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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第二部分 工作和价值
第十章 精英制度的迷思
几年前，我应邀到一家发电厂做演讲，听众是厂里的工人。当时他们正在考虑要不要成立工会。一个年轻人打算投票进行反对。他对我说他的时薪为14美元，他认为自己只值这点工资。“那些能赚几百万美元的人很厉害。如果我念过书，有足够的聪明才智，我也能赚那么多钱。但我没有，所以我现在只能干体力活。”[1][0]
他显然不了解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当时，美国私营部门劳动大军有超过30%的人加入了工会。这让美国的蓝领工人拥有足够的议价能力，为自己争取到相等于30美元的平均时薪（按当前美元价值计算）——要知道他们中很多人甚至没有读完中学。他们可不是靠聪明才智争取到这一工资待遇的，而是依靠他们的议价能力。不过自那以后，工会为小时工争取不错工资的能力大幅下降。这就是我遇到的这位年轻人每小时的“价值”不超过14美元的缘故。
不过很多人认为一个人的工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等。这一观念如此深入人心，以致许多低收入者认为赚得少是自己的错。他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智商不高或者品格存在缺陷，自己很失败，所以羞愧难当。同样，这一观念让许多高收入者觉得自己很聪明、有胆识且高人一等，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如此成功的。这一信念令人宽慰，似乎为他们的荣华富贵和显赫的社会地位提供了正当性。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财富只是一场经济竞赛的奖品，而他们和其他高收入者对竞赛规则有着不成比例的影响力。可能他们也不希望公众这么看。
在2013年，SAC资本顾问有限公司经理史蒂夫·A.科恩收入达23亿美元。他在掌舵这家对冲基金公司的20年间，累积的财富约为110亿美元。[2]他真的值这么多吗？从无关紧要、套套逻辑的角度来讲，他肯定值这么多，因为他赚了这么多。我曾公开质疑科恩的薪酬。对此，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卡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丹·米歇尔回应说：“只有当客户自愿选择私人对冲基金进行投资，认为这样物有所值，私人对冲基金人员才有可能赚钱。”[3]
不过人们选择史蒂夫·A.科恩进行投资，也许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一理由同样会让人质疑他的“价值”。司法部2013年提起刑事诉讼，指控SAC资本顾问公司在科恩主导下进行的内幕交易“数额巨大、普遍存在，且规模在对冲基金业历史上没有先例”。[4]科恩九名前员工和现任员工对涉嫌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指控表示认罪。SAC资本顾问公司认罪，并支付18亿美元的罚款。多年来，投资者之所以选择SAC资本顾问公司进行投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它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这为他们带来不菲的回报。如果内幕交易行为早被发现，SAC资本顾问公司因此遭到起诉，那它的投资回报就没这么高，投资者也不会选择这家公司进行投资，而科恩个人财富也不可能达到110亿美元（减去18亿美元的罚款）。[5]
换句话说，如果今天的工会和60年前一样势力强大，则和我交谈的工人时薪很可能达到30美元，而不是14美元。如果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更有力，并且得到全面执行，那么史蒂夫·科恩不可能积累高达110亿美元的财富，他的客户也不可能会“自愿”选择他的公司进行投资，认为这样“物有所值”。
很多人认为，人们的价值和市场给他们的回报相当。从这一毫无意义的角度来讲，人们的“价值”和他们在市场上获得的报酬相等。一些人将这一套套逻辑与下列道德主张混为一谈，即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应得的。人们普遍认为，在当前经济制度下，一个人的收入与自身努力程度和能力成正比，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属于精英社会[00]。[6]不过略加思索后，我们会发现，除了个人价值，诸多其他因素也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例如金融遗产、个人社会关系，以及因自身长相、运气、婚姻和所处社会阶层而受到的歧视或青睐。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曾说过：“如果我们宽待自己，放松要求，我猜我们可以说自己1/5（的收入）是‘挣来’的。其他收入是我们作为这个极富生产力的社会制度一员而获得的世袭财产。”[7]
这一“极富生产力的社会制度”现在将很大一部分收入分配给了顶层人群，前0.1%人群的收入占比达到80多年来的最高值。[8]这一不平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如何分配和利用权力所产生的结果。除非有人认为权力分配非常公平，否则不能由此推定，从道义角度而言，人们的收入是他们应得的。
正如我之前所提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企业和企业高管、华尔街的大银行和富人对市场组织方式拥有不成比例、与日俱增的影响力。资本主义各大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让资本所有人（公司、公司股东和高管；华尔街交易员、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股权经理）拥有优势，同时对普通工人设置障碍。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股价上涨，工资中位数却下滑。
股价上涨，让顶层人群收入和财富大幅增加。[000]在1994~2014年的牛市期间（尽管2008~2011年经济出现衰退），股票大涨，美国的富人赚得盆满钵满。到2010年，美国前1%的最富有人群直接或间接通过养老金计划持有的股票价值占到美国股票总价值的35%。[9]前10%的最富有人群持有的股票价值占比则超过了80%。不过大部分美国人没有储蓄来投资股市，所以未能享受到牛市带来的好处。底层90%的人群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股票价值占比仅为19.2%。在2014年，超过2/3的美国人过着“月光族”的生活。[10]
如果市场组织规则全面照顾社会不同角色和职业的利益，那么一些群体的收入可能比现在要高得多。社工、教师、护士、保育员和老人护理员属于最低收入职业，不过有证据证明从事这些职业的人们具有奉献精神，颇具才能，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远高于他们的收入。例如，一项研究显示，一名优秀的教师可以让每个班的学生终生收入平均现值增加25万美元。[11]如果提高教师工资待遇，这一职业就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优秀人才。
另一方面，许多首席执行官、对冲基金经理、投资银行家、高频交易员、说客和高端企业律师为社会创造的价值远低于他们的收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在不断加速的零和游戏中，将一部分人口袋中的钱拿出来，放进另一部分人的口袋中。以高频交易员为例，他们借助电子系统获得微弱的优势，比其他交易员提前零点几秒获取信息，从而实现获利。这导致各家公司不得不竞相加大对此类电子系统的投入。同样，由于对手高薪聘请大批企业律师发起诉讼或进行辩护，各家公司不得不同样花大价钱聘请律师军团。
从事这些职业的人并不能取得能够改变社会的新发现，或者创造出丰富和深化人类意识的艺术作品。他们的创新属于金融和战术创新，也就是找到新方法，从一组资产（包括员工的资产）中榨取更多的油水，或者将他人资产和收入据为己有。这类竞赛耗尽了美国一些接受过最好教育的年轻人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本可以运用自己的才能，从事对社会更有益的工作。
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哈佛大学近一半的毕业生投身华尔街。虽然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一比例有所下滑，但是在2009年之后这一比例又开始回升。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的研究显示，哈佛高年级约70%的学生定期向华尔街和企业咨询公司投送简历。[12]其他常青藤联盟大学的情况也差不多。在普林斯顿2010届毕业生中，有近36%的人投身金融界。[13]虽然这一比例与2006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46%相比有所下滑，但是如果算上从事企业管理咨询工作的毕业生，则这一比例超过了60%。
由于富有的校友慷慨进行捐款，这些精英大学拥有庞大的捐赠基金。校友在捐款时获得税收补贴。他们中有很多人希望通过捐款提高他们的孩子被母校录取的概率，这样他们的下一代毕业后也同样能够成为极为富有的金融家、管理咨询顾问和企业高管。我想到一个更好的办法，让纳税人为更有益于社会的职业提供补贴，这个办法就是如果毕业生选择社工、保育、护理老人、医护、法律援助和教育等职业，则他们的学生贷款可被免除。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收入和自身“价值”相当。这一假设属于套套逻辑，忽视了法律和政治制度如何界定市场。最为根本的一点是，它忽视了权力问题。不知情的人们受它诱骗，误以为市场决定着一个人的收入，他们无力也不应改变这一状况。
依据这一逻辑，我们不应该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因为拿最低工资的工人自身价值和收入相当。如果他们的价值更高，那他们的收入也会水涨船高。如果我们迫使雇主向他们支付更高的工资，雇主将不得不进行裁员。同样根据这一逻辑，底层90%的人群中位数工资30年停滞不前，并且自2000年起开始下跌，这是因为新型软件技术和全球化进程导致许多老的工作岗位变得多余，中等收入工人的价值因此不如以前。[14]如果他们希望获得更高的报酬，那么唯一的方法是获取更好的工作技能，提高自身价值。
按照这一推理，大公司首席执行官配得上他们酬薪的每一分钱。50年前，他们的平均酬薪是普通工人的20倍，今天则接近200倍。[15]首席执行官们必须值这么多，否则他们拿不到如此丰厚的薪酬。如果削减或限制他们的工资，则有可能挫伤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影响他们的工作业绩，进而损害仰仗于首席执行官的其他人的利益。依据这一逻辑，华尔街人配得上每年几十万或几百万美元的薪酬，因为人们愿意支付他们这么高的薪酬。如果限制他们的薪酬，将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扭曲市场，导致金融制度变得极为低效，甚至有可能到致命的地步。
这一逻辑纯属凭空捏造，取代了清晰的思路。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大企业通过影响财产、市场势力、合同、破产和执行等“自由市场”基本规则，提高公司利润，推高股价。企业高管、华尔街银行家、对冲基金经理和私募股权经理成为前0.1%最高收入人群的主力军，他们很大一部分薪酬取决于公司不断上升的利润和股价。[16]此外，企业高管、华尔街交易员和经理能够对涉及诈骗、利益冲突、内幕交易和有限责任问题的特定规则施加政治影响力。此类规则同样影响他们的薪酬。如果对他们的税后收入进行分析，我们会发现他们对自己所支付的实际税率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不过我关注的重点是他们在影响游戏基本规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一作用不为外界所了解。正如我明确指出的，为鼓励社会最富裕群体从事当前工作而为他们提供的激励根本没有必要。这些激励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体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相对于其他人的社会价值。
我还将证明顶层人群政治和经济权力与日俱增，这与中产阶级政治和经济权力每况愈下有关。此外，我还将证明，当前作用于中产阶级的激励机制不足以让他们产生足够的信心，相信他们和下一代通过努力工作，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
最后，我将介绍穷忙族和富闲族的崛起。在美国，一些人贫困潦倒，另外一些人则过着富有的生活。有人将精英制度搬出来，为这一现象进行辩护，但是这两个群体的同时存在与这一解释相悖。正如我将要说明的那样，现行激励机制远不能够鼓励穷忙族努力，达到社会对他们的预期，并且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尊严。同时，为富闲族提供的物质奖励过多，远远超过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
[1] 参阅Inequality for All, dir.Jacob Kornbluth, 72 Productions, 2014.
[0]这一对话被拍摄下来，出现在纪录片《不平等的时代》中。该纪录片由雅克布·科恩布鲁斯执导，荣获了圣丹斯电影节评审团特别奖。
[2] 参阅 Agustino Fontevecchia, “Steve Cohen Personally Made $2.3B in 2013 Despite Having to Shut Down SAC Capital,” Forbes, March 13, 2014.
[3] Quoted in Joshua Rhett Miller, “Ex-Clinton Official Robert Reich Delivers Lecture on Greed While Earning $240G to Teach One Class,” FoxNews.com website, August 10, 2014.（郑重声明，福克斯新闻这一头条新闻中的声明是假的。）
[4] 参阅U.S.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 sealed indictment,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SAC Advisors L.P., et al., July 25, 2013 (http://www.justice.gov/usao/nys/pressreleases/July13/SACCharging AndSupportingDocuments.php).
[5] 参阅John Cassidy, “The Great Hedge Fund Mystery: Why Do They Make So Much?” New Yorker, May 12, 2014.
[00]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的讽刺文章《精英统治的崛起》中杜撰“精英社会”一词。它用于描述下列社会，即固执地将智商作为衡量标准，从而忽视了许多有天分、有才能的人，同时也忽略了测试表现优异的人品格存在缺陷的问题。不过自那以后，这一用语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为褒义词，用于描述符合下列条件的社会，即所有人凭借个人优点取得成功，例如智商、努力工作、进取心和勇气等品质；此外，人们的经济回报与个人努力程度和能力成正比。参见Stephen J. McNamee and Robert K. Miller,Jr.《精英社会的迷思》（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6] 参阅Stephen J.McNamee and Robert K.Miller, Jr., The Meritocracy Myth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7] Herbert Sim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Today's World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 P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 no.4 (2000): 749-56.
[8] 参阅Anthony B.Atkinson, 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 no.1 (2011): 3-71.
[000]“收入”通常被衡量为年收益流。“财富”则指每年未动用的收入流的累积总和。人们通常以股票、债券、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形式持有财富。财富也产生收入，例如储蓄、投资利息、红利，以及地产租金。
[9] 参阅Edward N.Wolff,“The Asset Price Meltdown of the Middle Class,”panel paper, 2012 APPAM Fall Research Conference, presented November 10, 2012,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10] 参阅“Getting Paid in America 2014,”American Payroll Association, 2014 (http://www.nationalpayrollweek .com/documents/2014Getting Paid In America SurveyResults_FINAL_000.pdf).
[11] 参阅Raj Chetty,John N.Friedman,and Jonah E.Rockoff,“Measuring the Impacts of Teachers II: Teacher Value Added and Student Outcomes in Adulthood,” NBER Working Paper No.1942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ebsite, September 2013.
[12] 参阅Amy J.Binder,“Why Are Harvard Grads Still Flocking to Wall Street?” Washington Monthly, September 2014.
[13] 参阅Catherine Rampell, “Out of Harvard, and into Finance,”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 2011.
[14] 参阅Thomas Piketty and Emmanuel Saez,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1 (2003): 1-39 (tables and figures updated to 2012, September 2013, table A6).
[15] 参阅Lawrence Mischel and Alyssa Davis,CEO Pay Continues to Rise as Typical Workers Are Paid Less, Issue Brief #380,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ebsite, 2014.
[16] 参阅Jon Bakija, Adam Cole, and Bradley Heim, “Jobs and Income Growth of Top Earners and the Causes of Changing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U.S.Tax Return Data,”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s 2010-22, Williams Colleg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ebsite, 2008, revised January 2012.