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资本主义

私有财产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在传统辩论中，人们经常将它与政府所有制或者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比较。传统辩论没有触及政府组织和执行产权的各种方式，以及谁对这些决定的影响力最大。

与公共财产相比，私有财产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半个世纪之前，美国环境主义者加勒特·哈丁告诫应避免“公地悲剧”现象：由于个人理性、自私地行事，导致公共资源被耗竭。例如在城镇公共草地上过度放牧牛群，[1]当草地为私有财产时，理性的所有人会精心料理草地，购买肥料和浇水，避免出现资源耗竭的问题。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据我了解，人们从来不会自己掏钱清洗租来的车子。

不过私有制和公有制之争模糊了涉及私有财产规则的基本决定：人们可以拥有什么，前提条件是什么，以及所有权期限为多长？一些问题是深层次的道德问题。同时，由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社会中权力的分配情况，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属于政治层面的问题。

在三个世纪之前，一个人沦为他人私有财产的现象很常见。正如历史学家亚当·霍克希尔德所说的，到18世纪末，世界超过3/4的人受到不同形式的奴役，沦为他人的奴隶或农奴。在美洲和非洲部分地区，奴隶数量超过了自由人数量。[2]

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掌控着政治权力，能够将奴隶作为某种形式的财产，这是奴隶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美国共和党成立于19世纪50年代，直接反对富有的奴隶主和许多民主党人，后者主张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一种受宪法保护的产权。[3]不过在15年内，政治和权力发生了变化。美国于1865年通过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到19世纪末[4]，世界绝大部分地方都宣布了奴隶制违法。然而，并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如此。比如毛里塔尼亚到1981年才正式废除奴隶制。[5]世界许多地方仍然存在奴隶制。甚至在21世纪的美国，仍然有将近10万名儿童受到性奴役。[6]

除了奴隶，19世纪最有价值的财产是土地。然而，即使土地所有权也是建立在社会准则和政治权力的基础之上。在英国，贵族阶层牢牢地控制着大片土地，且代代相传；他们允许佃户进行耕种。相比之下，美国通过一系列法律，从1785年的《土地法》到1862年的《宅地法》，向潜在的开拓者提供边疆土地，而不只提供给政治精英。[7]（在大部分的拉丁美洲国家，边疆土地落入拥有政治势力的人手中。）不过美国白人开拓者背后也有政治势力为他们撑腰。美国政府赋予他们土地所有权，而美国军队与美国原住民交战，以保护开拓者的土地所有权。

在19世纪，土地价格猛涨，拥有大片土地的人无须工作，只要将土地出租出去，就会发现自己的财富大幅增加。土地价值上升的原因是土地资源变得稀缺。在《进步与贫困》（1879年）一书里，亨利·乔治将土地价格上涨的情况描述为：“一个巨大的楔子，不是从社会底部打进去，而是从社会中部穿过去。身处分裂点以上的人处境得以提升，但是身处分裂点以下的人们却遭到碾压。”[8]该书的销量达到200万册。[9]乔治在书中建议政府对土地大幅征税，依法征收土地所有人的大部分资本收益，但这一建议最终无疾而终。

随着工厂和机器的出现，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由农业国家发展成为工业国家，经济和政治形势经历了新一轮的变化。在几十年内，大部分美国人不再拥有或者甚至出租他们赖以生存的财产。他们变成了雇员。有关财产的关键问题变为企业主的“契约自由”和工人的自由之争，即工人组织工会，从自身劳动与工厂和机器相结合所产生的收入中争取到更大份额的报酬。

现代企业和企业所有权也属于产权制度的一部分，是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法院特定决定所产生的结果。这些部门认为，企业投资人有权享受企业一定份额的利润；如果企业无法偿还债务，投资人除投资之外的个人财产应受到保护。这一切并非由“自由市场”所决定，而是由财产和合同规则所决定。不过下列理念并不存在于法律之中，即股东是企业唯一的所有人，企业的唯一目标是实现股东投资价值最大化。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后的前30年里，企业经理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平衡投资人、员工、消费者和一般大众的诉求。事实上，大企业属于任何一个和企业业绩表现有利害关系的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公司蓄意收购者要求公司经理出售“不良”资产，关闭工厂，大举举债，解雇员工，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此时才出现股东至上的理念。

私有财产规则不断受到质疑，并相应地进行着调整。规则调整的幅度有时很大（废除奴隶制），但通常调整幅度非常小，因此人们除非直接参与其中，否则几乎不能察觉。有时政府规定更像是在设立产权。例如，在1978年之前，航空公司在出现航班超额预订的情况时，会随意取消超员乘客的座位。[10]在乘客多次进行投诉之后，民用航空委员会（当时负责监管航空公司）开始要求各家航空公司将每个预订座位视为乘客的财产。因此航空公司在出现航班超额预订的情况时，不得不提供必要的好处，让超员乘客自愿放弃他们的“财产”，从而“购回”超员的座位。

对于稀缺资源，产权能够鼓励人们保护资源，并且投资开发技术，减少未来资源稀缺问题，确保有需要的人能够获得此类资源。2015年，由于天气干旱，加州几个水源地区严重缺水，于是这几个地区将水资源变成一种财产。水费取决于用水情况——一开始水价很低，能够保障家庭基本生活用水需要，之后随着用水量的增加，水价迅速上涨。此举能够防止人们浪费水资源，防止人们毫无顾忌地给自家游泳池换水。这一做法同样适用于整个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属于全球性稀缺资源。在理想情况下，二氧化碳排放权可以作为一种财产，其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涨。排放者可以买卖二氧化碳排放权，这样可将其用于最需要的地方。此举还能够有力地激励排放者最大限度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找到创新的方式，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此类产权要求政府决定采取何种产权分配方式、分配标准和交易方式。由于人们的收入和财富存在差距，如果谁出价最高，清洁空气和水资源等必需品就归谁所有，那么最终的结果将是极其不公平的。政府应监督和落实此类机制。

当财产以遗传物质片段、分子排序、千兆字节的软件代码，或者信息和理念的形式出现时，涉及界定产权的基本机制将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类财产并不存在于特定空间和时间，我们无法对它进行称量或测量。它的生产成本主要是用于发现工作或者制作第一份复制品，之后的附加生产成本经常为零。不过此类知识产权是新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政府未能就下列问题做出决定，即谁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拥有此类财产的哪一部分，那么新型经济就荡然无存。

在这一问题上，公地悲剧造成了令人苦恼的困境。除非发现者和发明家能够拥有他们所发现和发明的成果，并且能够通过出售或提供许可来赚钱，否则许多人从一开始就不会为之付出努力。一些人可能不求回报，只是追求新发现带来的快感或者声誉，或者让其他人能够免费使用这些新发明——许多人将自己的创作成果上传到互联网供其他人免费使用。不过免费劳动不能为他们支付房租，并且经济不能完全建立在免费劳动的基础之上，所以某种程度的产权还是有必要的。不过一旦有了新的发现或发明成果，如果公众能够全面使用它，且成本不超过复制它的成本（经常接近于零），他们就从中受益最大。当一家公司研制出的畅销药本可以让许多病人真正受益，但后者却买不起，而药品的仿制成本又非常低，凭什么这家公司能靠它赚几十亿美元呢？

政府应该赋予具有潜力的发明者足够的所有权，让他们有动力从事发明和创造，与此同时也应让公众能够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使用这些发明成果。那如何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呢？这一问题并不涉及“自由市场”和政府之争。立法机构、法院和行政机构必须就此做出决定。

处理这一困境的一种方式是让发明者暂时拥有垄断权，且这一财产权将在一定时间后失效。宪法制定者考虑到这一问题，授权国会授予专利和版权，“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作家的著作和发明家的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11]不过由于他们无从知晓什么可能被发明，所以没有精确地规定什么可以获得专利或者专利期限有多长。美国1790年通过的第一部专利法仅简单地规定：“任何实用的技艺、产品、发动机、机器和装置，以及上述各项的任何以前从未被知晓和使用过的改进”可以获得专利权，且专利权期限为14年。[12]自此以后，国会将专利保护年限延长至20年（适用于1995年后提交的专利申请），不过问题的真正焦点在于如何界定“新颖和实用”。[13]专利商标局逐案进行裁决；另外一个部门则负责处理文学作品的版权事务。

人们如果对专利局的裁决结果持有异议，可以上诉至专门受理此类问题的特别法院；如果最高法院愿意审理，他们就可以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随着发明日趋复杂，专利诉讼案件数量增加，诉讼时间也拉长了。通常，此类诉讼涉及专利所有人和竞争对手或其他人之间的法律斗争。竞争对手认为专利所有人的专利权无端地侵害了他们自身的专利，而其他人则认为不应该授予专利所有人专利权。截至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专利商标局的雇员已近万人，大部分人在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五层楼的总部办公。[14]联邦法院设有特别上诉法院负责审理专利案件。[15]在各种专利中，软件专利占多数。大部分专利涉及技术性问题，例如哪些属于新事物或者哪些属于早已被发现的事物。一些专利申请只是介绍能够转化为软件的设想或概念。例如，亚马逊“一键下单”的概念获得了专利。[16]在2014年，苹果公司有关在电子书上提供作者签名的设想获得了专利。[17]

持久有力的产权能够激励人们进行投资和创新，不过同时也推高了消费品价格。重要的是，产权所有人手中的经济权力经常转化为政治和法律权力，这让产权保护力度更大，时间更长。

整个法律产业通过专利辩护或者专利侵权诉讼而发展起来。大型高科技公司经常聘请一批律师专门处理专利事务。在2013年，国会否决了一项提案。依据该提案，专利局可以加快复审有问题的软件专利。不过此类软件专利通常是大公司申请的，旨在对大量可能的发明提出权利要求。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和微软等公司的说客成功地阻止了这一提案的通过。[18]

最大的几家高科技公司花费数十亿美元用于积累专利组合，以及起诉和反诉竞争对手。例如，谷歌在2012年以12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摩托罗拉移动公司，借此获得1.7万件专利，其中许多专利在谷歌、、苹果三家公司之间的智能手机专利大战中成为颇具价值的证据。[19]正如白宫知识产权顾问钱为德2012年所指出的，谷歌和苹果公司专利收购和诉讼费用超过了其研发费用。[20]

同样，根本问题不在于人们偏好“自由市场”还是政府，问题在于政府如何界定产权、产权界定程序包括什么，以及谁最有权力来决定最终的结果。

尽管普通美国人服用的处方药少于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但是美国人均药费超过其他发达国家。[21]2014年，美国健康方面的费用支出达到3.1万亿美元，其中药费占到了10%。[22]政府通过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平价医疗法》所规定的补助来支付一部分药费。我们通过纳税间接地承担一部分费用，然后再通过定额手续费、自付款和保险费间接地承担剩下的费用。

美国药价居高不下，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国政府运用自身强大的议价权进行谈判，降低价格。[23]相比之下，其他政府能够设定本国药品批发价格。不过美国药价之所以高，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药品获得了专利，并且在专利过期后（现在专利期限为20年），此类临时垄断权仍然继续存在。我在下文将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专利局和法院最初裁定天然产品不能获得专利。由于早期疫苗是利用病毒加强人体免疫力，属于天然产品，因此它们无法成为制药公司的私有财产。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制药公司不愿意进行投入，开展必要的研究，研制新型疫苗。

不过到了20世纪90年代，相关规则发生了变化。医药公司获准申请疫苗和其他天然产品生产工艺专利。疫苗专利申请数量由此上涨了十倍，超过一万件。[24]疫苗价格不出意料地也随之猛涨。在2013年，辉瑞Prevnar13价疫苗销售额将近40亿美元。[25]Prevnar13价疫苗能够预防肺炎球菌引发的各种疾病，从耳部感染到肺炎。辉瑞是唯一一家生产这种疫苗的公司。

许多救命药在基础专利过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由一家公司继续单独生产。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之一是专利局经常基于原创药无关紧要的小变化，延展药品的专利。从技术角度来讲，原创药品经过小调整后，可以被认定为新药，并且能够申请专利。专利局却没有责任来权衡它的决定会给消费者造成多大的经济负担。当专利药出现变化，哪怕是最微小的变化，药房都不能出售仿制药。例如，森林试验室制药公司2014年2月宣布将停止出售广泛用于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盐酸美金刚药片，以此推销新型盐酸美金刚XR缓释胶囊。它只是将药片再制成胶囊形式[26]，但是由于这种细小变化，虽然该药片专利即将过期，但是药剂师不能替代使用这种药片的仿制药。由于此类“产品跳转”行为，利润源源不断地流入医药公司口袋中，而消费者和医疗保险公司则为此付出不菲的代价。

许多药在其他国家属于非处方药，但到美国却变成了处方药。这些药品的专利虽然早已过期，但医药公司仍积极地进行营销，希望病人会要求医生开这些药。允许直接面向消费者投放处方药广告的发达国家不多，而美国就是其中之一。[27]

国外药店出售的药品比美国国内便宜，但如果美国人进行购买，无论是专利药和仿制药，都属于违法行为。2012年，国会授权美国海关销毁所有此类药品。此举表面上是为了保护公众免受假药的危害。[28]不过在这之前的至少十年中，美国人通过互联网购买处方药达数千万次，还没有出现一例美国人因使用在国外药店网购的药品而受害的报道。这一禁令的真正目的是保护美国医药公司利润不受影响。美国医药公司为此竭力进行过游说。不过真正威胁公众健康的是药品定价过高的问题[29]；据美国消费者联盟统计，2012年估计有五千万美国人没有按方抓药，其中有超过1/4的人患有慢性疾病。

依据美国法律，当医生给病人开医药公司生产的药品时，医药公司可以向医生提供报酬作为回报。在2013年5个月的时间里，医生从医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商拿到的演讲费和咨询费高达3.8亿美元。[30]有些医生一个人就能拿到50多万美元。[31]有些医生如果参与研发药品，可获得高达数百万美元的专利权使用费。医生声称这些报酬不会影响他们开什么药。不过如果这不能给医药公司带来可观的投资回报，那它们凭什么要花这么一大笔钱？

医药公司花钱让仿制药生产商推迟生产低廉的仿制药。此类所谓的有偿延迟协议是完全合法的，为原始制药商和仿制药生产商带来了巨额利润，而这些利润出自不得不承受更高药价的消费者、医疗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身上。医药公司这种做法让美国人每年估计多支出35亿美元。[32]欧洲则不允许有此类有偿延迟。美国主要的制药公司和仿制药生产商击退了任何试图阻止有偿延迟的努力。

医药公司声称它们需要这些额外的利润来研发新药。也许情况真是如此。但是医药公司的说辞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每年医药公司广告和营销费用支出高达数十亿美元——经常一种药品的广告宣传费用就达到数千万美元。[33]它们每年游说费用高达数亿美元。2013年，医药公司游说费用达到2.25亿美元[34]，超过美国军工合同商的游说费用。此外，医药行业还大手笔地捐助政治竞选活动。2012年，医药行业政治献金超过3600万美元[35]，成为美国捐赠政治献金最多的行业之一。[0]

在美国，天然药品能够获得专利，药品可以基于无关紧要的变化续展专利，医药公司积极地营销处方药，消费者被禁止在国外药店购买药品，医药公司为医生提供报酬作为开特定药品的回报，以及仿制药生产商有偿延迟生产仿制药。普通美国民众并不知道存在这样的制度，也不了解哪些法律和行政决定在巩固这一制度。不过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存在这种制度，美国人均药费高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关键问题不在于政府是否应该发挥作用：没有政府，就不可能存在专利，这将导致医药公司没有动力生产新药；问题在于政府如何组织市场。只要大型医药公司对这些决定拥有不成比例的发言权，我们就要为此花掉一大笔冤枉钱。

艺术品和音乐版权的情况也差不多。根本的困境在于创作者拥有多少著作权，才会有足够的动力继续进行创作，同时让社会能够以较低成本或免费使用他们的创作成果。通常复制这些创作成果的成本很少或者为零。不过创作者（经常是获取版权的大企业或托拉斯）胃口越来越大，经常如愿以偿。这导致它们赚的钱越来越多，而我们付出的代价越来越高。随着他们的利润增加，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也会扩大。

美国在建国之初，版权只涵盖“地图、海图和书籍”；它赋予作者14年独家出版作品的专有权，且该专有权能够续展一次，专有权保护期限最长可达28年。[36]在1909年，国会将版权保护期限延长到56年。这一规定执行了半个世纪。从1962年开始，国会11次立法延长版权保护期限。1976年，国会再次延长最长期限，规定保护期限为创作者终生加上逝世后50年。创作者版权自动续展。如果创作作品为公司所有，则版权保护期限为75年。（这一规定具有追溯效力[37]，所以这一新法律于1978年生效时，如果作品版权仍归公司所有，则作品版权保护期限可延长19年。）

1998年，国会将企业法人版权保护期限延长20年。自此，作品自首次出版算起版权保护期限达到了95年。在华盛顿，1998年《版权期限延长法》又被称为《米老鼠保护法》，这是因为该法案主要是因米老鼠而起。华特·迪士尼1928年创造了米老鼠这个卡通角色，所以当时依据公司版权保护期限为75年的规定，米老鼠将于2003年进入公共领域。布鲁托、高飞和其他卡通角色不久之后也将成为公共财产。这将给迪士尼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迪士尼公司为此竭力游说，说服国会将版权保护期限再延长20年。与此同时，由于时代华纳公司拥有20世纪创作的大批电影和音乐的版权，它和已故的盖希文兄弟的继承人一同进行游说。最后他们如愿以偿。现在大部分的老的版权保护期限延期到2023年失效。[38]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到2023年之前，版权保护期限肯定会再次得到延长。此外，现在版权涵盖包括计算机程序在内的所有创作性作品，并且版权所有人（现在主要是大企业）拥有所有衍生作品的权利。

20世纪创作的大部分作品的版权保护期限额外延长20年，这不仅包括米老鼠和其他迪士尼动画形象，还有20世纪创作的许多偶像人物形象，包括超人和至尊神探，《飘》《卡萨布兰卡》等大批优秀电影，乔治·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鲍勃·迪伦的《答案在风中飘扬》等20世纪涌现出的伟大音乐作品，以及福克纳、海明威等作家的经典文学著作。公司利润因此上升，消费者成本增加，我们的使用途径则受限。例如，在亚马逊网站出售的纸质书籍中，19世纪80年代的作品数量多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这是因为人们可以免费再出版早期的作品。

由于华特·迪士尼或者盖希文兄弟不在人世，这一市场重组不可能再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在世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要在他们死后70年，而不是50年才会进入公共领域。这一市场重组能否激励他们进行创作，这值得怀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迪士尼许多原创作品的创作灵感来自经典人物和故事，例如阿拉丁、小美人鱼和白雪公主，而这些人物和故事一直存在于公共领域。不过现在公共领域空间变得狭小得多。

虽然版权保护期限一再延长，但是企业仍咄咄逼人，不惜对簿公堂，力图扩大所有权范围，覆盖到所有可能被视为版权衍生品的作品。这提高了他们的收益和经济影响力，但与此同时也给计算机程序员等创作者设置了无法逾越的障碍。这些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可能与获得版权的作品过于相似。导致大玩家不惜重金，影响涉及界定市场的决定，继续保持赢家地位，而其他人则沦为输家。

总而言之，财产是市场经济最为基础的组成部分，它取决于涉及下列问题的政治决定，即人们可以拥有什么，以及相关条件是什么。由于大公司的财富和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同时知识产权呈现出更为复杂、隐蔽的特征，大企业常常利用这些政治决定，进一步扩大和巩固自身财富和影响力。赢家擅长玩这一类游戏。其他人由于缺乏影响力，也不清楚由此产生的后果，经常沦为输家。在我们激烈辩论“自由市场”是否优于政府这个问题时，这个游戏仍在继续，并且奖金也在不断累积。

[1]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 162, no.3859 (1968): 1243-48.

[2] Adam Hochschild, Bury the Chain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2005), p.2.

[3] 参阅 Heather Cox Richardson, To Make Men Free: A Histor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New York: Basic Books,2014), pp.6-12.

[4] Hochschild, Bury the Chains, p.3.

[5] Constance Johnson, “Mauritania; United Nations: Plan to End Slavery Expected,” Law Library of Congress website, March 11, 2014.

[6] 参阅Shared Hope International,National Colloquium 2012 Final Report, Shared Hope International website, May 2013, p.80.

[7] “Teaching with Documents: The Homestead Act of 1862,” National Archives website.

[8]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25th ann.ed.(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2), p.9.

[9] Henry George, Progress and Poverty, 25th ann.ed.(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Page & Company, 1912), p.x.

[10] 参阅Julian L.Simon, “The Airline Over- sales Auction Plan: The Results,” Journal of Transport Economics and Policy 28, no.3 (1994): 319-23.

[11] U.S.Constitution, art.I, sec.8.

[12] Patent Act of 1790, 1 Stat.109-12 (1790).

[13] 1793年专利法规定应为“任何新颖、实用的技艺”提供专利。Patent Act of 1793,1 Stat.318-23 (1793).

[14] U.S.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Performance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 Fiscal Year 2009,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website, p.11.

[15] 参阅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S.Courts, “Caseload Statistics 2014: Caseload Analysis,” table “Federal Circuit Filings, Percent Change Over Time,” U.S.Courts website (http://www.uscourts.gov/Statistics /FederalJudicialCaseloadStatistics/caseload-statistics-2014/caseload-analysis.aspx).另参阅 PricewaterhouseCoopers LLP, 2013 Patent Litigation Study, PricewaterhouseCoopers website, 2013, p.6.

[16] Peri Hartman, Jeffrey P.Bezos, Shel Kaphan, and Joel Spiegel, Method and System for Placing a Purchase Order via a Communications Network, U.S.Patent 5,960,411, filed September 12, 1997, and issued September 28, 1999.

[17] Casey Maureen Dougherty and Melissa Breglio Hajj, Embedding an Autograph in an Electronic Book, U.S.Patent 8,880,602, filed March 23, 2012, and issued November 4, 2014.

[18] 参阅Timothy B.Lee, “Software Patent Reform Just Died in the House, Thanks to IBM and Microsoft,”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20, 2013.

[19] Phillip Elmer-DeWitt, “Is Google Buying Motorola for Its 24,000 Patents?” Forbes, August 15, 2011.

[20] Colleen Chien, “Reforming Software Patents,” Houston Law Review 50, no.2 (2012): 323-88.

[21] OECD, Health at a Glance 2013: OECD Indicators (OECD Publishing, 2013), pp.160-61.另参阅 Valerie Paris, “Why Do Americans Spend So Much on Pharmaceuticals?” PBS NewsHour website, February 7, 2014.

[22]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ealth, United States, 2013: With Special Feature on Prescription Drug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website, 2014, tables 112 and 114.

[23] Robert Pear, “Bill to Let Medicare Negotiate Drug Prices Is Blocked,”New York Times, April 18, 2007.

[24] Elisabeth Rosenthal, “The Price of Prevention: Vaccine Costs Are Soaring,”New York Times, July 2, 2014.

[25] Elisabeth Rosenthal, “The Price of Prevention: Vaccine Costs Are Soaring,”New York Times, July 2, 2014.

[26] Ed Silverman, “Actavis Is Ordered to Continue Selling the Namenda Alzheimer's Pill,”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1, 2014.

[27] C.Lee Ventola, “Direct-to-Consumer Pharmaceutical Advertising: Therapeutic or Toxic?” Pharmacy & Therapeutics 36, no.10 (2011): 669-84.

[28]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Safety and Innovation Act (FDASIA),” U.S.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website.

[29] Sara R.Collins, Ruth Robertson, Tracy Garber, and Michelle M.Doty, Insuring the Future: Current Trends in Health Coverage and the Effects of Implementing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Commonwealth Fund website, April 2013, pp.9-10.

[30] Katie Thomas, Agustin Armendariz,and Sarah Cohen, “Detailing Financial Links of Doctors and Drug Make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14.

[31] Katie Thomas, Agustin Armendariz,and Sarah Cohen, “Detailing Financial Links of Doctors and Drug Maker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30, 2014.

[32] “Pay-for-Delay: When Drug Companies Agree Not to Compet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website.

[33] Marc-André Gagnon and Joel Lexchin, “The Cost of Pushing Pills: A New Estimate of Pharmaceutical Promotion Expendi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LoS Med 5, no.1 (2008): 0029-0033.

[34]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Influence and Lobbying: Pharmaceuticals/Health Products: Industry Profile: Summary, 2013,”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 secrets.org/lobby/indusclient.php?id=H04&year=2013).

[35]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Pharmaceuticals/Health Products Summary,” OpenSecrets.org website (https://www.opensecrets.org/industries/indus.php?cycle=2014&ind=H04).

[0]在扣除物价因素的情况下，企业直接政治献金尽管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相比大幅增加，但与企业用于游说、诉讼和寻求影响决策制定者的经费相比要少得多。不过与企业从中获得的好处相比，这些费用只能算九牛一毛。这是因为企业只需花该花的钱，就能达成目标。随着抗衡力量日渐式微，企业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得偿所愿。我将在后面的篇章介绍抗衡力量。

[36] Copyright Act of 1790, 1 Stat.124 (1790).

[37] 欲了解美国版权史，参阅“United States Copyright Office: A Brief Introduction and History,” U.S.Copyright Office website.

[38] 欲了解迪士尼案，参阅Timothy B.Lee, “15 Years Ago, Congress Kept Mickey Mouse out of the Public Domain.Will They Do It Again?”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5,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