[2]这并不代表着资本收益增加了，而是意味着企业的经济权力在扩大。正如我在后文所提到的，股市因此屡创新高，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而大多数投资者本来就属于美国顶层富人阶层。同时，劳动收入在经济中所占比重不断下滑。在2000年，劳动收入在非农经营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63%。[3]在2013年，这一比重下跌为57%，这代表着每年从劳动部门转移到资本部门的收入约为7500亿美元。[4]重要的是，随着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收入不平等增加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劳动收入份额上（见图9.1和图9.2）。
图9.1 企业税后利润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点，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的趋势。[5]我所描述的这一进程有助于解释这一论点中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皮凯蒂假设，只要资本收益率在长期内高于经济增长率，则资本收入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会持续增加。不过他未能解释为什么资本收益率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下滑。通常情况下，人们积累的财富越多，就越难获得不错的资本收益率。他在书中也没有解释为什么在最近几十年里，多数超级富豪的财富来自劳动收入，而不是继承，至少美国的情况是如此。一种可信的解释是富人对市场运行规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富人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
图9.2 个人工资和酬薪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由《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洛伊德·诺里斯提供的哈沃分析图
这一恶性循环并非不可避免或者不可逆转。我们同样可以创造一个良性循环，即共同繁荣带来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通过组织市场，让更多人享受经济成果和获得机遇。在“二战”结束后的前30年里，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经历了这一良性循环。在本书第三部分，我将探讨如何再次实现这一良性循环。
许多人不希望现行市场机制遭到全面曝光。有关独立且有别于政府的“自由市场”的理念为他们提供了掩护。他们对这一市场机制的影响力最大，并希望保持现状。有关“自由市场”的神话非常有用，掩盖了他们手握大权这一现实。为了扭转这一恶性循环，我们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看清市场机制的本质。这也是本书第一部分所要达到的目的。
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分析市场机制对经济成果的分配情况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它距离我们心目中的必要、公平的结果有多远。我将在第二部分探讨这一问题。为了让社会最富裕群体从事当前的工作，当前作用于他们的激励机制有必要吗？为他们提供的激励是否公平地反映了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工作价值？为中产阶级提供的激励是否足以让大部分人过上他们所期望的生活，并且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和下一代能够通过努力工作，过上更好的生活？为穷人提供的激励是否足以让他们努力上进，达到社会对他们的预期，同时确保他们拥有一定的尊严？正如我将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
[1] Floyd Norris, “Corporate Profits Grow and Wages Slid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14.
[2] “Corporate Profits After Tax with Inventory Valuation Adjustment (IVA) and Capital Consumption Adjustment (CCAd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Louis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updated December 23, 2014.
[3] Robert J.Samuelson, “Robert Samuelson: Capitalists Wait, While Labor Loses Ou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8, 2013.
[4] Robert J.Samuelson, “Robert Samuelson: Capitalists Wait, While Labor Loses Out,”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8, 2013.
[5]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